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间流行这么一句话，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意思是说，不孝顺的方式有很多种，其中无法传宗接代为大不孝。由此可见，传宗接代在中国人心中占据多么重要的位置。话虽这么说，可传宗接代有个前提，就是要讨得到媳妇。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三转一响”到现在的“有车有房”，这讨媳妇的成本与日俱增，连很多中产阶级都快迈不过这道坎儿了。在一些偏远的农村，传宗接代的封建思想依旧是主流，重男轻女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那些为了要男娃接连生个三四胎的家庭比比皆是，导致很多地方，越穷越生，越生越穷，恶性循环，讨媳无望。
从遗传学的角度分析，若想生男孩儿，那么需父方的Y染色体与母方的X染色体结合，而Y染色体相对短小，极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抽烟、喝酒、干重活儿，都会给Y染色体的遗传造成障碍。
在农村，大多数男性都会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这会导致新陈代谢加快，产生大量乳酸，从而改变体内酸碱平衡，假如男性选择在这种疲惫的状态下同房，生女儿的概率会大大增加。为了要个儿子，连续生几个女儿的事情在农村早就不是什么新闻。儿子生了，祖宗香火也有人继承了，可另外一个难题又摆在眼前：若干年后儿子的媳妇怎么讨？或者说，拿什么去讨？
在贫穷落后的地区，这不是一家两家要面对的问题，而是一个村甚至几个村都要解决的实际困难。不过就算再困难，讨媳妇这事也不可能指望政府帮你解决。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总有奇人能想到奇招。所谓“生儿育女”，很多家庭“生儿”的目标是达到了，可“育女”的成本却让他们苦不堪言，要是“一儿一女”尚且可以勉强度日，若是“一儿多女”，那真是给很多贫困家庭雪上加霜。为了缓解多方压力，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童媒”这一行当便应运而生。
所谓“童媒”从字面上就可理解，她们干的就是给“小孩儿”说媒的活计。举个例子，张三生了个儿子，李四生了个女儿，张三的父母自知以后可能无经济能力给儿子讨到媳妇，而李四想要个儿子，又怕儿女太多无法养活，于是两家经“童媒”一撮合，由张三出点儿彩礼，把李四家的女儿接回家抚养，等李四家的女儿长大成人，给张三家的儿子做媳妇。这样，李四也因此减轻了负担，还能圆了要儿子的梦。
这样的做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在表面上缓解了很多贫困家庭讨不到媳妇的窘境。又因为很多农村人文化层次不高、见识短浅，“无知者无畏”的大有人在，有的人甚至抱有“不早下手，好媳妇都被抢走了”的愚昧想法。
尤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童养媳”在落后的农村几乎是普遍存在，而王雨燕的悲惨人生，就是在那个时候拉开的序幕。
1977年，王雨燕出生在一个极为贫穷的家庭，她的父亲为了延续香火，只能通过“童媒”把一个又一个女儿“嫁”出去，好换取生儿子的营养费。
王雨燕被“童媒”抱走时刚刚满月，她是母亲生下的第3胎，按照“童媒”的规矩，介绍出去的女娃，要保留父姓，而名字则由结亲的家庭“赐予”。
之所以这么做，也是颇有“讲究”：
留姓，是为了以后认祖归宗。都说“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但嫁女儿，不是卖女儿，怎么着也要对得起列祖列宗，虽然大家都心知肚明，这是明显的“当了婊子还要立牌坊”，但“里儿”和“面儿”都还必须要说得过去。
赐名，则是让“新女儿”更好地融入结亲家庭。很多人都有个习惯，唤名不唤姓，如果女娃刚进门就带了个生分的名字，说一千道一万都会有些隔阂。
王雨燕过门的那天早上，天空乌云压顶、电闪雷鸣，她的养父李旭光本想换个大晴天再圆了这门亲事，可“童媒”选的良辰吉时岂能说改就改？于是众人在瓢泼大雨中，把王雨燕抱进了门。李旭光夫妇没有什么文化，在给“童媒”包了10元钱红包后，“童媒”亲自选了“王雨燕”三个字作为新闺女的名字。其中“王”是其父姓，“雨”则是过门时的应景天气，而“燕”则代表喜庆。这三个字连起来的意思为，王家的闺女在雨天来到新家，给新家带来福气和喜庆。不得不说，“童媒”这张巧嘴确实深得众人欢心，一桩本来肮脏不堪的交易，在她的描绘下，竟是这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其实对李旭光来说，本不该走到这一步，毕竟在农村只有混得不好的家庭，才会想着给儿子找童养媳，但这又怪谁呢？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自作孽不可活”。李旭光本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屠夫，多年来练就了一身“庖丁解牛”的本事。都说“艺高人胆大”，可到了李旭光这里，“艺高”的人不光胆大还很自大。
作为屠夫，杀完牲口后喝酒冲腥是必不可少的步骤，按照屠夫行当的规矩，冲腥后当天不能再杀生，李旭光也一直坚守着这个底线。可有一次村里一户人家办酒席，原本只计划着杀一头猪，让村民们沾沾荤腥，可没想到的是，这户人家想着“借喜收钱”，不光本村，就连邻村都收到了这家的喜帖，户主回家一合计，一头猪指定不够，为了防止村民说闲话，户主咬牙让李旭光再帮着杀一头。当时已经喝得酩酊大醉的李旭光完全可以拒绝，但无奈他耳根子软，听不得别人两句溜须拍马，于是他“义无反顾”地把行规甩到一边，又“磨刀霍霍向猪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