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杨广，一名杨英，小字阿麽，是隋文帝杨坚的第二子。当杨坚还是北周大臣时，杨广就因父功被封为雁门郡公。隋朝建立之后，于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封为晋王，并担任并州（治今山西太原市）总管，这时杨广才13岁。次年，隋置河北道行台尚书省于并州，又任武卫大将军上柱国河北道行台尚书令。
一个13岁的少年，担此重大责任，主要是杨坚接受了北周孤弱而亡的教训，使诸子各掌一方，以巩固杨家的统治。杨坚也深知自己的皇子担任不了如此重任，对杨广的行为和成长更不放心，便精选朝中正直有才望的大臣王韶等来辅佐他。
王韶等人也没有辜负杨坚的委托，对杨广直言匡正，不遗余力。有一次，王韶出巡长城，杨广在并州凿湖造山。王韶回来后，立即“自锁而谏”，使杨广停止了这个工役。
杨广本人也不是一般的纨绔子弟，门第家世固然为他提供了奢侈豪华的优越条件，但周隋时代复杂的政治风云，杨家先代的文治武功，将门之子所受到的各种熏陶，塑造了他十分复杂刁钻的秉性：既有专擅威福，纵姿声色的欲望，又有饰情矫节，希望人称道其贤明的虚荣心；既有一个花花公子的低级趣味，又有军事统帅的风度和文武才干。这两种秉性一直互相并存着，而在他称帝独尊之前，前者还处在自我抑制的阶段。
开皇八年，隋朝大举攻陈，第二年春，灭掉了陈朝。杨广虽是名义上的攻陈最高统帅，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坐享其成，实际指挥部署的是元帅长史高颎，亲率三军攻破陈都建康的是贺若弼、韩擒虎，沿江东下、扫除残余势力的是大将杨素。但杨广毕竟是最高统帅，他进建康后，将围绕在陈后主身边的佞臣全部杀掉，以谢三吴人民。又命收图籍、封府库，资财一无所取。这些都表现了杨广的大将气度。灭陈后，杨广进位太尉，再任并州总管。
开皇十年，江南士族高智慧等人起兵作乱，文帝又调杨广为扬州总管，镇江都（今江苏扬州市）。
开皇二十年，突阙进犯北方边境，文帝命杨广等率军分道出击。杨广部下长孙晟设计大败突厥。
这样，杨广既曾为平陈的军事统帅，又曾镇守并州，北御突厥，在杨坚的诸皇子中，以其功勋，称得上是佼佼者了。
隋文帝杨坚共有5个儿子，长子名勇，次子杨广，三子秦王俊，四子蜀王秀，五子汉王谅。早在杨坚当皇帝不久，就立长子杨勇为皇太子，成为法定的皇位继承人。但随着杨广政治资本的增加，他继承皇位的奢望越来越强烈了。
杨广明白，要夺得太子的地位，一是要讨皇帝老子的欢心，二是要笼络自己的亲信党羽。按照这两个策略，他同隋文帝杨坚、太子杨勇演出了一幕惊险残酷、精彩圆满的篡夺皇位的历史剧。
太子杨勇没有心机，我行我素。他既没留心杨广的夺嫡阴谋，也不会虚情假意讨父母的欢心。他明知母亲独孤皇后痛恨男子宠爱姬妾，却明目张胆地喜好女色，把父母为他娶的嫡妻元氏冷落一边，与其他的姬妾吃喝玩乐，使独孤后十分不满。
隋文帝杨坚是一个比较俭约的皇帝，可杨勇偏偏无视父皇的俭朴生活，喜好华丽铺张。开皇十八年冬至那天，杨勇大张旗鼓地接受百官朝贺，隋文帝生怕大臣们和太子关系过密，影响自己的皇权，这又触犯了他的忌讳。于是父子之间渐生猜忌。父母既然都不喜欢这个太子，杨勇太子的地位就开始动摇了。
而杨广则是一个善于耍阴谋权术的人，为了迎合独孤皇后，他只和王妃萧氏居处，每当后庭的女人生了孩子就弃而不养。父母每派人来，无论来人身份贵贱，他都亲自和萧妃到门口迎接，并用丰盛的酒饭招待，临走再送上礼物。这些人得了好处，一致在文帝和独孤皇后面前称道杨广仁孝。有时文帝和独孤皇后到杨广那儿去，他便把年轻貌美的姬妾藏起来，让年老丑陋的人穿上粗劣衣服服侍文帝和独孤后，文帝夫妇见杨广节俭而又不好声色，就更加宠爱他了。杨广还用同样的方式敬待朝中大臣，大臣们也都称道他。这样，在朝廷内外，他获得了普遍的好感，声望越来越高了。舆论准备就绪后，杨广开始施展颠覆哥哥杨勇的皇太子位置的阴谋。
杨广任扬州总管时，趁入宫辞别皇后的机会，故意跪在母亲面前痛哭流涕，说皇太子要加害他。这如同火上加油，促使独孤皇后决计废除太子。此后，杨广便加快了夺嫡的步伐。寿州刺史宇文述是杨广的亲信，他献计请重臣杨素向皇上提出废立太子之议。
杨素是隋朝著名的大将，屡立战功，深受隋文帝宠幸，为隋朝举足轻重的人物。而杨素很信任弟弟杨约。宇文述找到任大理少卿的杨约，整日和他赌博，故意将金钱都输给他，趁机将杨广的意思告诉他，并危言耸听地说：“你们兄弟得罪了皇太子。皇帝一死，你家就要大祸临头了。如今皇太子失爱，主上有废立之意，能否立晋王为太子，就在你哥哥一句话。”杨素兄弟遂答应挑唆文帝和独孤皇后废掉杨勇，援立杨广为太子。
在一次宴会上，杨素巧妙地试探独孤皇后说：“晋王仁孝恭顺，很像当今圣上。”一句话触到了皇后的心痛处，对杨素说了一大通晋王的好处和太子的不是，二人一拍即合，独孤皇后又送给杨素一大批金银，让他作为废立太子的费用。
隋文帝心里也有废立太子之意，只是碍于朝中大臣，难于启口。有一次他曾暗示尚书仆射、齐国公高颎，高颎马上提出反对，文帝很不高兴。又有一次，文帝命选东宫卫士宿卫自己，高颎又加以反对。文帝认为这是因为高颎与太子是儿女亲家，庇护太子。随着积怨越来越深，高颎终于被削职为民。杨勇失去了朝臣中有力的支持者，就更加势单力薄了。
杨素这时担任了一个穿针引线的角色：一方面在文帝夫妇面前称誉杨广，攻击杨勇，催促文帝废勇立广；一方面在朝中大肆活动，广造舆论，煽动更多的人诽谤太子。于是，关于太子的流言蜚语接二连三地传到文帝那儿。杨素又进谗言说：“太子心怀怨望，恐有他变，应严加防范。”于是，文帝派人刺探太子的动静，随时禀告；又裁减东宫卫士，去壮健，留老弱，东宫属官有才能者也分别调开。
经过这一番部署和行动，杨勇终于被废为庶人，杨广如愿以偿，被立为皇太子，取得了皇位的继承权。杨广坐上太子的宝座后，又命杨素捏造罪名，将另一个皇子杨秀废为庶人。杨勇屡次请求见文帝申冤，都被杨广阻挡了。这样，杨广便稳坐东宫，光等文帝死了好坐皇帝。
仁寿四年（公元604年），文帝卧病仁寿宫，杨广已急不可待，写信给杨素问如何处理后事。杨素的回信被错送给文帝，文帝看了非常生气。正好文帝宠幸的宣华夫人陈氏入侍，杨广见其美貌，不由得欲火烧身，兽性大发，企图逼奸她。文帝得知大怒道：“畜牲何足付大事！”对柳述、元岩说：“速召我儿！”柳述等以为是召杨广，文帝连呼“勇也！”柳、元二人便出外起草诏书，召杨勇前来。
这一突变的风云，使形势急转直下。但杨广的心腹已布满内外，得知这一消息，杨广急命心腹宇文述、郭衍率东宫卫士包围皇宫，撤换文帝的卫士和服侍文帝之人，后又干脆杀掉文帝和杨勇。就这样，他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年号大业，当时他36岁。他就是历史上著名昏君隋炀帝。
炀帝即位后，最小的弟弟并州总管杨谅马上举兵反抗，但很快被平定。
隋炀帝取得帝位后，也做了一些改革制度、轻徭薄赋、收揽民心的工作。他刚办完文帝的丧事，就下诏免除妇人和奴婢、部曲的课役，男子成丁的时间由21岁改为22岁，以缩短服役时间。这是自北魏实行均田制以来的重大改变。北魏妇人授田服役的制度到此即行中止了。
此外，炀帝厘定的制度主要有：其一，并省州县，改州、县为郡县。其二，创立进士科，确立科举制。从隋唐到明清，科举制一直是封建政府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三，修订法律。大业二年（公元606年），炀帝以文帝末年法令峻刻，人民喜于宽政，诏吏部尚书牛弘等修改律令。次年，新律成，共18篇，称作《大业律》。它与《开皇律》相比，除去了十恶之条，死、流、徒、杖、笞等五刑中改重就轻的条款有二百多条。但是，律成以后并没真正执行。特别是炀帝末年，用刑残酷，生杀任情。其四、兴建学校，搜访遗书，整理典籍。恢复了文帝时一度取消的国子监、太学、四门学和州县学。
另外，隋炀帝颇好读书著述。在任扬州总管时，就设王府学士百人，修撰书籍。即位不久，又命写成《长洲玉镜》四百卷，《区宇图志》1200卷。炀帝统治下的这些整理、保存典籍的措施和古书分类的方法，对中国文化是有贡献的。
为了巩固隋王朝的统治，消除自西晋末年以来的分裂割据的遗迹，隋炀帝修建了一系列的浩大工程。
大业元年，炀帝命尚书令杨素领营东都大监，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为副监，每月役使200万人大规模地营建东都洛阳。从地理位置上看，隋都长安地偏西北，政令不易远达四境，尤其是对东方的控制鞭长莫及。而洛阳古号中州，地处全国中心，可以控制山东，威服江南。从经济上看，长安所在地关中物产有限，各地物资供应长安，漕运艰难，耗费巨资。而洛阳则四通八达，要想网罗天下财富，洛阳可以说是最理想之地。东都的营建工作，历时一年，到大业二年完成。城内规划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宫城是宫殿所在处，周围30余里。皇城是文武官司所在处。外郭城即大城，周围70多里。同时，隋炀帝又命宇文恺、封德彝于城西营造显仁宫和西苑，穷极华丽。
此外，炀帝还动辄调发民工数十万至百余万，修御道，筑长城。
在隋炀帝修建的土木工程中，最著名的是大运河，它可以和秦朝万里长城相媲美。
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征调河南、河北100多万人民开通济渠。从西苑引谷、洛二水到黄河，再从板渚（今河南荥阳东北）引黄河水入汴水，又从大梁（今河南开封）以东引汴水入泗水，最后到达淮水。又征调淮南民工10余万，整修扩大了自山阳经江都至扬子（今江苏仪征县）入长江的山阳渎。大业四年，又征调河北100多万民工，引沁水南达黄河，北到涿郡（今北京）。大业六年，又征调江南10余万民工开凿了从京口到余杭的江南河。这样，以洛阳为中心，北起涿郡，南到余杭，全长5000多里的大运河仅用6年的时间就完成了。
这一系列大规模的土木工程，一方面使国家耗费巨资，堆砌着人民的累累白骨。另一方面，又的确加强了隋朝对全国范围内的统治，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东都的营建和大运河的开凿，为中国经济重心转移到南方后，整个国家的政治布局，各地物资的统一平衡调动，提供了有效的方案，奠定了中国以后1000多年政治、经济的规模和格局。
隋炀帝为了夺得皇位曾经装出一副仁孝恭俭的假象，一朝天下在握，便原形毕露。穷极华丽的苑囿宫室，羽仪千里的巡游，清歌妙舞的宫庭，穷极奇珍的酒宴，陪伴了他的一生。
隋炀帝本来就是一个好色之徒。只不过文帝在时他善于掩饰罢了。隋炀帝的后宫除了萧皇后和众多的贵人、美人外，还有在西苑的十六院夫人及宫女数千人。大业八年，又命江淮诸郡每年挑选姿质端丽的童女送入宫中。无论是在两都宫苑中，还是在巡游的路上，炀帝都要携带她们寻欢作乐。
为了创造众多的游玩场所，隋炀帝几乎“无日不治宫室”。在京师长安和东都洛阳，本来就有许多苑囿宫殿，后来在洛阳又增修了富丽堂皇的显仁宫和广阔的西苑。但他仍不满足，经常让手下在各地寻找修宫室的理想之地。于是，一处处豪华的宫室拔地而起。
隋炀帝生性好动，享乐游玩的兴趣要经常变换。即位的第一年，即大业元年八月，就坐船去游江都，第二年四月才回到洛阳。大业三年又北巡榆林，至突厥启民可汗帐。大业四年，又到五原，出长城巡行到塞外。大业五年，西行到张掖，接见许多西域的使者。大业六年，再游江都。大业七年到十年，三次亲征高丽。大业十一年，又北巡长城，被突厥始毕可汗围困于雁门。解围回来的第二年，又三游江都。直至灭亡，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到处巡游，在京城的时间，通共不足一年。
炀帝出巡不但次数频繁，而且每次出巡的气派大得惊人。第一次游江都，造成大小船只数千艘。皇帝坐的叫龙舟，高45尺，宽50尺，长200尺。船有四层，上层有正殿和东西朝堂。中间二层有120房，皆以金玉为饰，雕刻奇丽，最下层为内侍宦官所居。皇后乘的叫翔螭舟，比龙舟稍小而装饰无异。嫔妃乘的是浮景舟，计有9艘，上下三层。贵人、美人和十六院夫人所乘的是漾彩舟，计有36艘。还有
随行船只数千艘。一路上舢舻相接200余里，骑兵沿运河两岸而行，旌旗蔽野。所过州县，500里内都要贡献食物，多者一州至百车，都是水陆珍奇，佳肴美馔，吃不了就埋掉。
一路上各地方官竞相盘剥百姓以向炀帝贡献，求得升迁。致使百姓陷入饥饿，不得已剥树皮，采树叶，扌寿野草，或者煮土而食，及至人自相食。炀帝的游幸，给人民带来了何等的灾难和负担。
炀帝到其他地方巡游，不仅不比游江都有丝毫逊色，还要改换口味，翻新花样。他北巡时，又有一番派场。凿太行山通驰道于并州，又于榆林至涿郡修长3000里，宽百步的御道，又命宇文恺造可容数百人，下施轮轴，可以行走的飞行殿。随行甲士50万，旌旗辎重千里不绝。
隋炀帝即位时，府库充实，兵马强盛，依靠这一雄厚的经济、军事力量，隋王朝本来可以成为历史上长治久安的王朝。可是经过隋炀帝的一番折腾，这些家底全被挥霍殆尽。他四处扩张固然有巩固边防，发展对外贸易的积极作用，但也成为隋朝灭亡的致命伤。
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北方的契丹族侵犯营州，炀帝诏通事谒者韦云起发突厥兵以讨击。韦云起偷袭获胜，加强了炀帝向四外扩张的信心。
大规模地经营西域是从大业三年开始的。在此之前，西域诸国商人多至张掖同隋进行贸易，隋以黄门侍郎裴矩负责。裴矩向炀帝上奏主张经营西域，唤起了隋炀帝远慕秦皇、汉武之功的雄心，遂派裴矩回张掖，用重金引诱西域诸国来朝。此后，西域诸国往来相继，所经州县，送往迎来，糜费以万计。
大业五年，隋炀帝采用裴矩的谋略，击败西突厥处罗可汗，为经营西域除掉了一个障碍。
吐谷浑据今青海和新疆南部，正当中原往西域的要冲。大业五年，炀帝派军击败吐谷浑，隋在其地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中原和西域的交通和商业基本上畅通了。
随后，炀帝出兵西域，派薛世雄率军出玉门关击伊吾，伊吾降。世雄于汉朝故伊吾城东筑城留甲卒千余人戍守。
大业五年，炀帝西巡至燕支山，高昌王曲伯雅、伊吾吐屯设和西域27国使者同来谒见。其他如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和康国、安国、石国、米国、曹国（均在今苏联境内）等均曾派遣使者来到中国。
经营西域，开辟了通往西域的通道，保护了西方对外的商路交通，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外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同时，除少数地区外，基本上没有动用武力，按说不该给人民带来更大的负担，可实际恰恰相反，为经营西域所耗费的资财每年竟达巨亿万计。因为裴矩招致西域诸国入朝，都是引以厚利，临行又有丰厚的赏赐。并让当地人民置办华丽的衣着，很多人因而贫困破产，以此来向西域人夸示中原的富有。隋炀帝这些劳民伤财的措施造成了天下的穷困，而西北则是首当其冲。
大业六年正月，西域诸国酋长毕集洛阳，炀帝命在端门大演百戏，一连折腾了一个月。此后情形越演越烈，仅为制造这些锦绣服装，两京缯锦为之耗虚。国家每年仅此项耗费达巨亿万。后来中国传统的元宵节观景行乐，即兴盛于此。西域人请求入洛阳市内作交易，炀帝又命排场一番，店肆檐宇，整齐划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西域商人吃饭不收钱。隋炀帝要的是万国来朝的派场和天下归一的尊严，他挥霍巨资来粉饰太平，夸耀富有，不惜和西域人做赔本的生意。为了满足他的虚荣心，国家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隋炀帝向外经营或扩张，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给人民造成灾难最深重的是对高丽进行的三次侵略战争。
高丽是隋朝东北最强的邻国，当时它的辖地东至新罗，西过辽河，南接百济，北邻靺鞨。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曾侵扰辽西，被隋朝的辽西总管韦冲打退。由于它的领土扩展到辽河，并曾侵扰营州，隋文帝曾派汉王杨谅率军征伐高丽，但一败即收兵，没有再举。
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炀帝巡幸东突厥启民可汗帐，恰巧高丽使者也在。炀帝接受裴矩的建议，胁迫高丽王高元入朝，高元拒绝，炀帝便以此为借口，劳师大举了。
大业八年正月，炀帝下诏大举进军。隋军130万人，号称200万，分24军，另有炀帝亲率的6军，共30军。转运粮饷的民伕更是不计其数。这是进攻高丽的主力。另一支水军由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率领从东莱海口出发，接应陆军。
来护儿的水军进到距平壤60里的地方，打了一个胜仗，乘胜进攻平壤城，纵兵掠虏，被高丽的伏兵击败，4万人只剩几千人逃回船上，仓皇撤退。陆路军队在大将宇文述、于仲文的率领下，计有30多万人渡过鸭绿江。兵士携带兵器粮饷，负担太重，疲惫不堪，多偷偷将粮食扔掉。才及中路，粮食已尽，饥困交加，无力再战，不得不退回。这年秋天，遇高丽军痛击，隋军兵败如山倒，仅2700人逃还，军资器械巨万计丢失殆尽。第一次征高丽遂告失败。这次出征高丽，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各地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义军多者数十万，少者数万，已给隋王朝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但隋炀帝一意孤行，坚持继续发动进攻。
大业九年，又发动了第二次对高丽的战争。这次作战的部署和第一次基本相同，炀帝坐阵辽东，由宇文述和大将军场义臣等进趋平壤，来护儿仍为水军总管，率军从东莱出发。正当陆军刚到前线，水军尚未离开东莱时，杨素之子、礼部尚书杨玄感于黎阳发动了叛乱，攻围东都。炀帝在前线得知消息，慌忙撤军，回救洛阳。军资器械、作战用品堆积如山，营垒、帐幕原封未动，全都丢在战场上。二征高丽又告失败。
二征高丽的失败和杨玄感的叛乱，使隋王朝元气大伤。尤其是各地的农民起义，使隋炀帝已面临灭顶之灾，但隋炀帝仍怙恶不悛，大业十年又发动了第三次对高丽的战争。这年七月，来护儿的水军在平壤附近击败高丽军。高丽经过两次折腾，也与隋朝两败俱伤，遂遣使讲和，炀帝也借机收兵。
隋炀帝四处经营，屡兴甲兵，不知耗费了多少民力和资财，他继位时府库充盈，士马强盛的大好局面，此时却已变为大厦将倾了。
隋炀帝虽无雄才大略，却也有一定的文武才干，只是他的才能没有成为他治理天下的优势，反成为他狂妄自大、嫉贤妒能的资本。
在文学上，隋炀帝可以说是略具文采。他曾对侍臣说：“天下都说我是凭借世袭而有四海，假令让我与士大夫平等选拔的话，我也应为天子。”内史侍郎薛道衡，才名冠绝南北，著作佐郎王胄，文词为天下准则，均因遭炀帝妒恨而被杀。
古代稍微明智一点的帝王，即使不能从谏如流，却也多少能采纳一些忠言，补救一些过失，而隋炀帝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他把自己的才能全都用来拒谏饰非，他厌恶甚至痛恨那些极言敢谏之士，必欲除之而后快。朝中那些正直不阿、直言不讳的大臣如果不缄口无言，就不会有好下场。
尚书仆射高颎，是隋朝一代名臣，他不仅辅佐文帝建立隋朝，而且在炀帝南伐陈朝时，负责指挥部署，成就了炀帝的武功。隋炀帝即位后，起用他为太常。高颎见炀帝纵恣声色，又起长城之役，对太常丞李懿说：“周天元帝以好乐而亡，应接受教训，怎么还可以这样？”炀帝对突厥启民可汗恩礼太厚，颎深为国家担心，对太府卿何稠说：“启民可汗知中国虚实，山川地形，恐为后患。”礼部尚书宇文弓弥、光禄大夫贺若弼也同意高颍的意见。3人就因为这么几句话而招杀身之祸，被炀帝以诽谤朝政的罪名杀掉了。
后来，朝廷议定新令，久而不决，内史侍郎薛道衡对朝士说：“如果高颎不死，新令早就颁布执行了。”炀帝听了，把道衡交给法司问罪。道衡自己觉得所犯并非大罪，必会赦免，催促法司早断，还通知家人准备饭菜，迎候他回家。及炀帝判决下来，竟让他自尽。
御史大夫张衡本来是隋炀帝的幸臣。炀帝夺太子位，皆出于张衡的谋划。故即位后，张衡青云直上，在朝中备受恩宠。后来，炀帝要扩修汾阳宫，让张衡规划图样，衡偷偷劝炀帝说：“前几年劳役繁多，百姓疲敝，还应稍加节制。”便马上被贬为榆林太守，次年，让他到南方督役江都宫，又因为他说了一句“薛道衡真是枉死”，把他抓起来要问斩，过了很久才释放。后来还是赐张衡自尽了。
三征高丽后，炀帝又要去东都游玩，太史令庾质进谏说：“陛下连年征高丽，百姓困敝，应镇抚关内，使百姓尽力农桑，让他们喘口气，然后再下去巡游。”结果被炀帝杀掉。其余凡劝谏炀帝节省民力，停止巡游的，都被杀被贬。大臣们见隋炀帝如此不可救药，也就不敢再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一个个都变成了随声附和的应声虫。
与此相对，隋炀帝所宠信的人，不是凶残歹毒，贪得无厌之徒，就是阿谀奉承的小人。
杨素是隋炀帝宠信的朝廷重臣，虽有文武之才，却专会奉迎王上，半点不敢触犯炀帝的旨意。且聚敛财富，一再修饰华丽的住宅，家僮数千，后庭姬妾穿锦绣之服者以千数。宇文述也是炀帝夺嫡时的干将，善于观望炀帝颜色，随从巡游河右，数以奇异之物进献。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迎合炀帝意，劝炀帝幸江都，因而备爱恩宠。其他象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蕴、光禄大夫郭衍皆以谄谀有宠。郭衍为讨好炀帝，竟劝炀帝隔五日一视朝，以免被政事累着。像这样撺掇皇帝不理政事的奸臣，炀帝反以为是忠，说：“惟有郭衍心与朕同。”
凡是能顺合炀帝作威作福，享乐腐化者，即得到提拔，反之，则或杀或贬官。大业三年，炀帝北巡，雁门太守丘和献食精美，内迁为博陵太守；马邑太守杨廓无所献，就被派到博陵向丘和学习。此后，上行下效，各地方官争着向炀帝献纳精美的食品。最后一次游幸江都，江淮一带的地方官谒见炀帝者，专问礼饷丰薄，丰则超升，薄则停职。江都郡丞王世充献铜镜、屏风，迁通守；历阳郡丞赵元楷献异味，迁江都郡丞。于是郡县竞为刻剥小民以贡献，官吏趁机贪污中饱，贿赂公行，隋朝的政治日益腐败。
炀帝末年，农民起义的浪潮席卷全国，这个暴君被搞得惶惶不可终日。夜中睡觉，要几个妇人摇抚他，才能勉强入睡。但即便如此，他还是自欺欺人，只要臣下说叛贼少就喜欢，反之，不是贬官就是杀头。
在隋炀帝统治的14年中，掘长堑，筑西苑，营建东都，开凿运河，修筑长城，盛治离宫，伐木造船，凿山通道等，可以说是百役繁兴，又四出经营，穷兵黩武，这些无止境、无休期的兵役、徭役不仅夺去了上百万人的生命，同时把社会经济推向绝境。他屡次北巡、南游以及穷奢极欲的挥霍，使得内外虚竭，百姓困敝。人民无法生存，只有铤而走险了。
大业七年（公元611年），王薄领导农民在长白山（今山东章丘）首举义旗，起义的口号就是反对远征高丽。王薄作《无向辽东浪死歌》来号召农民参加起义，逃避兵役徭役的农民纷纷参加进来。王薄一起兵，备受兵役之苦的人民纷纷响应。
在人民力量的冲击下，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分裂。大业九年，隋炀帝二征高丽，杨素的儿子杨玄感发动了叛乱。他也是利用了人民反抗情绪高涨的斗争形势，他起兵誓师说：“我身为上柱国，家累钜万金，富贵已无所求。今不顾灭门之祸，为解天下倒悬也。”他这一口号，迎合了广大人民的愿望，当地父老争献牛酒，前来投军的每天都有上千人，杨玄感的叛乱，在统治阶级内部引起了强烈的震动，许多贵族官僚子弟，如韩擒虎的儿子韩世鄂，来护儿的儿子来渊，裴蕴的儿子裴爽计有40多人一块投降了杨玄感，右武侯大将军李子雄也前来投奔，光禄大夫赵元淑、兵部侍郎斛斯政均与玄感通谋。后来炀帝虽镇压了叛乱，但统治集团从此开始从内部瓦解。
在内外叛离的形势下，隋炀帝仍不思悔改，不但继续发动对高丽的战争，又北巡太原、长城。此时，已依附隋朝的东突厥始毕可汗见隋朝国力虚耗，也企图脱离隋朝的控制，趁炀帝出塞，率骑兵数十万，围炀帝于雁门，赖兵士坚守及各地援兵，才得解围。
经过这次事变，炀帝认识到形势有点不妙了。回到东都后，就准备南游江都，避开农民起义的锋芒。到了这时候，他仍不思悔改，继续滥用民力，命在江都重造龙舟送来东都，又在毗陵（今江苏常州）修离宫16所。
大业十二年七月，龙舟造成送来洛阳，宇文述等人劝炀帝游幸江都去，许多朝廷大臣都认识到，此去将会一去不复返，但都不敢说话。建节尉任忠、奉信郎崔民象、王爱仁等先后进谏，都被杀掉。炀帝留下越王侗留守东都，便到江都去了。
在江都的一年多时间里，农民军杜伏威向江淮逼进，打败隋朝大将陈棱，攻克高邮，进据历阳。中原翟让、李
密领导的瓦岗军击溃隋军主力张须陀、裴仁基等。他们传檄周围郡县，揭露炀帝的十大罪状说：“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炀帝又派王世充率江淮劲旅与留守东都的越王侗继续与瓦岗军对抗。河北窦建德击败南下攻李密的涿郡留守薛世雄，威震河北。
许多地方武装势力见隋朝气数已尽，纷纷起兵自立。金城府校尉薛举割据兰州，自称秦帝；鹰扬府司马李轨占有武威，自称河西大凉王；鹰扬府校尉刘武周割据马邑，也称皇帝；鹰扬郎将梁师都割据朔方，称大梁皇帝。太原留守李渊起兵攻下长安，立炀帝的孙子杨侑为傀儡皇帝，遥尊炀帝为太上皇。隋炀帝这个残贼天下、穷困万民的暴君成了一个众叛亲离的独夫。
大势已去的隋炀帝也感到末日来临了，但他还是要及时行乐，与萧后、幸姬等天天饮酒取乐，醉生梦死。还对萧后自我安慰说：“现在许多人都想推翻我，然而我不失为长城公，你也不失为沈后（指亡国后的陈叔宝与沈氏），且饮酒取乐。”有一天，他照镜子时摸着自己的脖子对萧后说：“好头颈，不知谁来砍掉它。”还准备了毒药带在身边，危急时好吞服。
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三月，隋炀帝的末日真的来临了。原来，炀帝见天下大乱，无法挽回，命修治丹阳宫（今南京），准备迁据江左。从驾的卫士推宁文述的儿子宇文化及为首，发动了兵变，将炀帝用巾带勒死，终年50岁。谥号“炀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