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星期六早晨，琼对她丈夫说，“我决定告诉铁莫菲今天这所房子从下午两点到五点完全归他俩使用。咱们该给那些可怜虫创造每一次可能相聚的机会。我可以到城里去办点事，你可以顺便到图书馆去转转。”
“今天可赶巧了，”劳仑斯答道，“我一点也不想到哪儿去转转或者遛遛。再说，他俩相会也未必需要八个房间啊。”
普宁穿上他那套崭新的棕色西服（靠那次在克莱蒙纳演讲挣来的钱添置的），在“鸡蛋和咱们”饭馆里匆匆忙忙吃了一顿中饭，便穿过积雪的公园，朝温代尔公共汽车站走去，差不多提前一个钟头就到了那里。丽莎到波士顿附近访问了她儿子秋季要去念书的圣巴托罗缪预备学校，在返回的途中干吗急着要见他呢，普宁对这一点根本不想费脑筋去揣测，他只知道一股幸福的心潮在那看不见而现在随时都会猛然溃决的堤坝后面汹涌而起。他看见了五辆公共汽车，而且仿佛在每辆车上都看见丽莎同别的乘客鱼贯而下时在窗口向他招手，可是临到一辆接一辆车上的人都下来之后，却不见她的踪影。忽然从他身后传来一声响亮的呼声（“铁莫菲，zdrastvuy！”），他立刻转身，看见她出现在他独独判断里面不会有她的那辆“灰狗”长途车上。我们的朋友从她身上看出什么变化了吗？仁慈的上帝，又能有什么变化呢！她就在那儿。不管天多冷，她都是那么热情洋溢。这当儿她紧紧搂住普宁的脑袋，海豹皮大衣敞开着，露出了里面滚花边的上衣，他在她脖子那儿闻到一股葡萄柚的香味，一个劲儿喃喃道：“Nu, nu, vot i horosho, nu vot。”——只是口头上说点打动人心的话罢了。她惊叹道：“唷，他配上一嘴漂亮的新牙啦！”他帮着她上一辆出租车时，她那块鲜艳透明的头巾被勾住了，普宁在人行道上滑了一下，司机说声“瞧着点”，从他手里接过她的旅行包，这种情况过去也发生过，顺序完全雷同。
他们行驶在公园大街时，她告诉他说那是一家英国传统式学校。不，她什么也不想吃，她刚才已经在阿尔巴尼饱餐了一顿。那是一所“很花哨”的——那个形容词是用英语说的——学校，孩子们在玩一种用手打的室内网球，他那个班将有一位……（她摆出一副并不太激动的样儿，说出一位大名鼎鼎的美国人士的名字，可那既不是一位诗人也不是一位总统，因此对普宁来说一点意义也没有）。“容我说一句，”普宁插嘴道，一边低头，一边用手指着，“你从这儿可以看到我们校园的一角。”这一切（“噢，我看见了，vizhu, vizhu, kampus kak kampus：都一样，没什么新鲜的”），这一切，包括孩子的奖学金在内，都承蒙贝纳德·梅乌德大夫的大力帮忙（“你知道，铁莫菲，哪天你该给他写封信道谢一声才对”）。校长是位牧师，把贝纳德当年在那儿念书时赢得的奖杯都拿给她看了。埃里克当然希望维克多进一家公立学校，但是被驳倒了。不管怎么说，霍佩尔牧师的老婆可是位英国伯爵的侄女。
“到了。这就是我的palazzo。”普宁打趣地说，他素来没法全神贯注地听她那叽里呱啦说得挺快的话。
他们走了进去，他蓦地觉得自己那样殷切盼望的日子过得未免太快了——一分钟一分钟地流逝，不一会儿就会过去啦。他心想也许她马上把找他的原因说出来，这一天说不定会过得慢一些，让人真正得到享受。
“多糟糕的地方呀，kakoy zhutkiy dom。”她一边说，一边在电话机旁边那把椅子上坐下来，脱掉高筒橡皮套靴——好熟悉的动作啊！“瞧那幅伊斯兰教寺院尖塔的水彩画，真叫人恶心！房东准是怪人。”
“不不，”普宁说，“他们是我的朋友。”
“亲爱的铁莫菲，”他陪她上楼时，她说，“你这一辈子可认识不少糟透了的朋友。”
“这儿就是我的房间，”普宁说。
“我想我得在你这张纯洁的床上歇一会儿，铁莫菲。待会儿我给你念几首诗听听。折磨我的头疼老毛病又要犯了，今儿个一整天，我都挺好的呀。”
“我有阿司匹林。”
“呣—呣。”她哼哼道，这种已成习惯的否定语气在她一嘴本国话里显得怪腔怪调。
她脱鞋子的时候，普宁把脸扭了过去，鞋子咚咚两响掉在地板上，叫他想起了很久以前的日子。
她躺了下来，穿着黑裙子和白上衣，一头棕色的头发，一只粉红的手遮住两只眼睛。
“你过得还好吗？”普宁坐进那把靠近暖气片的白色摇椅里问道。（让她说出找我到底有啥事，快！）
“我们的工作挺有趣儿，”她说，依然用手遮住眼睛，“可我得告诉你，我不再爱埃里克了。我们的关系已经破裂。再说埃里克也不喜欢他的孩子。他说他是陆上的爸爸，而你铁莫菲是水上的爸爸。”
普宁笑了，笑得前俯后仰，那个不大结实的摇椅在他身子底下吱吱嘎嘎地直响。他的眼睛像星星一般闪亮，而且湿润了。
她从那只胖手下纳闷儿地瞧了他一会儿，接着说：
“埃里克对待维克多心肠太狠。孩子一定在噩梦中不知把他宰了多少回啦。另外，跟埃里克在一块儿——我早就发现了——平心静气地评理儿，非但没把问题搞清楚，反倒搞乱了。他是个很别扭的家伙。你挣多少薪水，铁莫菲？”
他如实告诉她了。
“嗯，”她说，“不算太多。可我猜想你照样能攒点钱吧——论你的需要，你那非常微薄的需要，这笔钱还是够多的，铁莫菲。”
她那黑裙子下面围着紧身褡的肚子起伏了两三次，带着无声、恬适、温厚而让人怀旧的讽刺味儿——这当儿，普宁一边擤鼻子，一边摇晃脑袋，显出色迷迷、欢天喜地的神情。
“听我念一首最近写的诗，”她说，仰面躺着，两只手放在身旁，用一种拖长的深沉声调，抑扬顿挫地朗诵起来：
Ya nadela tyomnoe plat'e，
I monashenki ya skromney；
Iz slonovoy kosti raspyat'e
Nad holodnoy postel'yu moey。
No ogni nabïvalïh orgiy
Prozhigayut moyo zabïtyo
I shepchu ya imya Georgiy——
Zolotoe imya tvoyo！
（我穿上一套黑衣服，
比一个修女还朴素；
一个象牙的十字架
挂在我冰凉的床上方。
但是狂欢歌舞的火花
在我那淡忘中复燃，
我便轻声呼唤乔治——）
你那金光闪闪的名字！
“他是个很有趣的人，”她停也没停就接着往下说，“事实上，他差不多像个英国人。大战期间，他驾驶过一架轰炸机，如今在几位经纪人合伙开的一家商行里干活儿，他们一点也不同情他，也不了解他。他出生在一个古老的家庭里。父亲是个幻想家，在佛罗里达州开过一家海上游乐场，你知道，就是赌场一类的玩意儿，可是让一些犹太歹徒给毁了，而且他还自愿代另外一个人坐牢。一家人个个是英雄好汉。”
她顿住了。小屋里的寂静与其说被那粉刷过的暖气管里的搏动声和玎珰声打破了，倒不如说给加强了。
“我给埃里克打了份完整的报告，”丽莎叹口气，又接碴儿说，“现在他一个劲儿向我保证，如果我肯合作的话，他就能治好我的病。遗憾的是我也正跟乔治合作呐。”
乔治这个名字她是照俄语发音念出来的——两个g字母发重音，两个e字母发长音。
“嗯，正如埃里克所说的那样，c'est la vie。唷，天花板上吊着好多蜘蛛网呐，你居然能在这下面睡觉啊？”她瞧瞧手表，“哎哟，我得赶四点三十分那班公共汽车回去。劳驾马上给我叫辆出租车吧。我还有点非常重要的事得跟你谈谈。”
终于说出口了——真够迟的。
她要求铁莫菲每月攒点钱留给那个男孩用——因为她现在没法张嘴向贝纳德·梅乌德要——她没准儿会死掉咧——出了什么事，埃里克都不管——至少应该有人时不时给孩子寄点钱去，就好像是他妈寄给他的——你知道，零用钱什么的——他就要跟阔人家的孩子一块儿念书啦。她会写信给铁莫菲的，把地址和其他一些细节告诉他。是啊——铁莫菲是个宝贝儿，这一点她可从来没怀疑过（“Nu kakoy zhe tï dushka”）。还有，哦，洗澡间在哪儿？可不可以请他这就打电话叫辆出租车？
“顺便提一下，”她说，这当儿他正帮她穿大衣，她像往常那样皱着眉头，瞎摸乱抓地搜寻那两个闪来闪去的袖孔，“你知道，铁莫菲，你这身棕色衣服可实在不像样儿：绅士从来不穿棕色的。”
他送走了她，便穿过公园往回走。留住她，供养她，——她还是老样子——她的残忍啦，庸俗啦，迷人的蓝眼睛啦，糟糕的诗作啦，胖乎乎的脚啦，肮脏、下贱、枯竭而幼稚的灵魂啦。他蓦地想到：人如果在天堂会重新相聚（这我并不信，不过姑且这么说罢了），我又怎能不让那枯萎无助、有缺点的玩意儿——她的灵魂在我身上到处乱爬呢？但是，这是人间，我居然还活着，真也是怪事，生活和我还都有些价值……
他好像豁然开朗，十分出乎意料地（因为悲观失望很难导致伟大的真理）快要把宇宙之谜简单解答出来了，可是这时他却被一个紧急的要求打断了思路。有一只松鼠在树下看见普宁走过来，这个聪明的小动物就来了个植物卷须的蜿蜒动作，爬上一个饮水喷泉，待在边缘上，普宁一走近，它就冲他努出椭圆的脸，鼓起腮帮，嘴里发出一阵粗里粗气的哔哔声。普宁懂得它的意思，便走过去摸索一阵，找到了那个一按就出水的开关。那个干渴的啮齿动物一边蔑视地瞧着他，一边尝那冒泡的粗水柱，喝了好一阵子。“它别是发烧啦，”普宁心里想着，暗自落泪，手一直有礼貌地按住那个奇妙的开关，尽量避免自己的目光跟那盯着他的不愉快的眼睛相遇。那只松鼠解了渴，也没向他表示一星半点感激的样儿就撒腿跑了。
这位水上的爸爸继续向前走，来到那条路的尽头，又转入旁边一条街，那儿有一家安着石榴红色玻璃窗户、小木屋式样的小酒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