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清晨，英勇的普宁步行进城，按欧洲人那种派头甩动一根拐棍儿（一上一下，一上一下），尽量以哲人的态度注视周围各种事物，心里想象经过那场磨难之后再看到它们不知会有什么感受，并且回想起这些事物又曾给过他什么感受。两个钟头之后，他拖着沉重的步子转回来，用拐棍儿支撑着身子，茫然若失。嘴里经过那一阵可憎的折磨，至今还在发麻，但是正有解冻的迹象，一股暖流渐渐取代了冰冷和呆板的麻木，使他觉得疼痛了。后来一连多日，他都在痛惜丧失了自己亲密器官的一部分。他发现他过去那么钟爱自己的牙齿，连自己也感到奇怪。以往舌头就像一只又肥又滑溜的海豹，常常在熟悉的礁石当中欢快地扑腾，察看着一个破旧但还安全的王国内部，从洞穴跳到小海岬，攀上这个锯齿峰，挨紧那个凹口，又在那个旧裂缝里找到一丝甜海草；而现在所有界标全都荡然无存，只剩下一个又黑又大的伤疤，一个牙床的未知领域，恐惧和厌恶又叫人不敢去探察它。把那副假牙一塞进嘴里，就好像一个可怜的化石骷髅被装上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笑嘻嘻的上下颚。
按原计划，没有他的课，米勒给他准备的学生测验他也没去监考。十天过去了——他突然开始欣赏起嘴里那副新玩意儿来。真乃一桩叫人意想不到的事，一种旭日东升的景象，一嘴美国制的瓷瓷实实、雪白光滑、有效而人道的玩意儿。夜间，他把这件宝贝放在一个盛着特殊溶液的专用玻璃杯里，它就在里面自顾自微笑，颜色粉红，颗颗似珍珠，完美得就像某种可爱的深海植物标本。十多年来，他一直在痴想完成一部关于古俄罗斯的伟大著作，一种想把民谣、诗歌、社会史和petite histoire绝妙地搀和在一起的大杂烩，现在头不疼了，这梦想似乎终于可以实现了。嘴里这个崭新、半透明的塑料圆形剧场也仿佛暗指一个舞台，一场戏就要开锣了。春季学期一开始，他的全班学生就不免会发现这种显著的变化，因为某一位学生在把那位脸色红润的老奥利弗·布雷兹特里特·曼教授编的《初级俄语》里的一些像“孩子在跟他的保姆和叔叔一块儿玩”这类的句子翻译成英语时（其实此书从头到尾都是两位无行的文丐约翰和奥尔加·克罗基编写的，如今两人均已亡故），普宁教授便坐在那儿，用一枝铅笔的橡皮头卖弄地轻轻敲打他那整整齐齐、整齐得过分的门牙和犬牙。另有一天晚上，他把正匆匆退至自己书房里去的劳仑斯·克莱门茨拦住，一边结结巴巴地赞叹，一边演示给他看那副美观的玩意儿，拿出来放进去都很方便，最后力劝惊讶而并非不友好的劳仑斯明天头一件事就是赶快去把他的一嘴牙也统统拔掉。
“那样一来，你就会变成跟我一样焕然一新的人啦。”普宁大声说。
应该说劳仑斯和琼没过多久就由于普宁那种独一无二的价值而对他表示欣赏了，与其说他是个房客，毋宁说他是个调皮鬼。他把那个新电炉捣鼓坏了，修都没法修，可他只哀叹一声没关系，反正不久春天就要来了。他喜欢站在楼梯口使劲刷他的衣服，刷子碰到纽扣就丁当作响，每个该死的早晨他都在那儿至少刷上五分钟，真叫人讨厌。他还热中于跟琼的那个洗衣机捣鬼。虽然不许他挨近它，可他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明知故犯，当场被人抓住。他会不顾一切礼仪和谨慎，碰到手里有什么就往里塞什么，手绢啦，厨房里的抹布啦，一堆从他屋里偷运下来的短裤衩和衬衫啦，只是为了朝那个小窗口张望，看衣物在里面像几只海豚似的，没完没了地趔趔趄趄翻斤斗，觉得有趣儿罢了。有一个星期天，他先四下里察看一下，发现没有一个人影儿，便纯粹为了一种科学上的好奇，忍不住要把一双沾满泥巴和绿叶汁的橡胶底帆布鞋塞进那台庞大的机器里玩一玩；那双鞋在里面折腾一番，就像一支军队踏过一座桥那样发出一阵不谐和的轰隆轰隆声，出来的时候鞋底不见了。琼从餐具室后面那间小客厅里走出来，哀叹一声，“铁莫菲，你又在捣鬼！”但是她原谅了他，她还喜欢跟他一块儿坐在厨房里那张桌子旁砸核桃或者喝喝茶。戴丝德蒙纳，一位干临时活儿的年老的黑女仆，每星期五来一次，有一阵子上帝天天跟她聊天（“‘戴丝德蒙纳，’上帝会对我说，‘那个名叫乔治的家伙可不是个好东西！’”），她碰巧瞥见普宁只穿着短裤衩，戴着黑眼镜，躺在他那盏太阳灯神秘的淡紫色光线下照晒，宽胸脯上有一串希腊东正教的十字架挂链，从此她就认定他是一位圣徒。有一天，劳仑斯上楼去他的书房，一间由阁楼小屋巧妙地改建成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秘密巢穴，发现里面亮着柔和的灯光，肥脖颈的普宁仗两条瘦腿支撑着，正在一个旮旯里沉静地浏览书刊，这位文雅的入侵者扭过头来，从斜溜的肩膀较高的那一边瞧着他，嘴里说：“对不起，我只是随便看看罢了。”（他的英语正以惊人的速度提高）劳仑斯对这事挺恼火；可是，不知怎地就在当天下午，两人偶然谈起一位卓越的作家，对一个想法有一个共同的默契，一次冒险的远航在地平线那儿被发现了，这就不知不觉地导致两人心灵相会，志同道合了，他俩也确实只在温暖的学术圈子里才感到舒畅自在。人间有稳健实在的人，也有缺乏理智而糊里糊涂的人，克莱门茨和普宁属于后一种人。从此以后，他俩在各个门槛那儿，在过道里，在楼梯上（先彼此错过，又扭转身来）相遇而停下脚步时，或者在一间按普宁的话来说，当时对他俩只能算一个espace meublé的房间里来回踱步时，都会闲谈，计划点事儿。没多久就显出铁莫菲是一部俄罗斯人耸肩握手方式的真正百科全书，他把它们都归了类，列了表，使得劳仑斯在他所搜集的附插图或不附插图的哲理阐释、民族或环境手势的资料方面又可增加点新鲜玩意儿。看他俩在讨论一个传说或者一种宗教，真叫有趣。铁莫菲一边瓮声瓮气地说话，一边花里胡哨地比划手势，劳仑斯则用一只手劈将过来。劳仑斯甚至把铁莫菲的手势视为俄国人那种“手腕学”的实质，并以此拍了一部电影，只见普宁身穿短袖衬衫，嘴边挂着谜样的微笑，把一些与手有关的俄语动词，像mahnut'啦，vsplesnut'啦，razvesti啦，都比划出来——mahmut'是因嫌弃而向下挥挥手，vsplesmut'是因忧伤而双手戏剧性地拍一拍，razvesti则是那种分离式动作：两手敞开表明毫无办法的消极姿态。最后，普宁还以国际上共有的“晃指”动作，慢慢示范手腕怎样像击剑那样微妙地晃动半个圈儿，就把俄国人指天的庄严姿态：“最高审判者在盯着你呐！”一变而为德国人用手杖指天的形象：“老天爷在罚你呐！”
“但是，”客观的普宁又说道，“俄罗斯管思想的警察也能挺利索地把人的骨头打断。”
普宁把这部电影放给一群学生看，同时先为自己在电影里那身“不登大雅之堂的装束”向大家表示歉意——于是，贝蒂·勃里斯，普宁协助哈根博士辅导的那位攻读比较文学的研究生，宣称铁莫菲·巴夫洛维奇简直跟她在亚洲系看过的一部东方电影里的菩萨一模一样。这位芳华二十九岁上下的胖姑娘贝蒂·勃里斯，是普宁老皮老肉上的一根软刺。十年前，她追过一个情人，可他把她当成一个婊子那样甩掉了，后来她又拖拖拉拉地跟一个瘸子闹过一阵子恋爱，那场恋爱与其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毋宁说是契诃夫式的，既复杂而又没指望，那瘸子现在跟一个身份低微的美人，他的保姆，结婚了。可怜的普宁犹豫不定。结婚这档子事在原则上并不被排除。他在安上新牙那段得意的时期，有一次出席讨论会，会后别人都散了，他俩坐着讨论屠格涅夫的散文诗《蔷薇花，多么美，多么新鲜》，他竟然把她的手握在自己手心里，还轻轻拍着。贝蒂简直没法把那首诗念完，胸中迸出连连叹息声，那只被握住的手微微发颤。“屠格涅夫，”普宁把那只手放回到书桌上去，接着说，“听从那个长得丑陋而他却崇拜的女歌星波林·维亚尔多的支使，扮演字谜游戏和tableaux vivants里的白痴；另外，普希金夫人说：‘普希金，你的诗把我搅得厌烦死了。’——还有人到了老年——光想想这点就够了！——巨人，巨人托尔斯泰的妻子居然会喜欢一个红鼻头、鱼（愚）蠢的音月（乐）家，远远胜过喜欢托翁咧！”
普宁挑不出勃里斯小姐有什么毛病。他一边尽力想象自己那副沉着的龙钟老态，一边却还相当清晰地看到她给他拿来那条乘车时盖在腿上的毛毯，或者给他的自来水笔灌墨水。他喜欢她——可是他的心却属于另外一个女人。
正如普宁所说，口袋里藏不住猫。我这位可怜的朋友在这个学期里，有一天夜里突然收到一封电报，然后就在自己屋子里来回走溜儿，至少踱了四十分钟的步，为了说清楚他这种失魂落魄的兴奋劲儿，这儿应该声明一下：普宁并非一向孑然一身。克莱门茨夫妇此时正在楼下暖烘烘的火炉旁边下中国象棋，普宁突然噔噔噔地从楼梯上奔下来，一出溜差点儿像某个冤案甚多的古城里的一名求饶人那样摔倒在地，但是他马上站稳了脚跟——只撞了一下火钳夹子。
“我是来通知一声，”他喘咻咻地说，“说得更准确些，是来请问你们，有位女士可不可以在星期六来看望我——当然是在大白天。她是我的前妻，现在是丽莎·温德大夫——你们也许听说过她在精神病学界的大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