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化验了杰克逊博士提到的裤子和拖鞋。除右脚拖鞋上面有些血迹外，鞋底的斑点皆为威尼斯红（一种颜料——笔者注）。
（公诉方律师要求证人向陪审团讲解骨头的编目）
根据我做的编目，那些骨头碎片分别来自人体的各个部位，主要是头部和四肢——脸、前额、脖子、手、右腿的膝盖以下部分和脚……
人体中的血液量大约为体重的五分之一。所以，一个体重140磅的成年人身上应该有28磅或28品脱血液。但除了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些物件上外，我们没有在韦斯特教授的实验室里发现其他血迹。
我甚至让人撬开了实验室地板上的砖块，但也没有在砖缝和砖层之间发现血迹。
至于裤子上的血点，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任何方法可以确定这些血是在什么时候溅上去的。
我可以区分人类和某些低级动物的血，但不能区分人血和高级动物——譬如牛的血。
我叫纳逊·C·柯普，在本埠行医30年的手术牙医。乔治·派克曼博士是我的病人。
12月3日，星期一，我从斯平斐德度完感恩节假期后回到波士顿。温思洛·路易斯博士给我看了几颗假牙。我当即认出那是我为派克曼博士专门制作的。
派克曼博士的口腔形状及上下颌骨的相对位置都很特别，所以我印象深刻。
派克曼博士定做假牙时问我需要多长时间。他说某月某日是医学院新楼的落成典礼，他将以赞助者的身份出席并讲话，牙齿必须赶在那以前做好，否则他就不要了……
后来我又替他调整和打磨新牙数次。最后一次是在他失踪前两周。
…………
这些牙齿应该是和头部，或头部的某一部分一起被焚烧过，或是与之类似的情况。因为如果是单独放入火中，它们便会因为经受到骤然高温而开裂破损。但假如周围有肌肉或其他缓冲材料，升温的速度就会比较缓和，牙齿本身的水分逐渐蒸发，即使经过了灼烧也不会因破裂而变形。
我下了很大的功夫制作这些假牙，后来又磨合多次，对它们的形状大小、质地颜色，以至轮廓线条等等都了如指掌。当路易斯博士让我鉴别这些在熔炉里发现的假牙时，我马上就说：“派克曼博士已经不在了，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真的，我马上就认出来了！
奥立佛·福尔莫斯，哈佛大学医学院“派克曼荣誉解剖学教授”，这个称号是为了表彰派克曼博士对医学院的贡献而设立。
在1846年11月1日医学院新楼的落成典礼上，我记得见到过派克曼博士，并注意到了他的新牙。
哈佛大学医学院的高级职员包括：W·恰宁医学博士、法医学教授，J·拜基鲁医学博士、材料医学教授，J·W·韦斯特医学博士、化学教授，J·威尔医学博士、物理学教授，J·B·S·嘉可森医学博士病理解剖学教授，和我本人。
我在发现断肢后的星期一或星期二查验过它们。很明显，肢解者具有一定的解剖学常识，他至少知道在什么地方下刀。应该说，手法并不拙劣。
我熟悉派克曼博士的身材相貌。我看不出那些肢体与派克曼博士身体的相应部分有什么不相似之处。
我记得派克曼博士失踪之日，我是在1点钟准时下课。我的办公室就在韦斯特教授的楼上。他的实验室天花板很高，但我并没有听见任何异常的动静。倒是在我上解剖课的时候，听见他那边传来鼓掌的声音，但从没在我的办公室里听见什么声音。解剖课的教室也是在二楼。
至此，公诉方相信，他们如预先所承诺的，向陪审团证明了乔治·派克曼博士已经被谋杀致死。庭审第四天，法庭里的人们等来了他们企盼已久的公诉方明星证人（starwitness）或关键证人。
我叫伊弗任·利托菲尔德，哈佛大学医学院勤杂工。我负责打扫整个医学院的卫生，生炉子、扫地、掸灰等等。我已经在医学院工作了七年，前四年在梅生路老学院，近三年在葛洛福北街的新学院。
至去年10月，我认识韦斯特教授整7年，从我到医学院时算起。我认识派克曼博士近20年。
博士失踪前的星期一，我目睹了韦斯特教授和派克曼博士在教授二楼实验室密室里的一次会晤。我当时正在那里帮教授打杂。屋子里很黑，点了三四支蜡烛。我没有听见脚步声。但派克曼博士突然就走进了教授的密室。韦斯特教授当时也很吃惊。
派克曼博士说话很快，嗓门也很大：“韦斯特教授，你都给我备齐了吗？”韦斯特教授说：“没有，我还没准备好呢，博士。”韦斯特教授又说，“明天怎么样，博士？”派克曼博士站在门口，挥了挥手说：“那就一言为定。明天一定得有个说法了。”然后就走了。那是我最后一次在医学院里见到派克曼博士。
第二天下午1点半，我正站在医学院的大门外，韦斯特教授走过来要我替他送一张条子给派克曼博士。我把条子给了一个名叫约翰·麦克思威的小男孩。他亲自到派克曼府上交到了博士手上。
也是在那个星期的某一天，韦斯特教授问我可不可以在地窖里点一盏灯。我说不行。他问我是不是确定，我说我几天前刚试过，但地下室里空气龌龊、缺氧，很快就把灯给扑灭了。我试过是因为替安司沃博士找一颗放在地窖里浸解（使之变软）的非洲人头颅。我点燃了灯提着下去，但不一会儿就灭了。韦斯特教授说他是想为一个实验制备一些气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