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宗李炎，生于唐宪宗元和九年（公元815年）六月十二日，为唐穆宗第五子，初名瀍，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三月，改名为李炎。母为韦氏。开成四年（公元839年）年正月，以皇太弟身份正式登基即位，是为唐武宗。
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三月，唐穆宗封诸皇子为王，李瀍受封为颍王，与同时被封王的诸兄弟景王湛（唐敬宗）、江王涵（唐文宗）、漳王凑、安王溶等，同住在皇宫之外的十六宅。
住在十六宅中的诸王，大多无所事事，整日声色犬马，醉生梦死。颍王却不同，他不为侈靡生活所诱惑，有心计，善谋划，史称他“沈毅有断，喜愠不形于色”。两位兄长敬宗、文宗先后当了皇帝，对他刺激很大。这时期，人们对嫡长子嗣位观念已经淡漠，颍王心里亦萌生了“做天子”的欲望。
开成三年十月，皇太子永暴死，次年十月，文宗立侄儿、敬宗第六子陈王成美为皇太子，等待册礼。次年正月二日，文宗突然病倒，奄奄一息。朝廷形势顿时紧张起来，焦点都集中到继承人的安排上。
文宗病倒的当天夜里，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假传圣旨，率领神策军来到十六宅，迎接颍王赴少阳院受旨。文宗无奈，只得诏立颍王为皇太弟，临时执管军国政事。皇太子成美复封为陈王。皇太弟李炎赴东宫思贤殿接受百官朝拜。
正月四日，文宗崩，遗诏皇太弟于柩前即皇帝位。十四日，27岁的唐武宗正式登基。武宗一即位，立即将同自己争夺皇位的陈王成美、安王溶及杨贤妃赐死于府第。接着论功行赏，有援立之功的右军中尉仇士良被封为楚国公，左军中尉鱼弘志被封为韩国公，太常卿崔郸为户部尚书判度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升为宰相。册宫人刘氏、王氏为妃。知枢密刘弘逸、薛季棱受文宗宠信，曾见召于文宗临终时刻，知道文宗本意不欲立颍王李炎，两人与仇士良互视为敌雠，仇士良几次劝李炎把这两个杀掉。不久，李炎便下令赐死刘、薛二人。
与薛季棱、刘弘逸伏诛的同时，没有拥立颍王的宰相杨嗣复、李珏也被罢相。贬杨嗣复为检校吏部尚书、潭州刺史，充湖南都团练观察使，李珏为检校兵部尚书、桂州刺史，充桂管防御观察等使。仇士良等劝武宗将他们处斩，宰相崔郸、崔珙等以国朝先例，非恶逆显著不杀大臣为由力谏，杨、李乃幸免于死，但又再贬嗣复为潮州刺史。
经过这一赏一贬，朝廷中反对力量基本清除。但是，武宗最讨厌并曾发誓要清除的宦官仇士良等借援立之功仍把持朝政，控制自己。他强烈地意识到，尽快摆脱自己的被动地位是当务之急。而这就需要有一位才能卓越的宰相统领南衙，以便逐渐取代宦官势力，控制朝廷大权。经过慎重选择，武宗把这一愿望寄托给了久负盛望的李德裕，并把他从淮南节度使任上擢为宰相，入朝秉政。
李德裕是河北赵州人，出身士族之家。父亲李吉甫是唐宪宗倚重的宰相。李德裕不屑参加科举，从门荫入仕。穆宗初，擢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开始参预朝廷机要，后被牛僧孺排挤，离开朝廷，出任浙西观察使、西川节度使等地方官职，前后历17年之久。文宗、武宗期间，当了7年宰相。宣宗大中四年（公元850年）被贬死崖州。李德裕从事政治活动40年，是唐后期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会昌二年（公元842年）七月，回纥乌介可汗被黠戛斯部落打败，带着嫁到回纥20年的唐宪宗之女太和公主往南逃窜，以为唐朝软弱可欺，打着奉太和公主南归的旗号，公然提出要唐供给牛、羊、粮食，借驻天德城以安公主、可汗等无理要求，武宗予以严辞拒绝。八月，乌介可汗领兵悍然越过把头峰（今包头市附近），南入大同川，掠牛马数以万计，直逼云州城（今山西大同市）。
面对回纥乌介可汗的入侵，朝廷之中议论纷纭，牛僧孺等保守势力主张固守边防，不可出击。宰相李德裕全面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认为回纥正趋衰势，击之必胜。武宗采纳李德裕的意见，立即诏调许、蔡、汴、渭等六镇之兵，驰援天德、振武，任命太原节度使刘沔为回纥南面招讨使，张仲武为东面招讨使，李思忠为西南面招讨使，各路大军会师太原，待机讨伐。
与此同时，武宗赐给乌介可汗诏书，列数其罪状，并警告他要“速择良图，无贻后悔”，尽可能争取招抚。然而，乌介可汗一意孤行，会昌三年正月，悍然发兵进攻振武。
刘沔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马使王逢率三千骑兵为前锋，刘沔殿后。石雄挖地道攻入乌介可汗的牙帐（指挥所），各路大军配合猛攻，在东胡山大败回纥军队，俘虏了两万余人，乌介可汗中箭逃往黑车子族，太和公主亦被唐军夺回，送归长安。唐军取得反击战的彻底胜利。
外患甫定，内乱继起。会昌三年，昭义镇节度使刘从谏卒，其侄刘稹又发动了叛乱。昭义镇辖有5州31县，节度使驻潞州，为临近两京的战略要地。事件发生后，朝廷哗然。对藩镇之乱心有余悸的朝廷大臣们大都主张姑息妥协，答应刘稹的要求，授予节钺，同意为留后。只有李德裕等少数的大臣坚决主张对刘稹用兵平叛。武宗力排众议，独纳李德裕的意见，决定利用藩镇之间的矛盾，用藩镇之兵讨伐刘稹。
五月，武宗下诏，削夺刘从谏和刘稹官爵，任命成德节度使王元逵为泽、潞北面招讨使，魏博节度使何弘敬为泽、潞南面招讨使，与河东节度使刘沔、河中节度使陈夷行、河阳节度使王茂元等合力讨伐刘稹。随后又调武宁节度使李彦佐任晋绛节度使，配合各路兵马。
诏令一下，各路大军进展迅速，惟独李彦佐行动迟缓，并且上表请求在绛州休整。武宗立即调整部署，从天德军方面调石雄任晋绛行营节度副使，准备取代李彦佐。同时对各路讨伐军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严明军纪，禁止部队焚烧庐舍，挖坟掘墓，侵扰百姓，从而取得了沿途百姓的支持。至会昌四年七月，邢州刺史裴向、洺州刺史王钊、磁州刺史安玉等抵不住王元逵、何弘敬的压力，各率部开城投降。八月，三州投降的消息传到泽、潞二州，叛军内部分崩离析，刘稹亲信、潞州大将郭谊等取刘稹首级，迎接讨伐军进城。历时13个月的昭义之乱，至此彻底平定，收复5州31县。昭义镇的收复，削弱了藩镇割据势力，巩固了唐王朝的统一。
由于平叛的胜利，整个朝廷都被武宗突如而来的威力震慑住了。武宗与李德裕君臣二人配合得如此默契，令群臣瞠目结舌，甚至连身历多朝权势显赫且具援立之功的大宦官仇士良等也不得不另眼相看，重新审时度势。正当宦官们狐疑、观望、等待之际，武宗君臣立刻推出了限制宦官的方略。
他首先稳住仇士良、鱼弘志等。加封仇士良为楚国公，鱼弘志为韩国公，也权作对他们援立之功的“报答”。随后即诏调在淮南节度使任上的李德裕入朝秉政。武宗采纳李德裕的意见，有步骤有分寸地开始对宦官的权力进行剥夺。首先向宦官头子仇士良开了刀。武宗自即位之初便对仇士良进行种种限制，不准他参预政事。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八月，仇士良奏请武宗以自己从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的职务荫补其子为千牛官。千牛又名千牛备身，为中央禁军左右千牛卫的属官，专掌护卫天子。官位虽低，但选拔极为严格。对他的请求，唐武宗置之不理。
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四月，武宗令中书省起草诏书，削减禁军的粮饷。在此之前，天子的诏令是由大宦官传递经办的，而今仇士良等却不能参预。仇士良恼怒地说：“果真如此，我将率领禁军兴乱示威。”武宗得悉，气愤地说：“纯为奸人之诃！”当面斥责仇士良“削减粮饷之事，纯属朕意，且尚未实行，你何必出此狂言？”一向骄横的仇士良竟诚惶诚恐，俯首请罪。从此仇士良的权势受到很大限制。会昌三年，仇士良见武帝内心十分忌恶自己，无奈退休，不久死去。1年后，武宗下诏，追削仇士良生前所受官爵，并籍没其家产。
同年，唐武宗不同枢密使商量，直接任命崔铉为宰相。唐中后期，由宦官出掌的枢密使“承受诏旨，出纳王命”，控制禁军，掌握国家机密，取代了中书省的权力，权势极为显赫。武宗架空他们，无疑是对其权限的极大限制。
宦官势力不仅把持朝政，也控制着兵权，并利用兵权扩大势力。李德裕当宰相后，上书武宗，总结了德宗以来中央与藩镇作战失败的三个原因：一是由于宦官军权太大，战时诏令从宫廷直接发到前线，宰相却不能参预决策。二是宦官监军，随意指挥，束缚了将帅的手脚，使军队不能灵活作战。三是每军各有宦官作监使，他们选军中最强壮的士兵作为牙队（卫队），让老弱士兵出阵作战。开战后，监使率牙队在远处观战，见势不妙，便策马先逃，阵上士兵随之溃退。武宗接受李德裕的建议，诏令监使不准干预军政，监使选牙队每千人中只准抽十人。由于牙队人数少了，监使便不敢到前线观战，由此加强了将帅的指挥权，使他们能机动灵活地在前线作战。
武宗对宦官势力的打击尽管是有限的，但对唐王朝来说却是受益非浅。唐武宗能摒绝近宠，在历代皇帝中也不多见。
宗教的传播也是文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唐朝又是我国吸收佛教等外来宗教最为旺盛的时期，这本来是好事。但是，宗教往往被教内外的别有用心者引上歧途，蠹耗生灵。会昌二年三月，李德裕下令禁止置童子沙弥。十月，又下令，凡僧人违犯戒条，擅自娶妻者，一律责其还俗归乡，没收其钱粮田地。欠债者，还俗后充为徭役。当时还俗的和尚达3000余人。随后，武宗下诏，限定寺院奴婢人数，规定每僧只准用一个奴婢，尼姑用二婢。会昌三年，因与奉摩尼教为国教的回鹘交恶，唐朝又废除了摩尼寺，斩杀摩尼师，籍没其财产。翌年四月，下令禁止寺院供奉佛牙，并拆毁了一部分山房兰若（较小的寺院）。
从会昌元年到会昌四年，武宗经过4年的调查准备，为全国规模的灭佛运动创造了条件。
会昌五年，武宗根据中书门下的奏疏，发布了灭佛诏书。三月，武宗诏令对全国各地寺院的财产进行调查登记；五月，勒令50岁以下的僧尼，不论有无度牒，一律还俗，遣送还乡，参加生产。武宗还批准了宰相的奏请，规定：上州（三万户以上）每州只准留一所佛寺，下州（二万户以下）的佛寺全部废毁。上都（长安）、东都（洛阳）每地各留两所寺院，每寺留僧30人。到会昌五年底，全国共销毁寺院、兰若46600余所，僧尼还俗20余万人，解放奴婢15万人，没收土地数10万顷。收缴的铜像、钟磬送归盐铁使铸钱，铁佛像由各州收缴，铸造农器。还俗的僧尼，一律遣送回原籍充为两税产。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会昌灭佛”。
武宗在强行灭佛的同时，却又企图恢复国教（道教）的权威，用道教压制佛教，因而大力提倡道教。
早在未执政前武宗就颇好道术修炼之事。即位后，即召道士赵归真等81人来朝廷，向他们询求道术，并在三殿修建金录道场，武宗亲临九天坛接受法录。当时谏官上疏谏止，武宗置之不理。六月，又封衡山道士刘玄靖为银青光禄大夫，充崇文馆学士，赐号“广成先生”，与道士赵归真住在宫廷，撰修法录。赵、刘两位道士在武宗面前极力诋毁佛教，这正中武宗下怀，因此，灭佛运动愈演愈烈。
自此而后，武宗对道士备加崇信，渴望赵归真、刘玄靖等道士能够炼出长生不老的仙丹，服后成仙。对这种愚蠢的行为，当时谏官刘彦谟曾上书切谏，反被武宗贬出朝廷。
会昌三年（公元843年）五月，正值昭义镇发动叛乱之际，武宗竟在禁中建造望仙楼，企望步入仙境。会昌五年正月，又在南郊建造望仙台，并诏令神策军重修望仙楼及廊舍539间。
会昌六年三月，丹药炼成，武宗迫不及待地吞服而下。药服下后，武宗顿感不适，继而狂躁不安，喜怒失常，旬日间便丧失了说话能力。二十三日，武宗在长安大明宫驾崩，终年33岁。八月，葬于端陵，谥“至道昭肃孝皇帝”，庙号为“武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