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韦斯特和乔治·派克曼都同属于这个上流社会的圈子。只不过，派克曼博士经常出入的是“上流中的上流”——位于培根山庄的“培根俱乐部”；而韦斯特教授夫妇光顾的则多是些同事和朋友家举行的派对或宴会。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和美国各地所有的上流社会成员一样，过着优裕、舒适而尊贵的日子，活得体面、自在而自信。但是波士顿的上流社会却有其与众不同之处——至少他们的成员自以为如是——他们崇尚文化、智慧和教育，自誉是“美国社会最纯洁的道德净土”。他们还有许许多多值得骄傲的资本——由他们创办的闻名于世的大学，由他们倡导的各项社会改革，诸如解放奴隶，争取妇女权利，以及自我修养和禁欲，包括后来的“禁酒运动”，这又使他们获得了“现代文明之先驱”的美名。他们喜欢把自己的城市称为“合众国的摇篮”（18世纪下半叶，美国民众抗击英国殖民者的第一枪是在波士顿打响——笔者注）、“宇宙的思想中心”、“美国的雅典”。
然而，在1845年前后，波士顿冠冕堂皇的外表产生了很深的裂缝，或者说，“美丽华贵的脸庞上被人生生地留下了一道伤口”。随着大批爱尔兰移民的进入，波士顿开始出现贫民窟，出现乞丐和妓女，出现疾病和瘟疫，出现暴力和犯罪。截至1849年，在波士顿定居的爱尔兰移民多达37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将近四成。更能说明问题的还有两个数字，1849年，全市出生的5031名婴儿中有2450人是爱尔兰后裔，而当时的监狱中有半数以上的囚犯来自爱尔兰。乔治·派克曼博士失踪前一个月，一场在爱尔兰移民聚居区肆虐一年的流行性霍乱刚刚结束，1300多名丧生者全是爱尔兰人。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波士顿城西上流社会沙龙里的人们开始忧心忡忡、神色惶恐地讨论移民，讨论贫困，讨论那些难以驾驭的“低劣人种”，以及自己的城市所面临的紧张局势和潜在的危机。他们惊呼“美国的雅典正在变成美国的都柏林（爱尔兰首都——笔者注）”，大有世风日下，城将不城之势。
所以，1849年11月23日，当“高尚正派的”“医学博士”乔治·派克曼在波士顿的大街上莫名其妙地消失时，这座已经开始动摇的城市便感受到了难于估量的震撼。
据波士顿市警察总署署长富朗西斯·图克对报界的说法，他首先指示西区的警察们在哈佛大学一带“尽可能不声张地”了解了情况，然后率员直奔爱尔兰区。以前办案总是这样，但凡有事就到爱尔兰人的贫民窟里抓几只“替罪羊”，因为波士顿的贵族们对警方职责的第一条定义便是，“看住那些不懂规矩的下等人”。但是这一次，他们什么也没抓着。
紧接着，图克署长和探长德拉斯塔·柯拉普又指挥着他们的人马搜查了派克曼博士名下的全部仓库、地下室等，以及无数的公共下水道，甚至潜入了波士顿港湾和流经城西的乔尔斯江段水下。“我们搜遍了城里城外。”图克署长说，“以哈佛大学为圆心，半径40到60英里的所有地带，郊区和海岸线上的每一座城镇，科德角两侧。我们搜遍了陆地、水域及水下。”但乔治·派克曼博士还是不肯露面。
这时，社会上有谣言流传，说派克曼博士失踪的秘密就在最后有人看见他活着的地方——哈佛大学医学院内。于是，警察们重返剑桥，遍查包括地下室和约翰·韦斯特教授的化学实验室在内的医学院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寸楼板，但仍是两手空空，无功而归。
当年的哈佛医学院是一幢耸立于乔尔斯江畔的两层楼房——也可说是三层，如果算上不足四英尺（约合12米）高的地下室——与马萨诸塞总医院毗邻。楼房的一半建在沙滩上，底座悬空，仅靠几十根巨大的木桩支撑着。这样，当大西洋涨潮的时候，泛起的江水便能将楼底浅滩上的淤泥冲刷干净，也捎带冲走从实验室废料口和排污管道扔出的垃圾。医学院的解剖实验室和韦斯特教授的化学实验室被安排在楼里紧靠乔尔斯江的一面，以便江风带走实验室逸出的气味和废气。
在波士顿的市民中，哈佛医学院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地方。一方面，哈佛的学者们以及其他上流社会的志士仁人们很为医学院所取得的成就、为医学对波士顿作出的贡献而感到骄傲。然而，在一般民众的眼里，那栋楼房却是一个“肮脏的、充斥着恶臭和腐尸味的地方”。在大街小巷的传言中，哈佛医学院的“每一间屋子里都摆放着死尸，任由那些对上帝毫无敬畏之意的教授和学生们切割、肢解，而后再将残肢断躯，甚至整个尸体抛入江中”。住在邻近的大人们告诫他们的孩子尽可能远离哈佛医学院，因为那栋楼房与墓地鬼宅无异，是“异端、不祥和凶险”的象征。
据约翰·韦斯特教授自己说，他是在11月24日，星期六，从晚报上读到乔治·派克曼博士失踪的消息，并于次日去了博士的哥哥弗然斯·派克曼神甫府上，告诉他自己和派克曼博士在星期五见过一面。教授说，那天早上，他先到派克曼博士家中和他约好了时间，然后下午1点下课之后，便在实验室里恭候博士光临，一面从一根木棍上削下一些木屑放进容量瓶里，为下一堂实验课“木材的性质”做准备。1点45分左右，博士如约到达教授在哈佛医学院的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