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教廷解体之后，神圣罗马帝国也处于危如累卵的境地了。公元16世纪以后，欧洲各民族为了应对新的历史形势，开始在黑暗中摸索新的治国之策。回顾漫长的古代历史，王朝不断更迭，被征服地区的语言和文化也不断发生着变化，不过通过君主或神庙来实现统治的统治方式一直都显得比较稳定，人们的生活也是越来越安定的。但是，自公元16世纪以后的近代欧洲，王朝的更迭已无关紧要，人们将更多的关注转移到政治与社会组织实验的多样性与广泛性上。
我们已提到过，公元16世纪之后的世界政治史主要是一种奋斗的历史——一种人类不断完善自己的政治和社会而使之适应新形势的奋斗。基于新形势本身就一直且越来越快地变化，所以为了适应它的奋斗也表现出一种十分复杂的态势。然而，这种适应通常情况下是一种无意识的、不情愿的适应（因为多数人都不愿意自发地变化），其往往跟不上形势的变化。公元16世纪之后，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日益繁杂，也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无法保持平衡；人们面临着各种全新的需要和可能性，开始缓慢地、犹豫地开始改造人类社会的整体模式。而这一改造，其实是人类有意识、有计划的活动。
那么，是人类的哪些生活变化，打破了帝国、牧师、商人和农民之间的平衡——一种通过野蛮民族的征服而实现的周期性更新的平衡，一种使人类在旧世界的1万多年的历史中始终保持着某种特定规律。
由于人类的事务本身就是复杂多样的，所以人类生活的变化也是复杂多样的。不过，这些主要变化又似乎都归结于同一个原因，那便是有关事物本质的知识的增长与扩展。这种知识产生于一小部分有才智的人，然后缓慢传播起来，直到最近的500年，它迅速地传播到广大的民众之间。
在人类生活的变化中，由人类生活的精神变化引起的占据了很大一部分。这些变化，往往与知识的增长与扩展相伴相生，并且还巧妙地与知识融为一体。与此同时，人们不再只满足于基本的生活需要得到保障，他们开始追求在更广阔的空间做出更多的贡献，让自身投入到更多的事务中。这就是在过去的2000多年里，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等在全世界传播的主要宗教的共同特征。与以往宗教用来处理人类的精神问题的方法相比，这些宗教的处理方法是全新的，以前从来没有使用过的。从本质或效果上来说，这些新力量与那些被他们取代或改造的宗教——即以祭司和神庙为中心且有血祭传统的宗教，是截然不同的。它们使得在早期文明中不曾有过的个人尊严得到了发展，促进了人类事业的参与感、责任感的发展。
在人类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第一个明显变化便是对古文字的简化与推广，其促使更多的大帝国和更广泛的政治协定得以签订和实施。第二个明显变化是，运输工具的多样性，人们最初使用马匹运输，后来又用骆驼，接着又发明了车辆，道路变宽了，铁的出现又大大提升了军事效能。接着出现的变化是，由铸币所引起的深刻的经济变革，这种方便却以危险的契约方式改变了交易、债券和债务的实质。为了适应这些新形势，各帝国的疆域被不断扩张，人类的思想也不断发展。于是，地方神灵消失了，人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即诸神混合、世界性大宗教的教义控制民众的时代。与此同时，人们开始注重内容真实的历史和地理书籍，人类终于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开始系统地研究学问了。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诞生于希腊和亚历山大城的灿烂夺目的科学研究一度被中断。而且，日耳曼的入侵、蒙古人的西迁、宗教改革引起的动乱以及瘟疫的大爆发，都极大地破坏了政治和社会秩序，当文明在冲突和混乱重新崛起的时候，人们经济生活的基础早已不是奴隶制了。最早的造纸厂，为传播信息与协作的印刷品提供了原材料。于是，在不同的地方，追求知识和系统研究科学的思想又重现了。
从公元16世纪以来，各种发明与设计作为人类系统思维的副产品自然而然地诞生了，这些发明与设计对人类之间的交流及互动有着深远的影响。对它们而言，小范围内的发展已经不能满足它们了，它们不断追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朝着对彼此有更大的利害关系、更频繁的合作的方向发展，而且发展速度还日益加快。面对这一切，人们显得有些措手不及，因为大家都还没做好准备。到了公元20世纪初期，人们的思维突然敏感起来。在这之前，史学家一直没办法告诉大家，如何去应对由潮水一般涌出的发明所引起的新局面。对于刚逝去的400年，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比喻：当监狱发生火灾时，被囚的犯人还在睡梦中并未苏醒过来，根本没意识到危险与机遇已经降临，而他却只把这炙热的火焰与噼啪作响的燃烧声当成是过去的噩梦而已。
历史不是个人的而是整个社会的故事，所以历史记录中对人们交流影响最大的发明才是最有意义的发明。我们知道，公元16世纪最主要的发明，就是纸质印刷品以及使用航海指南针的远洋航船。纸质印刷品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公共信息、教育、探讨和政治活动的发展，从而引起革命性的变革；而装有航海指南针的远洋航船的出现，则让环球旅行的人类梦想得以实现。另外，同样重要的是，蒙古人在公元13世纪首次带到西方世界的枪支和火药，这些东西后来得到了广泛应用和改进。因为有了它们，贵族们即使躲在城堡里也感到危机重重，城市即使围筑着高大的城墙也不再牢不可破，封建制度也遭到了极大的冲击。例如，秘鲁和墨西哥就是屈服于西班牙枪炮的威胁之下的，君士坦丁堡也是因为枪炮的攻击而陷落的。
公元17世纪，系统的科研著作取得了极大的发展，尽管它们并不突出，但对未来的发展却影响深远。在这个伟大进步的时代里，诞生了一位尤为杰出的人才，他便是后来被授予维鲁拉姆勋爵的英国的大法官弗兰西斯·培根爵士（1561年—1626年）。弗兰西斯·培根是英国科尔切斯特的实验哲学家吉尔伯特（1540年—1603年）的弟子，还极有可能是吉尔伯特的代言人。弗兰西斯·培根也十分提倡观察与实验，还用极具说服力与想象力的语言写了《新大西洋岛》一书，表达了其愿为科学研究做出贡献的理想。
随后，伦敦皇家学会、佛罗伦萨学会等学会相继成立，极大地促进了科学的发展。接着，欧洲各国为了鼓励学术研究，也纷纷成立一系列的出版或交流的国家学术机构。许多发明家都是从这些欧洲学术团体中脱颖而出的，而这些发明家的出现明显地给那些禁锢和破坏人类思维的怪异神学史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公元17世纪至18世纪，虽然没有出现类似纸张或远洋航船那样的能直接推动人类社会状况发生变革的发明，但知识与科学能力的积累却始终在稳步地进行着。等到公元19世纪，这种积累便结出了累累硕果了。这一时期，勘探地形和绘制世界地图的学术研究依旧继续着，接着，塔斯马尼亚岛、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一系列此前欧洲人并不知道的地区出现在了地图上。公元19世纪时，英国人在制铁时已经不用木炭了，而改用焦炭，从而使得铁的制作成本大大降低，而且还可以铸造出更大块的铁。这是近代机械时代即将到来的预告。
就像天国的树木会经历发芽、开花、结果一样，科学也需要经历这样的过程。当人类迈入公元19世纪以后，科学开始不断结果，而且这样的结果一直不会停止。最先一批果实有蒸汽机、钢铁和铁路，然后又有高大的桥梁、建筑以及各种具有无限动力的机器。所有的这些发明和创造，都使人类对物质的需求得到满足的可能。更令人吃惊的是，电子科学这门深藏的知识宝库终于向人们敞开了大门。
我们在前面做了一个比喻，把16世纪以来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比成一个仍在梦中而不知监狱失火的囚犯。事实上，公元16世纪的欧洲人也在做梦，梦想着天主教会终将再次统一神圣罗马帝国。但是，就像我们生活某些难以控制的因素总会闯入我们的睡梦中并且还会做出一些荒谬的、具有破坏性的解释一样，当英国的亨利八世与德国的路德把天主教的再次统一破坏殆尽时，查理五世那昏昏欲睡的脸庞和贪吃的胃就闯入这梦境之中。
到了公元17世纪至18世纪，这种梦逐渐变成了个人的君主政体。这一时期，几乎整个欧洲都在为巩固君主政体和加强君主专制而忙碌着，还试图将自己的势力扩张到邻近的弱小国家中。此外，人民对王侯们滥用权力的行为表现出极大的不满，还不断发起反抗苛捐杂税的斗争。其中，最早站出来反抗的是地主，随后是控制着国内工业与海外商业贸易的商人以及有产阶级。不过，在这样的斗争中，敌对的双方没有哪一方能够完全压制对方——或许在这个地方是国王占了上风，但在另一个地方处于优势地位的就可能是有产阶级。在那样一个时代，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有时候，这个国家的中心和太阳是国王，而在其邻国，掌控者国家实权的人却是资产阶级。如此大的差异，恰好反映了这一时期各种政体具有极其浓烈的实验性质的地方色彩。
在这些国家的政治舞台上，最常见的角色便是国王的宰相们。如果是在天主教国家，那么宰相一职往往由高级教士充任。他们国王背后的人，担任不可缺少的角色，国王既是他们的服务对象也是他们的支配对象。
因为篇幅有限，我们无法一一为读者讲述在这些国家舞台上上演的所有剧目，只能简单介绍一些重大事件。在荷兰，商人们加入了新教并成为共和政体的拥护者，他们还脱离了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即查理五世的儿子的统治。在英国，亨利八世和他的宰相沃尔西、伊丽莎白女皇和她的宰相巴雷奠定了君主专制的基础，但最终却因为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的愚蠢而让他们的努力付诸流水。公元1649年，查理一世以叛国罪被送上了断头台，而这成了欧洲政治思想上的一个新转折。从此一直到1660年，英国一直采用共和政体，国王的权力极为不稳定，屡屡遭到议会的打压。到了乔治三世（1760年—1820年）时代，乔治三世付出巨大的努力以期恢复王权，并且在最后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与之相仿的是法国国王，法国国王是欧洲所有国王中在完善君主政体方面做得最成功的一位。黎塞留（1585年—1642年）和马扎兰（1602年—1661年）这两位杰出的法国宰相，为法国建立了无比威严的王权。当然，法国“大君主”路易十四（1643年—1715年）在其间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是他杰出的政治才能与长期的统治，让君主制在法国成功实现。
路易十四的确是欧洲国王的典范。就权限上来说，他的才干的确罕见。他野心勃勃，并且还通过一种至今仍令人惊叹不已的气魄和灵活外交手腕，把他的国家领至破产的边缘。他最基本的愿望是：稳固法国，并且将法国的势力扩张至莱茵河和比利牛斯山以及吞并西班牙的荷兰。他还有一个更远大的目标，那便是要看到法国国王在重建的神圣罗马帝国中成为查理曼大帝的接班人。对于路易十四而言，贿赂是一种比战争更重要的国策，接受他贿赂的人有英国的查理二世、波兰的许多贵族，关于这些我们在后面的文章中会介绍。路易十四的钱——更确切地说是法国纳税阶级的钱，被送到了欧洲的各个角落。在他心中，没有什么比皇室的显赫更重要。他那规模宏大且富丽堂皇的凡尔赛大宫殿以及其中的客厅、回廊、挂镜、庭院、喷泉、花园和精心打造的景致等，无一不令世人羡慕和嫉妒。
然而，路易十四这种奢华的生活态度给欧洲的国王和王侯们树立了一个坏榜样，这些国王和王侯们也都纷纷建立属于自己的豪华宫殿，丝毫不管自己的国力与财力是否能够承受。而各国的贵族也纷纷跟风，按照最新的样式重修或扩建自己的别墅。制造家具陈设和精致针织品等的轻工业由此逐渐得到发展；奢华的工艺品，如彩色的陶器、雪花石膏雕塑、镀金木雕、金属制品、印花皮革、精美的印刷品、壮丽的绘画作品、大量动听的乐曲以及上等的葡萄酒和美味的食物，四处风行。在大大的挂镜和精美的家具之间，走动着一些奇怪的人物——绅士，他们戴着厚重的洒了粉的假发，身着镶有花边的绸袍，脚上蹬着红色的高跟鞋，手上则持有一根奇怪的用以保持平衡的大手杖。而那些所谓的“贵妇”也着实令人惊叹，她们梳着高高的发髻，穿着以金属架撑起的绸裙。在这些人中就有装模作样的路易十四，他把自己视为世界的太阳，却没有发现那些下层社会里的一张张贫瘦而愤怒的脸正在怒视着他。
德意志民族在君主政体及其他实验政体时代，始终处于政治分裂状态。然而，不少德意志王侯贵族的宫廷，均在不同程度上模仿凡尔赛宫的奢华做派。从公元1618年到1648年，德国人与波希米亚人、瑞典人为了争夺政治霸权，掀起了一场长达
30年的毁灭性战争，德国的国力由此大衰。战争结束后，胜负双方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德意志因此被瓜分得支离破碎——从当时的地图上就能清楚看出这一点。从公元1648年的欧洲地图中，我们可以发现，当时的德意志版图内各公国、公爵领地和自由国相互纠缠在一起，有的甚至一部分在帝国内，一部分在帝国外。我们还能看到，瑞典的势力已经深入到德国内部；除了少数岛屿仍在帝国境内外，法国还远在莱茵河的彼岸。在这补丁般的版图上，于1701年建立起一个普鲁士王国，而这个王国还不断发展壮大，取得了一连串战争的胜利。普鲁士大君主弗里德里希（1740年—1786年）在波茨坦建造了宫殿，大臣们讲法语、阅读法国文学，可以与法国在文化方面一较高下。
公元1714年，汉诺威选帝侯成为英国国王，由此横跨帝国内外的王国又多了一个。
在查理五世的后代中，有一支依然保持着“皇帝”的称号，其便是统治奥地利的那一支；而西班牙的那一支，也始终紧握着西班牙的实权。此间，又出现了一位东方皇帝。自君士坦丁堡在公元1453年被攻陷后，莫斯科的大公伊凡三世（1462年—1505年）便声称自己是拜占庭帝国的皇位接班人，并以拜占庭的双头鹰作为自己军队的武器徽章。伊凡三世之孙伊凡四世（1533年—1584年），即暴君伊凡雷帝，采用了“沙皇”的称号。直到公元17世纪下半叶，欧洲人才不再将俄国视为偏远的亚洲国家。彼得大帝（1682年—1725年）接任沙皇之位后，将俄国带入了欧洲的外交舞台，还在涅瓦河畔建立了帝国的新首都彼得堡。事实上，彼得堡是俄国与欧洲之间相互了解的窗口。除此之外，彼得大帝还在彼得堡18英里外的彼德霍夫修建宫殿，还特地聘请法国建筑师为自己设计阳台、喷泉、小瀑布、画廊、花园以及一切与他大君主身份相配的东西。和普鲁士的宫廷一样，俄国的宫廷也使用法语。
不幸夹在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是波兰。波兰是一个由大地主所控制的国家，国家毫无秩序可言，贵族地主们担心会失去自己尊贵的地位，所以只给他们自己选出的国王极为有限的权力。尽管法国费尽心机地想保住波兰的独立状态，但是波兰还是被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三个邻国给瓜分了。另外，当时欧洲各国的情况也各不相同：瑞士是一个由许多共和州组成的联邦；威尼斯是一个共和国；意大利则与德国一样，也出现了严重的王侯割据的情况。此时，教皇已经不敢再干涉各国内部的纷争，也不敢再谈基督教世界的共同利益的问题了，因为他担心会由此引发天主教各国的叛乱。此时的欧洲，完全不存在什么统一的政治主张，整个陷入分裂与纷争之中。
所有这些君主国和共和国的统治者，他们一心想的就是如何扩大自己的统治疆域，都在追求入侵邻国或建立侵略性联盟的外交政策。这种复杂君主国时代的不良影响一直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至今欧洲人还依旧生活在它的阴影之下，同时欧洲人也始终未能摆脱那个时代所引起的仇恨、敌意和猜疑的困扰。对近代知识分子来说，对那个时代的历史越是了解，就越觉得那个时代的历史就像是一种令人厌倦的无聊闲话。关于这一时期的战争，人们经常听到的是：某位王妃引发了某场战争；某位大臣因为嫉恨另一位大臣而挑起了争战等等。对于这些有关争斗的废话，有头脑的研究者往往会感到十分厌烦。当然，那个时代也出现了一些对后世意义非凡的事件，那就是虽然当时的欧洲国家林立，但是知识和科学的发展仍以一个较高的水平在发展，各种发明创造不断出现。到了公元18世纪时，人们已经开始出现质疑与批评宫廷及其政治的著作，这是历史的一种进步。如果有读者读过伏尔泰的《老实人》这部作品，就能够体会作者对欧洲世界那种遥遥无期的混乱的厌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