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的早上，新闻界又给了我一击，我在德拉姆大街买了一份《纪事报》带回办公室，这次报上登了一张我的脏兮兮的头像，让我看上去呆头呆脑，臃肿不堪。标题写着：私家侦探又卷入另一件谋杀案。
这指的是逍遥宫的案子。正如我意料到的，地方媒体已经闻风而动，记者们小题大做，称呼我为“会放烟火的私家侦探”。文章充满讽刺：超级警官，可疑天使或是伤寒玛丽，制造事端却又能峰回路转，化解灾难——究竟哪一个是我？故事继续到这一版的背面，那里有第二个报道，内容是昨天的采访还有我对安德娜·霍恩巴克指控的否认声明。记者没有写出任何结论，他也不需要做这个，就任由读者尽情地发挥想象，肆意评论吧。不管别人决定了什么，我准备不予理睬。
这次我没有生气。我的情绪已经超出了愤怒，更多的是对自己身陷泥潭的无可奈何与自怜。我把报纸揉成团，扔进废纸篓，然后给自己泡了杯咖啡，坐下来完成给亚当·布里斯特的报告。
十分钟后电话铃响了，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也响个不停。卡亚巴里恩打电话来表示慰问，给我出点子。我在《考察者》的酒肉朋友说的全是废话，他认为整件事很有趣；我以前服务过的债务公司经理很负责任地不断地告诉我，让我不要担心因为公众关系的原因会影响以后的生意；还有三个媒体的来电，其中两个是地方电视台，他们都想来采访我。我用无比的礼貌婉拒了他们。紧接着是两个难对付的家伙——一个年轻人说我是法西斯主义猪，一个老太太说撒旦在我的体内，我唯一的出路就是信奉我主耶稣。
欢迎来到艰难时刻，埃伯哈特说过。
没错。
我写好给布里斯特的报告，和花销表一起塞进信封，贴上邮票。电话又响了，我开始厌恶电话，并理解了造反分子为什么要去轰炸电信设备。我拿起听筒：“撒旦侦探所。”——就是想胡闹一下。
“你这个家伙。”埃伯哈特说，“如果我的屁股正在煎锅上的话，我可没有你一半的好心情。”
“我也不想这么好笑。你是我今天早上接到的第九个电话了，我累了，就是这样。”
“你可能会更累一点儿。”他说，但是今天他的语调里并没有丝毫幸灾乐祸，听得出他确实有点儿着急了，“事情有点儿不太妙。”
“啊，天哪，现在又怎么了？”
“头儿今天下午想见你。”
“头儿？为什么？”
“你说会为什么？我昨天告诉过你，已经有人施加压力要把你拉下来。今天又有新的压力了。他想私下和你聊聊，看看你自己怎么说。”
“好吧，”我说，“如果他不喜欢我的解释，会向州委员会建议对我停职——就是这么回事？”
“就是这个意思。”
“太可怕了。要我几点过去？”
“三点半。”
“你会一起吗？”
“我和克莱因都在。”埃伯哈特说道，“不过他对我们也没什么好感。他要查出霍恩巴克案的凶手。”
“你的意思是毫无进展。”
“一点儿突破也没有。”埃伯哈特对我说，“听着，如果有什么在双子峰山发生的事情你没有告诉克莱因，你最好跟头儿说说。”
“我什么也没有隐瞒。我为什么要隐瞒？”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会不会有什么事情被你忽视了，也许是很小很小的事情。”
“埃伯，我把所有的细节都告诉了克莱因，而且我自己也在一遍遍地回想。”
“再回想回想，”他对我说，“在你监视霍恩巴克的车的时候，你是唯一知道你看到了什么或没看到什么的人。”
挂了电话以后，我站在那儿看着它。我唯一能确定的是电话随时会响起；用不了多久，我不想见的人也会翩翩而来，叮叮咚咚地按响门铃。但是我现在一点儿也不想待在这儿对付这些事情。我的头又开始疼了，脑子里都是铃声，就像在最后一轮的拳击手，摇摇晃晃的，失去重心。我需要空气，运动，做点儿事情。我把电话转到答录机模式，以免有人打进来，然后我离开了办公室。
我开车去的第一个地方是西区，去退休警察米罗·皮特里的家。他退休后做兼职警卫，也为各类私家侦探机构打工。我以前聘用过他，对他很了解，想找他帮个忙。我需要借一把手枪，明天我去罗斯的莫仑霍庄园要带着用的。乔治·希克科斯早上没打电话，我估计这份工作还保得住，我也仍有执照和佩枪许可。即使警察局局长决定建议吊销我的执照，那也至少得到下周才有所行动。
去米罗家的路上，我回想着周一晚上的情景。从我沿着联合大街跟踪路易斯·霍恩巴克开始，饭店、报亭、药店、图书馆、杜威之家、双子峰山，还有观景台——都是普通正常的去处，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霍恩巴克停了车，点了根香烟，坐在暮色中，我坐在道奇车里监视着，直到两个巡警过来——除此以外什么都没有。仍然毫无头绪，甚至连夸大歪曲的可能性都没有。
埃伯哈特说的话也一直在我脑子里转悠：“你是唯一知道你看到了什么或没看到什么的人。”不管如何，它听上去挺有道理，不过我可不能把这当做救命稻草。
米罗在家；除非有工作，他一般都在家，而且一如既往地健谈。他要知道“大事件”的来龙去脉——他这么称呼这件事；我用了十五分钟的时间，喝了一杯难喝的咖啡，解释了前因后果。
但是，他很乐意将自己的一把手枪借给我——点三八口径的配有腰带和枪套的特警手枪。他不明白我为什么自己没有手枪，因为我以前是一名警察，现在是私家侦探，也拥有佩枪许可证，为什么我不留一把枪？我试着告诉他我已经不喜欢这东西了，不过这并没有说服他。
他对我说：“不要告诉我你是一个反持枪主义者。”我不想再和他深谈下去，在他发表枪支演讲的时候，我一句话也没有说。我谢过他，承诺周日会还。我带走了枪，锁在了汽车前座的置物箱里。
你是唯一知道你看到了什么或没看到什么的人。
我开回市区。预订礼服的地方在市中心附近，我在距离那儿有半个街区远的图书馆停了车，步行到商店，开了支票付了租金和押金。老板坚持让我试穿，想确定是不是合适，我听从了他的建议。镜子里的自己穿着这么一件礼服，看上去像个胖傻瓜，啤酒肚挺着，肩膀鼓着，后背凸着，我从没感到自己是这样呆头呆脑，臃肿不堪。
我看到了什么或没看到什么。
我拎着衣服出了店门，回到车边，把衣服扔在后座上。我直了直腰，关上车门，看了看四周。图书馆是一幢古老的科林斯柱式建筑。我站在那儿，盯着那幢楼。
我看到了一些东西，但有两样东西我应该看见而没有看见。
还有图书馆——对，就是图书馆。
好吧，你应该知道什么？我思考着，竟然笑了起来。老侦探的烟火又绽放了，时间刚刚好。
如果我是对的，那我的屁股可要离开煎锅了。
公共图书馆俄罗斯山分馆位于列文沃斯，正好在伯克喀尔胥嘈杂的同性恋社区上面。我将车停在一个禁止区域——最近我总是收到罚单，但是我可不介意付罚款——爬上山坡去看这幢位于世纪大楼里的分馆。
一个中年胖女人戴着银链眼镜，站在接待台后面。另一个年轻的金发女郎，身材丰满，略有姿色，正在书架前来回穿梭，整理书架上的图书。除了她们两个没有别的职员。可还是有不少读者——六七个读者一直坐在书桌边看书，两三个站在新书架前，一个女孩正在用复印机，一个小伙子正在附近的架子上放书。
我路过接待桌后面的胖女人，脚步声咔嗒作响。图书馆里静悄悄的，只有复印机工作的声音。我清了清喉咙，胖女人看了看我，戴上眼镜，笑着问我：“有什么能帮您的吗？”
“是的，我的一个朋友周一晚上在这儿和一位年轻的女士讨论了她推荐的一本书。也许就是那位，”我朝书架那里做了个手势，“如果周一晚上是她当班的话。”
“是的，是她。”
“是这样，我自己也想问问她那本书，”我说道，“我的朋友告诉过我她的名字，不过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威克斯小姐。”
“对，威克斯小姐。吉恩·威克斯，对吗？”
“不，她叫卡罗琳。”
“卡罗琳——对，就是这个。周一晚上只有她在吗？”
“不，本森先生那天也在。”
我对那个本森可不感兴趣。我说：“非常感谢。”我对她灿烂一笑，朝着那个整理书的女人走去。
她大概三十岁，坚毅的眼神，薄薄的嘴唇，衬衫紧紧地包着丰满的胸部，身上的裙子也绷着胯部。她看上去很紧张也很专注，我过去的时候，她正站在考古学那个架子前，往上面摆放《裸体摄影》。
我说：“打扰了，请问您是威克斯小姐吗？卡罗琳·威克斯？”
她很吃惊地看了我一眼，不停地眨眼，舔了舔嘴唇，小心翼翼地问道：“怎么了？”
“我想和您谈谈。”我说道，“关于杀害路易斯·霍恩巴克的凶手。”
我故意停了停，想看看她的反应。果然，她开始害怕了，身子也僵硬了起来。“我……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肯定知道。你是霍恩巴克的女朋友，是不是？还有呢？”
我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如果她再否认，我就准备骗她说警局要找她，然后用图书馆的电话打给埃伯哈特。但是她相信我就是一名警察。她眼睛里的恐惧越来越明显，接着朝我扑过来，用胳膊肘撞我的胖肚子，猛踢我的小腿，然后跑了。
意外的一击让我站立不稳，倒向了左边的书架。架子上的书随着架子一起倾倒，哗啦啦地散落在地板上。我又被弹了回来，抓住书架，更多的书被撞下来，我的屁股硬生生地撞在书架的一角上。我摔倒在地，疼得倒吸着凉气。图书噼里啪啦地砸在我的身上，坚硬的书脊正好落在我的屁股上，让我不由得头一歪，脑袋重重地撞在另一个书架上。
图书馆的人被吵声惊到了，一些人呆呆地看着我挣扎着爬起，一些人眼睁睁地望着卡罗琳，威克斯冲出门口。我猛吸一口气，拼尽全力笨拙地去追赶她。
我绕过一张张桌子的时候，她已经奔出去了。半路上，一个穿着棕色运动衫的硬朗男孩试图抓住我，我将他一把推开。那个胖女人大叫道：“你对她做了什么？你对她做了什么？”声音像火灾报警器一样。那个男孩追上我，一拳打在我的耳朵上，力量大得让我的耳朵嗡嗡作响。我又一次推开他，大声吼道：“警察办案！你懂不懂？警察办案！”
大家一下子愣住了。胖女人不叫了，男孩子也停手了，我向门口奔去。我用肩膀撞开门，跌跌撞撞地奔下台阶，观察着列文沃斯两边的路。
卡罗琳·威克斯不见了。
我站在人行道中间，气喘吁吁，浑身疼痛。有三四个行人足足看了我十秒钟。我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该死！”然后回到图书馆打电话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