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克隆德站在一张摆满了闪亮银餐盘的桌子旁，正在询问一名侍者。巴克隆德的年纪颇大，戴着眼镜，长相平常。不知怎的，他这种人竟然也有办法爬到副探长的位置。他手里握着一本打开的备忘录，正忙着做笔记。蒙松在听得到对话的距离内停下脚步，没说什么。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嗯，大约八点三十分。”
“大约？”
“呃，我不知道确切的时间。”
“换句话说，你不知道发生的时间？”
“是，我不知道。”
“真奇怪。”巴克隆德说。
“什么？”
“我说真奇怪。你戴着手表，不是吗？”
“是啊。”
“而且那边墙上有一座大钟，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是的，可是——”
“可是什么？”
“两个时间都不准。总之，我没有想到去看大钟。”
巴克隆德好像对这个回答很不满意，他放下纸笔，动手擦眼镜，深吸一口气，然后拿起备忘录，又开始写起来。
“虽然你有两个钟可以看，但是你却不知道发生的时间。”
“呃，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这种答案对我们一点儿用处也没有。”
“可是两个钟的时间并不一致。我的比较快，那座大钟比较慢。”
巴克隆德看看他的精密计时表。
“奇怪了。”他说，一边写下一些东西。
蒙松不懂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凶手走过来的时候，你正好站在这里？”
“是的。”
“你能不能尽可能给我一个完整的描述？”
“我没有看得很清楚。”
“你没看到那个开枪的人吗？”巴克隆德感到惊讶。
“呃，看到了，在他爬出窗户的时候。”
“他长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距离挺远的，而且那张桌子被柱子挡住了。”
“你的意思是，你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不是很清楚。”
“那么他的穿着是什么样的？”
“穿着一件棕色运动外套吧，我想。”
“你想？”
“是啊，我才看到他一秒钟。”
“他还穿了什么？譬如说裤子呢？”
“当然，他当然穿裤子了。”
“你确定？”
“呃，否则，那会有点儿——就像你说的，奇怪。我是说，如果他没穿裤子的话。”
巴克隆德拼命写。蒙松开始嚼牙签的另一头，轻声说：
“喂，巴克隆德？”
对方转过头来，瞪着他。
“我正在问一名重要的证人问到一半——”他突然住口，不太高兴地说：“哦，原来是你啊。”
“发生了什么事？”
“有一个人在这里遭到枪击，”巴克隆德急切地说，“你知道那人是谁吗？”
“不知道。”
“维克托·帕尔姆格伦，那个大公司的总裁。”巴克隆德特别加重了后一句的语气。
“哦，他呀。”蒙松说。他心里想，这下有得热闹了。他大声说：“那么，事情是发生在一个钟头前，而凶手从窗户爬出去，逃走了。”
“看来可能是这样的。”
巴克隆德从来不把任何事看成是理所当然。
“外面为什么停了六辆警车？”
“我叫他们把这个区域封锁起来。”
“这整个路段？”
“这是犯罪现场。”巴克隆德说。
“叫所有穿制服的都离开。”蒙松郁郁地说，“有这么多警察在大厅和街上晃来晃去，对旅馆而言不是很好。再说，一定有其他地方更需要警察。把这个先处理了，然后再想办法找出对罪犯的描述。一定有比这个家伙更理想的证人。”
“我们当然会询问每一个人。”巴克隆德说。
“这都会在适当的时间处理。”蒙松说，“可是，没有什么重要证词可说的人，不要拘留他们，只要把姓名和地址登记下来就可以了。”
巴克隆德一脸狐疑地看着他，说：“你打算干什么？”
“打几个电话。”蒙松说。
“打给谁？”
“报社，探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巴克隆德冷冷地说。
“对。”蒙松漫不经心地回答，张望一下四周。
餐厅里有好几个记者和摄影师走来走去。他们一定有人比警察更早抵达，而且开枪时，说不定有一两个正好在餐厅或酒吧里。有可能，如果蒙松的假设正确的话。
“可是手册上规定——”巴克隆德正要开口。
就在此时，本尼·斯卡基匆匆走进餐厅。他才三十岁，已经当上副探长。他先前是在斯德哥尔摩的警政署凶杀组，但是有一次，他因为一个颇为愚蠢的冒险举动，差点儿害一个上司丧命，以后他便自动请调来此。他工作热心，诚恳正直，而且有点儿天真，蒙松颇为喜欢他。
“斯卡基可以帮你忙。”他说。
“他是斯德哥尔摩来的。”巴克隆德疑虑地说。
“没错。”蒙松说，“不要忘了查出对凶手的个人描述。此时此刻，那是最重要的。”
他把嚼得稀烂的牙签丢进一只烟灰缸，走向大厅，往柜台对面的电话走去。
蒙松很快的打了五通电话。然后摇摇头，走向酒吧。
“啊，瞧瞧是谁来了。”酒保说。
“怎么样啊？”蒙松说着坐下来。
“我们今天可以给你来点儿什么，老样子吗？”
“不了，葡萄汽水就好，我还得用脑筋呢。”
有时候事情就是会搞得一团乱，蒙松想。这个案子，真是一开始就没有好兆头。首先，维克托·帕尔姆格伦是个重要的名人。要说出他为什么重要，确实很难，但有一件事是千真万确的——他非常有钱，至少是个百万富翁。而他在欧洲一个知名的餐厅遭到了枪杀，这更是火上加油。这起案子将会引起广泛注意，而且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枪案发生后，旅馆人员立刻把伤者抬到电视问，并做了一个临时担架。他们同时通知警察和救护车，救护车很快就抵达现场，把伤者抬走，送到医院。
这当中，有好一阵子都没看到警察的影子，虽然说火车站那儿就停靠着一辆巡逻车——换句话说，巡逻车离罪案现场不到二百码，这是怎么一回事？现在他已经知道了前因后果，可是整个过程对警方相当不利。一开始，警方错误判断了那通报案电话，以为不太紧急，因此，停靠在火车站的那两名巡警，便把时间花在拘捕一名无关紧要的醉汉身上。一直等到警方得到第二次报案，他们才派遣警车和警员到旅馆去，并由巴克隆德大无畏地领军调查。从那时开始一路下来的调查工作，似乎全然杂乱无章。而蒙松本人则花了超过四十分钟的时间和他老婆坐谈《乱世佳人》的情节，除此之外，他还喝了两杯酒，而且被迫等候出租车。等到第一名警察抵达现场时，已是枪案发生半个钟头之后。至于维克托·帕尔姆格伦的伤势，则是同样不清不楚。他先在马尔默市立急诊中心接受检查，然后又被转送到大约十五英里外的隆德市，交给那里的神经外科医生。此刻救护车仍在路上。最重要的证人之一，帕尔姆格伦的妻子，也在救护车上。案发时，她可能坐在受害人的对面，也许是对枪手的长相看得最清楚的人。
一个钟头已经过去了。这浪费掉的一个钟头，每一秒钟都十分珍贵。
蒙松又摇摇头，看看酒吧上面的那座钟，九点三十分。
巴克隆德大步走进酒吧，后面紧跟着斯卡基。
“你就干坐在这儿？”巴克隆德说，一副颇为惊讶的表情，瞪着蒙松。
“有没有得到什么资料？”蒙松说，“我们必须采取下一个步骤。”
巴克隆德翻翻弄弄他的备忘录，把它放在吧台上，摘下眼镜，开始擦起来。
“嗯，”斯卡基很快地说，“这是我们目前所能得出最好的结论：他中等身高，瘦脸，稀薄的暗棕色头发往后梳。棕色的运动外套，浅色衬衫，深灰色长裤，黑色或棕色的鞋子，大约四十岁。”
“很好。”蒙松说，“发通告出去，马上。封锁所有的主要街道，检查火车、飞机和船只。”
“好的。”斯卡基说。
“我要他走不出这个城市。”蒙松说。
斯卡基走出去。
巴克隆德戴上眼镜瞪着蒙松，把他原先的问句又重复一次：“你就干坐在这儿？”然后他看看玻璃杯，用更惊讶的口气说：“还喝酒？”
蒙松没有回答。
巴克隆德把注意力转向吧台上的时钟，和他的手表对了一下，说：
“那个钟的时间错了。”
“那当然，”酒保说，“快了一点儿。那是为赶火车或赶航班的客人贴心设计的一点小小服务。”
“嗯，”巴克隆德说，“我永远搞不懂，如果不能信任时钟，那我们该怎么决定正确的时间？”
“那不容易哟。”蒙松漫不经心地说。
斯卡基回来了。
“好啦，办好了。”他说。
“可能太迟了。”蒙松说。
“你到底在说什么？”巴克隆德说着，抓起他的备忘录。“关于这名侍者……”
蒙松用手势制止了他，说道：
“等等，那个我们待会儿再说。本尼，去打个电话给隆德市的警察，叫他们派一个人去医院的神经外科医生那里。他们派的人必须带录音机，这样才能录下帕尔姆格伦讲的话——如果他恢复神志的话——也必须询问帕尔姆格伦太太。”
斯卡基又出去了。
“你提到的这个侍者啊，我说就算吸血鬼本尊从餐厅里横飞过去，他也完全不会注意到。”酒保说。
巴克隆德一脸不快，沉默不语。蒙松等到斯卡基回来才又开口。由于就正式职务上来说，巴克隆德是斯卡基的上司，他谨慎地同时对两人提出问题。
“你们两个认为谁是最佳的证人？”
“一个叫做爱德华松的家伙。”斯卡基说，“他坐的位置只距离案发现场三张桌子，可是——”
“可是什么？”
“他不是很清醒。”
“酒精害人哪。”巴克隆德说。
“好吧，我们等明天再问他。”蒙松说，“谁可以让我搭个便车上总局？”
“我可以。”斯卡基说。
“我留在这里。”巴克隆德顽固地说，“就职权上而言，这是我的案子。”
“当然。”蒙松说，“待会儿见啦。”
在车子里，他喃喃自语：“火车，船……”
“你认为他已经出城了吗？”斯卡基迟疑地问。
“他有可能已经跑掉了。总之，不管怎样我们都有一大堆电话得打。这下子顾不得吵醒别人了。”
斯卡基斜眼看看蒙松，后者又拿出一根牙签来。车子拐进市警察总局的中庭。
“飞机场。”蒙松自言自语，“今晚恐怕不好过了。”
在一天中的这个时刻，警局看起来似乎格外巨大、阴森，而且十分空旷。这是一栋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他们踩在宽石阶上的脚步，发出寂寞凄凉的回声。
就如同生来身材高大一样，蒙松天生就是个慢郎中。他讨厌艰苦的夜班，再说，他也已经到面临退休的年龄了。
斯卡基则正好相反，他比蒙松年轻二十岁，经常在为他的事业做打算，他行动积极又富有野心，但是先前的经验使他变得处事小心，并且很认命地执行分内的事。
所以，两人正好可以取长补短。
进到办公室以后，蒙松立刻打开窗户。窗户正面对着警局外面铺着柏油的中庭。他整个人陷进椅子里，不言不语地坐在那里好几分钟，而且若有所思地卷着他的安德伍牌打字机滚筒。
最后，他开口说：
“叫他们把所有无线电和电话传来的消息都转到这儿。用你的电话接听登记。”
斯卡基在走廊另一边有一间办公室，就在蒙松的对面。
“把你的门开着，”蒙松说。几秒钟之后，他有点儿讥讽地补上一句：“这样我们就有一个正式的调查中心了。”
斯卡基回到他的办公室后，开始打电话。不久，蒙松也跟来了。他嘴里咬着一根牙签，肩膀靠着门站着。
“你对这个案子有什么看法，本尼？”他说。
“我还没有想太多，”斯卡基小心地回答，“总之，好像很出人意料。”
“出人意料是个正确的字眼儿。”蒙松说。
“我想不通的是杀手的动机。”
“我想，除非我们掌握到了正确的线索，否则现在还不是谈什么鬼动机的时候。”
电话铃响起来。斯卡基接听，做了笔记。蒙松说：
“枪击帕尔姆格伦的人，事后只有千分之一的机会逃出旅馆餐厅。一直到开枪的那一刻为止，他的行为完全像个偏执狂。”
“就像个刺客那样？”
“没错，事后呢？又发生了什么事？他奇迹似的脱逃了，然后他不再是个偏执狂，反而变得恐慌起来。”
“那就是为什么你认为他会试图逃出本市？”
“有一部分原因是如此。他走进去开枪，不在乎后来会发生什么事。可是之后呢，他像大部分的罪犯一样慌张起来，他吓坏了，一心只想赶快逃出那里，而且逃得越远越快越好。”
那只是一个理论，斯卡基想，而且似乎是个基础相当薄弱的理论。
但是他没说什么。
“当然，那只是一个理论。”蒙松说，“一个好警探不能只依靠理论。但是就眼前来说，我看不出我们还有什么方向可以着手调查。”
电话又响起来。
工作，蒙松想，这算是哪门子的鬼工作！
再说，今天本来是他的休假日！
这一晚果真不好熬，主要的原因是调查并没有什么进展。几名算是符合描述的人，在出城的高速公路和火车站被拦了下来，结果没有一个人和案子有关系，但他们的姓名都已登记备案了。
午夜十二点四十分，最后一班火车驶离车站。
一点四十五分，隆德市的警察有消息进来，说帕尔姆格伦还活着。
三点钟时，同一个来源又有一条消息进来：帕尔姆格伦太太仍然处于震惊状态，很难对她进行完整的询问。然而，她确曾清楚地看到凶手，她很确定不认识那个人。
“好像很尽职嘛，隆德市那个家伙。”蒙松说着打了一个哈欠。
四点钟过后没多久，隆德市的警察又来消息了。负责医治帕尔姆格伦的医师称，决定暂时不动手术。子弹射穿他的左耳后方，目前还无法确定到底会造成什么伤害。据说，目前患者的情况相当好。
至于蒙松的情况则不怎么好。他很疲倦，喉咙又异常干燥，他一次又一次去洗手间续水。
“人的脑袋里卡着一颗子弹还活得下去吗？”斯卡基问。
“可能啊，”蒙松说，“这种事以前发生过。有时候，子弹被纤维组织包住，那个人就有可能复原了。如果医生试图动手术取出子弹，他反而可能丧生。”
巴克隆德显然在萨伏大饭店待了很久，因为四点三十分时他打电话进来说，为方便技术小组对犯罪现场的调查，他已经封锁并围起一个特定的区域，而技术小组最快也要好几个钟头以后才会到达。
“他要知道我们这边是否需要他。”斯卡基用手捂着听筒说。
“唯一可能需要他的地方是他家，叫他回去陪他老婆睡觉。”蒙松说。
斯卡基转达了蒙松的意思，但多少修饰了一下遣辞用字。
过没多久，斯卡基说：
“我想我们可以排除布拓夫塔机场，那里的最后一班飞机在十一点零五分就起飞了，机上没有一个人符合描述。下一班飞机是早上六点三十分，那班飞机的座位在前天就已经被预订光了，候补名单上空无一人。”
蒙松就这个问题琢磨了一会儿。
“嗯，”最后他说，“我猜我得打电话找一个人，他一定很不高兴被人从床上拽起来。”
“谁？局长吗？”
“不是，他大概睡得不比我们多。顺便问一下，你昨天晚上到哪儿去了？”
“去看电影。”斯卡基说，“总不能每天晚上都待在家里读书。”
“我是从来不待在家里读书的。”蒙松说，“昨晚九点钟，有一班汽艇从马尔默开往哥本哈根，查查看是哪一艘。”
没想到那是一件困难的差事，半个钟头以后，斯卡基才得到回信。
“那艘船叫斯普林格伦号，现在正在哥本哈根。很难相信，竟然有人被电话从床上挖起来后，会气愤到这种程度。”
“现在你应该觉得安慰了吧？因为我要做的这件公差比你的还惨很多。”蒙松说。
他走进他的办公室，拿起听筒，拨了00945到丹麦，然后再拨丹麦调查局警察司长莫根森家里的电话。他默数电话铃响七次，才有一个沉重的声音回答：
“我是莫根森。”
“我是马尔默市的佩尔·蒙松。”
“见鬼，你要干什么？”莫根森说，“你知不知道现在几点钟？”
“我知道。”蒙松说，“可是这件事很重要。”
“这件事最好是他妈的很重要。”那丹麦人威胁道。
“昨晚我们马尔默这里发生了一起谋杀未遂案。”蒙松说，“凶手可能逃到哥本哈根去了，我们有他的描述。”
然后他把整个来龙去脉述说了一番，莫根森挖苦地回道：
“看在老天的份上，你以为我会变魔术不成？”
“这不无可能啊。”蒙松说，“如果你发现什么的话，通知我们一声。”
“去死吧。”莫根森用清晰得惊人的声音说道，然后用力挂断电话。
蒙松甩甩头，打了一个哈欠。
什么消息也没有。
稍后巴克隆德来了电话，说调查小组已经开始在犯罪现场进行调查。那时是早晨八点钟。
“妈的，他真是干劲儿十足。”蒙松说。
“我们接下来干什么？”斯卡基问。
“什么也不用做。等着就好。”
在八点四十分时，蒙松的专线电话响起来。他拿起听筒，听了一两分钟，然后既没道谢也没说别的就挂断电话。他对斯卡基大嚷：
“打电话去斯德哥尔摩，马上。”
“要说什么？”
蒙松看看时钟。
“刚才是莫根森打来的。他说有一个瑞典人，自称本特·斯滕松的人，昨晚从卡斯特洛机场买了一张飞住斯德哥尔摩的机票，等候补机位等了好几个钟头。最后他搭上一架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的飞机，在早上八点二十五分起飞。飞机最晚应该在十分钟前降落在阿兰达机场。那个家伙可能符合描述。我要扣留所有从机场通往市内的巴士，把这个人拘捕下来。”
斯卡基冲到电话那儿。
“行了，”半分钟以后，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斯德哥尔摩那边会处理这件事。”
“你跟谁说的？”
“贡瓦尔·拉尔森。”
“哦，他呀。”
她们等着。
半个钟头以后，斯卡基的电话响起来。他把听筒一把扯过来贴上耳朵，听完之后，呆坐在那里，手里还握着听筒。
“他们搞砸了。”他说。
“哦。”蒙松仅仅这样应了一声。
可是他们有足足二十分钟的时间啊，他心里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