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尔默市，保尔松正在进行明查暗访工作。
开头的几天，像星期六和星期日，他把精神集中在旅馆人员身上，就是所谓的循序渐进围攻猎物。依据过去的经验，他深深了解，如果你晓得你要找的人是谁，任务就会比较容易成功。
他在旅馆的餐厅里用餐，用餐之余的其余时间，他都待在大厅里。很快他发现，坐在餐厅里躲在报纸后面竖起了耳朵，所能得到的成果其实极为有限。大多数客人讲话时，都是用他无法理解的外国语言，而如果工作人员讨论起星期三的事件，也不会刚好在他的餐桌附近进行。
保尔松决定扮演一个在报上读到这条耸人听闻的新闻的好奇客人。他把一个服务员叫过来，那是一个态度冷淡的年轻人，他留着鬓角，穿着一件尺寸过大的亮白色外套。
保尔松试图引起一场关于枪杀案的谈话，但是服务员不感兴趣，一直只用单音字回答。而且，有时他的眼睛还会飘向敞开的窗户。
你有没有看到凶手？
呃——是。
凶手是不是那种留着长发嬉皮士式的人物？
不——不是。
他真的没有留长发吗，或者，至少穿得很邋遢吧？
可能他的头发是有点儿长。我没有看得很清楚；总之，他穿着一件外套。
然后服务员借口厨房有事便离开了。
保尔松思考着。
如果一个人平常都留长发、蓄胡子、穿牛仔裤和邋遢的夹克，那么要伪装自己，就再最简单不过了。他只要剪掉长发，剔掉胡须，穿上套装，就没有人能认出他来。
这种伪装的麻烦，就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恢复原来的样子。因此，这个人应该很容易找得到。
保尔松对这个结论感到很高兴。
然而，很多这种左派人物看起来都像平常人。他多次在斯德哥尔摩的示威活动中值勤，所以注意到这一点。这令他觉得很讨厌。穿工作服、衬衫上别着大红徽章的人，即使不成群结队，也是很容易辨认的。但是穿着上班套装、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头发剪得整整齐齐、把传单和反动文件藏在整洁公文包里的那类狡猾人物，让他的工作变得复杂很多。这表示，这种人其实不必采取极不卫生的极端手段就可以掩饰自己，但这样还是很令人讨厌。
领班走来他的餐桌旁。
“菜还好吗？”他问。
他矮矮的，有一头剪得服帖的短发，眼里带着幽默的神色。
他一定会比早先的那个服务员警觉性高，而且爱讲话。
“非常好，谢谢你。”保尔松说，然后他马上转向那个话题。
“我在想星期三发生的那件事。当时你在这里吗？”
“是的，那一晚我上班。真恐怖。而且他们还没有抓到凶手。”
“你有没有看到他？”
“嗯，你知道，一切发生得非常快。他进来的时候，我不在餐厅里。我是在他开枪以后才进来的。所以，可以说，我只瞄到他一眼。”
保尔松萌生一个好主意。
“他不会是个有色人种吧？”
“你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讲明白一点儿，就是黑人。他是不是一个黑人？”
“不是，为什么他应该是一个黑人？”领班说，一副惊讶的神情。
“你知道，有的黑人肤色非常淡，如果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来是黑人呢，真的。”
“没有，我没听过这种说法。其他人看得比我清楚，如果他是个黑人的话，一定有些人会注意到，而且会提起这件事。不是，他应该不是。”
“嗯。”保尔松说，“这只是我突然想到的一个念头——”
保尔松把星期六整晚都耗在酒吧里，喝了各式各样的非酒精饮料。
等到他点了第六道饮料——一杯名为“猫咪脚”的鸡尾酒时，连平时很不容易吃惊的酒保，都露出错愕的表情。
星期日晚上酒吧不开，于是保尔松待在大厅里。他在柜台旁边晃荡，但是柜台职员似乎非常忙碌，一会儿接电话，一会儿研究账簿；有时卷起袖子，有时衣冠楚楚、衣角飞扬地赶去帮客人解决紧急事务。最后，保尔松找到机会和他讲了几句话，但是对保尔松所有的理论，他都不予支持。对于凶手是不是黑人这点，该职员尤其断然否定。
保尔松在旅馆的烧烤店点了一客烤小牛排结束了这一天。
这边的客人比餐厅那边多，也都比较年轻，而且，他听到附近几张桌子有一些挺好玩的谈话。在保尔松旁边的那张桌子，有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讨论一些他无法全部理解的事，使他感到极为不快。但是有一段时间，他们也提起维克托·帕尔姆格伦谋杀案。
比较年轻的那个男人，留着长长的红发和茂密的胡须，表达了他对死者的厌恶，和对凶手的敬意。
保尔松小心地研究了他的长相，并在心里暗暗做了笔记。
第二天是星期一，保尔松决定把他的调查扩展到隆德市。
隆德市有学生，而有学生的地方就会有激进分子。他的旅馆房间就有一长串隆德市异见嫌疑人士的名单。
因此，当天下午他搭火车到以往从未踏足过的这个大学城，展开他对该地学生的调查。
那天天气格外炎热，保尔松穿着方格花纹的套装，大汗淋漓。
他找到了大学，烈日下的校园死寂荒凉，似乎没有什么革命活动在进行。
保尔松想起以前曾看过毛泽东在扬子江里游泳的照片。也许隆德市的毛派分子，学习毛主席的榜样，此刻正在侯矶河里游泳。
保尔松脱掉外套，去教堂瞧瞧。他很惊讶著名的“芬兰巨人”雕像竟然这么小，他买了一张雕像的明信片，好寄给他老婆。
从教堂出来的路上，他看到一张布告，说当晚学生联合会有一场舞会。保尔松决定去参加，但是由于离晚上还早，他必须找个方法消磨时问。
他在因为放暑假而少有人迹的城里闲荡，又到市立公园的大树下散心，沿着植物园沙石走道漫步许久，然后突然觉得非常饿。他到斯托卡拉兰餐厅吃了一顿简单的晚餐，然后叫了一杯咖啡，坐在那里观看外面广场上稀稀拉拉的活动。
对于要如何追查维克托·帕尔姆格伦案的凶手，他一点儿主意也没有。瑞典可以说从来没有发生过政治暗杀——他不记得近代以来有过任何政治谋杀。他真希望手上的情报不是这么含混，真希望能够知道更多一点儿，好让他晓得要从何处着手。
等到天黑，街灯亮起来，他便付了账，去找布告上提到的那家迪斯科舞厅。
最后，这趟历险也是毫无收获。那里大约有二十名青少年在喝啤酒，跟着震耳欲聋的摇滚乐跳舞。保尔松和其中几个谈了话，结果，他们根本不是学生。他喝了一小杯啤酒，然后就搭火车回到马尔默。
他在旅馆的电梯里撞见马丁·贝克。虽然电梯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后者却把目光固定在保尔松头上的某一点，自顾自地吹着无声的口哨。等到电梯停下来，他冲保尔松眨眨眼，把一根指头贴在嘴唇上，便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