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有一些可爱的女人，她们那碰巧又明亮又有模样的眼睛，并不是在刹那间、也不是在羞答答的一瞥时马上就叫我们动心，而是在这位无情的人儿不在场，而神奇的魅力依然存在，灼灼的目光始终在暗中储存着，从而日积月累迸发出一阵炽烈的光芒，才叫我们动了心。不管丽莎·普宁，如今是丽莎·温德，那双眼睛是怎么样的，只要你冥思一想，它们就好像露出本质，宝石般水亮，然后茫然地闪着蓝晶晶、水汪汪的光芒凝视着你，仿佛阳光和海水泼溅在你自己的眼眶里似的。她的眼睛是透明的淡蓝色，衬托着黑睫毛和粉红眼角，两边还微微翘起，几道微细的皱纹不太显眼地扇形般展开。亮脑门上长着一头深棕色头发，肤色白里透红，嘴唇上搽着淡淡的口红，除了脚踝和手腕稍胖一点之外，她那种丰满、活泼、天然、并不过分修饰的美态是无疵可寻的。
当时，普宁是个年轻有为的学者，她是条比现在更水亮的美人鱼，性格上却几乎跟现在没什么两样，一九二五年前后，他俩在巴黎相遇。他蓄着稀稀拉拉的茶褐色胡子（眼下要是不刮就会滋出猪鬃似的白胡子碴儿——可怜的普宁，可怜患白化病的豪猪啊！），那两撇苦行僧式的唇髭上面长着一个光溜溜的胖鼻子和两只天真的眼睛，活脱儿是个老派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体形上的完美代表。他在绿绿街阿克萨考夫研究所有个小差事，还在格莱赛街索尔·巴格罗夫开设的一家俄文书店里兼差，就以此为生。丽莎·包果列波夫是一个医学院学生，刚满二十岁，穿着她那件黑色短丝上衣和裁缝做的裙子，显得十分标致，她已经在摩顿疗养院工作，院长就是那位卓越而令人生畏的老太太萝赛塔·斯通大夫，当今最具摧毁性的精神病学家之一；除此之外，丽莎还写诗——主要是用那种吞吞吐吐的抑抑扬格写；说真的，普宁就是在一些青年流亡诗人举办的文学晚会上头一次跟她相遇的，他们都是在苍白的、没有欢乐的青年时期就离开了俄国，如今朗诵一些怀念故乡的挽诗来敬献给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对他们来说可比一件糟糕的流行玩具，一样从阁楼里找到的小摆设，一个水晶球更有点意义，那个水晶球只要你一摇晃就会在里面下一阵亮晶晶的小雪，落在硬纸壳做的一棵小枞树和一个小房子上。普宁给她写了一封情意绵绵的信——如今作为私人收藏被妥善保存——她流着自怜的眼泪看完它，那当儿她刚从一场服毒自杀中被抢救过来，原因是跟一位文人发生了一段相当愚蠢的恋爱，那人现在是——嗯，这儿就不必提他了。她的密友，五位化验员，都说：“普宁嘛——好好，立刻就会有个娃娃呱呱落地。”
结婚几乎没有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惟一不同的是，她搬进了普宁那个肮脏的公寓。他继续搞他的斯拉夫语研究，她呢，接着干她那种心理剧实验，还有产卵似的写诗，她的诗篇就跟复活节的彩色蛋似的，弄得到处都是，而且在那些描绘她要生的孩子、她想有的情人，以及圣彼得堡（无非是抄袭安娜·阿赫玛托娃的作品）的花红柳绿的诗作中，每个语调，每个意象，每个隐喻都早已让其他作诗的家伙用过了。在捧她的人当中有一位银行家是个直爽的艺术赞助人，他在那些流亡巴黎的俄国人里挑选了一位很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家佐尔契科·乌兰斯基，请他在“乌果乐克”餐馆吃了一顿备有香槟的美宴，叫那个老小子在他专为一份俄文报纸撰写的下一期专栏里好好捧捧丽莎的诗才，佐尔契科就从容不迫地把阿赫玛托娃那顶桂冠戴在丽莎长着栗色鬈发的脑袋上了，丽莎高兴得淌下热泪——简直就跟当选的“密歇根小姐”或者“俄勒冈玫瑰皇后”一样。不知内情的普宁把那段无耻吹捧的文章剪下来，折叠好夹在自己那本正正经经的笔记本里，时常拿出来天真地念几段给这位或那位感兴趣的朋友听，一直到后来那张剪报都给揉得又皱又脏才作罢。他对那些更严重的事情也毫不知情，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里的一天，他把那篇残缺不全的评论文章贴在一本剪贴簿子里的时候，丽莎忽然从默顿打来电话说她将和一个了解她的“有机的自我”的男人到蒙彼利埃去，那人是埃里克·温德大夫，因此她不再回到铁莫菲身边来了。一个不认识的红头发法国女人前来把丽莎的东西取走了，还对他说，这下可好啦，你这个地窖里的耗子，往后不会再有任何可怜的妞儿taper dessus啦一两个月过后，温德寄来一封略表同情和歉意的德语信，向lieber Herr Pnin保证：他，温德大夫，渴望同“那个走出你的生活圈子而进入我的生活圈子的女人”结婚。普宁当然会同意跟她离婚，就跟把他的生命奉献给她一样心甘情愿，同时还献上一些剪下来的湿漉漉的花枝，搭配着一点绿叶，还干脆利落地包扎好，就像在阴雨连绵使镜子发灰变绿的复活节期间泥土味儿很浓的花店里做的那样。但是，温德大夫原来在南美已经有个老婆，她为人居心叵测，护照也是假的，在她自己的某些计划尚无眉目之前，不愿受到干扰。这期间，新世界也正在召唤普宁，他的一位好朋友康斯坦丁·沙多教授愿意从纽约向他提供一切移居美国的帮助。普宁把他的计划通知了温德大夫，还给丽莎寄去流亡者办的一种杂志的最近一期，因为第二〇二页上提到了她的大名。凡是持有欧洲官僚主义老爷发给（俄国流亡者类似假释证那样的）南森护照的人，在申请离境时必然要遇到那帮老爷设置的种种障碍，就像得通过阴森森的地狱一般（这倒使苏联官方大为高兴），普宁已经走通了地狱的一半，忽然在一九四〇年四月一个潮阴阴的日子里，他的大门铃声大作，丽莎拖着疲惫的脚步，挺着一个小橱柜似的七个月身孕的大肚子，走了进来，累得直喘气，她一边摘掉帽子，踢掉鞋子，一边声称全都铸成大错，从今以后她仍旧是普宁的忠实而合法的老婆，无论他到哪儿去——即使漂洋过海，她也准备追随他到底。那一阵子，大概是普宁有生以来最幸福——一种持久的沉重而痛苦的幸福激情——的日子啦，于是他就加快步伐办理签证，准备行装，一位又聋又哑的大夫给他进行体格检查，用一个装装样儿的听诊器放在普宁好几件衣服上面听听他那跳得很不匀称的心脏，那个在美国领事馆工作的好心肠的俄国太太（我的一个亲戚）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再加上到波尔多去的一段旅程，搭上那艘又漂亮又干净的远洋轮船——这一切都带有丰富的神话色彩。他不仅准备等孩子一生下来就作为自己的孩子来抚养，而且确实一心一意地巴望着那样做，丽莎带着满意、不知怎的又有点像母牛那样的表情听他讲解今后对孩子的教育计划，因为他好像当真已经听见婴儿哇哇的哭声和不久就会说出来的头一句话。她素来爱吃糖衣杏仁，现在她可消耗掉惊人的数量（从巴黎到波尔多，一路上吃了两磅），苦行僧式的普宁，晃晃脑袋，耸耸肩膀，喜悦而敬畏地瞧着她狼吞虎咽地贪吃；那些dragées丝一样滑溜的外衣，同她那绷得挺紧的皮肤、她的肤色和她那没有缝隙的牙齿永远印在他的脑子里了。
叫人多少有点失望的是，她一上船，朝滔滔大海瞥了一眼，说声“Nu,eto izvinite（没事可干）”，就立刻隐退到船舱里去了，在横跨大西洋的那段行程中，她绝大部分时间都平躺在床上。同一卧舱里还有三位说话简洁的波兰人的三位碎嘴的老婆，那三个波兰人——一名摔跤手，一个花匠，一位理发师——又是普宁那间卧舱里的伙伴。第三天夜里，丽莎早已睡下，普宁独自闲坐在休息室里，这当儿一位前法兰克福报纸编辑——一个身穿套头高领毛衣和灯笼裤、囊眼泡、神情忧郁的长者，建议跟他下盘棋，他愉快地接受了。两人都不是下棋的好手，可又喜欢算得不准就大胆弃子，急赤白脸地想赢得胜利；对局时又被普宁那一嘴怪腔怪调的德语搞得挺活跃（“Wenn Sie so, dann ich so, und Pferd fliegt。”）。没多久就凑过来另外一位旅客，说声entschuldigen Sie，他可以一旁观战吗？接着就在他们身旁坐下。他长着一头剪短的红头发和两道又长又淡、活像囊鱼的睫毛，身穿一件褴褛的双排扣上衣。不出一会儿，每当那位长者经过一番庄严的思考，犹豫不决地走了一步劣着，他就轻叫一声，摇摇脑袋。最后，这位明明是专家且大有帮助的观战者，便不由自主地把他的同胞刚移动的一个卒子推回来，用颤巍巍的中指指着车——法兰克福老头儿已经把它横冲直撞地闯入普宁防御的胳肢窝下。我们的朋友当然输了，他正要离开休息室，那位专家赶上前来，说声entschuldigen Sie，他可不可以跟Herr Pnin说会儿话？（“您瞧，我连您的大名都知道，”他举起他那个很有用的中指，附加说明）——他提议两人一块儿到酒吧那儿去喝杯啤酒。普宁同意了，大酒杯子放在他俩面前时，这位彬彬有礼的陌生人又接着说：“生活就像下棋，分析一下一个人的动机和目的是大有好处的。上船那天，我像个顽皮的孩子。可是第二天早晨，我就开始害怕一位精明的丈夫——这绝不是恭维，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得出的假定——迟早会察看旅客的名单。今天，我的良心已经在审问我，判定我有罪。我不能容忍这种欺骗行为再继续下去了。祝您健康。咦，这根本不是我们德国甘美的饮料，不过总比可口可乐强一点。鄙人是埃里克·温德大夫；这个名字想必您并不陌生吧。”
普宁愣在那儿，颜面抽搐，一只手掌依然搁在湿吧台上，开始磨磨蹭蹭地从他那个不舒服的圆高凳上往下出溜，温德却用五只敏感的长手指头揪住他的衣袖。
“Lasse mich, lasse mich。”普宁一边嚎叫，一边想挣脱那只哀求的软绵绵的手。
“别这样！”温德说。“放公正些嘛。罪人一向有最后要说的话；这是他的权利。连纳粹都承认这一点。首先——我想请您允许我替那位女士起码付一半旅费。”
“Ach nein, nein,nein，”普宁说，“结束这场噩梦似的谈话（diese koschmarische Sprache）吧。”
“随您的便，”温德大夫说，接着又给钉在那里一动不动的普宁着重指出下列几点：这全是丽莎想出的花招——“为了我们（这个“我们”听起来好像三个人都有份）的孩子，您知道，让事情简单一点罢了。”丽莎应该被当作病得很厉害的女人看待（怀孕的确可以被视为一种找死的事儿）；他（温德大夫）在美国会跟她结婚的——“我也去那儿。”温德大夫为了讲明情况又添了这一句；再说，至少该让他（温德大夫）付啤酒钱。从那时起一直到这次由兴高采烈一变而为灰溜溜的旅程结尾，普宁显然一头钻进了他那本英语手册，对待丽莎虽然一如既往的温柔，却尽量少跟她碰头，以免勾起她的疑心。温德大夫时不时会不晓得从哪儿钻出来，从老远就跟他打招呼，打出叫他放心的手势。最后，那座伟大的铜像从朦胧雾霭中升起，一些颜色暗淡、恍恍惚惚的高楼大厦矗立在那边，准备接受炽烈的阳光照晒，它们就像您在那种标示（自然资源，不同沙漠里出现海市蜃楼的次数的）百分比例图表上所见到的一个个高矮不齐的神妙的矩形体，这当儿温德大夫果断地走近普宁夫妇，摆明自己的身份——“因为咱们仨都应该带着纯洁的心灵进入这片自由的大地。”随后在埃利斯岛上逗留了一段平淡乏味的时光后，铁莫菲便和丽莎分手了。
事情尽管复杂，温德最后还是跟她结了婚。普宁最初在美国度过的五个年头里，有时在纽约某些场合中偶尔瞥见过她一眼；他和温德夫妇同一天入了美国籍；一九四五年，他移居到温代尔，此后六年当中就没再见到她，也没通过信，不过他时不时还听到她一星半点的消息。他的朋友沙多最近（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寄给他一期精神病学杂志，里面刊载了阿尔比纳·顿克尔堡医师、埃里克·温德医师和丽莎·温德医师三人合写的一篇题为《适用于婚姻咨询的集体心理疗法》的文章。普宁过去一向由于丽莎对“psihooslinïe”（“精神愚蠢病”）深感兴趣而感到难为情，现在他原本可以满不在乎，却仍然感到一阵阵既反感而又怜悯的刺痛。埃里克和她如今在一个计划生育中心附属的研究处工作，领导他们的是那位——被善变的埃里克称之为“头头”的——和蔼而伟大的巨人贝纳德·梅乌德。在他俩这位保护人的支持下，埃里克想出一个鬼花招（不一定是他一个人的主意），诱使医院里一些比较听话的蠢病人接受一种精神治疗，参加一种像大家缝聚会那样“消除紧张”的小组，结过婚的年轻娘儿们八个人一组，轻松自在地聚在一间舒适的屋子里，相互不拘礼节地直呼教名，气氛融洽无间，几位大夫面对着她们坐在一张桌子后面，另有一名秘书不引人注目地在一旁做记录，每个人在幼时所遭受的不痛快的事就如同死尸一般浮现出来了。在这些集会中，娘儿们可以充分坦率地讨论她们在婚姻上所遇到的精神失调的问题，这不免要牵涉到她们的配偶，相互做些比较，事后那些爷儿们也被邀请来，在一个特殊的“丈夫小组”里接受访问，同样无拘无束，雪茄敬来敬去，解剖图表传来传去。普宁跳过一些具体的报告和病历，这里也确实没必要详谈那些欢闹的细节。光提一提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也就够了：妇女小组里这位或那位娘儿们回家有了新的体会之后，已经在第三次集会时把她新发现的感觉一五一十描绘给那些尚未开窍却迷了神的姐妹们听，这场讨论顿时出现一种活跃而欢畅的气氛（“嗯，姑娘们，乔治昨天晚上——”）这还不够。埃里克·温德大夫还想制定一个允许把那些一对对的夫妇全聚到一个联合小组里共同讨论的计划。顺便提一下，听到他和丽莎吧唧着嘴说“小组”这个字眼，真叫人浑身起鸡皮疙瘩。沙多教授在写给痛苦的普宁的一封长信中断言，温德大夫甚至管一对连体的双胞胎也叫“一个小组”。这位进步的、理想主义的温德大夫确实渴望有个由连体百胞胎组成的幸福世界，结构连接的共同体，所有的民族都围绕在一个相通的肝脏周围兴建起来。“这不是别的，而是共产主义的一种缩影嘛——所有那些精神病学啊，”普宁在给沙多回信时嘟囔道，“干吗要去干扰个人的忧伤呢？人们要问，人生在世惟一真正拥有的东西，难道不是忧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