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正月二十三日清晨，世宗朱厚熜刚刚起身，一个小太监满脸喜气，疾步穿进宫门跪在他脚下：“皇上大喜！杜康妃生下皇子！”30岁的朱厚熜为第三个儿子的降生而欣喜不已，兴冲冲地赶到后宫探望。当看到这个孩子白胖精神，讨人喜受，便给他取名载垕。“载”是他的排行辈分，“垕”取“皇天后土”为天下之主的意思，足见父亲的满怀期望。
一晃29年过去了。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朱载垕在世宗服丹药中毒死后即位称帝，这就是明穆宗，穆宗朝的年号为隆庆。穆宗在位只有6年。
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二十六日午时，皇极殿钟鼓齐鸣，30岁的朱载垕衮冕加身坐在皇帝宝座上，文武百官俯在脚下三跪九叩，登基大典极圣极隆。此情此景，不禁令载垕心中顿生波澜，一种“天命在我”的神圣由感而来。
穆宗是明朝皇帝中少有的成年即位者，他不是世宗册立的太子。世宗有过8个皇子，但有5个襁褓夭折，长大成人的只有二子载壑、三子载垕、四子载圳。嘉靖十八年，世宗分别册封载壑为太子，载垕为裕王，载圳为景王。那时兄弟三人都年幼，也还无事。可自载壑嘉靖二十八年死后，太子之位属谁，就成了天下瞩目的大事。按照“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礼仪，当然是裕王应晋封太子。但事情并不如此。当时受宠的道士陶仲文提出“二龙不能见面”之说，皇帝是龙，太子当然是小龙，世宗听后索性不再立太子。这给景王载圳提供了可乘之机。载圳凭借母亲受宠的优势，走动内宫，争立太子，他的打算在宫中为人所共知。权倾朝野的内阁首辅严嵩对载垕也相当冷淡。就连裕王应得的岁赐也被他大量拖欠。载垕命运未卜，当然不敢向父亲提起，只得派手下人先给严嵩的儿子严世藩送上1000两银子，才得以补发。尽管如此卑躬屈节，可严嵩对载垕还是不很放心。一天，严世藩问裕王侍读官高拱、陈以勤：“听说裕王殿下对家大人有些不满意，是怎么一回事呀？”这对裕王及其侍从简直是一个晴天霹雳！在世宗、裕王父子不得见面，世宗对严嵩言听计从的情况下，如果严嵩感到裕王是威胁，一切变化都可能发生。陈以勤急中生智，从容地辩解道：“国家的继承大计早已决定了。裕王殿下的讳字，从后从土，明明是土地之主，这是皇上命名的意思。严阁老也格外看待殿下，殿下常说惟有严阁老才算得上社稷之臣。请问殿下不满之言从何而来呀？”这一席话，勉强保全了裕王的地位。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世宗打发景王去封地居住，而把裕王留京，显示了传位的意图。可是景王载圳离京后并没有停止筹划夺嫡。严嵩在嘉靖四十一年下台后，掌权的内阁大学士成为徐阶。有一天，世宗突然向徐阶议论起明成祖一度打算废太子，另立汉王继承大统的事。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亏得除阶多方为裕王圆承，才化险为夷。直至嘉靖四十四年，载圳病死于封地，载垕心中才一块石头落地——因为他已成为惟一的皇位继承人了！
载垕在王府多年，在自己身边聚集了一批才能卓著的有识之士，如高拱、陈以勤、张居正等。这些人为载垕讲解古今，纵论天下，培养他的政治见识。在他们的影响下，载垕对嘉靖末年的弊政了然于心。为了争取政治上的主动，世宗死后，载垕立即批准了自己的亲信张居正与内阁首辅徐阶草拟的世宗“遗诏”，假父亲之名将其引起朝野怨声不止的弊政大部分废止。登基后，他又在即位诏书中肯定了“遗诏”中关于将蛊惑世宗炼丹求仙的道士逮捕下狱，付法司治罪；所有斋醮活动和造庙观、建宫殿的工程一律停罢；采买香蜡、珠宝、绸缎等例外采买全部停止；并起用嘉靖年间因上疏言事被罢撤、拘囚的海瑞等官员；同时又免除全国百姓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的一半田赋和拖欠的嘉靖四十三年以前的赋税。诏书一出，群臣号啕感激，百姓竞相称颂，一时大得民心。经过一番初步治理，朝政有了一番新气象。
群臣歌功颂德之声不绝于耳，穆宗一方面为之欣喜，可另一方面他也看穿了宫廷政治的勾心斗角。坐稳皇帝宝座后，穆宗拿定了及时享乐，无为而治的主意。他为此先做了一番布置。和历代皇帝一样，穆宗先是选择忠诚干练的大臣分担政务，为自己巩固江山社稷。他将亲信的大臣徐阶、李春芳、高拱、郭朴留任内阁，又将身居裕王府时的心腹张居正、陈以勤授予内阁大学士的要职，参与内阁机要大事；在宫内，他把亲信的太监黄锦、王本、冯保、曹宪、李芳等人都安置在要害部位。经过这一番布置，穆宗以为自己的朝廷坐稳，可以安居宫内，静享富贵了。于是，他把日常朝政都推给内阁，连对大臣的操纵、协调的责任也放弃了。谁知事与愿违，在他对朝政大撒手的同时，内阁大臣们的倾轧就开始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闹得他在位6年，经常心绪不宁。
第一场内阁风波，发生在内阁中最重要的两位大学士徐阶和高拱之间。徐、高之争渊源于嘉靖末年。徐阶是多年的内阁元老，一位老练圆滑的政治家。高拱本是裕王的侍从讲官，素有大志，和张居正一起当过国立大学（国子监）的正副校长。徐阶为联络裕王，也是为日后的朝廷更替预作铺垫，于嘉靖四十四年把高拱和郭朴一起举荐为内阁大学士。照当时的社会风气，徐阶作为高拱、郭朴政治上的恩人，是有师生之谊的，理应受到尊敬。可是徐阶忽略了高拱机敏练达的卓越能力，以及位居高官后要求平等处事的自尊心，依然把高拱和郭朴当作后生晚辈对待，种下了纷争的种子。
世宗末年，内阁大学士们的办公室随同皇帝迁到西苑。高拱为了回家方便，把家搬到西苑附近。他50多岁了，没有儿子，一是不放心家事，二是希望与妻妾团聚，于是经常偷空回家。世宗病危之时，一天高拱听到传言，说是皇上不行了，没来得及核实就把办公室里的器具搬回家去。这件事被吏科给事中胡应嘉知道了，作为失职大不敬提出弹劾。世宗处在昏迷中，对这类奏折当然不问。因此，胡应嘉的弹劾并没达到目的，对高拱来说是“有惊无险”。但高拱是个恩仇必报的政治家。他认为胡应嘉是徐阶的同乡，一定是受了徐阶指使。偏偏徐阶在草拟世宗遗诏这样的大事上，不与内阁的高拱、郭朴等同僚商议，却越过他们与裕王府的张居正策划，受了冷落的高拱满腔怨恨，他要等待机会报复徐阶。
机会很快来到了。隆庆元年，吏部尚书杨博主持京察。京察是明朝考察中央机关五品以下官员的例行制度，每6年举行一次。杨博这次考察官员，雷厉风行地罢黜了不少官员，其中也有通常惹不起的御史和给事中之类的言官。可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杨博的山西同乡却没有一个受处分的。这引起了负有弹劾责任的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们的公愤。第一个攻击杨博的又是胡应嘉。胡应嘉弹劾杨博挟私愤，庇同乡。这话倒是不错，可是胡应嘉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作为吏科给事中，在吏部办理京察时就参予其中。事前不提出异议，事后又提出弹劾，宽厚的穆宗对这种出尔反尔的言行十分不满，知道其中另有奥妙，于是下令内阁商量处罚胡应嘉。高拱一下就抓住了这个机会。
高拱让同样受到了徐阶冷落的郭朴在内阁会议上首先发言：“皇上刚刚即位，胡应嘉出尔反尔，欺君罔上，应该革职。”高拱马上响应。满心想保护胡应嘉的徐阶一看这阵势，也只好无可奈何地表示了同意。这下可惹翻了言官们的马蜂窝，他们倾巢出动，一起向高拱开火。穆宗对高拱有多年的了解，当然不会被几个言官所打动。他安慰高拱不要在意，继续安心从政。可朝廷中倒高派气势汹汹，确实让高拱的脸面没处搁，高拱要求徐阶代拟一道圣旨，给提出弹劾的言官一次廷杖，以缄其口。在嘉靖年间，言官弹劾大学士以后，如参劾不倒通常是要挨廷杖的，说不定还要罢官呢！高拱的要求有法可循，但徐阶并不愿为高拱而得罪言官，拒绝了这个要求。这激起了高拱的怒火。他指使自己手下的言官齐康弹劾徐阶，揭发徐阶的弟弟和三个儿子都是横行乡里的大恶霸，有凭有据。这下子更激怒了受徐阶保护的言官们，他们集合起来，将矛头一齐指向高拱，弹劾一次接着一次，逼得高拱实在招架不住，只好于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五月辞官回乡了。高拱去后，言官们对郭朴还是不断攻击，到九月间，郭朴也辞职不干了。
这一次内阁风潮，徐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以后朝臣利用言官互相攻击时有发生。但这却大坏了穆宗的心情。穆宗对于言官们的肆无忌惮，兴风作浪，穆宗深感厌倦。
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九月，内阁的徐、高之争风潮刚刚告一段落，外患又起。蒙古俺答部数万骑兵攻入长城，扫荡了大同，严重威胁着北京的侧翼。同时蒙古土蛮部大军进犯蓟镇边关，虏掠河北昌黎，直至滦河。左右夹攻，使京师陷入战争的恐慌中。北京城立即戒严，敌情奏章如雪片般飞来。深居宫中的皇帝也深切地感受到战争的威胁，他命令大臣们讨论京师守备和边境作战方略。工科给事中吴时来上疏举荐谭纶、俞大猷、戚继光这3位抗倭名将，主张让他们到华北边防练兵备战，抵抗蒙古来犯。这个主张得到徐阶、张居正等大学士的竭力拥护，穆宗很快批准。谭纶本来总督两广军务，立即召回被任命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戚继光被任命为神机营副将，不久又被委任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总兵官以下全部受其统率。接着又提拔西北边防名将王崇古为兵部侍郎兼宣大总督。整个华北边防由诸位名将运筹，使多年沿习下来的边防松弛状况为之一变。几位名将到任后，雷厉风行地整顿边防，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以戚继光为例，他走马上任立即布置加强防务。一是沿蓟州、永平、山海关一线续建长城，并在长城各重要部位设敌台1200座。这种5丈多高的敌台可以居高眺望，台壁坚固，台内分三层，驻扎100名战士，屯集足够的粮草和精良的武器装备。凭借这种精坚雄壮的工事，既得处战地要害之机，去长途奔袭之苦，又可长期坚守，互相呼应。二是组建战车营。这种战车每辆用4人推进，作战时排成方阵，外层设拒马，可抵御骑兵冲锋。自己的步、骑兵则居阵内以长枪和火器打击敌人的骑兵。一旦敌人溃退，战车阵则开门放出骑兵追歼。戚继光还把本地部队与调入部队的作战任务做了区分：本地部队专任敌台防御，调入部队专任策应出击。经过这一番精明调遣和严格训练，京师大门的防卫确实达到了军容严整，士气大增的要求。
与此同时，朝廷多次命令长城沿线的将领，要抓住时机与蒙古贵族缓和关系。宣大总督王崇古认真执行了朝廷的谋略，创造了建立友好关系的条件。他一再派人到蒙古地区进行宣传，广泛联系，并一再发表文告，宣布凡是从境外来投奔的平民和军人，都将受到安置接待。由于实行了这些政策，从蒙古地区来投奔的人口越来越多。隆庆四年（公元1507年）十月，连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也跑来了。这个青年的行动，成为明朝与蒙古关系发生重大转折的契机，对此后几十年的边境安定，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
把汉那吉是俺答第三个儿子铁背台吉的遗孤。由俺答的妻子伊克哈屯抚养成人。后来俺答夫妇为他娶了比吉为妻。婚后小夫妻的感情不太融洽，把汉那吉又爱上了姑姑的女儿三娘子，把她也娶了。正当把汉那吉陶醉于甜蜜缠绵之中，突然发生了一件使他羞恨欲绝的变故——俺答也爱上了自己美貌的外孙女三娘子，并把她夺了去。这在当时，原是可以被蒙古风俗接受的事。可把汉那吉实在忍受不下这种羞辱，一气之下带着妻子比吉、奶妈的丈夫阿力哥等10余人弃家南奔，匆匆地驰往长城线上的大同关。
大同巡抚方逢时立即向宣大总督王崇古报告了此事。王崇古与方逢时商议后，一致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把汉那吉来投，实质上成为明朝要挟俺答的人质。于是，王崇古指示方逢时派出500骑士的仪仗队，隆重地把这个失恋青年迎进大同巡抚衙门，奉为上宾安置下来。
把汉那吉来降的消息传到北京，立即引起朝廷内的激烈辩论。有人主张不受降。他们引宋代接受郭药师、张毂投降，以致引起极大的战祸为证，认为应将把汉那吉送回去。还有人提出，收容生祸，不如全部杀掉，以绝后患。而主张接纳的一派也振振有词。双方针锋相对，争持不下。穆宗在权衡全局利弊之后，采纳了接纳派意见，向汉蒙言和的道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把汉那吉南奔之后，抚养他长大的祖母依克哈屯昼夜啼哭，并派人报信给正与吐蕃作战的俺答。俺答虽然夺走了孙子的爱人，但他疼爱孙子的心并没有变，他也经不起依克哈屯的哭泣，便立刻率大军向长城袭来，要索回自己的孙子，整个北部边境立刻紧张起来。
兵临城下，朝野震动，不仅反对派认为“接纳”引起了祸患，就是中间派也认为
捅了乱子。如果穆宗的态度也起了变化，就会前功尽弃。幸而穆宗不是朝令夕改的优柔寡断之君，他继续给接纳派以坚决的支持。在皇帝的庇护下，张居正、王崇古等接纳派不改初衷，在坚守备战的同时，积极开展了对俺答的攻心战。
俺答虽然来势汹汹，但他清楚地知道，隆庆以来长城边防正在逐日加强，明军实力已非昔日可比，此次进攻并没有决胜的把握。俺答正在犹豫之时，明朝使者告诉俺答，明朝出以诚心，厚礼接待把汉那吉。并不是明朝引诱把汉那吉，而是他厌恶陋俗，仰慕中原文化，自愿来降的。按照明朝的法律，斩获敌人首领及其子孙头颅者可以赏万金，封爵位。我们并非不能斩首请功，但为双方友好没有这样做。如果您要接他回去，理应好言好语商量。您现在恩将仇报，举兵要挟，难道我们的将帅会害怕您吗！一旦战争爆发，必然加速把汉那吉的死亡，对您能有什么好处呢？您还是不要轻举妄动为好。
使者的一席话打动了俺答。他为讨还孙子而来，怎么会置他于死地呢！他立即派使者打听孙子的消息。使者在大同看到了把汉那吉容光焕发，绯袍金带的神气样子放了心，俺答闻讯也放了心。对使者鲍崇德说：我是不愿与朝廷为敌的，过去的战事都是汉奸赵全挑唆的结果。如果皇上能封我为蒙古王，统率蒙古各部，我哪里敢继续作乱呢。即使我死了，我的孙子受朝廷衣食优待之恩，更不会背叛朝廷，但愿朝廷能明白我的心意，允许我们进贡称臣，开放边境贸易，使蒙汉百姓都能各得其所！明王朝答应了其要求。俺答立即吩咐手下人出其不意地把赵全、李自馨等十几个汉奸捆起来，送到明军大营。
穆宗得到俺答言和献俘的消息，大喜过望。赵全勾结俺答20多年来屡次进犯，京师数度危急，是朝廷的心头之患。今天俺答称臣，奸人就擒是自己圣明决断的结果。他决定一定要用最隆重的礼仪来庆祝这一胜利。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十二月，穆宗亲自在皇宫午门楼主持受俘仪式，接着又大张旗鼓地行祭天、告太庙之礼，向祖宗显示自己的赫赫功绩。
在一派光宗耀祖的胜利气氛中，穆宗乘兴传旨：用最优厚的礼节护送把汉那吉回蒙古。把汉那吉奉旨感激不尽，依依不舍地跟王崇古等人洒泪告别。他身穿明朝赏赐的红袍回到了俺答的帐幕。俺答和依克哈屯看到孙子神采飞扬的高兴样子，百感交集，一齐流下兴奋的眼泪。俺答立即向穆宗上表称谢，从此，俺答和明朝结束了战争关系，打开了和平友好相处的大门。
隆庆和议，是明朝处理与边疆少数民族关系最成功的一例，也是穆宗一朝最值得称道的政绩。
穆宗登位之初即打定主意，要当天下之主，而不是管家；要享主人的权威富贵，而不必付管家的操心经营之力。不是灾祸临头，无路可走，他是不甘心把时光用在治国上的。他认为他有的是卓越干练的大臣，为什么还要自讨苦吃地去操那份心呢？
穆宗的心思被善于察颜观色的太监们摸得一清二楚。掌司礼监大权的几位大太监滕祥、孟冲、陈洪乘机诱导穆宗玩乐，博得其欢心，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当初穆宗未即位时，处境微妙，自己也处处小心，好玩之心一直被压抑着，不敢有稍微的放肆。如今，一切顾忌都没有了，那能不加倍地补偿呢？滕祥等人要为他造宫殿，搭秋千，他欣喜得意；要陪他游玩射猎，他乐不可支。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元宵节之夜，太监们在宫中张挂了成千上万的花灯。入夜，偌大皇宫彩灯齐放，千姿百态，美不胜收。穆宗高兴得赞不绝口。平时太监们也精心安排了无数酒宴，花样无穷的山珍海味，妖艳妩媚的宫女陪酒歌舞，使正逢壮年的穆宗的一切欲望都得到满足。宫里玩腻了，太监们就陪他出城游玩。隆庆二年夏天，太监们告诉穆宗南海子如何杨柳清风，荷花掩映，无穷景致，勾起他游兴大发。太监们马上传令赶造龙凤舰，安排出游的巨细事项。
游幸南海子的计划，遭到以徐阶为首的大臣们的竭力反对。他们担心皇帝玩乐之心日盛，为宦官所操纵，迟早累及国家，于是一次接一次地上疏劝谏。吏科给事中石星的奏章写道：我看陛下陷入通宵酒宴之中，纵情声色，朝廷大事不过问了，几个太监作威作福，天下如此便不可救药了。我请陛下注意六件事：一是养精蓄锐，保重身体；二是学习经典，效法圣贤；三是经常上朝，接见大臣；四是尽快批复臣子奏章；五是广开言路；六是明察秋毫，不近奸佞。石星的意见很中肯，却不对穆宗的心思。太监从中一挑拨，穆宗大发肝火，命令给石星廷杖六十，罢官为民的处分。60大板打完，石星血肉模糊，昏死过去。消息很快传出宫外，石星的妻子郑氏误以为丈夫被打死，悲恸至极，一头撞到柱子上气绝身亡。京师官员百姓闻讯没有不难过的。不久，多次劝阻穆宗游南海子的内阁首辅徐阶失宠。太监们乘机说了徐阶不少坏话，穆宗烦恼之中就打发他回家养老去了。自此之后，他纵情声色更是无人敢于拦阻了。但只经短短几年时间，本来身体强健的穆宗由于纵欲享乐耗尽了精力。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五月二十五日，穆宗正在坐朝，突然站起来走了几步，不知说了什么，只是嘴不断地歪动，显然是中风了。文武百官目瞪口呆，一派诚惶诚恐。司礼太监冯保和大学士张居正连忙赶上扶住。穆宗被扶入乾清宫。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随即被宣入宫。只见穆宗斜倚在御榻上，已奄奄一息。3位大学士跪在御榻前，穆宗命冯保宣读诏书，命死后太子继位，期望3人能尽心辅佐。高拱等人泪流满面，叩头谢恩。第二天，36岁的穆宗皇帝就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