光宗是明王朝第十四个皇帝，为宫女王氏于万历九年所生，在位仅1个月，是明王朝所有皇帝中在位时间最短的，死后葬于庆陵。
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是个平常的年份。但它对朱常洛却至关重要。正是这一年的一个偶然时刻，才衍生了他以及他近40年莫可名状的荣辱悲欢。
对这个时刻的到来，他那当时年仅16岁的生母王氏毫无精神准备。那时她是慈宁宫里侍奉皇太后的一名普通宫女，18岁的神宗常去母亲那儿请安，也未对她特别注意。但是这一天，神宗却不知怎么要洗手，王氏就端过一盆水凑近皇上，于是被临幸。一段时间后，王氏的身孕逐渐显了出来，这令盼孙心切的皇太后欣喜异常，便借神宗陪宴的机会，问起这件事。谁知，神宗却态度冷漠地说不曾有过。太后这才明白，这皇帝儿子根本没把她的宫女放在心上。无奈，只好令人取出详细记载了这件事发生的时间和神宗赏赐何物的“起居注”，当面验对。神宗一时面红耳赤，只好承认确有那么一次冲动。太后趁机安慰说：“我老了，还没见过孙子。这次若生个皇子，也是宗社的福分。”神宗无话可说，便认下了这个还未出世的孩子，并照太后旨意，先将王氏封为才人，数月后，又封为恭妃。
按照明王朝有关宫廷规矩，如皇帝不承认宫女的身孕与自己有关，轻者宫女腹中的孩子得打掉，重者宫女就得丧命。因此神宗如果一念之差就是不承认，或者皇太后拿不出证据，朱常洛根本就不可能来到这个世上。
朱常洛在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八月十一日出生，便有了皇长子的名分。那时，神宗虽有王皇后和刘昭妃，终因二人都终生不生养而无子嗣，常洛出生，皇太后与廷臣们都想到了立储问题。按“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惯例，以后的太子就是常洛了。所以，常洛在祖母皇太后面前格外得宠。他聪明活泼，无忧无虑，平稳地生活到万历十四年他的弟弟、皇三子常洵降生。
常洵的降生给他的命运带来了重大变化。常洵是郑贵妃的儿子。郑贵妃极受神宗的宠幸，因此，常洵出生后，神宗借机将其母封为皇贵妃，并为常洵大办庆宴，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热情。
有些大臣怕“子以母贵”，神宗会“废长立爱”，因此就上奏要求早立太子，而一批揣摸神宗意思，成为郑贵妃朋党的人就极力阻挠，因此朝中开始了长达15年的建储之争。守正的廷臣、言官们为维护“礼法”和他们的党帮利益，坚持要把常洛立为太子，奏疏雪片般地向神宗飞去，神宗对立朱常洛为太子的请求十分反感。于是上疏的大臣大多因此获罪被贬。然而，能左右神宗的皇太后却支持“立长”。一天，神宗去请安时，太后问为什么不尽快册立常洛。神宗吭哧了半天说：“他是宫女的儿子。”太后一听勃然大怒，斥责道：“你也是宫女的儿子！”吓得神宗从此才不敢再公开反对立长子。
但他采用拖计，不反对立长子，可就是不立，名义上的借口是皇后还年轻，还有可能生出嫡子。
到了万历二十年，嫡皇子还未出生，朱常洛已11岁，却还没有接受正规教育。廷臣们见短期内册立无望，便纷纷疏请对常洛能按太子预教的祖制，配备一套东宫官属，教他读书，并学习为君之道。这是一种迂回的对策，他们希望造成常洛就是未来太子的声势。不过，万历二十年的预教之请很快就被神宗扑灭了。他抓住礼科给事中李献可联合六科诸臣所进的疏请将弘治年号写错了这一小节，痛斥其欺君罔上，同时，株连贬斥了大学士赵志皋、户科左给事中孟养浩等疏请预教最为激烈的11个人，使满朝文武惊骇感叹不已。
但大臣们仍不甘心，仍有不少人拼死上书，加上朱常洛确实也该启蒙教育了，因此神宗才在万历二十一年不得不下令举行预教典礼，一切仪注都与东宫讲学一样。
对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常洛很珍惜。他深知父皇对他必定多有刁难。上学后，神宗对常洛的要求，果然无礼而苛刻。按惯例，皇子的“经筵”、“日讲”，以一天的上午9点到11点开始，如遇天气过冷或过热，即传免。但常洛却必须从早上3点到5点就开始，无论多冷、多热，也不得停讲。冬天天寒地冻，神宗却常常故意不传赐暖耳、烤火炉等用具。这一切，常洛都默不作声地忍受了。在还没有被册立为太子的时候，他不想因小失大。不仅这样，他还相当注意表现自己的才华，争取人心。一次，讲官董其昌问：“如何理解‘择可劳而劳之’这句话？”常洛回答：“就是‘不轻用民力’的意思。”讲官们都为年龄不大的皇长子能做如此准确、机智的解答，感到十分高兴，到处赞颂他勤于苦读，聪颖不凡；勤于思考，旁通大旨。守正的廷臣、言官们听说了，便更加认为“立长”的正确；神宗得知了，竟追忆起自己6岁时由张居正等大臣预教时的情景。他无可奈何地想，难道真的非册立常洛为太子不可吗？
7年之后。朱常洛终于被册为太子，他的几个皇弟也同一天受封为王。此后不久，常洛又举行了冠婚礼，至此命运之神终于向他微笑了。
地位初定，朱常洛松了口气。然而不久他就发现太子的生活与想象的相距很大，他的磨难还远没有结束。
那时候，他被安排住在条件非常差的慈庆宫，并规定未奉召不得入见。慈庆宫的供奉很淡薄，不要说跟祖制的太子俸禄无法相比，就是与其他皇子比也让人感到寒酸。而更令常洛难以忍受的，是神宗其实并不维护他作为太子的地位和尊严。出阁讲学，他有浓厚的兴趣和求知欲望，但刚刚开始不到一年，便莫名其妙地给停了。册为太子后，他曾明里暗里几次表示愿意接续下来，神宗却一概不予理睬。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由于廷臣们连疏数百封，神宗才下令，在辍讲已经11年后再重新举行。这次常洛格外恭敬用心，对侍班、讲读官员一律尊称先生，赏赐酒馔。听讲回答，敏捷精妙，博得内宫处廷一片赞誉。然而一讲之后，又是莫名其妙地令停，此后再未举行过。万历三十三年十一月，常洛的选侍王氏生了皇长孙朱由校。神宗得知，反应淡漠，给了兴奋得有点失态的常洛兜头一瓢凉水。万历三十九年九月，常洛生母王恭妃长年抑郁，终于病重。常洛请求再三，才被准许探望。来到宫前，却见大门上着锁，常洛很为母亲门庭冷落而难过。此时，王恭妃患眼疾已双目失明，她用颤抖的手上下摸着常洛，哭着说：“你长这么大了，我死而无憾！”母子俩抱头痛哭。王恭妃死后，大学士叶向高上疏说：“皇太子母妃病故，丧礼应从厚。”神宗未表态。众臣又上疏，这才赐谥肃靖皇贵妃。这件事，常洛一直耿耿于怀。他即位后，立即尊谥母亲为“孝靖皇太后”，并归葬定陵。
在经历了这许多事后，常洛知道自己的地位还很不稳固。而更大的危险，则在于以郑贵妃为首的反对势力，一天都没有放弃使自己的儿子福王取代他而为太子的努力。甚至连郑贵妃的父亲郑成宪、伯父郑承恩、哥哥郑国泰也都行动起来，组织人力造谣鼓吹，一心想把常洛废掉。这些活动愈演愈烈，于是就发生了明末“三案”中的头一案“梃击案”，从而使常洛的命运又一次出现了重大转折。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傍晚，紫禁城高大建筑的屋顶上，隐隐地还有一抹夕阳的余辉。常洛已用过晚膳。明天是端午节，宫中这阵子正为节日用度做准备，他闲着无聊，想出门看看。这时，门外忽然传来了一声惨叫和一阵喊打撕扭声。宫内立刻乱作一团。又过了好一阵子，他才知道事情的经过。原来，刚才有一个汉子，手持枣木棍棒，悄悄闯进了他居住的慈庆宫。那时慈庆宫侍卫很少，整个宫门只有内侍李鉴一人把守。那汉子潜进来之后，先手起一棍，将李鉴击倒，迅即向前殿扑去。李鉴一看此人有对太子行凶的企图，于是没命地喊了起来。内侍韩本用闻声立刻带众役赶来，七手八脚将其擒获，并押送到驻守东华门的守卫指挥朱雄那儿，由他们暂为看管。常洛听说那汉子是想来谋害他的，禁不住一阵悚然，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来。
终于查清这是一桩谋害案。由于案子牵扯到了郑贵妃的两个内侍庞保、刘成，所以举朝上下，议论汹汹，都指责郑贵妃一家是此案的主谋，要求查办，这意外的结果，又令常洛大吃一惊。他知道郑贵妃为“立储”的事对他十分忌恨，却没料到这忌恨竟到了要致他于死地的程度。他感到忿然。不过他清楚，自己也仅能止于忿然而已，郑贵妃朋党成群，不能不令人有所顾忌。
常洛对在以自己为漩涡中心的这桩案子里所应取的态度和做法，想了很多，却惟独没有想到郑贵妃会来求他。那时情势的发展，对郑贵妃十分不利，不仅群臣们纷纷弹劾；而且庞保、刘成也都随时可能彻底地出卖她。她接二连三跑去向神宗哭诉，但此案事出有因，干系太大，神宗也没办法，只好对她说：“到了这个地步，朕也不便硬保你，你可速去找皇太子，让他为你解脱吧！”郑贵妃无奈，只好来到慈庆宫。一见常洛，跪倒便拜，慌得常洛手足无措，自己也忙跪了下来。贵妃拜罢，便哭诉冤枉，求太子救她。常洛生性怯弱，见平日不可一世的郑贵妃这副样子，十分惊恐。他极想此案能早点有个了结，于是，便命伴其读书的内侍王安代他起草令旨，要诸臣别再纠缠不休；同时启奏父皇，请令法司尽速结案，不要再株连。
他的这种做法，令神宗顾虑全消，于是在辍朝25年之后亲自出面了断此案。五月二十九日神宗下令，凶手处死；10多天后，庞保、刘成也被秘密杖死；其余有关人犯被发配边地。神宗和郑贵妃了却了一桩心事，常洛也松了一口气。
梃击案后，常洛作为太子的地位，算是彻底稳固了。由于他关键时候帮了大忙，神宗开始对他另眼相待，一应生活用度也着令大为增加。而郑贵妃，眼看废立不成，常洛继承帝位大局已定，心中十分恐惧。她深知自己对常洛多有得罪，为了将来不遭报复，便一反常态，对其加倍逢迎。她借口感激常洛的解救，不仅好话说尽，而且经常赠以钱财、珠宝，还从她的宫女中挑选了8名最美的送给常洛。这时的常洛，境况已大为改观，再也不受压抑、冷遇，所到之处，满目喜风，不觉踌躇满志起来。他将一往的屈辱全抛在脑后，恣意放纵，耽于享乐，酒色财气，无所不沾。那境况如饥似渴，真有久旱甘霖、一下子要补足30多年亏空之势。
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七月。明神宗朱翊钧病情加重，半个月几乎饮食不进。熬到二十一日，终于一命归西。
泰昌（朱常洛的年号）元年（公元1620年）八月初一，朱常洛终于黄袍加身，当上了大明皇帝，是为光宗。但由于他在太子地位巩固后，为弥补以前的损失，极力纵情酒色，有时一夜竟临幸几个女子，因此在登上皇位之前身体就早已空虚不堪，所以在登基大典上脸色苍白，浑身微颤，只能勉强支撑到仪式结束。
光宗在当太子期间对于万历时期的弊政看得还是清楚的，因此上台后在群臣的帮助下，主要是办了以下几件事：
第一件事是罢矿税使。他以传谕神宗遗诏的方式，下令罢免全国境内的矿监、税使和中使衙门里的中官，停止任何形式的采榷活动。诏令说：“过去兴矿税，是因为被烧毁的‘三殿’、‘三宫’无钱修建，才采用的权宜之计，从现在起全部立即停止。各处管税的内官一律撤回。加派的钱粮，今年七月以前已征的就算了，没征的一律豁免。”这矿税早为人们所深恶痛绝，所以诏书一颁，朝野欢腾。
第二件事是饷边防。他下令由大内银库调拨200万两银子，发给辽东经略熊廷弼和九边抚按官，让他们犒赏军士。并拨给运费5000两白银，沿途支用。他还专门强调，银子解到后，立刻派人下发，不得擅自入库挪作他用。
第三件事是补官缺。常洛即位之初，内阁仅有方从哲一人，其余官职也缺很多。他先命吏部右侍郎史继偕、南京礼部侍郎沈深信为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随之，同意方从哲的催请，将何宗彦、朱国祚等四个升为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启用卸官归田的旧辅臣叶向高。又根据吏部尚书周嘉谟的奏疏，同意将为“立储”上疏获罪的王德完等33人和为矿税等事获罪的几十人，一概录用，其中，邹元标升为大理寺卿、王德完升为太仆寺少卿，那时每个寺里大的配备寺卿二至十多人，各寺都满了额数。因此有人感慨光宗矫枉过正，又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官满为患”。
八月初十，朱光宗觉得精神不错，听朝回来后，就命人在内廷摆开筵席，酒席闹至很晚，他又乘兴连幸数女，当夜就一下病倒。第二天，是光宗39岁生日，也只好传免。
到八月十四日，召内侍御医崔文升诊治。崔文升草草地看过之后，用了一剂泄药。服下不久，光宗便觉不适，一昼夜支离床第，竟腹泻了三四十次，顿时觉得委瘁不堪。此时宫内一片混乱。急召内阁首辅方从哲入
宫，在交待了一些后事后，朱光宗问方从哲，听太监说鸿胪寺官员李可灼要进呈一种仙药，能治他的病。方说听说过这事，但不敢相信，朱光宗这时病急乱投医，一听真有其事，立即令中使宣李可灼进殿临榻诊视，并让他赶紧进药。李可灼马上用人乳调药，给光宗服了一枚红色药丸，就是所谓“红丸”。服药之初，光宗感觉很舒服，一个劲夸李是“忠臣”，并传谕众臣：“朕用药后，自觉身心舒畅，也想吃饭了，卿等放心。”被召见而未离朝的诸臣这才欢跃而退，只留下李可灼与几个御医。入夜，朱光宗担心药力不足，令再进一枚红丸，这次却感觉十分不好。五更时分，内侍急召诸臣入见最后一面。九月初一，东方泛白的时候，这位年仅39岁、登极只有30天的皇帝，就带着一腔遗憾，撒手归西了。
由于朱光宗是服用“红丸”后，才病情急剧恶化故去的，所以廷臣们觉得差不多是李可灼断送了皇上的性命，于是演绎起来。人们首先觉得这“红丸”是个疑点，它是个什么药呢？有说是春药的，有说是金丹药的，也有说是补药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药性大燥，对于虚衰日久的光宗，是断不该用的。光宗先是有崔文升下泄药一损在前，这“红丸”又燥益在后，一损一益，都是追魂断命的劫剂。所以，就有人说崔、李都是弑逆，主张处以极刑，同时，查明谁是幕后人。由此引起已有衰歇之象的党争又热热闹闹地兴了起来。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明末“三案”中最后一案“移宫案”已发，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红丸案”才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