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明史，常有“仁宣之治”之说。“仁”就是指仁宗朱高炽。这位曾被后人比作周之成康，汉之文景的皇帝，虽然在位只有10个月，却以为人仁厚，爱护臣下，体恤百姓，善于治国而赢得了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
朱高炽是成祖朱棣的长子。洪武二十八年被朱元璋封为世子，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被朱棣立为太子，永乐二十二年登基。从当太子到做皇帝的20年间，朱高炽屡濒危境，太子地位几遭废黜。
“靖难”之初，朱棣率兵北征。身为长子的朱高炽奉命留守北平。他出色地指挥将士奋勇抗击，顶住了李景隆50万大军的围攻，不仅为燕王保存住了根据地，更为诱敌深入并收编永宁精兵创造了条件。
朱高炽虽然在保卫北平的战役中立了功，但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身肥体硕，不能骑射，并有足疾，行动时需要宦官扶持，即使这样还常常失足。因而在以后的战役中很少战功，而朱高炽的胞弟高煦、高燧跟随朱棣南征北战，战功显赫。特别是高煦勇武强悍，能征贯战，深得朱棣宠爱。
随着战局的发展，朱棣逐渐逼近皇帝宝座。朱高煦自恃功高，开始觊觎世子的位置。高煦的这种愿望传到了惠帝谋臣方孝孺那里，他当即向惠帝献计，请惠帝亲自写信给朱高炽，让其归依朝廷，并封他为燕王，由此引起燕军内讧。惠帝依计而行，派遣锦衣卫千户张安前往北平送信。朱高炽接到信心里一惊，他并没有马上拆封，他深知自己的处境，也猜得出惠帝致书的目的。他当机立断，立即派人将没有启封的信连同张安一道星夜送往正在前线作战的朱棣处。
然而，朱高炽没有料到，宦官黄俨的动作更快。黄俨是高煦的心腹，素常媚谄于高煦。他得知惠帝送信的事后，先于高炽派人驰报朱棣，声称世子与朝廷私通要谋反。朱棣听到报告后将信将疑，便问高煦。高煦乘机进谗，说高炽早就想篡位当燕王。朱棣勃然大怒，决定下令抓捕高炽。正在这时，朱高炽派的人匆匆赶到了。朱棣看了书信心中释然，庆幸刚才的命令没有发出，否则就要错杀了自己的儿子。
一场杀身之祸总算躲过了，然而风波并未静止。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朱棣终于将惠帝赶下了台，自己登上了皇帝宝座。按常规，在稳固了政权后，应尽快确立太子。但朱棣却犹豫再三，一拖再拖，久未决断。按封建礼法有嫡立嫡，众嫡立长，高炽既嫡且长，为太子名正言顺，但高煦在“靖难”中冲锋陷阵，英勇善战，多次在乱军下救朱棣于危难之中，加之他的长相特别像朱棣，这使得朱棣不由得不对他有所偏爱。而且在战难时，朱棣对高煦就曾有过“世子多病，你多努力”的暗示。欲舍高炽不忍，欲立高煦又恐违背祖制，臣民难服。朱棣陷入了左右两难的境地，大臣们几次建议立储，他均未置可否。
大臣之中也是完全对立的两种意见，淇国公邱福、驸马都尉王宁等武将，都主张高煦功高，应当立为太子。惟独兵部尚书金忠认为这样做不妥。他向朱棣历数古代帝王易长另立而引出的祸乱，以图说服朱棣。见效果不大，他又将自己的意见秘密告诉了支持立高炽的翰林学士解缙、黄淮、尹昌隆等。
一天，朱棣就立太子的事征询解缙的意见，解缙讲了一通“世子仁孝，天下归心”，朱棣没有应声。解缙见状，撇开高炽不说，夸赞起了高炽的儿子。原来，高炽的长子朱瞻基长得十分英俊，聪明过人，深得朱棣钟爱，从小就让他跟在自己身边，并经常称赞他将来一定是个盛世天子。果然解缙一提到他的“好圣孙”，便打动了他，不由默默地点了点头。接着，他又分别寻问了黄淮、尹昌隆等，他们的意见与解缙完全一致。他的心便逐渐倾向于世子高炽。
又过了些日子，朱棣命众臣题《虎彪图》。画中有一虎领众彪呈父子相亲的样子。解缙借题写了四言绝句一首：“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读完诗句，朱棣深为所动，终于做出抉择，立即宣布立朱高炽为太子。同时封高煦为汉王，封国云南。封高燧为赵王，封国彰德。
朱高炽被立为太子，表面看来似乎确立了地位，但更大的风浪也随之而来。
高煦当太子的梦被打破了，心中十分愤然，又被封到云南，更为不满，他一方面迫害拥戴太子的大臣，不久即将解缙迫害致死；一方面千方百计寻找机会陷害朱高炽。
经过详细了解，朱棣察觉太子并没有什么大的过错。相反，倒是高煦的跋扈行为逐渐引起了他的不满。高煦封到云南时曾以地方远而不肯去，后来改封到了青州，但他仍赖在京中不走。朱棣责备他说：“既受藩封，就不可常居京邸。前以云南远而惮行，现又托故留行，都不是理由，也不是你的真实想法。这次你必须到封地去。”高煦假意应承却并不离京，而且趁朱棣北征之机，私选卫士，招募兵士3000人，还纵容爪牙到处劫掠，支解无辜百姓投入江中。兵马指挥徐野驴擒治他的爪牙，竟被高煦用手铁瓜活活锤死。他还私下僭用只有皇帝才能使用的乘舆器物。
朱棣终于认清了高煦，在训斥了高煦一顿后，将其囚禁于西华门内，打算废为庶人。事情发生后，没有一个大臣为高煦说情。面对这种情势，受尽了高煦陷害的高炽不是落井下石，而是找到父亲陈情谏劝，涕泣力救，终于说服了朱棣，为胞弟保住了王位。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三月，朱棣徙封高煦于乐安州（今山东广饶县），并限令即日成行。
高煦已没有能量与高炽相争，但高炽的另一个弟弟高燧仍在威胁着他。永乐十六年，朱棣有病长期住在北京。追随赵王高燧的宦官大臣造谣谗构太子，一时谣言纷起。有了前两次教训，跟随太子监国的大臣惴惴不安，深怕朱棣不问情由怪罪下来弄得身败名裂。恰巧有一位陈千户霸取民财，高炽先是令其远戍交阯立功，后又考虑到他曾立过军功，便宽恕了他。这件事被党附高燧的宦官黄俨知道后，即秘密报告朱棣，说太子私自宽恕了皇上贬谪的罪人。朱棣闻报便下令将陈千户处以死刑，并将辅助太子监国与太子关系非常密切的侍读梁潜、司谏周冕，以不劝谏阻止太子的行为为罪名逮入狱中处死了。
为了彻底查明情况，朱棣命令礼部尚书胡氵荧以出巡江浙诸郡为名前往南京调查，要他多留些日子，仔细观察了解太子是否真像人们说的那样有很多过失，将情况如实秘密奏报，还特别交代奏书的字要大，如果晚上接到奏书就晚上看。胡氵荧到南京后用心访察，不久即为太子行政处事的仁明所折服，又观察了一段时间，便以自己所见所闻的“诚敬孝谨”的7件事密奏朱棣，朱棣阅后大悦，从此不再怀疑太子朱高炽。
高炽的地位虽然在朱棣心里巩固了，但高燧及其追随者仍不甘心。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五月，朱棣因经常有病不能临朝，内外事务均交太子处理。太子几次裁抑宦侍，使得黄俨心怀不满，到处造谣说皇上现在钟爱的是高燧。与此同时，他秘密勾结一批官员及军官伪造遗诏，图谋用毒药毒死朱棣，用伪诏书诏示天下，立高燧为帝。一切布置停当后，黄俨将秘密告诉了他的外甥常山中护卫总旗王瑜，王瑜听后大吃一惊，力劝舅父不要参与这诛灭九族的勾当，黄俨不听劝阻，王瑜急速报知朱棣，朱棣下令逮捕了这些人，搜得了伪造的诏书。朱棣拿着假诏书，怒气冲冲地问高燧：“这是你干的吗？”高燧吓得浑身颤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还是高炽再次为高燧解脱，说这都是下人们干的，高燧不会参与这个阴谋。从而保住了高燧。
永乐二十二年七月，朱棣在北征还京途中病逝于榆木川。风风雨雨20年，高炽终于登上了皇位，是为明仁宗。
仁宗能得到众多大臣竭力拥戴，在两个兄弟咄咄逼人的攻击之下立于不败之地，靠的不仅是政治手腕，而更重要的是靠爱护臣下，关心百姓疾若，为人仁厚，树立了自己良好的形象，巩固了地位。
洪武末年，当时仁宗朱高炽还是燕王世子。有一次朱元璋让诸王世子分别检阅皇城卫卒。因为早晨天气太冷，朱高炽特意等卫卒们吃完了饭才检阅，所以，等他检阅完毕时，其他世子早已检阅完很久了。一些人以为他肯定会受到训斥。然而，朱元璋不但没有责怪他，反而高兴地夸赞他懂得体恤部下。
体察人民的疾苦，行恤民之政，这是朱高炽从做太子监国到即皇帝位，始终不渝所坚持的。做太子时，他曾不止一次地奏免灾区的税粮。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二月，都御史虞谦、给事中杜钦奉命巡视两淮，发现颍川军民缺食少粮，便按常规奏请发放赈粮，高炽接报后，一面埋怨他们“军民用乏，待哺嗷嗷”，却慢慢腾腾，按部就班地从容启请上报，一面派人火速下令“即发廪赈，不得迟延。”永乐十八年，北京的宫殿建设很快就要完工，第二年将迁都北京。高炽应朱棣之召前往北京。多少年来，他很少有机会离开南京。这一次，他趁机询访沿途军民，查看百姓生活，寻访政事的得失。
一天，来到山东邹县境内，看到许多男女老少手持篮筐在路旁采挖野菜、野草，高炽便停马问百姓挖做何用。百姓告诉他因遇荒年要以此为食，朱高炽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下马来到农民屋里，只见百姓个个衣衫褴褛，面黄饥瘦，家家锅底朝天，不禁感慨万千。当即命令太监分赐宝钞，并亲自召集乡里老人询问疾苦。这时，山东布政使前来迎接。一见面，高炽便责怪他身为民牧，人民贫穷到如此地步，竟无动于衷。布政使辩解说凡是受灾的地方，都已经奏请减免今年秋税。高炽愤愤地说：“百姓都快饿死了，还征什么税！赶快发放官粟赈济，一刻也不准延误。”布政使准备每人发给3斗，高炽嫌太少，命令每人发给6斗。并说：“你别怕犯擅发仓廪的罪，见到皇上，我自会奏报。”
天灾是经常发生的，每遇自然灾害，百姓的生活就更加艰难。仁宗在位期间，凡是地方受灾，他都下令减免田赋，发放官粮赈灾。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四月，山东、淮安、徐州等地受灾，百姓饥荒。但地方官不仅不想法救济百姓，反而加紧催逼赋税。这件事被仁宗知道后，他立即命令杨士奇起草诏书，减免上述地方夏税一半，罢免一切官买物料。杨士奇认为这件事应当按往常的程序，通过主管部门户部和工部去办。仁宗却认为，救民就像拯救落水的人，不能有片刻的迟延，户部和工部如果知道要减免税粮，肯定会因为怕影响国家收入而犹豫不决。所以，如果按常规办，就会误事。他当即命宦官取来笔纸，杨士奇立即草就了诏书，仁宗看后立即命人送出。这时他对杨士奇说，你可以告诉户部和工部了。
有人曾向仁宗建议，对庶民百姓不能过分仁慈。仁宗表示：“体恤民众，我宁肯过于仁厚。作为天下之主，怎可与民较锱铢？”当时，户部尚书郭资刚毅而又非常廉洁，对任何人都从不徇一点私情。对此，仁宗十分赞赏。但郭资生性偏执，不能彻底执行仁宗减免灾荒租税的命令，有时甚至反其道而行之，让有司照旧依额征纳。因此，仁宗不得不忍痛割爱，解除了他的职务。在仁宗在位的短短10个月里，他先后对受灾的大名府、昌邑等22个县或减免赋税，或开仓赈济。
从做太子起，仁宗就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他经常对司法机构的官员说，国家要真正体恤平民百姓，使人民安居乐业，就一定要清除赃吏。因而，一旦发现官吏贪赃害民，他都严厉惩办。有一个太监在四川采办木料时扰害百姓，仁宗让副都御使弋谦前去调查处理。并特意交代弋谦，不要有什么疑虑和畏惧，只管严处。最后，仁宗不仅严惩了这个太监，而且还停办了采木之役。针对一些地方官员不能领会执行他的恤民之意，仁宗在即位的第4个月，派遣御史14人分巡各地，考察官吏。临行，他要求出巡的人不要被小人所迷惑，不要屈服于权势，也不要徇私于亲朋故友，而要查明事实，秉公处断。同时还说，你们身为御史，是我信赖的人，必须明白自己身正方能正人，如果不顾廉耻，违犯礼法，我同样会严惩不贷。所有这些，使得仁宗时吏治较为肃明。
仁宗认为，为君以受直言为明，为臣以能直言为忠。当太子时，他曾因侍讲徐善述给他改诗改得好而亲书一幅表示感谢，并说，如今谀顺颜者，比比有之，而像卿这样朴直苦口的百无一二，希望善述药石之言日甚一日，不要有犯颜触讳的顾虑。即位之初，他又鼓励群臣直言陈事。他曾对杨士奇、杨荣、金幼孜说：“历史上的许多人主，都不愿听真话，即使是素来亲信的，也往往由于畏惧皇威而缄默不语。联与卿等都要深以为戒”。对尚书蹇义、夏原吉也说过类似的话，要他们凡事应当尽言，“以正朕之不逮”。他还赐予上述5人每人一枚银章，上面刻着“绳愆纠缪”四个字，谕嘱他们齐心协力参赞政务，凡是察觉他的言行有失当的地方，立即用印密封告诉他。但是，仁宗仍不放心，为了广开言路，他在即位后的第三个月
，再次专门颁布诏书，征诏直言。诏书说：“朕承大统，君临亿兆，亦惟赖文武贤臣共图大业。嗣位初首诏直言，而涉月累旬，言者无几。夫京师首善地，民困于下而不得闻，弊胶于习而不知革。卿等宜尽言时政之得失，辅以至诚，毋虑后遣。”
但要真正做到从谏如流并不那么容易。洪熙元年，大理寺卿弋谦一次直陈时政时，言辞过于激烈，引起了仁宗的不悦。一些阿谀之臣乘机弹劾弋谦。有人说他诬下罔上，有失大体，还有些人则说他是卖弄正直，沽名钓誉。这些人的火上浇油，更增加了他对弋谦的厌恶。杨士奇对仁宗说：“弋谦虽然不谙大体，但内心十分感激皇上的超抉之恩，总想尽力报答。再说也是由于主上圣明，他才敢于这样直言，请陛下能宽容他。”仁宗听了他的话虽没有加罪于弋谦，但每次见了他，总不给他好脸色，说话也十分严厉。见此情景，士奇又一次进谏，劝仁宗说，弋谦是响应号召直言陈事的，如果治了他的罪，将会使四方朝觐之臣认为皇上容不下直言之人。这样下去，等于让群臣结舌。仁宗承认是他不够大度宽容，也认识到是阿谀之辈的迎合增加了他的过错，表示要妥善处理，最后决定让弋谦专管大理之事，不再参朝。
谁知这样处理还是产生了很大消极影响，因为以后大臣们言事的越来越少了。仁宗慢慢悟出这是由于弋谦的事引起的，他在下了一番决心后，把杨士奇找来，告诉他说：“我不满的是弋谦的矫激过实，并不是要堵塞言路。现在朝臣逐月无言。你把我对这件事的态度告诉所有大臣。”杨士奇赶忙说：“这样的大事，我空说不足为凭，请陛下亲降玺书。”于是，仁宗命杨士奇在榻前草敕引过。敕书说：“朕从即位以来，臣民上章，数以百计，未尝不欣然听纳。前者弋谦所奏许多事违背了事实，群臣遂交章奏其卖直，请依法治他的罪。我没有这样办，只免他朝参。但从那时起，言事的人日益减少。身为大臣而怀自全之计，退而默默，怎样尽忠？对于弋谦，我一时不能含容，未尝不感到愧疚。群臣不要消极地接受这件事的教训，对于国家利弊，政令不当等等，尽管直事陈言，不必有什么顾忌。今后弋谦照常朝参。”从此，仁宗待弋谦如初，不久又提拔他为副都御史。
这件事不久，仁宗一病不起。洪熙元年五月，仁宗命杨士奇起草敕书，遣宦官奔赴南京立召太子朱瞻基进京。皇太子尚未到北京，仁宗已觉支持不住，便留下遗诏传位于皇太子，崩逝于钦安殿，终年48岁。仁宗在位只有10个月，洪熙的年号也只有一年。他曾对人说，他只知道尽自己的职责，别的都不想。决心励精图治，一心创建事业。然而却未能如愿。这不能不说是明朝的不幸。
朱高炽死后葬于献陵，被谥为“孝昭皇帝”，庙号“仁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