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去世那天，堂·卡门·孔特雷拉斯跟往常一样天不亮就起床了。据女用人萨尔瓦多拉·卡瓦哈尔在1933年10月19日提供的证词里回忆，当时她正在厨房里忙活，煽旺柴灶里的火，给堂·卡门烧洗澡水。她看见堂·卡门裹着条被单，拖着双旧鞋——鞋没有后帮儿，当拖鞋穿——朝厕所方向走过去。
我等他方便完，就把水送了过去。他在屋门口儿把水接过去，连声“早安”也没说。他这个人从来不向女用人问候。
堂·奥利韦里奥也有早起的习惯。他来到厨房，向我讨杯咖啡喝。他一个劲儿地抱怨说一夜没睡好，原因是堂·卡门那一夜过得也很不好，一会儿起来，一会儿起来，好不容易睡着了，还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堂·奥利韦里奥用开玩笑的口吻对我说：“堂娜·约伊塔，今儿晚上在您的床上给我腾块儿地方吧。我也好暖和暖和，睡个安稳觉。”
1933年12月1日，法官审讯犯人，要他交代罪行。法官就那天夜里的事实经过详尽地提出问题。
法官：您向女用人萨尔瓦多拉·卡瓦哈尔表示，在堂·卡门死去的头天晚上，他过得很不好，不时起来，还在床上翻来覆去，弄得您也睡不了觉，是这样吗？
犯人：我确实表示过我睡不了觉，因为堂·卡门的确起来过好几次。不过，关于他在床上翻来覆去，我压根儿没说过半个字。在这点上，她大概记混了，最好您再向她问问这个问题。
法官：平时您晚上睡得怎么样？睡得好呢，还是爱失眠？
犯人：睡得好，不闹失眠，原因很简单，我心里没有事。
法官：那您是怎么发现堂·卡门那天晚上彻夜难眠呢？
犯人：堂·卡门为了把朝走廊的房门关得严实些，习惯用一条沉甸甸的长凳子把门顶住。他每次起来到院子里去，都得搬开凳子，声音很大。还有，屋门外面还有一扇百叶门，一推门，弹簧、合页都吱嘎吱嘎地响。从他起床、出去到回来躺下，屋里灯一直开着。这么闹腾，心里没鬼的人也睡不着觉。
法官：关于您内心平静这番话是您自己主动说的，我让人记录在案。现在，请您回答：您认为他起床打算干什么？
犯人：确切地说，我不能肯定他打算干什么。不过，我估计他是心里憋得慌，要到走廊上透透气；要么是急着出恭。或者，干脆点儿说，他心里烦闷，难以入眠。我没问过他，如何判断，只能由您选择了。
法官：您为人十分殷勤，是否想过跟着他后面起来，看看出了什么事？
犯人：谢谢，法官先生，至少您赋予了我“殷勤”这样的品德。
法官：没让您发表评论的时候，请您不要妄加评论，还是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犯人：那么，我的回答是我没有跟在他后面起来，他也没像过去那样要我起来。过去几天晚上，因为女儿去世，堂娜·芙洛拉神经受了很大刺激，时常哭醒过来。我应堂·卡门的请求，陪他到堂娜·芙洛拉和玛丽娅·德尔·碧拉尔一起睡觉的房间。我在门口儿等他，直到他让堂娜·芙洛拉喝下一杯镇静药酒。
最后那天晚上，我发现他第一次打开房门，就问他：“堂娜·芙洛拉又犯病了？”他回答说：“没有，我的朋友，您睡吧，谢谢。”我由此推断出，也许是他闹病了。
法官：如果我可以知道的话，他闹的是什么病？
犯人：假如我知道，您当然也可以知道。刚才我说“也许”，就是说我没有断然肯定他有病。要是有人动不动就从床上爬起来，睡不着觉，恐怕不是想看看天上的星星是不是还在眨眼，借以消遣解闷吧。
2.1933年10月9日星期一那天早晨，可以说是风平浪静，那户居丧人家正常地开始了一天的日常生活，家里人还在压低声音说话，就连在厨房里干活儿也是悄然无声。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同意在早饭前陪同她们母女俩到离家两街区远的梅尔塞德教堂去望玛蒂尔德祭九的第七天弥撒。两位身穿丧服、披着带花边的窄披肩的妇女在边道上缓缓地朝教堂方向走去。在这两个女人中间，还有个外国青年，按照当地的习俗他也穿了一身黑。过往行人在这个钟点看见他们，丝毫也不感到奇怪。
他们一起回来吃早饭，关于这一点，厨娘萨尔瓦多拉·卡瓦哈尔告诉我们：
他们望完弥撒回来，堂·卡门在餐厅里等他们。他们吃了橘子，是我动手剥的皮。还吃了面包、黄油，喝了加几滴咖啡精的牛奶。收拾桌子的时候，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小姐来到厨房，端走一杯水，让她父亲服下几粒巴雷拉大夫开的奎宁。
关于吃早饭的经过，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在要他交代罪行时是这样回答法官的。
法官：孔特雷拉斯的遗孀堂娜·芙洛拉在昨天，即1933年10月31日的证词中，说在吃早饭的时候，您对她说了这样几句话。我来引用一下原文：“我看堂·卡门病得很厉害，请您注意我的话，我认为他将不久于人世。不过，别发抖，也别哭泣，有个男人和您在一起，愿意保护您、支持您。”您要是愿意的话，可以读一下我引用的证词的原文。
犯人：不必啦，法官先生，我相信您在忠实地宣读原文。只是对堂娜·芙洛拉的记忆是否忠实，或者她的企图是否忠实，我可不能肯定这一点。首先，请允许我表明一点，我费了好大劲才压住惊诧的心情。假如这类话——它不是出自我口——哪怕还有一点点真实可言，她绝对不会延迟这么久才揭发出来。
的确，和每天早晨一样，我那天也陪她去望玛蒂尔德灵魂祭九弥撒，同去的还有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像每天早上一样，我们一起进早餐，东拉西扯地谈了许多话题。但是，我要说，我坚持说，那些胡话不可能出自我的嘴，原因很简单，堂·卡门当时就在场。
请您问问她，问问用人们，您就可以证实堂·卡门在等我们吃早饭，和我们一起坐在餐桌旁。倘若她举出另外的更为可信的场合——我们时常单独在一起的场合，或许更容易使人相信她的谎言。不过，看起来，他们没给她出准主意。
法官：堂娜·芙洛拉还说，就在那天早餐桌上，您还向她表示过这样的意思，我再来引用一下原文：“昨天晚上，堂·卡门要我接下他的办公室和全部工作，要把掌管一切的权力交给我。但是，在接受前，我必须征得您的同意。”据证人说，堂·卡门根本没向您提出过这种建议。
犯人：我压根儿没有跟堂娜·芙洛拉讲过这类事。我还是坚持说，当时堂·卡门就在餐桌旁。不过，有一件事堂娜·芙洛拉说对了，那就是根本不存在这种建议。星期日晚上，堂·卡门当着她的面向我提出建议，要我在公司办公室的那道走廊上安排一间办公室，就在他的办公室对面。他想把有关合同的事全部交给我来处理。还恳切地要求我不要去马那瓜。
堂·卡门为人寡言少语，交游不广，在望弥撒回来的路上，我对堂娜·芙洛拉说过，听到这个建议，我心里挺高兴的，倒不是说建议本身有多么了不得，放弃写书的计划，我还吃着亏呐；只是因为建议是由他提出来的，他对别人表示如此信任，实在少见。
3.快到早上8点钟的时候，堂·卡门到办公室去上班，卡斯塔涅达把打字机从屋里搬出来。这时候，女用人们正在收拾桌子，他把打字机放在餐厅桌子的一端，专心致志地编纂悼词。
就在这工夫，堂·恩里科·希尔前来拜访。此人中年，已婚，以酿造烧酒为业，家住奇奇加尔帕市。1933年10月21日作证时，他提供了以下情况。
证人表示，今年10月9日那天，他乘早班火车前来本市，向堂·卡门·孔特雷拉斯一家人表示哀悼。多年来，他同这家人一直保持着亲密无间的友好关系。他没能及时尽到义务，只是因为碰上某些不顺心的事，这里就不去说了。
证人又说，早晨8点钟过后，他来到堂·卡门的家，他的挚友知道他来了，大为感动，当即从办公室赶回来，在走廊里接待他。为了安慰安慰堂·卡门，他变换了话题，愉快地回忆起几天前堂·卡门在堂·埃斯特万·杜克斯特拉达陪同下到奇奇加尔帕看望他的情景。
证人准备告辞出来，打算处理一下他到本市来要办的有关推销“冠军牌”甘蔗酒的事。这时候，堂·卡门表示要给他看一本纪念簿，那是为纪念他死去的女儿准备的。说完，堂·卡门马上站起来。朝餐桌走过去，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正在那儿打字。堂·卡门跟他说了两句话，就拿着纪念簿回来了。
他们用了几分钟翻阅纪念簿，在几张打字纸上有一首卡斯塔涅达献给玛蒂尔德的诗。堂·卡门突然“哎哟”起来，说他身上不舒服，十分奇怪。证人连忙召唤堂娜·芙洛拉，正赶上她从店铺回家来。证人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她。堂娜·芙洛拉把她丈夫扶到床上躺下。堂·卡门两腿发僵，走路十分吃力，他们两个人搀扶着他上床。
关于这一点，证人记得，他们朝卧室走去的时候，正好从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的餐桌旁经过，可他丝毫没有露出惊讶的神色，甚至连头也没回，还在平心静气地工作。
他们把堂·卡门放在床上，堂·卡门抱怨说两腿僵硬得更厉害了，碰一碰，没有感觉；紧接着，剧烈地痉挛了一阵，焦急万分地求证人立刻去找达比希雷大夫。
证人急匆匆地跑出卧室，直奔大街。当他再次走过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身边的时候，只见他还在一心一意地打字，似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证人来到街上，望见一辆马车过来，马上让它停住。正要上车，阿塔纳西奥·萨尔梅龙大夫手提小药箱，从大都旅馆门前的边道上跑过来。证人和萨尔梅龙大夫有一面之交。
萨尔梅龙大夫气喘吁吁地问是不是家里有人得了重病，证人回答说是这么回事，把事情经过都告诉了大夫。萨尔梅龙大夫说了这么两句话：“您赶紧去找达比希雷大夫，他来之前，我先去照看一下。”
4.证人提到两次经过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身边，他都没有离开打字的地方，法官希望查清楚这是为什么。1933年12月1日，犯人在交代罪行时回答如下：
法官：根据您前面说的话，我可以得出结论，堂·卡门的朋友为数不多，您是其中的一个，虽说你们的年龄相差悬殊。
犯人：是这样，我为此感到荣幸。我们之间互相信任，不分彼此，我把从危地马拉寄来的钱全部交他保管。堂·卡门去世后，在他的保险箱里还存放着我的300比索。只是出于慎重，我才没向他家里人索要。
法官：您能否肯定堂·卡门是个坚强的人，善能承担各种痛苦？
犯人：我可以肯定，而且毫不含糊。我从来没见过像他那样善于克制的人。他从来不抱怨什么。只有他女儿去世才影响了他的情绪，弄得他心情沮丧。不过，他的体魄仍然健壮如初。
法官：那么，在他去世的那天早上，堂娜·芙洛拉和堂·恩里科·希尔搀扶着他从您身旁走过，您为什么不站起来帮他一把？您离他们只有几步远，可还在继续打字，似乎什么事也没发生。你们是好朋友，您却没尽到起码的义务。如果您认为堂·卡门像您说的那样身体健壮，看见别人搀扶着他走，您势必会猜想他会不会得了重病。
犯人：坦率地说，我并没有发觉。我全神贯注地抄写从各处发来的哀悼玛蒂尔德去世的信件。我把全部注意力、全部爱心都投入了这项工作，根本没想到关心其他事情。
法官：堂·卡门第一次闹痉挛，堂·恩里科·希尔出去找医生求助，急急忙忙地从您身边走过，您还是那么全神贯注地打字，什么也没注意？大家那么惊慌，也没引起您的注意？
犯人：我也没有发觉堂·恩里科·希尔从卧室出来，到街上去。恐怕您该问问他为什么不提醒我一声。他出去的时候离我那么近，又很惊慌，那么他停下来，求我帮忙，至少打个电话，免得浪费时间，不是更合乎情理吗？
在1933年10月14日的证词中，堂娜·芙洛拉曾经说过：当她在堂·恩里科·希尔的帮助下把她丈夫扶到床上去的时候，卡斯塔涅达在继续打字，没有留意别的事情，肯定是因为他眼睛有毛病。堂娜·芙洛拉还为他辩护说，他每次打字，都像丢了魂儿似的，给他端去冷饮，他也不知道，撂在那儿好长时间也想不起来喝一口。
但是，在第二次提供证词时，关于这件事，她换了个说法。法官认为更具有关键意义，将它记入了审讯记录。
法官：以前您曾经表示过，当堂·卡门被送到卧室去的时候，卡斯塔涅达还在打字，没有离开那把椅子，您可以肯定这个说法吗？
证人：可以肯定。另外，我想说一句，我们几乎是把我丈夫拖进卧室的，他不可能没注意到，餐厅的桌子放在通卧室的路上，我们走过去的时候，还碰着了他，您从桌子摆放的位置可以看出来。直到萨尔梅龙大夫走进来，他才假装发觉周围出了什么事，那时候，我丈夫已经闹过第一次痉挛了。
5.堂娜·芙洛拉还修改了其他一些说法。在第一次出庭作证的时候，就那天早上发生的事情，她曾经向法官提供了一种说法，总的来说，和其他证人的说法大体一致，只有几处细节不同。比如，她说，塞贡多·巴雷拉大夫给她丈夫开的奎宁药丸的小盒子锁在一个柜橱里。早饭后，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取药的时候，跟她要过钥匙，钥匙由她保管。
但是，在1933年10月31日提供的第二次证词里，她对这个说法做了以下修改。
法官：吃过早饭，当堂·卡门要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取药的时候，您也在场，您能肯定这一点吗？
证人：是的，我当时在场。是我提醒他该吃药了。于是，他要我女儿玛丽娅·德尔·碧拉尔从卧室里把装药的小盒儿取来。上次我说错了，小盒儿没在柜橱，是在床头桌上，卡斯塔涅达和我丈夫都能够着。
6.在第一次作证时，堂娜·芙洛拉没有提及与法官下令进行尸体解剖有关的事。但是，关于这个问题，她现在是这样回答的。
法官：您丈夫去世那天，我到过您家，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对我说，您反对进行尸体解剖。您的动机是什么？
证人：理由嘛，我没有任何理由，只有他向我提出的理由。那天早晨，您到了以后，说要把尸体送进医院。他回到卧室，对我说：“夫人，您丈夫的遗体将会遭到野蛮的蹂躏。要用锯子锯开脑盖骨，挖出脑子；切开胃，拉出肠子、脾、肝。遗体会变得面目皆非。然后再塞进锯末、报纸，等到填满了，再用缝麻袋的大针缝上。”就是因为这个，一开始我反对进行尸体解剖。现在才明白，这是非常必要的。
针对上述说法，要求交代罪行时，犯人做了这样的回答。
法官：我到事主家那天，您特意告诉我说，堂娜·芙洛拉反对我下令进行尸体解剖。从她本人的证词来看，这一段您可以读一读，可以确定是您唆使孔特雷拉斯的遗孀反对解剖尸体的。您的目的十分清楚，尸体解剖将会确定罪证。
犯人：无论如何罪证是确定不了的，因为化验室对内脏进行的检验是不牢靠的、反科学的，因而是无效的。至于说堂娜·芙洛拉反对解剖尸体，那完全是她自己拿的主意，我没有唆使她干什么事。我只是把她出于基督徒的情感提出的看法转达给您。现在她说听了我介绍如何处置遗体，感到多么可怕，这完全是她的可怜的杜撰，我只能对她表示怜悯。
7.还有几件事堂娜·芙洛拉将要补充。在法官提完问题后，当时出庭的原告律师胡安·德·迪奥斯·瓦内加斯博士请求同意他向作为苦主的证人提出几个问题。法庭同意此项要求。
第一个问题：犯人曾在暴死者床边说过一些话，事实如此，请苦主说一说是否如此，并请说明他讲了什么话。
回答：他说，我们不该吵吵嚷嚷的，免得打扰我丈夫。当时，我挺看重他的意见，后来才知道服马钱子碱中毒的人对声音非常敏感。由此，我得出结论：他早已知道我丈夫犯重病的原因。
第二个问题：在暴死者去世后，犯人表现出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事实如此，请苦主说一说是否如此。
回答：实际上，他采取了满不在乎的态度，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他没有丝毫悲痛的表示，从头到尾保持了这种态度。直到中午奥蒂斯上尉来逮捕他，他还是这样。他态度冷漠，毫不反抗，对我们说，他们来找他是出于政治原因，他并不担心。凭他在马那瓜的关系，马上可以得到释放。后来，他还是摆出那副“老子不在乎”的架势，而且开始喝酒。最后，当局逮捕他的时候，他喝得烂醉如泥，把自己关在洗手间里，我从来没见过他这副样子。
第三个问题：您反对逮捕犯人，只是要维护家里平安无事，事实如此，请苦主说一说是否如此。
回答：是这样。我反对逮捕他，因为他们行为鲁莽，硬要在我家里抓人，另外我对他的罪行一无所知，现在我对他的罪责毫不怀疑了。
我们来看看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在交代罪行时的说法，听一听他对堂娜·芙洛拉对律师提问的回答是怎么说的。
法官：据堂娜·芙洛拉说，您要求大家在堂·卡门的卧室里不要吵嚷，她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您早知道生命垂危的病人是服下了马钱子碱。马钱子碱在受害者身上会引起对声音和光线的过敏反应，根据若干本有关毒物学的书籍，这个说法是可以成立的。
犯人：首先，您恐怕应该解释一下，根据现行的《刑法》条文，我作为犯人不在场，您依据哪一条法律规定允许原告律师出庭；这一点足以表明提问题也好，回答问题也好，全都是无效的。
但是，我还想对您的调查采取豁达的态度，法官先生。我可以告诉您，我一走进生命垂危的病人的卧室，立刻竭尽全力照料他、护理他，我毫不夸大地说他是在我的怀抱里咽气的。我不仅想要大家别乱吵乱闹，我还希望我能有起死回生的力量将他救活。他死去的时候，没有得到任何医生的救护，萨尔梅龙大夫那套瞎忙活根本谈不上是医疗救护。
我还要说一句：一个杀人犯给人下了毒，把他的性命攥在手心里，可又尽力不让别人吵他。能想出这种事情的人，脑瓜该是什么样啊？
法官：根据堂娜·芙洛拉的说法，在受害者死后，您的态度反常，我暂且不去说它。不过，我想问问您，在那样严重的情况下，您为什么大喝特喝烈性酒？也许您眼瞧着自己露出马脚，想借烈性酒的帮助逃避罪责？
犯人：那天，我没喝过一滴酒。在堂娜·芙洛拉的非法回答中，我看到她说我喝得烂醉如泥，把自己关在洗手间里，这也不是真的。您最好读一读雷蒂西娅·奥索里奥小姐的证词，她的证词完全有效，因为她是无辜的人，不会瞎估计，不会制造谎言。您会发觉，在这个问题上我所说的句句是实话。
确实，雷蒂西娅·奥索里奥在1933年10月19日提供的证词中证实了卡斯塔涅达的话，同时，她还就抓人的情况提供另一种说法。
大概在中午12点，来了几个当兵的，打听堂·奥利韦里奥。他听见客厅里有人说话，就回到自己的卧室。当兵的来到走廊，这工夫儿，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小姐出来了，问他们找什么，是谁允许他们进来的。堂·塔乔·奥蒂斯上尉是他们的头儿，他说，接到上面的命令，堂·奥利韦里奥必须跟他走一趟。这时候，堂·奥利韦里奥手拿着帽子出来了，他对上尉说：“用不着大吵大闹的，堂·塔乔，我跟你们走。”他又回过头来看了看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小姐，对她说：“这些人来找我是出于政治原因，也许他们要把我强行赶出尼加拉瓜。再见。”
玛丽娅·德尔·碧拉尔抱住他，下死劲拽住他。这时候，堂娜·芙洛拉出来了，她说：“这么瞎胡闹，是怎么回事，塔乔，我心里很悲痛，您要懂得礼貌。”堂·塔乔说：“这不是瞎胡闹，夫人，这家伙应该老老实实地让我们带走，不然的话，我只好不管了。”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哭得更厉害了。堂娜·芙洛拉一再重复说：“他不能走。”说着，也哭了。这工夫儿，堂·塔乔说：“走吧，我不想看演戏。”又对堂·奥利韦里奥说：“你想拿女人的衬裙当挡箭牌，那叫没门儿。”
下午，堂·塔乔又回来了，带来更多的人。堂娜·芙洛拉和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小姐又出来跟他吵。堂娜·芙洛拉说：“要是因为政治原因，那是危地马拉的政治。”堂·塔乔大发雷霆，对她们说：“不是什么政治不政治的，这家伙是罪犯，你们别护着他，他会把你们都杀了。”堂娜·芙洛拉用乞求的口吻说：“小点儿声，大家都在听你说话呐。”她又哭了起来。堂·塔乔嚷嚷得更凶了：“让我把他带走，不然的话，丑事会越闹越大，甭管怎么样，我非把他抓走不可。那个倒霉蛋儿在哪儿呢？”当兵的在家里四处搜查。猛听得一名进入内宅的当兵的喊叫：“在这儿呐，关在厕所里呐。”紧接着，两个当兵的用枪把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小姐和堂娜·芙洛拉挡在一边儿，直到从人群中把他拽出去。她们边哭边回到卧室。堂娜·芙洛拉说，她要到马那瓜去控告，要是索摩查将军知道堂·塔乔对她的所作所为，准得把这小子抓起来。
在回答法官提问的时候，证人说，她没看见堂·奥利韦里奥喝过烈性酒，不知道他被带走的时候是不是喝醉了。不过，听堂娜·芙洛拉说，他一点儿也没醉，那全是堂·塔乔污蔑他。堂·塔乔看见当兵的把他从洗手间带出来，就说了句：“喝醉了，刚开过什么庆祝会吧。”
8.在结束本章前，还得听一听堂娜·芙洛拉是如何回答原告律师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的，不过，奇怪的是在要犯人交代罪行时，法官没有就这个问题向犯人提问。
第四个问题：如果犯人完全了解这种能置人死地的毒药的效力，那是因为他手里至少有一本关于毒药学的书，事实如此，请苦主说一说是否如此，再请您讲一讲您是怎么知道有这样一本书的。
回答：他手里确实有那样一本书。在玛尔塔去世前两星期，他们夫妻俩还跟我们住在一起，有一次，我注意到卡斯塔涅达从屋里出来，手里拿着一本书。我女儿玛蒂尔德正坐在走廊上织袜子。卡斯塔涅达朝我女儿走过去，把书交给她。我走到跟前，打算看看是本什么书。他回答说：“您别以为是本什么有意思的书。这本书教给人怎么伤害别人，消灭别人，又不留下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拿起书看一看，书名是《大自然的奥秘》，我记得是这样。他要把这种读物给玛蒂尔德看，我就把书要了过来。我把书收藏起来，本想找出交给您，可一直没找到。
在那本书里夹着一张卡斯塔涅达母亲的照片，日久天长，相片退色了，变得黄不拉叽的。那张相片谁看了都很难忘掉，法官先生。相片上那位太太还很年轻，不过脸很瘦，她斜倚着几个枕头，躺在一张病床上。头发很长，光滑滑的，垂在床单上。她身旁站着几位身穿白大褂的医生，还有一位修女，手里端着盛针和药品的盘子。
读者想必会记得，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看见过这张照片。在堂娜·芙洛拉第二次出庭作证的时候，照片已经落在阿纳塔西奥·萨尔梅龙大夫手中。就在埋葬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的那天傍晚，记者乌苏卢特兰把照片夹在那本书里带到科斯梅·曼索的后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