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欧洲听说了桑妮的事。当时我正在那里写书，兼养病。医生说我肝脏不好，还患有静脉炎。我一点也不怀疑是桑妮自己作贱了自己……后来又听说克洛斯遇到麻烦，我没太在意，想这事一定能够讲清楚，因为在我们这个圈子里，知道桑妮用毒品的人不止我一个……
然而，没有一个人肯站出来替克洛斯辩白。
亚伦·德肖维奇教授恳求道：“我们需要你出庭，卡波特先生，因为公诉方在他们的总结性发言中断言，克洛斯是克拉伦敦庄园里唯一使用注射器者，并且‘没有任何人看见过冯·普罗夫人使用注射器’……”
“可是，教授，”作家打断，“说出了桑妮，就会牵扯出我自己。你知道我的知名度，你知道我的小说被选入了中学课本。如果那些读者、那些受我影响至深的文学青年们得知他们崇拜的一代宗师竟是一个吸毒者，得知我的小说戏剧都是靠着兴奋剂写出来的，岂不让我身败名裂？”
直到1984年，杜鲁门·卡波特临终之前，才终于将自己的上述证词签字公证。只是，因为死无对证，公诉方无法对证人交叉取证，法官不允许这种“一面之词”提交法庭。
又是一次无为的忙碌。
克洛斯·冯·普罗第一次到德肖维奇家，教授说：“欢迎光临‘德肖维奇律师楼’。”
“楼”是一栋两层民居，被二十来个年轻人填得满满当当。教授一路指点过去，用只有当事人才懂的语言：“餐厅：胰岛素；起居室：库尔笔录；书房：医学论证。”教授推开书房的门，旋即关上，“他们正在睡觉。咱们上楼……黑皮匣子，庭审记录……”
克洛斯是被德肖维奇教授请来参加“三堂会审”，下午两点开始，地点就在一楼客厅。
一开始，谁也不说话，克洛斯便现拿自己编了个笑话儿：“对于一个什么都不缺、要什么有什么的妻子，你应该送她点什么？……答案是——一针胰岛素。”气氛顿时活跃。
戴维·范因第一个提问：“1979年12月27日，即桑妮第一次昏迷的当天，你为什么迟迟不叫大夫？”
“桑妮讨厌大夫，讨厌医院。她自己几乎从不给医生打电话，我替她打了，事后总是落下一大堆埋怨。她那次昏迷醒来后，你们猜她对我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你干吗不让我去死？！’1月2号，她是以绝食相威胁，强逼着院方同意她出院。所以我对玛丽雅说：‘和冯·普罗夫人这样的女人结婚过日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她经常喝酒吗？”
“很少，只在社交场合，或者……我们吵架的时候。此外，她平均每天抽三包烟，用她自己的话说，吃阿斯匹林片跟小孩子吃M&M巧克力豆儿似的。”
“对了，关于那次阿斯匹林中毒，我们请教了法医，他们说，桑妮血中的阿斯匹林含量与自杀者相当。她为什么要自杀？”
几经催促，克洛斯才答：“她可能心情不好。”
“和你的外遇有关吗？”
“其实早在1979年夏天，桑妮就已经知道了。”
“怎么知道的，详细讲一讲当时的情景。”这次是德肖维奇教授插话。
“我们去了一个舞会，桑妮跳得很高兴。你们知道，这样的机会不是常有的。等跳完了狐步，我们到园子里透透气，我就说：‘亲爱的，关于我们之间的君子协定，我最近认识了一个不错的女孩，叫阿丽珊·爱索尔……’‘我倒情愿你找一个*。’桑妮打断我，‘这个阿丽珊·什么尔，她是*吗？’一种……一种很恶劣、很阴毒的口吻。谈话就此打住。从此，我再也不和她提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