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明交子的并不是“宋初三大名臣”之一的张咏，也不是宋廷中任何能臣干吏，而是普普通通的民众。历史即使未能记全他们的名字，但从来没有忘记过——光芒诞生于巴蜀，这块生生不息的土地。王昌懿等人所创造的交子，带来的不仅是交易上的便利，其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亦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深藏于乐山大佛中的韦皋宝藏被发掘后，成都知府张咏将其中的一半交给了徐沛，让他继续率人完成杨柳青的遗愿，救济灾民，帮助贫苦百姓改行自立等。另一半除了一小部分被用来购买物资支援北方前线外，其余连同物资尽数解往汴京，财物价值近千万两白银，数目不菲。
张咏虽用财宝如数支付了成都首富王昌懿的赊欠，但却没有资助交子的扩大发行。而成都交子又平地生出另一场大风波来——
西夏张檩、张杉兄妹运送了大批物资到川中，换得了面值三十万的交子。王昌懿为了表示对老友的重视，特别令工匠林剑加印了这批新交子。不想新交子与以往成都交子不同，上面被印了暗记。边关官民事先已得到通知，拒收有暗记的交子，张氏兄妹意图以交子在边关换取西夏急需生活物资和铁钱的计划遂告破灭。
消息传到蜀地，王昌懿惊愕异常。了解缘由后，他才知道上了知府张咏的当——当日张咏劝服工匠林剑重回交子铺时，便交给他一项秘密任务，暗中留意异常情况，若交子铺突然印发大面额交子，便要立即禀报。因为有林剑做内应，张咏一开始就知道张氏兄妹以物资换取三十万交子之事，他有意压下范度控告王昌懿勾结西夏人一案，就是要让张氏兄妹将那批没用的交子带出蜀地。
对于王昌懿而言，从经济上来讲，他没有任何损失，张咏取出韦皋宝藏后，即如数支付了购买物资的费用，但王氏却损失了商人及交子最重要的东西——信用。交子本身没有价值，也不具有储藏价值，仅仅是一种信用货币，信用是其核心，一旦交子丧失了信用，它就是一叠废纸。张氏兄妹用大批物资换走了完全不能使用的交子，这笔账，终究要记到他王昌懿的头上。
经此打击后，王昌懿一蹶不振，将交子铺和王记事务委托给了同行打理，自己就此退出商界。此后，再也没有人见过他。有传闻称，这位昔日的成都首富跟同门任介一起重新回去少年求学的地方玉垒山隐居，同行的还有郭震、景倩及郭氏的侄子、侄女。玉垒七子中，只有李畋一人步入仕途。他一直跟在张咏身边，成为其得意门生兼幕僚。另一才子孙辟则热心于地方教育，将旧藏书楼改作了学堂，大有所成，名重一方。
成都知府张咏从川中运往汴京的大批财物解决了宋廷军费军资的燃眉之急，然辽国皇帝辽圣宗与母亲萧太后御驾亲征，辽军兵锋极锐，势不可当，目下已到澶州城下。如此，不光黄河以北大片领土陷入辽军之手，仅隔一河的都城开封也暴露在辽军铁骑的威胁之下。宋军告急的文书一日之内五至，京师大震，宋朝廷上下慌乱不已。唯独刚刚走马上任的宰相寇准平静如常，还将告急的文书都扣下来，不让宋真宗赵恒知道。
赵恒听到风声后质问寇准，寇准便将一堆急报都拿出来。赵恒一见这么多急报，立即慌了手脚，忙问该怎么办。
寇准不紧不慢地道：“陛下是想尽快解决此事呢，还是想慢慢来？”赵恒当然是想尽快解决。
寇准乘势道：“陛下要退辽兵，不过五天时间即可。”宋真宗自然不相信。寇准则乘机提出要赵恒率军亲征。
自古以来，皇帝御驾亲征非同小可，但到了宋朝却有所不同。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出身行伍，当上皇帝后犹自南征北讨，可以说是以武为生。其后是宋太宗赵光义，宋太宗小兄长十二岁，早在大宋立国前，便已是一员猛将，一手策划了陈桥兵变。当上皇帝后，宋太宗雄风不减，亲自率军讨平了北汉，虽然在与辽国的对垒中屡次大败，自己也挨了辽人两箭，但毕竟也是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帝王，有别于一般的皇帝。真正有本质变化的，是从赵恒开始，他长于深宫妇人和宦官之手，从来没有见习过兵仗，对打仗有着本能的畏惧。
而鉴于宋太宗赵光义之前有对辽军作战惨败的教训，宋真宗赵恒一直都有畏辽如虎的心理，现在突然听到宰相寇准提出要御驾亲征，立即面带难色，站起来就要回内宫。寇准连忙上前拦住，力劝赵恒不要动摇。赵恒性格软弱，一时难以拉下面子，便勉强同意第二天朝议亲征一事。
第二天，朝堂上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不少大臣不但不主张皇帝亲征，甚至还力劝赵恒做迁都之议。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主张迁都金陵。另一佥枢密院事陈尧叟是川蜀人，极力主张迁都成都。
王钦若字定国，自小聪颖过人，读书作文都很出色。他曾经为开封某门客作有一屏联：“龙带晚烟归洞府，雁拖和色过衡阳。”一时广为传诵，声名鹊起。宋太宗赵光义率军进兵太原的时候，王钦若作《平晋赋论》进献，时年十八岁。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王钦若进士及第。据说他在殿试中考了第一，也就头名状元，但他欣喜若狂之下，与同中一甲的袁州窗友许载纵情狂饮，袒腹失礼，宋太宗大怒，下旨再试，王钦若就此丢了状元。其人文才过人，宋朝四大部书之一《册府元龟》便是他与杨亿等主持修纂。王氏亦是大宋立国以来第一个江南籍的宰相，因其颈部长有一肉瘤，时人称其为“瘿相”。
陈尧叟字唐夫，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状元，时年二十九岁。宋太宗召见时，见其人体貌英伟，器宇轩昂，举止得体，很是高兴，问左右道：“这个年轻人是谁的儿子？”有人回答说：“是楼烦县县令陈省华的儿子。”宋太宗于是召陈省华进京陛见，任其为太子允中。
次年四月，宋太宗同时任命陈省华、陈尧叟父子为秘书丞，并赐绯袍以示恩宠。秘书丞虽然官职不高，但父子同日升同样的官，受同样的赏赐，却是旷代殊荣，被传为一时佳话。
陈尧叟曾任广南西路转运使。当时岭南风气未开化，人们信巫，有病不服药，而是祷神祛灾。陈尧叟移风易俗，将《集验方》医书刻于石上，立于驿站，使之广泛传播。岭南炎热，当地人不会打井，饮水只靠河水或是下雨时的积水，陈尧叟教岭南人植树凿井，因而深得当地人拥戴。
王钦若和陈尧叟均是当世有才之人，尤其是陈尧叟，也曾经造福一方，有着极好的名声，但才气与品德、为人与气节往往不是一回事。这两人都是副宰相级别官员，名列执政，堂堂中枢大臣，竟然公然主张不战而逃，足见大宋朝野上下对辽军的畏惧心理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新任宰相寇准勃然大怒，当着王钦若、陈尧叟的面道：“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杀也。”声色俱厉地要求将主张迁都的人斩首，逃跑派大臣气焰这才暂时被遏制住。
寇准再一次提出要赵恒领兵亲征，大声告道：“只要皇帝亲征，人心振奋，文武大臣协作团结一致，辽军自可退去。辽军来攻，我们可出奇计骚扰，打乱其进攻计划；也可以坚守不出，使辽军疲惫不堪，再乘机打击。这样就可稳操胜券。如果退至江南或是四川，则人心动摇，辽军乘势深入，大宋江山还能保得住吗？”
寇准的意见得到了另一宰相毕士安及禁军最高统帅高琼的支持。赵恒内心实在很不情愿，但此时形势逼人，朝堂上主张亲征的一派占了上风，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勉强同意亲征，但却迟迟不肯动身。
临出发前，寇准奏请命参知政事王钦若出镇河北大名，因王氏富有心机，多智谋，擅权变，寇准生怕他留在京师会再想出什么主意阻挠赵恒亲征，因此抢先下手，搬去了一块绊脚石。朝廷中的主迁派失去了核心人物，宋真宗亲征终得以成行，但寇准却由此与王钦若结下了深仇大恨。
景德元年（1004年）十二月，宋真宗赵恒以雍王赵元份为东京留守，率军御驾亲征。然而，满朝文武对此战都没有信心，甚至表示支持寇准的宰相毕士安也借口有病在身，不肯随驾北征。
宋军正式开拔后，辽军日益迫近的消息如雪片般从前方飞来。宋军更是听说辽国太后萧燕燕不顾年过半百，戎装上阵，亲自擂鼓助威，辽军士气极旺，以致大军刚动，便开始军心动摇。跟随赵恒亲征大臣中又有人乘机提出应该迁都金陵。赵恒优柔寡断，本来就勉强出征，现在更是犹豫，想打退堂鼓，于是召寇准商议。
寇准坚决反对道：“现在大敌压境，四方危急，陛下只可进尺，不可退寸。进则士气备增，退则万众瓦解。到时辽军必然乘势来攻，恐怕到不了金陵，陛下就成了辽军的俘虏。”
握有兵权的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也支持寇准的意见。赵恒不得已，只好不再提撤退之事，继续北行。
当时的黄河尚未改道，流经澶州，河道将澶州一分为二，分为南城和北城。赵恒车驾到达澶州时，辽大军已经抵达北城附近。赵恒遥遥望见黄河对岸烟尘滚滚，显见战事激烈异常，心中胆怯，不敢过河，只愿意驻扎在安全系数较高的南城。寇准认为澶州北城将士正在浴血奋战，皇帝亲临，会极大地鼓舞士气，于是力请赵恒渡河，大声激励：“陛下不过河，则人心益危，敌气未慑，非所以取威决胜也。”
寇准所提出的“取威决胜”相当有道理，赵恒却很不情愿，只是公然拒绝宰相的提议无异于表明自己怕死，只好默不作声。寇准看见皇帝这副样子，自然明白过来，于是跑出去找主帅高琼，试探问道：“太尉深受国家厚恩，今日打算有所报答吗？”
高琼也是个血性汉子，当即慷慨回答道：“我身为军人，愿意以死殉国。”
寇准与高琼仔细商议一番后，再一起去见赵恒。赵恒才刚刚缓了口气，一见寇准又来了，立即头都大了。他已经料到寇准要继续游说他渡河，是以一开始就在心理上处于弱势。果然，寇准张口便道：“陛下如果认为我刚才必须要渡河的话不足凭信，可以问问高琼。”
赵恒还来不及回答，高琼便道：“寇相公的话不无道理。陛下千万不要考虑迁都江南，随军将士的父母妻子都在京师，他们不会抛弃家中老小随陛下只身逃往江南的。”又上前请求皇帝立即动身渡河。
赵恒进退两难，干脆不表态。枢密院事冯拯在一旁斥责高琼对宋真宗鲁莽无礼。高琼祖父原是辽国重臣，出使南唐时被杀，高琼本人在中原长大，年轻时曾沦为盗贼，后因武功出众得到赵光义赏识，由此起家。已年过花甲的他一直瞧不起冯拯这帮不懂军事的文人，当即愤怒地驳斥道：“你冯拯只因为会写文章，官做到两府大臣。眼下敌兵向我挑衅，我劝皇上出征，你却责备我无礼。你有本事，为何不写一首诗使敌人撤退呢？”
冯拯无话可说，宋真宗则继续一言不发。
高琼当机立断，命令兵士把赵恒的车驾转向北城行进。到了黄河渡河口浮桥处，赵恒又下令停下来。高琼不敢对皇帝无礼，便亲手执铁锤击打驾驶御车的辇夫的后背，终迫使赵恒车驾渡过了黄河。
尽管车驾中的赵恒本人心惊胆寒，然当大宋皇帝的黄龙旗在澶州北城楼上一出现，城下宋军与百姓立即齐呼万岁，欢声雷动，声闻数十里。宋军因而气势倍增。当时辽军围攻澶州，辽国萧太后亲自上阵擂鼓助威，辽军无不激动振奋，奋发向前，宋军看见辽军的声势，不战而寒。可以说，赵恒亲临北城，从根本上扭转了宋军的士气。
赵恒到澶州北城象征性地巡视后，仍坚持回到南城行宫。但宰相寇准就此留在北城，负责指挥作战。赵恒回到南城后，尽管有黄河天险，但还是不放心，数次派人前往北城探视寇准的举动。而寇准竟然与知制诰杨亿在北城城楼上喝酒下棋，“歌谑欢呼”，泰然自若，十分镇定。寇准如此表现，显然是胸有成竹。赵恒欣喜道：“寇准整暇到这样子，我还忧虑什么呢？”总算放了心，不再恐慌。其实这是寇准知道赵恒心中不安，为了安定皇帝和军心，故意而为之。果然，“人以其一时镇物，比之谢安”。
恰在这个时候，留守东京的雍王赵元份突然暴病而亡，赵恒于是借此机会回驾京师，将前线抗辽的军事大权全部交给寇准。
就在宋真宗赵恒离开澶州后不久，宋威虎军头张瑰用威力惊人的床子弩射杀了辽军先锋萧挞凛，极大地动摇了辽军军心。
此时辽军孤军深入中原腹地已久，供给线长，粮草不济，已经无力持久。加上辽军先锋萧挞凛被射死对士气影响极大，于是萧太后下令暂缓攻城。
而宋军方面，由于宋真宗御驾亲征，士气高涨，集中在澶州附近的军民，多达几十万人。局势明显对宋军有利，宋真宗却没有抗敌的决心。早在他离开京师的时候，就暗中派出了使臣曹利用往辽军大营与辽太后萧燕燕议和。只是因为当时战事激烈，曹利用一直未能到达辽营。而当宋辽两军在澶州对垒之时，曹利用一直谋求往返于两军之间。
萧燕燕见辽军处境不利，担心腹背受敌，便开始谋求议和，派宋降将王继忠与曹利用联系。
寇准坚决反对议和，主张乘势出兵，收复失地，如此“可保百年无事”。宋军将领宁边军都部署杨延昭为名将杨业之子，也坚决主战，上疏提出乘辽兵北撤，扼其退路而袭击之，以夺取幽燕数州。但由于宋真宗倾心于议和，致使宋臣中的妥协派气焰极为嚣张。这些人联合起来，攻击寇准拥兵自重，甚至说他图谋不轨。宋军主帅高琼的辽人身世也被翻了出来。寇准和高琼在这帮人的毁谤下，被迫放弃了主战的主张。
在辽军大将殒命、兵势受挫、宋军已经明显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宋辽两国的和谈就此开始——
辽军提出的议和条件是要宋朝“归还”后周世宗柴荣北伐夺得的“关南之地”。这显然是狮子大张口，因为燕云十六州本来就是中国的土地，收复失地是宋太祖、宋太宗两朝皇帝念念不忘的大计，而辽国竟然反客为主，俨然以主人自居，可谓极大的笑话。但由此却可以看出辽太后萧燕燕高瞻远瞩的政治家风度，当此宋军已经明显占有上风的局面下，她却能把握住赵恒软弱无能、企盼和谈的弱点，漫天要价，提出割地为盟。
宋方的条件则要软弱得多。只要辽国退兵，宋朝愿意以金帛代地，每年给辽国一定数量的银、绢作为补偿，但不肯答应领土要求，毕竟太失面子。
谈判在两军对峙中进行。萧燕燕十分懂得见好就收，最终按宋方的条件达成了协议。剩下的问题就是每年给辽国银绢的数量。曹利用就此请示宋真宗赵恒。赵恒道：“必不得已，二百万也可。”意思是说，只要不割地、能讲和，辽国就是索取百万钱财，也可以答应。
当时宋廷得到川中张咏支持，财力极为充裕，而宋廷往年岁收入折算成银绢，大约有几千万，宋真宗认为可以承担“岁币”之数百万，以此来换取和平。
曹利用承旨后，刚从皇帝行宫出来，就被一直守候在门外的寇准拦住。寇准问明情况后，警告曹利用道：“虽然有圣上的旨意，但你去交涉，答应所给银绢不得超过三十万。否则，你一回来我就要砍你的头！”
曹利用后来成为风光一时的权臣，跟另一权臣丁谓联合起来，与寇准一派大搞党争，不过当时还未见显赫，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吏，被寇准一吓，立即悚然而惊，喏喏应命而去。
经过谈判，曹利用果然以三十万银绢谈成。宋辽双方订立了和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澶渊之盟规定：
一、辽宋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宋尊辽圣宗生母萧太后为叔母，后世仍以世以齿论。
二、双方撤兵，以白沟河为国界。双方各守现有疆界，不得侵轶，并互不接纳和藏匿越界入境之人。
三、宋方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称为“岁币”，至雄州交割。
四、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大宋立国之初，赵匡胤曾豪夺川中财富，并专建封椿库，放大言道：“我以二十四绢购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过十万人，止费二百万绢，则敌尽矣。”然倾一生，也未能在与辽国争战中占到任何便宜。到了其侄宋真宗手中，更是发展到了以银帛进贡敌人以屈辱求和的地步。
好笑的是，和议达成后，宋真宗赵恒询问谈判结果，曹利用伸出三个指头。赵恒误以为给了辽国三百万，大吃一惊，说：“太多了！”但想了一想，又认为谈判既已成功，也就算了，勉强安慰自己道：“三百万就三百万吧。”
后来赵恒弄清了只给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合计数才三十万，不到宋年财政收入的千分之五，大大低于早先的估计，不禁大喜过望，重重奖赏了曹利用，甚至写诗与群臣唱和，以此来庆祝。
宋真宗刚刚即位的时候，为了应付北方强大的辽国，以及西北与党项的战争，大肆扩军，招募禁军至五十余万人，加上地方上的乡兵，号称养兵一百万，数目相当庞大。澶渊之盟后，宋真宗立即着手裁减军队，遣散老弱残兵，精减编制，如取消富有战斗力的河东效顺一军，龙骑军原有十二个指挥，减为六个指挥等。
不仅如此，宋真宗为了表示友好的诚意，还将同辽国接壤的地名作了改变：改威虏军为广倌军、静戍军为安肃军、破虏军为信安军、平戍军为保定军、宁边军为永定军、定远军为永静军、定羌军为保德军、平虏城为肃宁军。
澶渊之盟以后，辽、宋长期保持友好往来，宋朝在雄州、霸州、安肃军、广信军，辽在新城、朔州，分别置榷场，进行双边贸易，边境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加强。宋辽双方每逢有皇帝即位、生辰、丧事等，都互派使者来往，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北宋末年，时间长达百年之久。辽宋不曾兵戎相见，边境安定，时人评论道：“辽与朝廷和好年深，蕃汉人户休养生息，人人安居，不乐战斗。”
但在中国历史上，澶渊之盟却始终是个有争议的命题。辽国在不占有任何优势的情况下，反而从中大大获益。对于宋廷而言，澶渊之盟是带有屈辱性的城下之盟，既从法律上承认了燕云十六州属于辽国，又开“岁币”之滥觞。宋真宗赵恒也因而成为“岁币”的始作俑者，开宋朝以“岁币”求和的先例，直接导致此后两宋之积弱，使宋朝繁荣的局面江河日下。
宋辽结盟的消息传到成都后，张咏感叹道：“使寇公治蜀，未必如张咏；至如澶渊一掷，张咏不敢为也。”对寇准迫使宋真宗御驾亲征的胆识魄力钦佩不已。然对寇准而言，却是个人悲剧的开始。
澶州之盟签订之初，宋真宗赵恒认为南北停战是件大好事，是宰相寇准的功劳，因此加寇准为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待其甚厚。寇准功盖群僚，有目共睹。后来王安石也在《澶州》一诗中赞扬过寇准：“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但早先与寇准结仇的王钦若一直想方设法地排挤寇准，一天退朝后，王钦若故意留下，在赵恒面前攻击寇准道：“寇准逼着陛下亲征，将陛下当作‘孤注一掷’，订立‘城下之盟’。这不是胜利，是君王的耻辱，怎么还能说寇准对社稷有功呢？”又说：“时议有谓，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这话相当震撼，宋真宗当时没有表态，但此后对寇准的疑忌加重。寇准逐渐失宠。
不久，宰相毕士安病逝，寇准失去强有力的同盟。寇准少年富贵，性喜奢侈，又好饮美酒，赵恒借机以“过求虚荣，无大臣礼”等罪名，罢免了寇准的相位，出知陕州，改任寇准同科进士王旦做宰相。此时，寇准当上宰相不过一年多时间。
寇准改知天雄军后，刚好遇到辽国使者路过。辽国使者故意问道：“相公德高望重，为什么不在中书省做官，却来到天雄军呢？”寇准被说中痛处，却回答得相当巧妙：“如今朝中无事，不需要我居中任职。皇上认为天雄军是北门锁匙，非我寇准执掌不可。”这话回击得无懈可击，由此也可见寇准相当自负。
寇准罢相的邸报送到成都时，张咏正在吃饭，边吃边读，读完便伏案恸哭许久，哭止又弹指许久，弹完又继续大骂王钦若。他与寇准是至交好友，又有重名在朝，料想寇准一倒，必然会牵连自己，必须得设法自保。
当晚，张咏邀请当地多名大富户到官署赌博。他从袖子中抛出骰子，神技惊人，赢了在座所有人，用所得巨款大买田宅。之后多有此类自污行为，王钦若一党听闻后，由此放过了张咏。然张咏在陈州任上病重后，仍于病中上疏，称王钦若与另一权臣丁谓是贼臣，不诛死二贼，无以谢罪于天下百姓。
与大宋周旋多年的党项人李继迁终于死去。他不听心腹谋士张浦劝阻，在与吐蕃六谷部酋长潘罗支争夺河西之地时，遭受伏兵袭击，大败而归。李继迁本人的左眼球被箭射破，败退回灵州后不久，便与他的老对手宋太宗赵光义一样，因箭伤发作死去，时年四十一岁。
临终时，李继迁一再嘱咐儿子李德明主动上表归顺大宋，并且叮嘱道：“一表不听则再请，虽累百表，不得，请勿止也。”这自然是卧薪尝胆、韬光养晦之计，因为此时党项的实力实在无法与宋朝进行长期对抗，之前连年的战争，已经使人畜大量减少，又缺乏必要的生活物资，党项军民已完全陷入了困境。
李德明遵从了父亲的遗言，数次派使者到宋朝朝贡，表示愿意归顺，但却开出了种种条件。宋真宗一味求和，一律批准，于是封李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享内地节度使俸禄，并赐袭衣、金带、金鞍勒马、银万两、绢万匹、钱二万贯、茶二万斤。而李德明非但拒绝了送子弟到宋朝为人质的要求，也没有任何承诺，仅仅写了一张誓表，表示臣服宋朝。
李继迁死的这一年，他的孙子李元昊还不满周岁，这一年也刚好是宋廷与辽国签订澶州之盟的年头。这个一开始以党项的民族英雄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令宋廷无比头疼的党项人死后，对宋朝的威胁并没有就此解除。伴随着李德明、李元昊的崛起，党项逐渐成为宋朝西北的心腹大患。这是后话。
虽则最早发行交子的王昌懿受挫后离开了成都，但交子的故事还在继续。张咏第二次知蜀时，已萌生将十六家发行的私交子收归国有的想法，然由于寇准意外被贬出朝，他本人亦失去朝廷支持，不久即调离成都，官交子一事遂不了了之。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薛田任益州路转运使，到任了解民间私交子的发行状况后，即上书朝廷，请求将交子发行权收归国有，但这一建议很长时间都未申报到朝廷。
这一年，刚好是张咏去世之年。蜀民闻之，皆罢市号坳。又将张咏遗像置于天庆观仙游阁，建大斋会，事之如生。
天禧四年（1020年），寇瑊任成都知府。因私交子所产生的民间诉讼激增，寇瑊不堪忍受，上书请求朝廷取缔并禁止私交子发行。因不久后宋真宗去世，奏疏耽搁了下来。宋仁宗即位后，太后刘娥听政，命薛田代寇瑊知益州，并与益州转运使张若谷共度交子利害。薛田报道：“废交子不复用，则贸易非便。但请官为置务，禁民私造。”认为如果废除交子，对蜀地的商业贸易极为不利，但私交子问题很多，建议由朝廷设置交子务，禁止民众私印交子。
宋廷接报后，经过讨论，最终予以批准。薛田于是派兵查封了十六家交子铺，销毁了印版及印章，私交子正式宣告倒闭。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十一月，宋廷正式在成都设益州交子务，由京朝官一二人担任监官主持交子发行。并“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格其印制过程，这便是中国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官交子”。
官交子发行初期，形制流程完全仿照成都十六家所发行的私交子，面额依然是临时填写，加盖本州州印，后来才改为五贯和十贯两种。首届官交子以本钱三十六万贯为准备金，发行一百二十六万贯。规定分界发行，每界三年，实足二年，界满兑换新交子。交子由此堂而皇之地成为川陕四路的法定货币，与铁钱相权而行。
交子的出现和流通开辟了货币史的新纪元，对后世的货币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到南宋时，纸币会子已成为币制的中心，与金属货币同时在全国流通。北方金国也仿照南宋会子，设机构经营制造纸币。
历史仿佛一棵大树，树冠上开满了光鲜亮丽的花朵，好比那些显赫于时代的帝王将相。然真正滋养大树的，却是泥土下的树根，恰如那些不被瞩目的平凡民众。
发明交子的并不是“宋初三大名臣”之一的张咏，也不是宋廷中任何一位能臣干吏，而是普普通通的民众。历史即使未能记全他们的名字，但从来没有忘记过——交子的光芒诞生于巴蜀，这块生生不息的土地。王昌懿等人所创造的交子，带来的不仅是交易上的便利，其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亦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