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与唐比，唐强宋弱，若拿人物与文化比，则宋在唐之上。唐虽伟大，但末年局面不可收拾。无宋代即无此后一千年之历史，这要由社会转变讲起。
唐后是门第社会，与贵族封建不同。宋有统一政府，而无世袭贵族。唐之宰相可有世系，一个家族可出十多位宰相。此乃表示门第社会，今日已没有了。
南北朝至隋唐有佛教传入，出家是最高第一等人，簪缨是仕宦之家，此非人生真理，但做官不算高，不出家即做居士，皇帝入佛教，封为国师。唐僧即自大门第出家，很伟大。唐僧取经回国，太宗亲迎。社会上和尚称师，社会上之先生，一种是教小孩子，一种是大人在家受学，平民无资格入学，读了书可以做官，做大了官，再跟和尚研究佛法或做居士。
送儿子出家尚须出大部分家产，故和尚寺很像样。西方中古时期以主教最阔绰，唐代时最阔是宗教与门第，唐末已无门第了。
后来，黄河北岸藩镇区无人读书。
长江以南少读书人，只是为了经济。
大门第多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之区。到五代时已无大门第，也无正式读书人，剩下和尚寺为学习的环境。当时政治日坏一日，社会经济亦日差一日。
唐代韩愈作《原道》《师说》诸文，认为读了孔子之书应该作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即可以做三种先生：
“解惑”即启蒙先生，学生是童蒙。
“授业”即有职业，如医科、法科、文科……西洋有医生、律师的训练。
更重要的是“传道”，是最高的。〔叶按：钱先生还是劝人信耶稣，不然，可做牧师，要讲道理。〕总之，以上三种先生都不做，总不能光吃饭不干活，那么信基督教做牧师也好。
韩愈说，孔子亦是道，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又如柳宗元，当时已有人请他做先生，柳说：“我不作师，蜀犬吠日，但很少有太阳。只有佛教有道。”
五代时，和尚看世界有变，劝人读韩愈的书。因修齐治平之后，平了天下，和尚才有办法。
去美国等于鸡犬登天，变成了仙鸡，牡丹虽好，尚需绿叶扶持，故和尚寺要好，先要使国家有办法。
今日是耶稣与马克思在争一日之短长，孔子与释迦是差了，因国家没有办法。
五代时和尚不但写作经典，而且也作散文、古文了，也提倡韩愈了，因而宋代出了读书人。
范仲淹是在寺院读书。范仲淹为秀才时以天下为己任，所以他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秀才便是有资格考大学之学生。
今日之人，“忧者一身，乐者一身”。范读好书，去睢阳书院教书，后来做到副宰相。他有二子，仍入寺院读书，二子共穿一件衣袍，哥出弟在家。范仲淹在江苏买了田，每年派子回家收租。有一次，儿子收了租回家，说那里荒年。父责骂道：“粮租何不济贫民？”子答：“已济贫民矣。”范仲淹从此设立义庄，穷苦的均可受供养。此制度一直传下来。〔叶按：钱先生家乡无锡，当年仍有延续。穷民受惠无穷。此义庄要派人管理，钱宾四先生读书时曾拿过庄米。〕
义庄是宋代范仲淹、钱〔编按：据《钱氏宗谱》记载，吴越王钱六世孙钱进在北宋年间迁于无锡，至十八世孙钱正德建七房桥，最初为七房桥村族人聚会的地方，后改为义庄，即怀海义庄。钱穆、钱伟长均受过义庄资助。〕二人开始，称“范朱遗风”。中国如今日新文化运动之后仍有此制度，便不至于如此。
与范同时的尚有苏北人胡瑗，亦在寺院读书，去泰山栖真观〔叶按：有一年，钱宾四先生去栖真观，因有冯玉祥在观内，故没有进去观看。〕道士所居读书。当时带信与物件很难，因交通不便，山路又远，信面写“平安”二字，以免人未看封内之书而紧张，所谓“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胡瑗见封面“平安”两字，便投信入山涧中不拆看了，后来称为“投书涧”。
胡瑗在栖真观十年，范仲淹在苏州做官，请胡到苏州教书。胡在苏州教书达二十年。后来朝廷知道，请他办国立大学。由此，全中国都办了学校，分为国学、州学、县学及私立书院。先是公立的称学，私立的称书院，后来均称为书院。
胡瑗是书院的大师，是一千年前的教育家。由此可知书院是由僧寺而来，故每年每一书院必供养一或两位大师，如濂溪书院即为纪念周濂溪。今日中国人不争气，不知道办学院。日本人为纪念王阳明，在台湾草山办阳明学会，建房叫阳明山庄，作为讲学、游憩之所。台湾报纸竟说王阳明来过台湾。世界总要讲个道理，不信耶稣便信马克思。实是希望人信孔子，但孔子穷，办书院是自由的、自动的、自主的，宋、元、明三代均盛，至清衰落。广东有广雅书院，后变为广东省立一中。不要旧的，实在是糊涂。
如马来〔编按：应指马来西亚。〕的遗迹已毁灭了，只有土地，没有历史。这就是唯物史观，只知有甘蔗、米……
香港的宋王台、车公庙，都是中古大历史，历史应与教育配合，各地应设书院，如博物馆、图书馆应与古代历史遗物配合。书院内有学田、祠堂、藏书，有无师生，则不在乎，大学毕业只是反面价值，消极而已。
范仲淹开创好的政治风气，负责任，有人格。
胡瑗创办新的学术，分经义斋与治事斋，其内包含文、史、哲、法、政、经各科，因此有新的人物产生。因而宋仁宗、英宗、神宗三代后有人才起来。起初只是社会安定，而非觉醒，仁宗以后，士大夫开始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