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贡瓦尔·拉尔森在旅馆露台观看那幅美妙景象的同时，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儿瑞贝卡·林德正在斯德哥尔摩的法庭受审，罪名是持械抢劫银行。
负责本案的检察官是“推土机”奥尔松，多年来他俨然已成为持械抢劫案的司法专家。然而持械抢劫的风潮正在全国各地如瘟疫般蔓延开来，也因为如此，他是个几乎没有时间回家的可怜虫。举个例子，他老婆在他枕头上放了张简短的字条后离开了他，可是整整过了三个星期他才发现。不过这件事影响不大，他以一贯的高效率，在三天内又替自己找了个妻子。他的新任妻子是他的秘书，对他仰慕得五体投地、毫无保留。当然，从那天开始，他的西装也不再那么皱了。
这一天他无声无息地来到法庭，离审判开始还有两分钟。
他是个肥胖但脚步轻盈的矮胖子，五官颇有喜剧感，动作灵活生动。他身上永远是光鲜的粉红衬衫，配上俗气得要命的领带，贡瓦尔·拉尔森曾经在他的特别小组中待过，差点儿没被他的领带逼疯。
“推七机”朝空空荡荡、暖气不足的法庭外室望了望，发现里面坐着五个人，其中除了他自己传唤的证人以外，有个人现身在此令他大感惊讶。那人正是警政署凶杀组的组长。
“你怎么会到这里来？”他问马丁·贝克。
“我被传唤来当证人。”
“被准传唤？”
“辩方。”
“辩方？什么意思？”
“是布莱钦，辩护律师，”马丁·贝克说，“可见，他接了这个案子。”
“‘压路机’啊。”“推土机”说，明显带着肝火。“今天我已经开了三个会、抓了两个人，这不可好，恐怕这一下午我都得坐着听那台‘压路机’大放厥词。你对这起案子有什么了解？”
“不多，不过布莱钦的话让我觉得我该出庭才对。目前我没有特别的情报可以告诉你。”
“你们凶杀组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工作。”“推土机”说，“我有三十九个案子待处理，还有同样多的案子暂时压着。你应该跟着我工作一阵，就明白了。”
“推土机”几乎每案必胜，当然也有几桩数得出来的例外。
不过这句话，对这位司法大将来说并不怎么中听。
“不过我们会有个开心的下午，”奥尔松说，“‘压路机’绝对会让你有好戏可看。”
两人的对话因为宣布开庭而中断。除了一个重要人物之外，相关人等纷纷鱼贯进入法庭——瑞典首都司法大楼里一个相当阴沉的空间。这间法庭的窗户大而堂皇——虽然这不能当做借口，不过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它看来很久不曾清洁过。
法官、助理法官和七名陪审团员坐在长长的法案后面，庄严地望着法庭。
被告从一个小边门被带了进来，她是个长发披肩的金发女孩儿，嘴唇紧绷，棕色的眼眸十分冷漠。她穿着浅绿色绣花长衣，质料轻薄，脚下是黑色木匠包头拖鞋。
大家纷纷就座。
法官转向坐在左侧被告席上的女孩儿，问道：
“本案的被告是瑞贝卡·林德。你是瑞贝卡·林德吗？”
“是。”
“能不能请你大声点？”
“好。”
“你的生日是一九五六年一月二日？”
“是。”
“我必须请被告说话大声一点。”他的语气仿佛这句话是必要的仪式，确实也是，因为这间法庭的音响设备很差。
“被告律师希德伯·布莱钦似乎有事耽误了，”他接着又说，“在等他的同时，我们可以先召集证人。检方有两个证人：银行出纳克里斯丁·弗兰森和助理警员肯尼斯·克瓦斯特莫。辩方传唤的证人如下：警政署凶杀组组长马丁·贝克、助理警员克勒·克里斯蒂安松、银行主管朗福德·邦迪生，以及家政教师希娣玛莉·魏伦。辩护律师还找了一家企业负责人华特·裴楚斯出庭作证，不过他说他无法出席，还声明他和本案没有任何关系。”
陪审团里有人窃笑。
“现在，证人可以离席了。”
在这种场合向来穿警察制服长裤、黑皮鞋外加刺眼运动夹克的两名警员随同马丁·贝克、银行主管、家政老师、银行出纳一起拥出法庭，进入休息室。法庭上只有被告、警卫和一名旁听者留下。
“推土机”埋首看了两分钟文件后，抬起头好奇地打量那个旁听的人。他揣测那个女人约莫三十五岁。她坐在长椅上，面前摊着一本速记簿，身高比一般人略矮，留着不是太长的平直金发。她穿着退色的牛仔裤、说不出颜色的衬衫、凉鞋，被太阳晒成古铜色的双足宽宽大大的，脚趾平直，透过衬衫明显看得到她胸部平坦，乳头却很大。最引人注目的是她那张棱角分明、有着倔强鼻梁和锐利眼神的小脸。她的眼神锐利如芒，正射向在场的人，在被告和“推土机”身上尤其停驻良久。她看奥尔松的目光实在刺人，这位检察官不得不起身拿起一杯水，移座纠她的背后。但她立刻回头，和他四目相对。
她不是住性方面会吸引他的那种女人，如果他有选择的话。不过他非常好奇，她在床上会是什么模样。从背影望去，他看得出来她的肌肉紧实细密，一丝赘肉也没有。
如果他去问正伫立在休息室一角的马丁·贝克，说不定可以探听到一些端倪。例如，他会知道她三十九岁了，不是三十五；她有社会学的深厚背景，目前从事社会服务工作。事实上，马丁·贝克对她所知甚多，不过他愿意说出口的少之又少，因为那些多半是具有私密性质的事情。如果有人问起，他可能只会说，她的名字是雷亚·尼尔森。
预定开庭的时间过了二十二分钟后，法庭的门猛然被人推开，“压路机”出现了。他一一手捻着一支点燃的雪茄，一手拿着文件。他专心致志地研究着文件，非得法官故意清了三次嗓子，他才漫不经心地把雪茄递给庭务员，让他拿到外面去。
“布莱钦先生现在到了，”法官话里带刺。“本案即将开庭审理，请问还有没有人反对？”
“推土机”摇摇头，说：“没有，当然没有。就我所知是没有。”
布莱钦站起身，走到法庭中央。他比法庭内任何人的年纪都大，除了德高望重之外，他的大肚腩也令人印象深刻。他的衣着品位之差、之不合时宜也是出了名的，他吃东西掉在背心上的残渣可让一只不挑剔的猫饱餐一顿。长长的静默后，他意味深长地望了“推土机”一眼，终于说道：
“这位姑娘根本不该被送上法庭。除了这件事，我别无反对意见。我的发言纯粹是从技术层面来说的。”
“现在，请检方陈述起诉要旨。”法官说。
“推土机”从座位上一跃而起，低着头开始绕着桌子踱步。
他的文件摊在桌上。
“本人谨陈述如下：瑞贝卡·林德于今年五月二十二日星期三持械抢劫PK银行的仲夏夜广场分行，事后又因为抗拒拘捕她的警官而犯下袭警罪。”
“被告可有话说？”
“被告主张无罪，”布莱钦说，“因此，本人的职责就是否定这一切的——胡言乱语。”他转身面对“推土机”，用哀伤的口吻说：“迫害清白的人是什么滋味？瑞贝卡就跟长在地上的胡萝卜一样，清清白白。”
所有的人似乎都在想象这幅新奇的景象。法官终于开口说道：
“这点该由本庭来决定，不是吗？”
“很不幸，是的。”“压路机”答道。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法官说，口气甚是严峻。“现在，请奥尔松先生说明案情。”
“推土机”望向旁听的女人，而她也老实不客气地回敬，目光咄咄逼人。他只得把目光移开，先是瞥了布莱钦一眼，接着越过法官、助理法官和陪审团，盯住被告。瑞贝卡·林德的目光则像是飘在空中，远离这些疯狂的官僚语言和是非之争。“推土机”双手背在身后，开始走来走去。
“瑞贝卡，”他的语气很和善，“很不幸，你的遭遇就是时下许多年轻人的遭遇。我们齐聚在此，是为了要帮助你——我想我直呼你的名字没关系吧？”
瑞贝卡似乎没听到这个问题，如果这也算是问题的话。
“就技术上而言，这是个一目了然的案子，几乎不需讨论。正如审讯时所显见的——”
仿佛沉浸在个人思绪中的布莱钦，这时突然从西装内袋掏出一支粗大的雪茄，指着“推土机”的胸膛喊：
“我反对？审讯的时候我不在，也没有任何律师在场。这位姑娘，卡米拉·朗德，根本没有被告知她的法律权益吧？”
“是瑞贝卡·林德。”助理法官说。
“对，对。”“压路机”不耐烦地说，“因此，拘捕她是违法的。”
“完全不违法。”“推土机”说，“有人问过瑞贝卡了，是她自己说无所谓的。说实在也真的无所谓。我马上就会让各位看到，这案子就像水晶一样清清楚楚。”
“审讯本身就已违法。”“压路机”说得斩钉截铁。“请把我的反对意见笔录在案。”
“来，瑞贝卡，”“推土机”说，脸上带着迷人的笑容，这是他的重要资产。“且让我们明明白白、实实在在地把来龙去脉梳理一番，让大家知道五月二十二日这天你发生了什么事，以及事件发生的原因。你抢了一家银行，这当然是因为你走投无路又欠考虑，后来又殴打了一名警察。”
“我反对检方的遣词用字。”“压路机”说，“我要向庭上提出抗议，检方对我本人和这位姑娘的态度都很恶劣。”
“推土机”头一回显出不耐烦，不过他很快就打起精神，恢复自若的神态，接着义是手势又是微笑的，把案情从头说到尾——尽管布莱钦打断他不下四十二次，而且是以令人完全摸不着头脑的抗议为之。
简单说来，案情是这样的：五月二十二日午后不到两点，瑞贝卡·林德踏进PK银行的仲夏夜广场分行，走向一名柜台工作人员。她把身上的一个大肩袋放在柜台上，接着就开口要钱。那个工作人员注意到地带着一把大砍刀，于是一面把一捆捆总计多达五千克朗的钞票往袋子里塞，一面用脚踏下按钮，启动警铃。瑞贝卡·林德还没来得及带着战利品离开银行，第一辆巡逻警车就赶到了。两名实枪荷弹的警员进入银行夺下抢劫犯的武器，这时候一阵混乱，钞票散落一地。警方逮捕了抢劫犯，犯罪嫌疑人奋力抵抗，致使警员的制服受损。两名警员后来把她送到国王岛街警察局。这名抢劫犯，经查明为十八岁的瑞贝卡·林德，她先是被带到刑事警察局的执勤办公室，接着被转送到和银行抢劫案相关的特殊部门。她立刻以疑似持械抢劫和袭警的罪名遭到起诉，隔天正式被提审，在斯德哥尔摩的巡回法庭上接受了一场短得出奇的讯问。
“推土机”承认，这次提审确实没有遵守某些司法程序，不过他同时指出，就技术层面而言这无关紧要。瑞贝卡·林德对自己的辩护不但毫不关心，而且当场承认，她去银行就是去要钱的。
每个人都开始偷眼看时钟，可是“推土机”不同意休庭，反而立刻传唤他的第一个证人，银行出纳克里斯丁·弗兰森上场。她的证词很短，证实了适才奥尔松说的每一句话。
“推土机”问：“你是什么时候察觉她是来抢劫的？”
“她把宿袋往柜台上一放并开口要钱的时候，我就知道了。然后我看到那把刀子，它看来很危险，是一种刺刀。”
“你为什么会把钱交给她？”
“我们受到指示，_在这种情况下千万不要抵抗，抢劫犯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这是实情。万一员工受了伤，银行必须支付保险费和高昂的赔偿金，它当然不愿意冒这个险。
突然一阵雷鸣，庄严的法庭整个为之震动。其实那是希德伯·布莱钦在打饱嗝。这种景象并不少见，而这也是他绰号的众多由来之一。
“辩方可有问题？”
“压路机”摇摇头。他正忙着在一张纸上写字。
“推上机”传唤下一个证人。
肯尼斯·克瓦斯特莫站上证人席，他费了好大工夫才把誓词念完。他的证词从照本宣科开始：专职助理警员，一九四二年于阿维卡出生；最初在索尔纳区担任巡逻警察，后来调到斯德哥尔摩。
“推土机”不太明智地说：
“用你自己的话说一遍。”
“说什么？”
“当然是事情的经过。”
“好的，”克瓦斯特莫说，“她就站在那里，那个女凶手。哦，当然，她原本无意杀人。嗯，克勒就跟平常一样，什么都不做，所以我就奋不顾身向她扑去，像豹子一样。”
那幅景象想起来真是令人不忍卒睹。克瓦斯特莫是个没有身材可言的大
块头，迟钝肥胖的下半身，肉滚滚的五官，脖子粗得像牛。
“她正想拔出刀来，我就抓住了她的右手，然后我告诉她被捕了，于是就逮捕了她。我得抱着她才能把她拖到车上，她在后座激烈抗拒，结果就变成袭警，因为我的一个肩章几乎整个被她扯掉了，我老婆帮我缝回去的时候很生气，因为她本来是要看电视的。还有我制眼的一个纽扣也几乎掉了下来，而她没有蓝线，我是指安娜·葛瑞塔，我的妻了。我们出了银行后，克勒开车带我们到局里去。后来就没什么了，除了她骂我是猪一一不过这对警察来说其实不算污辱。被骂是猪不至于对警察构成不敬或藐视——我的意思是，不管对承办本案的警官个人，也就是我，或是对全体警方来说都是这佯的，对不对？骂我猪的人就是她，坐在那边那个。”他指向瑞贝卡。林德。
就在这位警员表演他的叙述能力之际，“推土机”一直注视着那个旁听的女人，适才她忙着做笔记，现在则手肘放在大腿上，双手支着下巴，专注的眼神不断在布莱钦和瑞贝卡之间来回。她露出苦恼的神情，或者说是深深的不安。她弯下腰，一面咬着手指甲，一面伸出另一手去挠脚踝。现在她的目光停在布莱钦身上，半开半闭的蓝色眼眸里半是无可奈何，半是微弱的希望。
希德伯·布莱钦似乎心不在焉，完全看不出他到底有没有听进一个字的证词。
“没有问题。”他说。
“推土机”很满意。就像他开头所说那样，这个案子一目了然。唯一的缺憾是费时太久。法官提议休庭一小时，他忙不迭地点头同意，踩着轻快的小碎步冲向门口。
马丁·贝克和雷亚·尼尔森利用休息时间去了趟雅玛兰蒂饭店。享用完三明治和啤酒后，他们又喝了咖啡和白兰地。马丁·贝克先前已经郁闷了好几个钟头。他到局里跟勒恩和斯滕伦格伦待了一阵，不过似乎收获不多。他向来就不喜欢斯滕伦格伦，和勒恩的关系也很复杂。简单的事实就是，他在国王岛街警察局已经没有朋友了；不管是这里还是警政署，总有一部分人敬佩他，一部分人讨厌他，而第三部分——也是人数最多的——明白说就是嫉妒他。在瓦斯贝加也是，自从伦纳特·科尔贝里离开后，他就没有朋友了。本尼·斯卡基请调过来，在马丁·贝克的推荐下获准了。两人关系不错，不过距离真正交心还有一大步。有时候他就只是坐着望着空气发呆，希望科尔贝里能够回来。说句百分之百的老实话——他现在要这么坦白并不困难——他想念科尔贝里的程度就像是哀悼自己的孩子或逝去的亲人一般。
他在勒恩的房间坐着聊了一会儿，勒恩显得漫不经心，而且还有一大堆事要做。
“不知道贡瓦尔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勒恩说，“我真想跟他交换。斗牛、棕榈树，晚餐还可以报公账，天哪天哪！”
勒恩还真有本事让马丁·贝克感到良心不安。这人比任何人更需要鼓励，为什么不让他出这趟差？
你没办法跟勒恩说实话，你不能说他之所以被排除在候选名单外，纯粹是因为他们认为不能派个老在流鼻涕的北方佬出去。还有，他外表出了名的土气；还有，他那一口英语，说得再委婉，也只能算勉强合格。
可是，勒恩是个好警察。他一开始什么优势也没有，可是现在，他无疑是局里最重要的资产之一。
跟平常一样，马丁·贝克想找些鼓励的话说，可是终究没找到，没多久他就离开了。
现在他跟雷亚坐在一起，坦白说，心境完全不同，唯一的问题是她看来很忧伤。
“这场审判，”她说，“天哪，真让人泄气。还有那些做决定的人。那个检察官简直是个小丑。还有，他看我的那副模样，就像没见过女人似的。”
“‘推土机’，”马丁·贝克说，“见过无数的女人。再说，他不是你喜欢的那种类型。”
“还有那个辩护律师，连自己当事人的名字都不知道。那个姑娘一点儿希望也没有。”
“事情还没结束呢。‘推土机’几乎每场官司都能赢，可是偶尔也会马失前蹄，而且总是栽在布莱钦手里。你还记得斯韦德那起案子吗？”
“我还记不记得？”雷亚说，一面发出粗犷的笑声。“那就是你第一次到我那里的原因。上锁的房间，诸如此类的。快两年了。我怎么可能忘记？”
她看来很快乐，而什么也比不上她快乐更能让马丁·贝克快乐。从那时起至今，他们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充满了聊天、嫉妒、拌嘴、信任、陪伴，而且不乏美妙的性爱。虽然他已年过半百，自认什么都经历过了，可是依然对她打开了心房。他希望她对这段感情也有同样的感受，不过这一点他没什么把握。
两人当中她不但身体更强健，思想也很开放，而且应该比他聪明，总之脑筋动得比他快。她缺点不少，别的不说，动不动烦躁气恼就是一个，可是他爱她所有的缺点。这话听来也许愚蠢或是过于浪漫，不过他找不出更好的话来形容。
他凝视着她，领悟到自己已经不再对她怀有嫉妒的情绪。
她脱去凉鞋，两只赤足在椅子底下互相摩挲，大乳头在衣服下凸着，衬衫纽扣随意扣着，时不时就弯下腰去挠自己的脚踝。她属于她自己而不属于他，这大概就是她最大的优点。
她的脸上现出烦恼的神色，焦虑和厌恶浮在与众不同的五官上。
“我对法律懂得不多，”她说，这话并不准确。“可是这起案子显然是输了。你作证的时候可不可以说点儿什么来扭转大局？”
“很难，我连他要我干什么都不知道。”
“其他的辩方证人好像都没用处。银行主管、家政教师、一个警察。这些人当时在场吗？”
“嗯，克里斯蒂安松在。就是他驾驶巡逻车的。”
“他是不是跟另一个警察一样笨？”
“没错。”
“那我想这件案子不可能在最终答辩时转败为胜，我是指辩护律师的最终答辩，对吧？”
马丁·贝克微微一笑，他早该知道她会陷得这么深。
“对，看来是不可能。不过你确定辩方应该胜诉，瑞贝卡是清白的？”
“调查过程乱得像一团垃圾。案子应该交回给警方才对。什么都没好好调查过。光为这一点，我就恨警察。他们连一半都没调查完就转交给地方检查署。还有那个检察官，昂首阔步走来走去的模样，活像一只站在垃圾堆上的火鸡。而那些有权做出判决的人只会呆坐在那儿，因为他们是政治上的废物，其他方面一无是处。”
在很多方面，她说得都没错。那些陪审团的团员都是从政党大缸的底层挖出来的，他们不是检察官的朋友，就是被根本瞧不起他们的强势法官牵着鼻子走。
“我知道这话听来奇怪，”马丁·贝克说，“不过我想你是小看了布莱钦。”
走回法庭的短短几步路上，雷亚突然握住他的手。她很少这样，她这么做一定是表示她很担心或情绪紧绷。她的手就跟她全身上下一样，强壮又可靠。
“推土机”和他们同时步入休息室，这时离重新开庭只剩一分钟了。
“瓦萨路的银行抢劫案都解决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可是我们又有两起新案子，其中一起——”他的目光落在克瓦斯特莫身上，前面那句还没说完就插入下一句。“你可以回家了，”他告诉克瓦斯特莫，“要不就回去上班。就当帮我一个忙。”
这是“推土机”把人撵走的方式。
“什么？”克瓦斯特莫说。
“你可以回去上班了，”“推土机”说，“每个人都必须坚守岗位。”
“我的证词可把那个小妞整惨了，对吧？”克瓦斯特莫说。
“没错，”“推土机”说，“你说得好极了。”
克瓦斯特莫走了，继续和其他的帮派分子奋战去了。
重新开庭后，本案继续审理。
布莱钦传唤他的第一个证人上场，银行主管朗福德·邦迪生。行礼如仪后，布莱钦突然用他那根没点燃的雪茄指向证人，一副审判官的腔调：
“你可曾见过瑞贝卡·林德？”
“见过。”
“什么时候？”
“大概一个月前。那位小姐来到我们银行的总行。她穿着跟现在一样的衣服，不过当时她抱着_个婴儿，放在她胸前一个类似马甲的东西里。”
“而你接见了她？”
“是的，我当时正好有空，而且我对时下的年轻人很有兴趣。”
“尤其是女人？”
“是的，我不讳言这一点。”
“邦迪生先生，你几岁？”
“五十九。”
“瑞贝卡·林德来干什么？”
“她来借钱。很显然，她对最简单的财务知识一点儿都不了解。有人告诉她银行可以借钱给人家，所以她就跑到最近的一家大银行来，要求见银行经理。”
“那你怎么回答她？”
“我说银行是商业机构，没有利息和抵押品是不借钱给别人的。她回答我，说她有一只山羊和三只猫。”
“她为什么要借钱？”
“她要去美国。要去美国什么地方她不知道，也不知道到了美国以后要干什么。不过她有地址，她说的。”
“她还说了什么？”
“她问有没有哪家银行不那么商业化，是由人民所拥有，一般人如果需要用钱就可以去拿的？我回答她——其实是开玩笑的成分居多——我说信用银行，也就是现在的PK银行，表面上是由国家拥有，所以照理说是由人民所拥有。她对这个答复似乎很满意。”
“压路机”走近证人，拿雪茄往他胸口一戳，问道：
“你还说了什么？”
邦迪生先生没有回答，最后法官说：
“邦迪生先生，你刚才发过誓。不过如果某些问题会泄漏你的犯罪行为，你可以不必作答。”
“是，”邦迪生说，显然心不甘情不愿。“年轻姑娘对我有兴趣，我对她们也是。我向她提议，说我可以为她解决短期困难。”
他望望四周，只看到雷亚·尼尔森那两道杀得死人的目光，以及“推土机”深埋于文件中的闪亮秃顶。
“瑞贝卡·林德怎么说？”
“我不记得了。反正什么事也没发生。”
“压路机”回到桌边。他在文件堆中摸索，一面说道：
“瑞贝卡在警方讯问的时候说‘我讨厌龌龊的老男人’和‘我认为你很恶心’。”
“压路机”又高声重复了一遍“龌龊的老男人”，接着雪茄一挥，表示就他的部分而言，讯问已经结束。
“我不明白这件事和本案有什么关系。”“推土机”说，连头都没抬。
证人走下证人席，一副受伤的神情。
接着是马丁一贝克上场，同样行礼如仪，不过现在“推土机”显然专心得多，饶有兴趣地听着辩方发问。
“昨天，”例行程序完毕后，“压路机”开口说道，“我得知有个叫做菲利普·费思富尔·毛里松的人被高等法院驳回上诉。贝克组长，你大概还记得，毛里松是一年半前因为一桩持械抢劫银行的谋杀案而被定罪的，该案的检察官就是我们这位恐怕学术不精的朋友奥尔松先生，当时他的职务名称是王室检察官，而我本人承担的，则是吃力不讨好、在专业上又担负道德责任的辩护工作，也就是为那位我们定性为的‘罪犯’毛里松做辩护。现在，我只有一个问题：贝克组长，你认为毛里松在那桩银行抢劫案和因它而起的命案中是否有罪？还有，从你警察的观点来看，你对这位检察官奥尔松先生的调查过程是否满意？”
“不满意。”马丁·贝克说。
“推土机”的脸颊飞上一抹红晕，不但和他的衬衫相互辉映，也让他那条绘着金色美人鱼和草裙舞舞娘的畸形领带更为醒目，不过他还是露出开心的笑容说：
“本人也有个问题要问。贝克组长，你有没有参与那宗银行谋杀案的调查？”
“没有。”马丁·贝克说。
“推土机”两手在眼前用力一拍，接着点点头，表示他很满意。
马丁·贝克走下证人席，走到雷亚身边坐下。他揉着她的金发，却换来一个白眼。
“我还以为会有多精彩。”她说。
“我可没这么想过。”马丁·贝克说。
“推土机”看在眼里，简直快被好奇心逼疯了。“压路机”
却似乎浑然不觉。他步履蹒跚地走到“推土机”身后的窗边，在玻璃上写下两个字：白痴。
然后他开口说：
“我要传唤我的下一个证人，助理警员克勒·克里斯蒂安松。”
克里斯蒂安松被带了进来。他是个优柔寡断的人
，最近才悟出一个结论：警界是个自成一格的阶级体系，地位高的人总是随心所欲，这并不是为了剥削任何人，纯粹只是为了让属下的日子有如炼狱。
经过冗长的等候，“压路机”终于转过身，开始在庭内来回踱步。“推土机”也是，可是步调截然不同，因此这两人看来就像是两个怪异的卫兵在执勤。终于，“压路机”长叹一口气，开始他的讯问。
“根据我的资料，你已经当了十五年警察。”
“是的。”
“你的上司认为你懒惰、没头脑，不过人很诚实，大体说来，就跟斯德哥尔摩警察局的其他同仁一样，都很胜任一也可以说都不胜任。”
“抗议！抗议！”“推土机”大叫，“辩护律师侮辱证人。”
“是吗？”“压路机”说，“如果我说我们这位检察官就像个齐柏林飞船，是我国甚至全世界最有趣、最口若悬河的气囊，这话就没有任何侮辱意味，对不对？我其实不是说我们的检察官真是那样，而就这位证人而言，我只是指出他是个经验丰富的警员，就跟保卫本市的其他警员一样能干、一样有头脑。我只是想将他卓越的资历和良好的判断能力介绍出来而已。”
雷亚·尼尔森纵声大笑，马丁·贝克用右手覆上她的左手，她笑得更大声了。法官提醒旁观者要保持肃静，接着带着腽怒的神情，转头望向两位律师。“推土机”望着雷亚，专心得几乎没听到诘问的开头。
“压路机”却毫无反应。他问：
“你是第一个进入银行的人？”
“不是。”
“你抓住了那个叫瑞贝卡·奥尔松的姑娘？”
“不是。”
“我的意思是瑞贝卡·林德。”
卿众一阵窃笑。
“压路机”说：“那你都干了什么？”
“我抓住另一个。”
“有两个姑娘在抢劫现场？”
“是的。”
“为什么你要抓住她？”
克里斯蒂安松想了想。
“这样她才不会掉下去。”
“这另一个姑娘几岁？”
“大概四个月大。”
“克瓦斯特莫抓住了瑞贝卡·林德？”
“是的。”
“你会不会认为，他在抓她的时候使用了暴力或是过于用力？”
“我不懂辩方律师葫芦里在卖什么药。”“推土机”嘲讽地说。
“我的意思是，克瓦斯特莫——就是我们今天稍早看到的那位——”“压路机”在文件堆中摸索了好一阵。“找到了，”他说，“克瓦斯特莫体重超过两百磅。别的不说，他是个空手道高手，也是摔跤好手。他的上司认为他是个非常专注而热心的人。不过，提供这项证词的诺曼·哈松探员也说，克瓦斯特莫对职责往往过于热心，所以很多被捕的人抱怨说，克瓦斯特莫对他们施以暴力。他的证词还说，肯尼斯·克瓦斯特莫曾经受过好几次申斥，而且他的表达能力还需要很好地提高。…压路机”放下文件，说：“现在请证人回答问题：克瓦斯特莫有没有使用暴力？”
“有，”克里斯蒂安松说，“你可以这么说。”
经验告诉他，职责所在不能说谎，至少不能说太多或太常说，更何况，他不喜欢克瓦斯特莫。
“你看护着那个小孩子？”
“是的，我不得不照顾她。瑞贝卡把她包在一个类似马甲的东西里抱着，克瓦斯特莫把刀子从她身上夺走的时候，她差点儿失手让孩子摔下来。”
“瑞贝卡可有任何抵抗？”
“没有。我接过孩子的时候，她只说：‘小心，别让她摔下来！’”
“事情的经过似乎够清楚了……”“压路机”说，“我回头会再来谈克瓦斯特莫是否有使用暴力的可能性。现在，我要问另一件事——”
“好的。”克里斯蒂安松说。
“既然负责保护银行钱财的专业部门没有人到达犯罪现场——”“压路机”说到这里突然顿住，意味深长地望了检察官一眼。
“我们已经工作得没日没夜，”“推土机”说，“而且这种案子多得要命，本案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案子。”
“这就表示一开始的讯问是由在场的警察所主导的，”“压路机”说，“是谁跟银行职员问话的？”
“是我。”克里斯蒂安松说。
“她怎么说？”
“她说那个姑娘抱着马甲里的孩子走到柜台，把肩袋往大理石柜台一放。那个职员一眼就看到刀子，于是开始往袋子里塞钱。”
“瑞贝卡把刀子掏出来了吗？”
“没有。她把刀子插在腰带上，她背后的腰带。”
“那个女职员怎么看得见刀子？”
“我不知道。对了，她是在后来瑞贝卡转过身去时看到的，然后她就大叫：‘刀子，刀子，她有刀子！’”
“那是一把刺刀，还是一把匕首？”
“不是，看来好像是一把菜刀。就像你在家里用的那种。”
“瑞贝卡怎么对工作人员说？”
“她什么也没说。反正当时是什么也没说。后来他们才说她一面大笑一面说：‘我不知道借钱这么容易。’然后她又说：‘我想我该留个收据之类的吧。’”
“那些钱好像散落了一地，”“压路机”说，“怎么会这样？”
“噢，我们在等待支援的时候，克瓦斯特莫站着抓住那个姑娘不放。后来工作人员就开始数钞票，看钱有没有少。克瓦斯特莫就大叫：‘住手，这是违法的。’”
“然后呢？”
“然后他又叫：‘克勒，别让任何人碰那笔赃款。’我当时抱着孩子，所以只抓得到袋子的一头，结果不小心就把袋子摔到地上了。里头多半是小面额的钞票，所以飞得到处都是。呃，后来又来了一辆巡逻警车，我们把孩子交给他们，然后就把犯人带到国王岛街的警察局去。我开车，克瓦斯特莫跟那个姑娘坐在后座。”
“后座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是的，有一点儿问题。一开始她大哭，想知道我们把她的孩子怎样了。后来她越哭声音越大，克瓦斯特莫就想给她戴上手铐。”
“你有没有说什么？”
“说了。我说我觉得她不需要戴手铐。克瓦斯特莫的块头有她两倍大，而且她一点儿也没有抵抗。”
“你在车上还说了什么？”
好几分钟，克里斯蒂安松就这么静静坐着，“压路机”也静静等待。
克里斯蒂安松瞪着自己的裤管，心虚地四下望了望，这才说出口：
“我说：‘肯尼斯，你不要打她。’”
其他的就好办了。“压路机”站起身，走到克里斯蒂安松身边。
“肯尼斯·克瓦斯特莫通常都会打被他逮捕的人？”
“他打过。”
“你有没有看到克瓦斯特莫的肩章和那一颗差点儿掉下来的纽扣？”
“是的，他提到过。他说他老婆不好好整理他的东西。”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是抢劫案发生的前一天。”
“现在该检方质询。”“压路机”轻声说。
“推土机”注视着克里斯蒂安松的眼睛，久久没有移开。到底有多少案子是毁在一些笨警察的手上的？而其中又有多少被挽回了？
“本人没有问题。”“推土机”小声说道，接着仿佛附带一提似的说：“检方撤销被告袭警的罪名。”
接下来布莱钦要求庭讯暂停，他利用这段时间点燃第一支雪茄，蹒跚走向遥远的洗手间。片刻后他回来了，站着跟雷亚·尼尔森说话。
“你交往的女人都是些什么人啊？”“推土机”问马丁·贝克，“她先是在庭讯进行之间嘲笑我，现在又站在那里跟‘压路机’聊天。每个人都知道‘压路机’的口臭可以把五十码外的长臂猿熏倒。”
“都是些好女人，”马丁·贝克回答，“或者说，这位是个好女人。”
“噢，你又结婚了？我也是，这样生活多点儿乐趣。”
雷亚走向他们俩。
“雷亚，”马丁·贝克说，“这位是资深检察官奥尔松先生。”
“我想也是。”
“大家部叫他‘推土机’，”马丁·贝克说完，转向奥尔松。
“我想你这起案子不太顺利。”
“没错，已经垮了一半，”“推土机”说，“不过另外一半会固守到底。要不要赌一瓶威士忌？”
这时重新开庭的宣告传来，“推土机”匆匆走进法庭。
辩护律师传唤下一个证人上来，家政教师希娣玛莉·魏伦，一位年约五十、全身晒成古铜色的女人。
“压路机”一直在整理文件，最后终于找到了他要的资料。
他说：
“瑞贝卡在学校的表现并不好。她因为分数太低升不上中学，十六岁的时候就休学了。不过，她是不是所有的科目都一一样糟呢？”
“她在我教的科目上表现就很好，”证人说，“她是我教过的最好的学生之一。瑞贝卡很有自己的想法，尤其在蔬菜和天然食品方面。她知道我们目前的饮食很有问题，超市出售的食品或多或少都受到污染。瑞贝卡很早就体会到健康生活的重要性。她自己种菜，看到有野生植物时也会采集。这就是为什么她的腰上总是带着一把园艺刀。我跟瑞贝卡聊过许多。”
“聊有机萝卜？”“压路机”打了个哈欠。
“还有其他很多事情。不过我想说的是，瑞贝卡是个健全的孩子，她受的教育或许有限，不过那是她理性选择的结果。她不想让一大堆无关紧要的东西造成大脑的负担。她唯一有兴趣的事情是拯救自然环境，以免它被破坏殆尽。她对政治毫无兴趣，只觉得这个社会非常难以理解，领导者不是罪犯就是疯予。”
“没有问题了。”“压路机”说。
他显得意兴阑珊，仿佛除了回家外什么都没兴趣。
“我对那把刀有兴趣。”
“推土机”一面说，一面从座位上跳起来。他走到法官桌前，拿起那把_刀。
“这是一把普通的园艺用刀，”希娣玛莉·魏伦说，“就是她一向在用的那种。谁都看得出来，刀柄都磨旧了，刀刃也用过很多次。”
“话说回来，它也可以说是一种危险的武器。”“推土机”说。
“我完全不同意。我都不会用那把刀子去杀一只麻雀。瑞贝卡跟我一样反对暴力。她不明白怎么会发生暴力，她连打别人一个耳光的念头都不曾有过。”
“话说回来，我还是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武器。”“推土机”说，一面挥舞着刀。
不过他自己似乎也不是百分之百相信，虽然他对证人微笑着，却也不得不用尽所有的宽容，才能以他那远近驰名的幽默感承受住她下面说的那句话。
“那表示你这人不是居心恶毒就是智力有问题，”证人说，“你抽烟吗？喝酒吗？”
“我没问题了。”“推土机”说。
“讯问结束，”法官说，“在被告的人格评估报告和最终答辩之前，有没有人有任何问题？”
布莱钦步履维艰地走向法官桌前，一面咂着嘴唇。
“所谓被告人格评估报告不外是照本宣科而已，它的目的只是让写报告的人赚五十克朗的报酬。因此，我想——也希望其他有责任感的人支持我——问瑞贝卡本人几个问题。”
他第一次转身面向被告。
“瑞典国王叫什么名字？”
连“推土机”都面露惊讶。
“我不知道，”瑞贝卡·林德说，“我一定要知道吗？”
“不必，”“压路机”说，“你不必知道。你知道我国首相的名字吗？”
“不知道。首相是什么人？”
“他是政府的行政首长，也是我国政治人物的龙头。”
“那他就是坏人，”瑞贝卡·林德说，“我知道瑞典在斯科讷省的巴撤巴可设立了一个原子能发电厂，距离哥本哈根市中心只有二十五公里。他们说环境遭到破坏都是政府的错。”
“瑞贝卡，”“推土机”说，口气和善。“你连首相的名字都不知道，怎么会知道原子能发电厂这种事？”
“我的朋友都会谈这种事情，不过他们对政治没兴趣。”
“压路机”给大家时间会过意来，接着才开口说道：
“在你去见那位银行主管之前——他的名字很不幸我忘了，说不定永远也记不得了——你可曾去过银行？”
“没有，从来没去过。”
“为什么？”
“去干什么？银行是有钱人去的，我和我的朋友从来不去那种地方。”
“可是你终究还是去了，”“压路机”说，“为什么？”
“因为我要用钱。我有个朋友说，你可以找银行去借钱，所以当那个奇怪的银行经理说这里有银行是由人民所拥有时，我就想，大概可以从那里拿到一点儿钱。”
“当你去PK银行时，你真的认为你可以从他们手里借到钱？”
“是的，可是我很惊讶，借钱怎么这么容易？我根本还没来得及说我需要多少钱。”
“推土机”现在已看出辩方采取的策略，连忙插手阻拦。
“瑞贝卡，”他说，笑容挂在脸上，“有些事情我怎么也想不通。今日的大众传播如此普遍，一个人怎么可能会不知道最简单的社会现状？”
“你的社会又不是我的。”瑞贝卡·林德回答。
“你错了，瑞贝卡，”“推土机”说，“我们都住在这个国家，它的好坏你我都有责任。不过我想知道的是，一个人怎么可能不听收音机也不看电视报道，而且完全不知道报上写些什么。”
“我没有收音机，也没有电视，而且我看报只看星座运势。”
“可是你受了九年的学校教育，不是吗？”
“学校只教给我们一堆无用的垃圾，我根本没听进去。”
“可是，钱，”“推土机”说，“钱是每个人都有兴趣的。”
“我没兴趣。”
“那你哪里来的钱过日子？”
“福利救济金，可是在此之前我需要的钱很少。”
法官接着念出被告的人格评估报告，内容并不像布莱钦料想的那么无趣。
瑞贝卡·林德生于一九五六年一月三日，成长于较低层的中产阶级家庭。她父亲是一家小建筑公司的营业处经理，家庭环境良好，可是瑞贝卡很早就开始反抗父母，这股反抗精神在十六岁时到达高潮。她对上学毫无兴趣，初中读完就休学了。她的老师都认为她的知识贫乏得惊人，虽然智力不差，她的心态却很怪异，与现实严重脱节。她一直找不到工作，也没有兴趣工作。十六岁的时候，因为在家的日子越来越难捱，她就搬了出去。她父亲被调查员找去问话时，还说这样对大家都好，因为她还有其他不那么令他们失望的兄弟姊妹。
最开始她住在一问乡下小屋，这是她向一个朋友以一笔类似永久性的贷款租来的，后来她又在斯德哥尔摩南边租到一间不供应热水的小套房。一九七三年年初，她遇到一个叫做吉姆·阿斯圭的美国逃兵，随即搬去和他同居。不久瑞贝卡就怀孕了，在自己的意愿下，一九七四年一月生下了女儿卡米拉。柯斯圭想工作，可是一个也找不到，因为他蓄长发，又是个外国人。他在瑞典这几年唯一做过的工作，是某年夏天在往来芬兰的渡轮上当了两个星期的洗碗工。而且，他很渴望回美国去。他有工作经验，认为自己一旦回到故乡，替自己和家人安排个出路应该不成问题。
二月初的时候，柯斯圭主动和美国大使馆联络，说他自愿归国，条件是政府要给他若干保证。他们因为急着要他回国，答应他只会给他形式上的惩罚。
柯斯圭于二月十二日飞回美国。由于男友的父母答应出钱接济她，瑞贝卡本想三月份就可以去，可是好几个月过去了，柯斯圭却没有只言片语捎来。她去社会福利局询问，得到的答复是：柯斯圭是外国人，他们也无能为力。瑞贝卡于是决定靠一己之力飞去美国，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了筹措旅费，她转而求助银行，结果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情况。
人格评估报告基本上有利于被告。它指出瑞贝卡是个很好的母亲，既未堕落沉沦，也不曾显露任何犯罪倾向。她具有无可质疑的诚实本性，只是对这个世界存有不切实际的心态，轻易就会上当受骗。关于柯斯圭也有一段简短的评估报告。报告上指出，他是个有目标的年轻人，他没打算规避责任，并相信在美国可以为自己和家人找到未来。
“推土机”站起身，准备最终答辩。
雷亚两眼半睁半闭，打量着他。除了他那一身无可救药的衣着打扮，这人浑身散发出无比强烈的自信，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也极为专注热心。他已经看穿“压路机”的辩护策略，不过他没打算让自己的行动受到影响。相反，他以言简意赅的言辞，固守着先前的论点。他挺着胸膛——其实挺出的多半是肚子，低头望着他那双没有上油的棕色皮鞋，用动听的声音说道：
“我只打算重复几项业经证实的事实做为最终答辩。瑞贝卡·林德带着一把刀和一个打算装战利品的宽大肩袋走进PK银行。以我对这类较为单纯的银行抢劫案——事实上，去年就发生了数百起——的丰富经验，我相信瑞贝卡的行为就是遵照这种模式，而由于欠缺经验她立刻就遭到了逮捕。我个人对被告甚为同情，这么年轻就禁不起诱惑，任由自己犯下这样的重罪。话说回来，基于对法律的尊重，我有义务为这样的罪行请求处以无期徒刑。先前大家在法庭上看到的证据是不容辩驳的，再多的辩解也抵赖不了。”
“推土机”摸摸领带，做出结语：
“本人兹将本案交由法庭裁决。”
“辩护律师准备好最终答辩了吗？”
“压路机”显然根本没准备好。他在完全不曾整理过的文件里摸索一通，对着没点燃的雪茄瞪了好半晌，将它放入口袋，接着环视整个法庭，以怪异的眼神一一注视着在场的每个人，就好像从未见过这些人似的。之后他才站起身子，蹒跚着在法官面前走来走去。
他终于开口了：
“正如我先前指出的，这位被放在被告席——或许我该说是被告椅——上的姑娘是无辜的，因此发言为她辩护大体来说并无必要。不过，我还是有几句话要说。”
每个人都紧张地暗自思量，不知道“压路机”所谓的“几句话”是什么意思。
“压路机”解开外套纽扣，如释重负地打了个饱嗝，肚子往外一挺，说：
“正如检方所指出的，这个国家发生了许多银行抢劫案。大家对这些抢劫案的争相报道，再加上警方往往令人瞠目结舌的防范措施，不但造就了这位检察官的知名度，也造成了普遍的歇斯底里。”
“压路机”顿了顿，双眼盯着地板，像是凝神思索，接着又说：
“瑞贝卡·林德从来没有从这个社会得到过多少帮助或快乐。学校、父母、整个上一辈的人对她都不曾提供过支持或鼓励。她不愿置身于当前的法律制度之下，说实在的，并不能怪她。和时下许多年轻人不同的是，她试过找工作，可是得到的答复总是没有工作可以给她。我很想说明为什么这一代的年轻人会找不到工作，不过我想还是克制点儿好。
“不管怎么说，她后来发现自己陷于困境，于是转向银行求助。她对银行的运作没有丝毫概念，因此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PK银行比较不那么资本主义，或者说它是人民所拥有的。
“银行职员一看到瑞贝卡，当时就认为这个姑娘是来抢劫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她不懂这样的人跑到银行来干什么，一方面则是因为受到新近无数指示的刺激，这阵子这类指示多得有如排山倒海。她立刻按下警铃，开始将钱塞进瑞贝卡放在柜台上的袋子里。结果呢？唉，这位检察官和远近驰名的侦查员连人影都没出现，因为他们没时间去管这种无所谓的小案子，反倒来了两个开巡逻车的警察。其中一个，根据他自己的说辞，像只豹子一样扑向这个姑娘，另一个则是不小心把钱洒了一地。除了这个贡献外，他还询问了银行职员。从问话当中，我们知道瑞贝卡根本没有威胁银行人员，也没向她要钱。整个事件只能称之为误会。瑞贝卡的行径堪称天真，可是，正如各位所知，天真并不是罪。”
“压路机”缓慢而艰难地走回座位，审视文件后，背对着法官和陪审团说：
“本人谨请求庭上将瑞贝卡·林德当庭释放，并且撤销她被起诉的罪名。我没有其他的请求，因为只要有点儿头脑的人一定看得出来她是清白的，不可能有第二种判决结果。”
法庭的决议来得很快，不到半个小时就宣判了结果。
庭上宣布瑞贝卡·林德重获自由，立刻释放，不过那两项罪名并没有撤销，这表示检方还可以上诉。五名陪审员投票赞成释放被告，两名反对，法官则建议以有罪定案。
马丁·贝克和雷亚走出法庭，奥尔松赶上他们俩，说道：
“你看，要是你刚才动作快一点儿，就赢了一瓶威士忌。”
“你打算上诉吗？”
“不。你以为我没其他事干，会为这种鸡毛蒜皮的小案予花一整天在高等法院跟‘压路机’唇枪舌剑？”
他匆匆离去。
“压路机”走向他们，似乎更加举步维艰。
“谢谢你出庭，”他说，“愿意这样做的人不多。”
“我想我懂得你的想法。”马丁·贝克说。
“这就是问题所在，”布莱钦说，“很多人懂得我的想法，可是出来支持它的人少之又少。”
“压路机”一面剪下雪茄的烟头，一面若有所思地看着雷亚。
“我在休息时间和这位小姐还是女士一一呃，我忘了贵姓——有过一段很有趣也很有收获的对话。”
“她姓尼尔森。”马丁·贝克说，“雷亚·尼尔森。”
“谢谢提醒，”“压路机”说，语气中透着几许热情。“有时候我会想，如果不是因为记人姓名这种事，我大概不会输掉这么多案子。总而言之，尼尔森女士应该进入法律这一行。她在一分钟内就对案情做出分析，还得出那位检察官花费数月才能得到的结论——如果他有那个脑筋的话。”
“嗯，”马丁·贝克说，“如果‘推土机’想上诉，他在高等法院不太可能输。”
“噢，”“压路机”说，“你必须想到对手的心理。如果‘推土机’一开始就输了，他绝不会上诉。”
“为什么？”雷亚问。
“这有损他的形象。他已忙得焦头烂额，哪有时间做其他事。再说，如果所有的检察官都像‘推土机’一样战无不胜，瑞典有一半的人口都会被关在监狱里。”
雷亚做了个鬼脸。
“再次谢谢你。”“压路机”说完，蹒跚走开。
马丁·贝克带着沉思的神情望着他远去，这才转身对雷亚说。
“你想去哪儿？”
“回家。”
“你家还是我家？”
“你家，我开始觉得已经离开很久了。”
准确说，好久是指四天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