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岩便是现署直隶总督的张树声。提到此人，胡雪岩不能不关心，因为左宗棠既然有意要驱逐李鸿章在两江的势力，眼前就会跟张树声直接发生利害冲突，有机会倒要打听打听这个人。
“听说张制军是秀才的底子，由军功起家。现在京里一班清流，架子大得不得了，行伍出身的老粗，能吃得消他们？”胡雪岩又说：“以前在广东，还可说是天高皇帝远，现在驻扎天津，南来北往由海道经过那里的翰林不知多少，他这个总督恐怕很头痛吧？”
“张振轩倒不算老粗。他是廪生出身——”
“原来是禀生。”胡雪岩觉得说张树声是行伍出身老粗，未免失言，因为他知道廪生在秀才之中，仅仅次于拔贡，一县之主，县衙门里可以领一份钱粮，童生进学，亦须廪生作保，照例亦须送一份谢礼，反以资深的秀才，不但要有真才实学，而且品行也要端正，否则学政是不肯将这个有限名额而有丰富收入的廪生，轻易畀予的。
“张振轩这个廪生出身，后来占了很大的便宜。”沙一心继续谈张树声的经历，“他起先在李合肥的淮军中，名气不但比不上程学启、刘秉璋、郭松林、刘铭传，甚至还不及潘鼎新。可是由军功保到五品，改了同组，由武入文，这就占便宜了。同治四年夏天署理淮海道；刘六麻子是直隶总督，官拜一品，可是他情愿不要这个一品官员，回合肥老家去吃闲饭。雪翁，你知道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
这道理胡雪岩懂。“刘六麻子”是刘铭传的外号，他的故事，胡雪岩也听人谈过。原来一省绿营兵的最高弄官是提督，通称“军门”，在军队里很神气；一遇见督抚就矮了半截，因为总督挂兵部尚书衔；巡抚挂兵部侍郎衔，都算是兵部的“堂官”，也都是提督的上司，一品的提督要受二品的巡抚的节制；而且正式见礼时，要用“堂参”的大礼。刘铭传自命为儒将，刻过一部《大潜山房诗集》，认为武官即使一品亦不值钱，所以告病开缺，潜居在他的“山房”中。“是的，武官不值钱。张振轩那时虽只是一个道员，可是一升直隶臬司，一帆风顺，同治十年就以漕运总督署理两江总督。他之得意，李合肥自然很提携他，关系交情不同泛泛，反以这回李合肥丁忧开缺，特保张振轩署理，自然是有作用的。”“啊，啊，我懂了。”胡雪岩恍然大悟，“原来他是替李合肥暂且看家。”
“正是。不过，李合肥不知道，昔日部属，已非吴下防蒙，张振轩跟清流结交上了，那是大前年——”
大前年——光绪五年十一月，两江总督沈葆桢病殁在任上，朝命以两广总督刘坤一调任两江；留下来的缺，由张树声以广西巡抚升任。
广州是八旗驻防之地，广州将军叫长善，出身满洲八大贵族之一的他他拉氏。此人很风雅，乐予奖掖后进，尤其是没有满汉的畛域之见。将军署的后花园，颇有花木之胜，长善常常邀请广州的一班少年名士作文酒之会。前年庚辰科会试，闱中由工部尚书翁同齸主持，实学真才多能脱颖而出，其广东的梁鼎芬、广西的于式枚便常常作长善座上客，而且都点了翰林。
在广州时，张树声的儿子张华奎，亦常受长善的招邀，所以跟于式枚、梁鼎芬，还有一个文名盛於于、梁但禀表会试不幸落第的江西人文廷式。都是极熟的朋友。这时张华奎随父到直隶总督任上，便经常进京，与于、梁、文等三人盘桓。
虽说他乡遇故，旧雨情深，但张华奎却是另有企图。原来这几年言路的势力极大，尤其是一班兼讲官的翰林，一言九鼎，连慈禧太后及恭王都不能不听，这班人就是“清流”，其中最有名的四个人，号为“翰林四谏”。于式枚、梁鼎芬虽是翰林后辈，但文名久著，所以亦常与清流有往还；而张华奎便是凭借了于、梁的关系，得以上文张佩纶、盛吴这一班响当当大清流。
这张华奎是个举人，年纪虽轻，人很能干，而且赋性廉和可亲，加以“北洋分所”积存的“公款”很多，凡是应酬京官，无不可以报销，使得张华奎愈发长袖善舞，清流们集会，不论是在松筠庵，还是“畿辅先哲寺”，或者陶然亭、崇效寺这些名胜之处，乃至于八大胡同“相公”的下处，筵宴所需，都是他来备办，有事需要奔走联络，张华奎更是义不容辞，因而得了个“青牛腿”的外号。
“青牛”是清流的谐音。民间家家有“春牛图”，春为东，东为木，木色青，所以“青牛”也就是春牛。画春牛图时，头、身、角、耳、腹、尾、胫、蹄、部位分明。因而好事者，用青牛的各部分，来形容清流中人，牛头是同治皇帝的师傅李鸿藻，他门下两张——张之洞、张佩纶是牛身、牛腹。也有人说，李鸿藻是驱牛的勾芒神，张佩纶才是牛头，因为他头上的一对角厉害不过，凡被触及，必受巨创。
张华奎因为替清流效奔走之劳，所以名之为“腿”；但也有人说，他连“清流腿”都不够资格，只是“清流靴子”为“清流腿”服务而已。
不管是“清流腿”还是“清流靴子”，张华奎很受人瞩目是事实。不过因此而引起了李鸿章门下的敌视，认为他“图谋不轨”，第一是因为他常巴结翁同齸，而翁同齸一向是与李鸿章不睦，同时清流多为北派领袖李鸿藻门下，而翁同齸是南派巨擘，对政事的见解，一向是有差异的；第二，张华奎拼命拉拢清流，显然是在为他父亲培养声名，目的是想取李鸿章而代之。
这些加油添酱的谗言，不断传到合肥，在“闭门读礼”的李鸿章不由得也动了疑心。他的一班徒党，因而开始谋划逐张迎李之计，不久便找到了可乘之机。
原来张佩纶满腹经纶，颇有用世之志，张华奎便向他父献计，仿照当年左宗棠奏调袁葆恒来提高本人声价的办法，不妨奏调张佩纶“帮办北洋军务”，专门督办水师。张树声同意以后，张华奎极力向张佩纶游尽；那时产洋的水师，已拥有好几艘铁甲兵轮，规模壮阔，前程无量，张佩纶怦然心动，终于同意了。
于是天津、保定等处，很快地传出消息，还说张佩纶帮办北洋军务后，将大加整顿，“四道八镇”，一律要参。直隶总督属下，有四名道员，八名总兵，总兵驻防之地称为“镇”；四道八镇便是直隶文武官员的经制，当然全部都是李鸿章所派的。
不道在此要紧关头，张树声父子一则操之过急；二则不明京朝掌故，以至于走错了一步。原来封疆大吏，准许奏调京官到省任职，但不准奏调翰林。这个禁例在乾隆年间更为严格。因为翰林如兼日讲起居注官，随传在皇帝身边，一言一动，无不深知；而且有机会看到各种奏章，参预国家机密，如为疆吏所奏调，便有泄密之虞，因而有此厉禁。
到得洪杨以后，禁例虽不如以前之严，但第一要看请奏调的人，够不够分量；第二要奏调的时机，是否确有需要。当年左宗棠是封拜相的勋臣；奏调袁葆恒总理粮台，又有正当大举西征，用兵深资倚赖的理由，自然容易照准。如今张树声的资格远不如左宗棠，且亦非军务所必需，因而请奏调张佩纶的折子一到军机处，竟奉旨驳斥。这一下不但张树声以封疆大吏碰这么个硬钉子，大伤威望，张佩纶的面子更加难看。
照张佩纶的想法，他应该是“诸侯之上客”，张树声应该北面以师礼相事，如今答应帮办北洋军务，已嫌委屈；张树声果然有心延揽，应该设法疏通军机，用“特旨”派他到北洋，才够面子。加今上谕中责备张树声“冒昧”，确是太冒昧了。
李鸿章一系的北洋官僚，看到张树声碰钉子，自然高兴；又听说张佩纶对张家父子有不满的表示，更是大喜过望，认为挑拨离间的良机，决不可失。恰好张树声上奏的那天有“考差”——两榜出身的京官，须经考试合格，才能放出去当乡试主考；一任考官，所得可以维持一两年的生活，所以绝少有人放弃考差；但张佩纶因为有丧服在身，不能派任考官，考差自然不必参加。这个缘故，外人不会知道，因而别有用心者，就可以造他一个谣言，说他故意避考，在家等待准为张树声所请的上谕，以便走马上任。这个中伤的谣言，传布得很快也很广；张佩纶的清誉大损，不免恼羞成怒，自然是迁怒到张家父子身上。
“丰润学士的气量小是大家都知道的，他一定会复仇，张振轩弄巧成拙，直督一定保不住。”沙一心说：“现在只是在一个可以让李合肥夺情回任的理由，这个理由一找到，张振轩就要交卸。”
这段内幕，对胡雪岩很有用；原以为李鸿章即会回任，也是父母之丧二十七个月以后的事，不过只要有理由，随时可以回。照此看来，左宗棠想驱逐李鸿章在两江的势力，应该加速进行才是。
其时沙一心的瘾已过足，便由胡雪岩陪着到湘云老四妆阁中，飞觞醉月地闹了一回酒。沙一心起身告辞，余客亦知胡雪岩与古应春第二天一早要左宗棠巡视制造局，都说要走，只有林茂先在湘云老四那里“借干铺”。
“沙一心这个人很有用，”在归途中，胡雪岩对古应春说：“你以后不妨跟他多联络联络，他对淮军及北洋的情形很熟，有事可以请他打听。”
“我的原意就是如此。小爷叔放心好了，我会安排。”
江南制造局在上海县城外，濒临黄浦江的高昌庙，本来是一片荒地，自从曾国藩奏请设制造局以后，人烟日起，造一条石子马路，东通县城南门。不过左宗棠这天仍旧是在天前宫后辕前面下船，沿黄浦江直达制造局的专用码头，制造局的总办，候补道李勉林用他的绿呢大轿，将左宗棠接到大堂，然后引见属员，一一参谒。接下来请示：先看哪一处？“先看船坞吧”左宗棠说：“我去年陛辞出京，上头特别交代，洋防要紧，要我分外留意。制造局的船坞，规模虽不及福建，到底是中国第二个造船厂，能人尽其用、地尽其用、物尽其用，对洋防亦颇有裨益。”
这一段开场白，便有些教训的意义，李勉林听入耳中，当然不很舒服，脸上不免有尴尬之色，见此光景，胡雪岩便在一旁替李勉林说好话，总算将场面圆过来了。
船坞中乱糟糟一片，看不出一个名堂来，左宗棠只好问了：“彭宫保整年巡阅长江海口、江防、洋防的形势，周览无遗，写信给我，以兵船不敷调度为虑，说至少要添造小火轮十号，照我看，十号亦还不够，最好再能仿造新式快船五艘，你看你这里能不能造？”
“小火轮能造，新式快船，限于机器，力所不逮。”“那末，造小火轮每一号要多少钱呢？”
“这要估起来看。”
话又有些碰僵了，幸好左宗棠没有在意只问：“要多少日子才能估得出来？”
“估价欲求精确，还得找福建船政局，他们那里图说全备，材料的行情也比较准。大人如果决意要造，局里马上派人到福建，大概有一个月的工夫，细帐就可以出来了。”“好！请你马上就办。”
船坞旁边就是枪炮厂，左宗棠对这里很感兴趣，因为西征，得力就在器械精良；尤其是对洋枪，他已经很内行了，但看得多，用得多，洋枪如何制成，却还是初次见识，所以从炼钢厂看起，每一部门都看得很仔细。
最后到了检验处，附设有个靶场，乒乓乒乓地声音很热闹。左宗棠一踏了进去，坐在高凳上的一个老头子跳了下来，躲到一边；李勉林便喊：“姚司务，见见左大人！”
这姚司务面红似火，发白如银，一双眼一大一小，大的那只右眼，炯炯有神；手臂亦是一粗一细，侔不相伦。左宗棠平生阅历甚富，看过不少异人；一看这姚司务形相古怪，不由得便加了几分注意。
等姚司务磕过一个头起身，李勉林便看着左宗棠说：“这姚司务是制造局一宝，不管什么枪，经他手里出去的，‘准头’一定好。”
“喔，”左宗棠对军械的兴趣最浓，当下抬起头来，看了一下问：“这就是你验枪的所在？”
“是。”李勉林代为回答。
“怎么验法？”
“说起来大人恐怕不信，他只是瞄一眼、开一枪就知道了。”
“这倒是神乎其技了。”左宗棠欣然说道：“我倒要见识见识。”
“是。”李勉林转脸对姚司务说：“你演练演练给大人看。”
姚司务似乎很木讷，连一声“是”都不会答应，只点一点头去掇开那张高凳，意思是站着验枪。
“不，不！”左宗棠急忙阻止，“你照平常一样。平常坐着，现在不是坐着。”
姚司务不敢答应，仍旧须李勉林说一声：“你照大人的吩咐。”
姚司务这才又将高凳搬回原处，踩着凳上所附的踏级，坐了上去。他面前是用墙砌出来的，狭长的一条弄堂，尽头处是个六个同心圆的靶子，中心弹痕累累；姚司务便大声喊道：“换个靶！”
枪靶后面有人在照料，顿时换了新靶。左宗棠看他左面摆着两个长木箱，右面又有两个大箩筐，里面乱堆着枪枝，长木箱中是刚修好的枪，有个人在照管。
“来！”
听得姚司务这一声，那人便取一枝枪，抛了上去，姚司务左手接住，交到右手，眯起眼睛看了一下，便即听得“砰”的一声；接着又听得“彭”的一声，那枝枪已被他扔在前面那个箩筐里了。
左宗棠根本没有看清楚，他是如何单手在扣扳机，不过新靶上正中红心有个小洞，却看得很清楚。
听这时又是“砰砰彭彭”好一阵，有的枪丢在外面箩筐，有的枪丢在里面箩筐，不过外面少，里面多。
“是这样，”李勉林为左宗棠解释，“丢在外面的，没有修好，拿回去重修；丢在里面的，是修好了的。”左宗棠有些不大相信，“就这么看一眼、放一枪，就能听得出来？”他说：“似乎有点不可思议。”
“是！是有点不可思议，不过确实如此。”
“我倒有点不明白。”左宗棠便趁空隙喊道：“姚司务！姚司务！”
那姚司务纹风不动，恍若未闻，李勉林赶紧又解释，“他重听，耳鼓让枪声震坏。平时说话，只看人的嘴。”接着他走上前去，拍一拍姚务的身后，让他下来。
“姚司务，”左宗棠问：“你今年多大？”
“六十六岁。”
“你玩枪玩了少年了？”
姚司务屈指算了一下：“四十八年。”
左宗棠也在心里略为算了一下说：“这么说，你在道光那年就干这一行了？”
“是。”
“你跟谁学的？”
“先是德国人，后来是英国人。”
“喔！”左宗棠问：“你说德国的枪好，还是英国的枪好？”“德国。”
听这一说，左宗棠便回身去看，胡雪岩知道是找他，便从一大堆官员中挤上前去。
“雪岩，”左宗棠问道：“福克来了没有？”
“没有。”胡雪岩问：“大人有什么吩咐？我马上告诉他。”“我是要找一枝‘温者斯得’的枪。”
“呃，”胡雪岩答说：“我已经分派给新兵，在用了。”“好、好！拿一枝来。”
这枝枪是交到姚司务手里，问他见过没有？答说没有。不过他只略为看了一下，便转开一个螺丝，接着一样一样拆了下来，不过几分钟的工夫，一枝新枪成了一堆零件。这显出真工夫来了，左宗棠不能不服他，当下问道：“这枪好不好？”
那姚司务竟不回答，只看着李勉林。左宗棠不知是怎么回事；胡雪岩却看出来了，姚司务一说好，左宗棠说不定马上就会交代购买那一种。那一来，岂不断了采购委员的财路。因此，胡雪岩便说一句：“只怕不见得好。”
谁知李勉林恰好相反，连连说道：“好，好，好得很。”表面彼此客气，实际上已等于短兵相接，也是彼此猜忌。本来江南制造局是李鸿章的禁脔，不管自造也好，外购也好，都轮不到胡雪岩来插手，所以他之说“怕不见得好”，便有不愿跟制造局“抢生意”的意味在内；反过来说，他如果要“抢生意”，唾手可得。这就使李勉林深深感到，劲敌当前，必须小心了。
这笔买“温者斯得”来福枪的生意，自然还是归胡雪岩，但大发利市的却是福克。
原来这种枪的在华代理权，属于福克的洋行，第一批进了五百枝，四处兜销，只卖去一百多，起初亦并未想到左宗棠，因为他知道西征军中来福枪极多，左宗棠甚至还送了一批给醇王，供神机营使用。及至听说胡雪岩要到上海，心想左宗棠的“小队”也许要用这种比较精良的新枪，送了二十枝当样品，估量着，即使能做到这笔生意，充其量也不过百把枝，库存还有一半，不知销场何在？
哪知由胡雪岩转来的消息，说要买两千五百枝，预备分发江南各防营使用。福克喜出望外，却又发愁，因为能够供应的现贷，连个零头都不足。
“胡先生，”福克透过古应春的翻译，向胡雪岩说：“我拿库中存货先交，其余的，准备三个月内交齐；我回国去一趟，专门办这件事。
胡雪碉便跟古应春商量，他亦看出李勉林对他深具戒心，认为不宜一开始就树敌，免得以后的障碍愈来愈多。这笔军火是左宗棠亲自交代，不能不办；正愁着李勉林会“吃味”，难得福克供应不足，恰好打消了这笔生意，避免得罪李勉林。他将他的意思告诉了给古应春，又说：“我看就此推掉为妙。你跟他说，马上要用，要现货，没有现货就免谈了。”“这话他不会相认的。”古应春说：“小爷叔在左大人面前讲话的分量，他不是不知道，哪一次买军火都是先送样品，看中意了再下定单，如今说全部都要现货，不是明明为难他？”“这话倒也是。”胡雪岩踌躇了一会说：“这样，你叫他自己去看左大人。而且我们要避嫌疑，你叫他先到制造局去看李观察，请李观察带他去见左大人。生意成不成，看他自己的运气。”
“这办法！行得通吗？”古应春不免怀疑，“我们犯不着把自己的路子，交给人家。”
“不！现在他们怕我们防得厉害，犯不着为这点小事，做成个死对头。不如现在大方一点，以后办事反而顺手。”
古应春心想，这是欲取姑予的手法，亦未尝不可用。两千五百枝枪的佣金，虽至少有五千佣金，别人看来是个大数目，但在胡雪岩眼中，却是小事；既然他要“大方”，就照他的意思办好了。
但胡雪岩的顾虑与打算，福克是怎么样也无从知道的，因此一听古应春的话，大感困惑，多年合作得好好地，何以有这种见拒的态度？莫非胡雪岩在左宗棠面前，说话已经没有力量了，还是另有其他原因？
当下率直向古应春发问。古应春当然不能跟他说实话，只说胡雪岩是尊重江南制造局。这话在福克半信半疑，他在华多年，官场中的情形，亦相当了解，向来是谁有办法，谁就可以争权夺利；权责并不分明，尊重更是假话。
福克做事很老练，先去打听胡雪岩在左宗棠那里的“行情”，所得到的答复是绝未失宠。这一来，他就不能不怀疑，另有人在钻军火生意的路子，想取他而代之；胡雪岩是一种让他知难而退的态度。
去问古应春，古应春绝口否认。这一下，福克释然了，中国官场不足跟外人道的花样很多，不必去多打听。反正自己仍旧抱定利益均沾的宗旨，将胡雪岩拉紧了，保持了多年合作的关系，总是不错的。
于是福克便带了一名翻译到制造局求见李勉林。那时的官场，对洋人都是另眼看待，何况福克是上海洋商领袖之一，所以名刺一报进去，正在花厅中会客的李勉林，丢下他人，在签押房接见福克。
动问来意，福克透过翻译说道：“左大人要买两千五百枝温者斯得来福枪，可是我现货只有三百多枝，其余准三个月内交足。胡观察说不行，要我来见李观察，请你带我去见左大人当面谈。”
听得这话，李勉林不免诧异，定购西洋军火，向来都是期货；目前内外无事，又不是打仗遇到劲敌，急需要精良武器才足以克制，何必一定非现货不可？仔细想一想，显然是胡雪岩不愿意经手这件事，但又为什么不愿意呢？唯一的缘故是左宗棠已非西征统帅，而是两江总督、南洋大臣，两个头衔中一“江”、“南”，就彰明较著地表明了，这一案应该由江南制造局主办。
对于胡雪岩的能守分际，李勉林颇为佩服，胡雪岩的手腕很厉害，但还是“上路的”。当下欣然答说：“可以、可以！左大人明天动身回江宁，我本来就要去见他；我们一起去好了。”
于是约定当天下午三点钟，在天后宫行辕见面。到时候会齐李勉林先递书本谒见，然后找个谈话的空隙，说福克在外，等候接见，有事面禀。
左宗棠已经接到胡雪岩的报告，认为胡雪岩所说，此案由江南制造局承办，一切签约、付款等等手续，都比较方便的看法不错，所以听得李勉林的话，立即接见福克。
他跟福克很熟，也很欣赏福克的有条理，温言相接，颇假以词色；谈到买枪一事，也很爽快的答应了，先交若干现货，余数立定期限，陆续解交。价格方面，福克与李勉林细谈。
“这两千五面枝枪是交绿营用的。”左宗棠交代李勉林：“你收到枪，马上交给李朝斌好了。”李朝斌的官衔是江南提督，绿营的最高长官。
“是。”
“听说你要回国。”左宗棠转脸问福克：“什么时候动身，什么时候回来？”
“十天以后动身，两个月就回来。”
“我现在要整顿水师；水师的利器，是鱼雷不是？”“是的。”
“我想买一批鱼雷，你有没有？”
“有、有。”福克答说：“左大人知道的，东西洋各国凡有新出的利器，一定把样品跟说明书，送到我洋行里来的。尤其是这趟我回国，可以亲自打听到最新式的运了来。”“能不能连技师一起请了来。”
“当然。凡是采购中国从前所没有的新式武器，一定由技师派来，教导如何演放。这是必有的规矩，不会错的。”“喔，你没有弄清我的意思，我是说能制造鱼雷的技师。”“那也有。”福克答说：“不过要先看制造局，有没有能造鱼雷的机械。”
“你跟李观察商量。”左宗棠又问：“还有种‘碰雷’，作何用处？”
“是——”福克向翻译弄清楚了“碰雷”二字的意思，方始回答：“那叫水雷，是专门为了防备对方兵舰用的。譬如一个港口，不愿意对方舰闯进来，就可以在港口海面上布下水雷，船一碰到就会爆炸。”
“自己的船呢？”
“自己的船，一样也会爆炸。”福克又说：“水雷的威力很大，麻烦是不长眼睛，所以非遇到与外国交锋，打算断绝水路交通，不用水雷。”
“事后呢？”
“事后要清理。专门有种船叫扫雷艇。”
“照此说来，这件事牵涉很广，暂作罢论，你只管替中国采购最新式的鱼雷好了。细节你跟李观察去商议。”“是！”
看看没有话了，福七克在翻译示意之下，起身告辞。李勉林虽被留了下来，但从头到底没有能容他说一句话，内心万分不悦。
至于左宗棠将李勉林留了下来，是要谈半公半私的事。不过私事倒也不是他的个人之私，是为了曾国藩的小女婿聂规缉。
原来曾国藩的欧阳夫人，共生三子六女。长子及五女，自幼夭折；在世的有两子五女，长子纪泽，文章政事俱是第一流，而且由自修而通英文，为国藩所看重，后来袭封侯爵，以钦差大臣出使西洋，与郭嵩焘都是真正懂洋务的大才。
次子纪鸿中举以后，会试一直不利；曾国藩也知道“场中莫论文”，考试要碰运气，但功名这念，横亘胸中；期望亦未免过切，总说他的次子不用功。偏偏运气也真坏，直到曾国藩去世，始终是个举人，以后也一直没有能够中进士，与长兄相较，境遇大不相同，以至于在京郁郁以终，身后还是左宗棠替他料理的。
比起曾纪鸿来，他的姐妹们的境遇，又更不如他了，有的婆婆太凶，有的丈夫没出息。曾国藩持家极严，说他见过许多名门之女，贪恋母家富，往往不肯在夫家尽子妇之道，到后来都无好结果，因此他的女儿虽都遇人不淑，但因曾国藩不许她们归宁，只好在夫家受罪，个个都是终日以泪洗面。其中四小姐嫁得不错，偏又青年守寡，所以曾国藩生前常说，他的“坦运不佳”。
六小姐是取小的女儿，湖南人称为“满小姐”，名叫曾纪芬，她是曾国藩去世后才嫁的。本来由她叔叔“九帅”作媒，许婚于衡山聂家，定在同治十一年出阁。不意就在这年二月初，曾国藩中风殁于两江总督任上；到得服满已是光绪年间。
曾纪芬的夫婿聂规缉，字芸台，他家是衡山世家，先世以行善出名。但聂规缉却连个举人都没有考上，以致于只能混个小差使；他有个姐夫为先前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委为“筹防局总办”，聂规缉单身跟到江宁，在筹防局当差，只得八两银子的车马费，但却要接眷；原来聂规缉到了江宁，才知道曾国藩真是门生故吏满天下，将他妻子以“曾文正的满小姐”这个“头衔”搬出来，在裙带上着实能拖出来一点好处，这就是他接眷的打算。
果然，曾纪芬照她丈夫的嘱咐，由湖南坐船经武昌时，特为去拜见湖广总督李瀚章的夫人，稍为谈一谈丈夫的境况，聂规缉立即被委为湖南督运局驻江宁的委员，月支津贴五十两，日子过得很舒服了。
及至左宗棠接刘坤一的手，到了江宁不久，便将曾纪芬接到总督衙门叙旧，曾国藩生在嘉庆十六年辛未；左宗棠生在壬申小一岁，因而以叔父自居。左宗棠在曾国荃克江宁后，与曾国藩失和，有三四年不通音问，但当左示棠奉命西征，曾国藩命湘军刘松山相助，大为得力，这使得左宗棠大为感动，而况平生功名，关键所在是曾国藩知道他的才具，派他独当一面收复浙江，与曾氏兄弟同时封爵。拜相封侯，位极人臣，饮水思源，亦不能不感激曾国藩；所以表面上倔强如昔，仍旧处处要批评曾国藩，私底下的态度，却已大为改变，曾国藩殁后，他致送的挽联，道是：“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这等于认输，以左宗棠的性情来说，是很难得的事。
至于照应曾国藩的后人，是为了要证实他的挽联中的下一句：“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与曾国藩是为国事而争，私交丝毫无损。特别是老年人，往往有一种将朋友的女儿看作自己掌上珠的通性，爱屋及乌，对聂规缉亦就另眼相看，派了他营务处的差使，每天中午会食，一定找聂规缉；对他的肯说实话、留心西学，颇为赞许，有心要培植他。
这回左宗棠出省阅兵，聂规缉作随员，李勉林跟他是熟人，左宗棠故意相问：“勉林，你跟聂芸台熟不熟？”李勉林各州兴锐，早年曾替曾国藩办过粮台，当即答道：“他是曾文正的满女婿，我当然很熟。”
“那就再好没有。我看你也很忙，我想派他来当你的会办。”
“大人眷念故人，要调剂调剂聂仲芳，这番至意，我们当然要体仰；我想，每个月送地五十两银子薪水，仍旧在大人那里当差好了。”
左宗棠一听愕然，“怎么，勉林，”他问：“你不欢迎聂仲芳？”
“不敢欺大人，聂仲芳在大人那里，亲自教导督责，他不敢越轨；到了我这里，也许会故态复萌。他是曾文正的满女婿，我不便说他，耽误了公事，大家不好。”
这一说，原来有些生气的左宗棠，心平气和地问说：“你说他‘故态复萌’，请问，是什么故态？”
“聂仲芳是纨绔，他比满小姐小三岁，光绪元年成婚；到光绪四年，才廿四岁，已经娶了姨太太。”
“这件事我知道，他的那个早就遣走了。”左宗棠问：“还有呢？”
“还有，曾劼刚那年奉派出使英、法两国，二小姐的故爷陈松生与聂仲芳都想跟去当随员，结果劼刚带了陈松生，没有带聂仲芳。劼刚路过上海的时候，我问他同为妹婿，何以厚此薄彼。劼刚说：我带了他去是个累。又说：“你看了我的日记就知道了。”李勉林又说：“他们郎舅至亲，尚且如此，大人倒想，我怎么敢用他？”
“喔，”左宗棠问：“你看了劼刚的日记没有呢？”“看了。”
“日记中怎么说？”
“我录得有副本，回头送来给大人看。”
“好！请你送来我看看。”
李勉林答应着，一回去马上将曾劼刚日记的副本，专程送到天后宫行辕。左宗棠灯下无事，细细看了一遍，其中有两条对聂规缉的批评不好，一条记于光绪四年二月十三日：“接家报，知聂仲芳乖张已甚，季妹横被凌折，忧闷之至。”这是家务，清官难断，另外有一条记于当年九月十五日，说他不用聂仲芳的原因：“午饭后，写一函答妹婿聂仲芳，阻其出洋之请，同为妹婿，挈松生而阻仲芳，将来必招怨恨，然而万里远行，又非余之私事，势不能徇新戚之情面，苟且迁就也。松生德器学识，朋友中实罕其匹，同行必于使事有益。仲芳年轻而纨绔习气太重，除应酬外，乃无一长，又性根无定，喜怒无常，何可携以自累，是以毅然辞之。”
左宗棠心想，这不是什么不可救药的毛病。如果当时聂规缉如曾纪泽所言，现在看来却无此毛病，正好说明此人三四年以来，力矫前失，肯求上进。李勉林在制造局有许多毛病，怕落在聂规缉眼中，故而拿曾劼刚作挡箭牌，不必理他。
主意虽定，但因第二天便须启程江宁，无法与李勉林面谈，因而亲自执笔写了一封信说：“曾文正尝自笑坦运不佳，于诸婿中少所许可，即纪鸿亦不甚得其欢心，其所许可者，只劼刚一人，而又颇忧其聪明太露，此必有所见而云然。然吾辈待其后昆，不敢以此稍形轩轾。上年弟在京寓，目睹纪鸿苦窘情状，不觉慨然，为谋药饵之资，殡殓衣棺及还丧乡里之费，亦未尝有所歧视也。劼刚在伦敦致书言谢，却极拳拳，是于骨肉间不敢妄生爱憎厚薄之念，亦概可想。兹于仲芳，何独不然。日记云云，是劼刚一时失检，未可据为定评。”
写到这里，自觉有些强词夺理；以他的地位，便是仗势欺人，所以凝神细想了一会，想出一番说得过去的道理。“传曰：‘思其人犹爱其树，君子用情，惟其厚焉’，以此言之，阁下之处仲芳不难，局员非官僚之比；局务非政事之比。仲芳能则进之，不能则撤之，其幸而无过也容之，不幸而有过则攻之讦之，俾有感奋激励之心，以生其鼓欣鼓舞、激励震惧之念，庶仲芳有所成就，不至弃为废材，而阁下有以处仲芳，即有以对曾文正矣。”
左宗棠自觉这段话说得光明正大，情理周至，但意思还不足，因而又添了一段：“弟与文正论交最早，彼此推诚相与，天下所共知；晚岁凶终隙末，亦天下所共见，然文正逝后，待文正之子若弟，及其亲友，无异文正之生存也。阁下以为然耶否耶？”
送走了左宗棠，李勉林刚回制造局，便收到了左宗棠的信及送还的曾纪泽的日记。信上一篇大道理，不但坚持原意，而且隐隐责备他，不肯照顾聂规缉，反而离间人家郎舅至亲的感情，对不起曾国藩生前栽培之德。李勉林自然很不高兴。
没有法子！他心里在想，不怕官，只怕管；左宗棠要派聂规缉来当会办，是他的职权，写信解释，还是客气的做法。接下来又想，左宗棠赏识聂规缉，是因为他肯说实话，而且肯留心“西学”，不用说，制造局造船造枪械，他不会是外行；不是外行又肯说实话，制造局的许多见不得人的内慕，就瞒不住了。左宗棠派此人来当会办，说不定就是专门来捉他的毛病的。
这样转着念头，不免心事重重，但还是得强打精神来应付，当即将亲信的文案、庶务都找了来，宣布聂规缉即将来当会办，关照文案备禀请派任的公事，措词要客气、要夸奖。然后交代庶务两件事：第一、替会办找个宽敞的公馆，陈设布置，务求华美；第二，派专人携带三个月的薪水，到江宁去接“聂会办”夫妇来上任。
这个厂务叫王伯炎，是李勉林的心腹，名为厂务，并不只管制造局的冗杂小事，他不但顾问可以干预工程及购料，甚至还是李勉林的智囊，随时可以提出建议；当然，他也是李勉林的耳目，外界对制造局的批评，一直很注意的。将李勉林交代的事，办妥了来复命时，王伯炎提到福克，“跟福克的那张合约，”他问：“总办是打算自己跟他谈呢，还是等聂会办来谈？”
“你看呢？”
“这要看总办的意思。”王伯炎说：“各有各的好处。等聂会办来谈，好处是左大人的面子十足，聂会办也很高兴，而且，聂会办如果弄了好处，就有个把柄在总办手里，以后不怕他不就范。”
“嗯、嗯！”李勉林问：“坏处呢？”
“坏处就是他不要好处。公事上是开了个例，以后这种合约都归他来谈，总办的大权旁落了。”
“李勉林想了一下答说：“他刚刚来，决不敢弄好处，不会有把柄落在我们手里；反而开了个恶例”
“说得是。总办的做法也很高明，尽量跟他客气，敷衍得他舒舒服服；就是不给他实权，叫他少管公事。”“对！怎么把他敷衍得舒舒服服，就交给你办了；大不了多花几两银子，不要紧。”
“是！”王伯炎答说：“福克昨天来问道，什么时候谈合约，我说这两天左大人在这里，总办没有工夫，等左大人走了再说。现在我就通知他了，叫他马上来谈。”
“好！你跟他谈。”
福克是早就预备好了的，品类、价格、交货期限，合约底稿；价格是照数量多寡决定，买得愈多愈便宜，但佣金却照比例实足计算。
军火的佣金，高低不等，但最少也得一个二八扣，不过福克开的佣金，只得一个折扣；王伯炎便向翻译笑道：“福克先生在中国多年，怎么说外行话？”
“是，是佣金的折扣不对？”
“不是佣金的折扣不对。”王伯炎又换了一个说法：“是拿我们当外行看。”
翻译跟福克叽哩咕噜谈了一阵，转脸向王伯炎说道：“福克的意思是，这笔生意因为是面奉左大人交代，价钱格外克已，所以他是照成本开的，等于白当差；要请王老爷原谅。”“言重，言重！”王伯炎说：“我们要请他原谅，这个数目，我怎么向上头交代？莫非他跟胡大先生做交易，也是这个折扣？”
“是的，’福克居然透过翻译，这样回答；不过他也有解释，“以前如果跟胡先生自己谈。什么话都好说；倘或是跟左大人自己谈，胡先生是连一个回扣都不要的。”“唏！唷！”王伯炎大惊小怪地，“照这样说，他还算特为照应我们的？”
“话也不是这么说。”翻译答说：“据我们所知，回扣有多有少，看情形而定；好在以后还有生意，总有补报的时候。”“我是头一回，总要让我有个面子，你跟他说，我下一回补报他。”
翻译跟福克又是谈了好半天，最后无可奈何地回复王伯炎，“王老爷，”他说：“福克的意思，回扣多少都行，不过价钱要提高。”
“提高到多少呢？”
“这要看王老爷，要多少就是多少。”
“喔，他的意思是‘戴帽子’？”
“是的。”
“那末戴了帽子他承认不承认呢？”
“当然承认。不过……”那翻译吞吞吐吐地没有再说下去。王伯炎当然要追问，“不过什么？”他说：“大家头一回做交易，要以诚相待。”
“那末，我说老实话，价目表早就开出去了。”“开给哪个？”
“胡大先生。”翻译赶紧又补了一句：“不是这两天的事。”王伯炎一听这话，大为光火；脸色青一阵、红一阵的，最后吐出一句话来：“原来是个圈套！”
当下弄得不欢而散，王伯炎愤愤不平，再一打听，还有气人的事，原来福克决意跟胡雪岩保持良好的关系，所以在这笔军火的佣金中，为他保留了一个折扣；虽然胡雪岩表示，不愿不劳而获，但福克还是照原来的计划。买军火两成回扣，是最起码的行情，还要平白为人分去一半，王伯炎觉得这件事对总办实在很难交代。
李勉林本来就有上当的感觉，在他的判断，胡雪岩将福克带到左宗棠那里，是以西征转运局委员的身份干预江南的军火采办事宜，京中的“都老爷”参上一本，连左宗棠的面子都不好看，因而叫福克来请他引见。事实上他们暗底下都谈好了，只是利用他来摆个渡而已。因此听到王伯炎的报告以后，认为事态很严重，特意去找上海道邵友濂商量。“合肥道赵丁忧，实在不凑巧，北洋是张振轩大有取而代之的意思；这里左湘阴着着进逼，里面一个聂仲芳卧底；外面一个胡雪岩花样百出。制造局是北洋的基础，看来要保不住了。”李勉林忧心忡忡地说：“小村兄，你一向足智多谋，总要看在大家都是曾文正一脉相传这一点的情份上，帮帮我的忙才好。”
“言重，言重。”号“小村”的邵友濂说：“彼此休戚相关，我决无坐视之理。胡雪岩在左湘阴面前的分量，也大不如前了，你先咬咬牙撑住，等我找个机会，好好来打他一闷棍，叫他爬不起来。”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即使不僵也不能有什么作为了。”邵友濂打断他的话说：“勉林兄，目前最要紧的一件事，你要把聂仲芳敷衍好。”“我明白。”
“至于福克的合约，你最好还是让胡雪岩跟他去订。”“喔，这，这有什么讲究吗？”
“自然有讲究。这笔经费，将来少不得要在江海关的收入之中开支；如果我这里调度不开，不是害你受人家的逼？”
李勉林沉吟了一会，恍然大悟，江海关的税收归邵友濂管，将来该付福克的款子，他可以借故拖延；如果是胡雪岩跟福克签的约，福克自然只能找胡雪岩去办交涉，所以邵友濂的刁难福克，实际上便是与胡雪岩为难。
“好，好！”等想通了，李勉林满口应承，“我回去就办。”
李勉林的办法是，命王伯炎备公事禀报左宗棠，说福克索价过高，合约谈不拢，福克以前承办西征军火，只有胡雪岩能使他就范，所以为了大局着想，请左宗棠径饬胡雪岩与福克签订合约，同时，福克原拟致送回扣一成，江南制造局决不敢领这笔回扣，请在价款中扣除，庶符涓滴归公之议。
这一份“禀帖”说得冠冕党皇，到得两江总督衙门，左宗棠议为言之有理；便将原禀录了一个副本，一并寄交胡雪岩办理。这样由上海而江宁，由江宁而杭州，再由杭州而上海一个大圈子兜下来，函电往来，很快地两个月过去，事情尚无结果，局势却有了重大变化。
原来东邻朝鲜发生内乱，国王李熙暗弱，王妃闵氏当权；李熙的本生父叫李癵应，称号是“大院君”，与王妃争权，已非一日，这一次的内乱是大院君的党羽进攻王宫，伤及王妃，并杀大臣闵谦镐等人。日本见有机可乘，出兵朝鲜；驻日公使黎庶昌急电署直隶总督张树声，建议北洋立派兵舰，与日军抗衡。
张树声本就想有声有色地大干一番，接到黎庶昌告警的电报，决定一面出兵观变，一面奏报朝廷。
朝廷对张树声能够迅速应变，颇为嘉许，但因法国其时正在图谋越南；朝鲜又有警报，怕张树声无法应付，所以决定命在籍守制的李鸿章夺情复起，即日回津。
因而便有人劝张树声说：“朝中既已命令他主持此事，出兵似以等合肥回任后再办为宜。”张树声不听，说兵贵神速，时机一误，让日本军着了先鞭，中国要落下风。他即负北洋重任，不能因循自误。
于是当第二道催李鸿章动身的电报刚到合肥，李鸿章已复奏即行就道，由上海转天津时，张树声所派的军队，已经在“跨海征东”途中了。
张树声所派水陆两员大将，一个是北洋水师记名提督丁汝昌；一个是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此人名在水师，实在是陆军，他是淮军宿将，驻扎山东登州；随带淮军六营，由登州坐招商局的轮船出海，幕府中人材济济，总理前敌营务处的，是一个年方二十四岁的江淮世家子弟，就是翰林出身、官至户部侍郎、曾为左宗棠办过粮台的哀保恒的侄子袁世凯。
袁世凯从小不喜读书，虽是世家子弟，行为无赖，不齿于乡党。在家乡存不住身，异想天开，召集了无业少年十余人，由河南项城到山东烟台，将同伴留在旅舍中，只身去见吴长庆。
吴长庆当时以广东水师提督办理山东军务，他跟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是八拜之交，对故人之子，当然要照应，首先动问来意。
袁世凯答说：“身为将门之子，投笔从戎。”又说他带来的十几个少年，都是难得的将才，“请老伯全数录用。”
吴长庆大为诧异，不好骂他荒唐、斥之为冒昧。当下派了一名军官携带银票，到旅舍里，将他的同伴好言资遣。当然，袁世凯是被留下来了。
“你进了学没有？”
“没有。”
袁世恺连秀才都不是，不过捐了监生，照例可应北闱顺天乡试；吴长庆便叫他在营读书，拜张謇为师。此人号季直，是南通的名士，他在吴长庆幕府中参赞军务，同时也是吴开庆次子吴保初的业师。
既然要应考，张謇当然教他做八股文。袁世恺兴趣缺缺；但陪着张謇谈谈时事，以及用人驭士的手段，却头头是道，很得张謇的赏识。吴长庆幕府中，还有个朱铭盘，也是南通人，与张謇及另一个诗做得极好的范肯堂，号称为“通州三生”；这朱铭盘对袁世恺亦颇有好感，因此，当张謇保荐袁世恺时，而朱铭盘在一旁帮腔以后，吴长庆便委袁为营务处帮办，而且派了两名勤务兵给他。这是前年光绪六年四月间的事。及至朝鲜发生内乱，张树声派丁汝昌特召吴长庆议事。吴长庆带同张謇，在天津密商三日，定策平乱。这年壬午，“子午犯酉，大比之年”，袁世恺奉命入京乡试，恰好也在天津；听说要出兵朝鲜，便去见张謇，想弃文就武，不赴乡试而赴朝鲜。张謇答应了，为他向吴长庆要求，如愿以偿。
到了烟台以后，吴长庆回登州去调兵遣将，在烟台派船征粮，须备辎重，由张謇负责，事多且杂，张謇顺理成章的找了袁世凯作帮手，由吴长庆下札子委为“前敌营务处”，居然独当一面了。
七月十二日黄昏，吴长庆带领大队人马，由烟台抵达朝鲜仁川；可是日本海陆军已经早一小时到达。只是天色已晚，中日两军都住在船上，预备天亮登陆。
哪知就夜色苍茫中，闵妃所遣的密使到了。原来朝鲜国王李熙，也象光绪皇帝一样，是旁支入继；李熙的生父“大院君”李是应，便等于醇亲王，所不同的是，“大院君”摄政。李熙成年以后，“大院君’自然看不过去，便跟闵妃争权。那闵妃象慈禧太后一样，非常能干，心想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只要倾心结交中国官吏，自然就占上风，此时日本的野心日炽，看朝鲜两派对立，各不相下，便蓄心要找机会，作为入侵的借口。
机会终于来了。朝鲜内政不修，人民困苦，士兵的饷欠了好几个月，一再“闹饷”，发又发得不足数，于是便常有造反作乱之事，日本人便买通乱党，故意让他们抢劫日本领事馆，日本便以保护领事馆为名，酝酿出兵朝鲜。
闵妃得到消息，向中国官吏告密；驻日公使亦有急电到北洋，中日双方军队都想抢个先着，但同时到达，不分先后，而闵妃的密使一来，情势就不同了。
这些密使谒见吴长庆、丁汝昌，说日本与李癵应已有勾结。哪一个军队先到朝鲜京城汉城，哪一国便控制了整个局势。这就象楚汉相争，先入咸阳为胜是一样的道理。“为今之计，我们劝天朝大军，乘黑夜登陆，由间道入汉城，一昼夜可以抵达。这条间道捷径是日本人所不知道的。”“主意是很好，可是这一昼夜的供应呢？士兵不能不吃饭啊！”
“请放。”闵妃的密使说：“沿途都设备好了。”
吴长庆大喜，立即召集张謇及马建忠密议，决定接受闵妃的计划，先派五百人连夜登陆；另派一千人在黎明下船，其余守在船上待命。
密议既定，吴长庆在招商局轮船的大餐间点兵发令。
这本来应该是士气昂扬、踊跃争先的一个场面，不过吴长庆下达了命令，肃静无声，约有五分钟之久；这一下气氛便显得很僵硬了。
终于有个姓刘的帮带，凑到吴长庆面前低声说道：“本营都是陆军，从来没有出过海，现在轮船刚停下来，弟兄晕船的很多，能不能请大帅体谅，让大家休息一夜，到天亮再上岸。”
此言一出，吴长庆即时变色，偏偏另外还有同样的请求，吴长庆勃然大怒，拍桌骂道：“这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你敢不遵我的命令，莫非不知道军法？”说着，要拔令箭斩那个刘帮带。
张謇在旁，不等他再开口抢着说道：“大帅，刘帮带不宜再带兵了；另外派人吧！”
“派谁呢？”
“我看袁世凯可以接替。”
“好！”吴长庆向左右说道：“把姓刘的先看管起来，等我办完了大事再来处置。”
这时袁世凯已得到通知，进来行了礼；张謇说道：“大帅有差使派给你，你仔细听着。”
吴长庆接口下令：“刘帮带不遵命令，我已把他革职看管，现在派你为帮带，接管他的队伍；即刻预备，半点钟以后，先领一营人，坐朝鲜派来的船登陆，由朝鲜向导带领，连夜行军。袁世凯，这个差使，你担当得下来，担当不下来？”“能担当。”
“好！你部下如有人不遵命，违反军法，准你先斩后报。”说着，吴长庆将手中的令箭，往前一递。
袁世凯接令在手，高声答道：“遵大帅将令。”半点钟不到，袁世凯已扎束停当，草鞋短裤，干净利落，进来向吴长庆禀报：“已经跟朝鲜的译官商量决定，登陆后连夜急行军，天明到果山早饭，在那里恭候大帅驾临。”
辞行既华，立即下船，到得天亮，吴长庆亲统两营，接续前进，中午抵达果山，袁世凯下马迎谒，说已派先锋五百人，由营官率领先走，他特为在此候驾。
“路上怎么样？”
“一路平安，朝鲜的供应很完备，一切请大帅放心。”“好！”吴长庆又问：“还有什么事要报告的？”“士兵的纪律不大好，抢民间的东西，还有对妇女无礼，王师戡乱，这样子会让人家看不起，世凯已遵大帅将令，就地正法了七个人。”
一听这话，吴长庆放心了。原以为他不会带兵，现在看来，倒真不愧将门之后，当下慰了一番，关照袁世凯继续前进。
当天深夜，先锋五百人到了汉城，在南门扎营。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吴长庆亲统的一千人亦复疾驰而至，在距汉城七里的屯子山扎下大营，其时“大院君”李癵应已经得到消息，派了他的儿子大将军李载冕来见吴长庆，表示慰劳。吴长庆亦很客气地敷衍了一番，等李载冕一走，立刻进城去拜访李癵应，作礼貌上的周旋。
出城回大营以后，吴长庆立即召集高级将领及幕僚密商马建忠建议，擒贼擒王，等李是应来回拜时，设法扣留，送往天津，以寒乱党之胆。倘或乱党不受安抚，再行进剿。
吴长庆认为此计大妙，其余的人众都同意，于是密密部署，设下了陷阱，只等李癵应来自投。
李癵应来回拜时，是在下午四点钟，带的卫队有数十名之多；接入帐内，由张謇与马建忠二人，与李癵应笔谈，这样交换意见，即令是泛泛的寒暄，一来一往，亦很费事。等营外李癵应的卫队被隔离开来，看看时候差不多了：吴长庆便即说道：“本人奉朝廷之命传旨，着贵藩亲自到北京，面陈乱党的一切。”
说完，也不管李癵应听得懂听不懂，由马建忠扶起李癵应出营；外面有一顶轿子，将他塞入轿内，抬起便走，健卒百余人前后夹护，连夜冒雨急驰一百二十里，第二天一早到南阳港口，登上威远兵轮，李是应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下一个目标是李癵应的长子，亦即韩王李熙的胞兄李载冕，据说，乱党是由他指挥的。吴长庆派袁世凯领兵入城，逮捕了李载冕，而乱党却已逃散了。
当天晚上，吴长庆接到李熙的密报，乱党是屯驻在两个地方，一个叫利泰院，一个叫枉寻里。枉寻里就在吴长庆大营附近，便由他亲自出马；利泰院的任务派了袁世凯，乘黑夜奇袭，抓了一百多人，其余的乌合之众纷纷走避；枉寻里的情形亦差不多。等日军三千人沿大路开到汉城，局势已经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