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八月十三日，乾隆帝弘历出生在雍和宫。因他长得大头大耳，高鼻梁，长身子，故深得他的爷爷康熙帝的钟爱。
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八月，雍正帝得急病死。大臣鄂尔泰和张廷玉等人一面料理丧事，一面齐集文武百官到太和殿，从“正大光明”匾额后面拿下雍正帝立储的遗诏，向诸皇子宣读。遗诏上写着：“着皇四子弘历即皇帝位。”于是，原为宝亲王的弘历就被拥上宝座，阶下大臣齐呼“万岁”，新皇帝传旨，大赦天下，以明年为乾隆元年。他就是历史上的乾隆皇帝，庙号是清高宗。
乾隆帝刚即位时，还是个20余岁的青年。当时，朝中大臣分为鄂尔泰和张廷玉两个帮派，这已成了公开的秘密。鄂、张都是先朝重臣，党羽甚多，朝野臣僚要么投在鄂尔泰门下，要么求张廷玉庇荫。两派明争暗斗，互相倾轧，连刚毅果断的雍正帝都感到束手无策。因为这两人都有大功于国，所以雍正帝特许二人死后附太庙配享。太庙是皇帝家族的祖庙，臣僚能得到配享的待遇，那是极高的和十分罕见的荣宠。这两大派系朋党的存在，给乾隆帝提出一个突出的难题，即能否妥善处理两派的关系，这成为朝政能否正常运行的关键。
乾隆帝继位后明确表示痛恨私立朋党，同时，对两派臣僚一视同仁，有功即赏，无功即罚，决不少贷。如果要起用哪一个人，不只询问一方，而是令各人直陈。同时还要询问许多其他的人。被询问的人都需质言直语，倘被发现故意掩盖或美化，轻则被训斥，重则被解职回籍。于是，朝中虽有门户对立，但双方都兢兢业业地为朝廷尽力，任何一派都不敢骄横。在乾隆朝，这种门户对立不但没有明显影响朝政的运行，有时反而促使双方都争相为国立功。
乾隆帝对臣下恩威并施，凡是为国立功者，可以顿升公侯。如出征将领凯旋，乾隆帝通常在紫光阁宴劳。后来，乾隆帝命画工为功臣画像，挂在紫光阁中，以示荣宠。因平定准噶尔和南疆大小和卓木的叛乱，功臣100人画像入阁，其中以大学士傅恒为第一。以平定大小金川的叛乱，又画功臣100人像入阁，以大学士阿桂为第一。后又以平台湾功，绘功臣20人像入阁。阿桂虽未至军中，但图像仍为第一。最后以击退廓尔喀进犯，绘功臣10人像入阁，阿桂以自己未亲自参与战斗，恳让福康安为第一，阿桂列第二。乾隆年间，将领在外多能用事，战争都以胜利告终，这与乾隆帝不吝褒奖是有关系的。
乾隆帝虽以儒雅风流自命，但权柄从不稍假予人。自雍正以后，军机处就成了皇帝下面的最高权力机构。乾隆帝每天早上都到军机处理政。夏天，他到军机处时天刚亮；冬天，他到军机处时也就是五更时分。军机处一般有十几个人，每天晚上要留一个人值班，以备有急事，候乾隆帝临时召见。又怕事情多一个人处理不了，每天还要有一个人早早地到军机处相助，当时称之为“早班”。乾隆帝从寝宫出来，每过一道门就放一声爆竹。听到爆竹声由远至近，军机处官员就知道皇帝要来了。军机处的官员每五六天轮一早班，尚感到很辛苦，乾隆帝却天天如此，这使得军机处官员不敢稍有懈怠。倘如边疆用兵，只要有军报送来，就是在半夜里，乾隆帝也要立即亲自观览，随时召军机处官员面授机宜。军机处官员按照他的口授拟好文，再交给他过目。这中间往往需要一二个时辰，而乾隆帝还披着衣服等待。军机大臣都可以专折奏事，最后均听乾隆皇帝决断。
乾隆帝鉴于明代宦官多通文墨，故能够弄权，把明代政治搞得一塌糊涂，所以他一改旧制，将原来教习宦官读书识字的内书堂废掉。乾隆帝说：“内监的职责就是供命令，只要略识几个字就行了，何必派词臣给他们讲文义呢？明代宦官弄权，原因就在这里。”自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以后，内宫便再也不派词臣教习宦官了。
乾隆帝还有一个禁止宦官弄权的措施，那就是凡当差奏事的宦官，一律都要改姓为王。这样，外廷官员就难以分辩，避免了他们之间的勾引。有一个叫高云的贴身宦官向乾隆帝说了几句外廷臣僚的事，涉及到朝廷事务，乾隆帝立命将他处死。
清代的宦官由内务大臣管辖，不许宦官到外边胡作非为。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四月，直隶总督方观成上疏弹劾巡检张若瀛，说他竟敢擅自杖责内监，这是一种目无皇上的大不敬行为，乾隆帝览疏，不但未准奏，反而斥责方观成不识大体。没过几天，那个被弹劾的张若瀛却连升七级。为了这事，乾隆帝特发了一道谕旨，凡内监在外边滋扰生事者，许外廷官员随时惩治。更有趣的是，有一个在御前听用的太监，乾隆帝直呼他为“秦赵高”。实际上这个宦官并没干什么坏事，乾隆帝这样称呼他，只是为了向他示警。正因为清前朝对宦官管理较严，所以清代没出现过象明代那样的宦官之祸。
乾隆帝接受了历史上外戚为乱的教训，对后宫的管理也很严格。皇后只能管理六宫事，不得干预外廷政事。他还用历史上著名的有德行的后妃为例，作“宫训图”十二帧，每到年节就在后宫张挂，作为后妃们学习的榜样。例如，其中有“徐妃直谏”、“曹后重农”、“樊姬谏猎”、“马后练衣”、“西陵教蚕”等等。在宫中举行宴席时，乾隆帝还让后妃们以“宫训图”中的人物为内容，联句赋诗。后妃母家人虽不时蒙得赏赉，也不乏高官显宦，但都不敢过于弄权。
雍正年间曾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将许多世袭的土司改为流官。雍正未年，由于某些善后工作不妥，贵州云南等地的少数民族苗族又发生叛乱，清廷派刑部尚书张照前往平叛。张照反对鄂尔泰所推行的“改土归流”的政策，密奏“改流非策”，甚至提出要将大片西南土地放弃。他不懂军事，混乱纷更，故虽大兵云集，却旷日无功，苗族西南叛乱的规模越来越大。乾隆帝即位不久，听到这种不好的消息，颇为震怒，决心调整布置平定叛乱。他断然下令将张照逮治下狱，另派张广泗经营苗疆。
张广泗是治苗的老手，经过通盘筹算后，制竟了“暂抚熟苗，力剿生苗”的策略。乾隆帝很赞赏他的计划，命他照计划行事。张广泗号令严明，对苗众先分首恶、次恶、协从三等惩治，因此进军所向克捷。张广泗的捷报传来，乾隆帝笑容满面，立命张广泗为贵州总督，兼管巡抚事。乾隆为照顾苗民的习俗和安抚他们，又规定苗民诉讼，仍按苗俗审理，不拘律例。初次用兵即获大胜，这使得乾隆帝对用兵增强了信心。他在位期间，多次对边疆用兵，虽损失惨重，但总算都取得了胜利。他在晚年自诩“十全武功”，就表现了他对用兵胜利的沾沾自喜的心情。
在乾隆帝在位的60年间，他多次对边疆和属国进行征讨，这成了他政治生涯中极为重要的内容。
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大金川藏族首领莎罗奔公开叛乱。乾隆帝命张广泗为四川总督，全力进剿。莎罗奔负险顽抗，清军多次失利。乾隆帝又派大学士讷亲前往督师。讷亲趾高气扬，一到前线，就严令3天攻下叛军核心据点刮耳崖，否则以军法从事。结果是损兵折将，讷亲自感失误，从此不敢自出一令。张广泗受了讷亲的斥责，对讷亲不知兵而事权反居己上感到不满，故负气推诿。过了半年，银饷花费不计其数，而战功却无。乾隆帝大怒，立命将张广泗逮治来京，说他“负恩忘国”，按律斩首。接着传旨，命讷亲回奏。讷亲尽把责任推给张广泗。乾隆帝将讷亲的奏折掷到地下，命侍卫到讷亲家，取出讷亲祖父遏必隆的遗剑，派人送往军前，令讷亲自裁，之后，乾隆帝另派大学士傅恒为经略，增派军队，和岳钟琪分两路进剿。莎罗奔乞降，大小金川遂告平定。乾隆帝十分高兴，对傅恒优诏褒奖，把他比作平蛮的诸葛武侯，封他为一等忠勇公，岳钟琪封为三等威信公。在凯旋时，乾隆帝命皇长子和诸王大臣郊劳，他亲自在紫光阁行饮至礼，并在丰泽园赐宴随征将士。
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大金川再次叛乱。乾隆帝命四川总督阿尔泰率军往剿，多年无功。乾隆帝下令杀了阿尔泰，另派大学士温福督师，以尚书桂林为总督再征大小金川。用兵数年，劳师靡饷。清兵接连受挫。乾隆三十八年，乾隆帝因温福已战死，桂林无功，遂以阿桂为定西将军，严令剿灭叛匪。乾隆四十一年，阿桂攻克了大金川的最后据点噶尔崖，叛乱被平息。叛乱头目索诺木和莎罗奔率家族20余人出降。阿桂献俘京师，乾隆帝御午门受俘。索诺木和莎罗奔被凌迟处死，其家族人等有的被杀，有的被监禁，有的被发边为奴。乾隆帝封阿桂为一等诚谋英勇公，并画像入紫光阁。此役后，改大金川为阿尔古厅，小金川为美诺厅。
乾隆二十年，乾隆帝派兵平定准噶尔部的叛乱。康熙帝和雍正帝对准部多次用兵，但未根本解决问题。准部时服时叛，成为清廷一块很大的心病。在厄鲁特蒙古内附后，乾隆帝感到形势有利，遂命班第为定北将军，以归附的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分两路向准噶尔部进攻。准噶尔军纷纷投降，接应清军。清军兵不血刃进入伊犁。叛乱头目达瓦齐见势不妙，率数十人往南疆逃窜。南疆维吾尔族各部纷纷响应清军，摆脱准噶尔的统治。达瓦齐逃到乌什，被维吾尔人民擒获，押送清营，继而被解送北京。乾隆帝痛斥了达瓦齐叛国的罪行，但为了照顾民族关系，赦免了他的罪过，还封他为亲王，让他住在北京，给予很好的待遇。
乾隆帝在平定了达瓦齐的割据势力后，为了削弱准噶尔部的割据势力，把厄鲁特四部封为四汗，使各管所属。但是，阿睦尔撒纳自恃平叛有功，一心想当四部的总汗。乾隆未答应他的这种要求，但给了他特殊的荣宠，晋封他为双亲王，食双俸。他仍不满足，制造分裂的野心恶性膨胀起来。他不穿清朝官服，不挂清朝官印，行文各部“以总汗自处”，积极准备叛乱。乾隆二十年九月，乾隆帝命他到避暑山庄入觐，想调虎离山，消患于未然。阿睦尔撒纳看出了清廷的用意，在半路上逃回，公开打出了叛乱的旗帜。
叛乱迅速扩大，驻守伊犁的班第兵败被杀。乾隆二十二年，乾隆帝命衮札布为定边将军，出北路；命兆惠为伊犁将军，出西路。清军长驱直入，锐不可挡。阿睦尔撒纳仓皇逃入俄国。后来，他因患天花病死，俄国把他的尸体送给清廷。
南疆接着又发生了大小和卓木的叛乱。大小和卓木就是霍集占兄弟。他们是南疆的宗教首领，在维吾尔族中有很强的号召力。叛乱爆发后，迅速蔓延，乾隆帝派往南疆的使臣也被杀害。兆惠刚平定了天山北路，乾隆帝又命他立即率军赴南疆平叛。兆惠率领的清军仅3000人，被霍集占率领的1万多叛军围困在黑水。包围历时3个月，叛军始终未能攻破。乾隆帝命驻守乌鲁木齐的将军富德赴南疆增援。霍集占在清军的内外夹攻下迅速土崩瓦解，霍集占兄弟被当地部族所杀，这场叛乱最后被平息。
乾隆帝鉴于准噶尔部屡次发生叛乱，便于乾隆二十七年在惠远城设伊犁将军，总辖新疆南北两路事务，从而加强了中央政府对新疆的统治。
乾隆年间，清廷与周边国家也时有战事发生。乾隆帝在平定了大小金川的叛乱后，又命阿桂赴云南，与云贵总督李侍尧勘定中缅边界。因叛乱者有不少人逃往缅甸，乾隆帝命他们整修战备，向缅甸索要叛人。缅王孟驳闻讯十分恐慌，马上遣使奉表入贡，表示愿意献还俘虏，只请求开关互市。乾隆帝答应了缅甸的要求，但缅人只将叛人放回了一半。乾隆帝遣使切责，缅甸新王孟云慑于中国的军威，便遣使奉金塔一座，驯象8只和宝石、番毡等物求贡，并将叛人全部送回。乾隆帝十分高兴，乃颁诏封孟云为缅甸国王，并谕暹罗，不可与缅甸继续构兵。从此以后，缅甸和暹罗二国都臣服清朝，不敢轻易发动战争。
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91年）八月，廓尔喀侵略军进犯西藏，深入到日喀则，占领了札什伦布寺，将六世班禅遗留的金银财物、法器珍宝抢劫一空，并到处烧杀抢掠，使西藏僧俗人民遭受了极大的灾难。乾隆帝闻讯后，即派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为参赞，调兵入藏，迎击入侵的敌军。清军所到之处，受到西藏人民的支持和欢迎，达赖喇嘛还亲自带领僧俗人等协助作战。清军很快将廓尔喀侵略军逐出西藏，并越过喜马拉雅山，到达距加德满都仅20英里的纳瓦科特。廓尔喀统治者遣使求和，表示今后永不侵犯西藏，并归还掠夺的金银宝物。福康安奏请乾隆帝谕示，乾隆帝接受了廓尔喀的停战条件，命福康安撤兵返回西藏。
乾隆帝感到西藏地方政府太腐朽，无力阻止外来侵略，行政体制也存在着不少弊端，遂命福康安与达赖、班禅共定西藏善后章程，这就是著名的《钦定西藏章程》。它成了中央政府为西藏地方政府制定的最高法律。乾隆还提高了驻藏大臣的权力，对防止西藏农奴主贵族搞分裂割据有重要意义。又密切了中原与西藏
人民的关系，加强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管辖。乾隆皇帝为迅速击退廓尔喀的侵犯，为西藏问题的妥善解决感到十分高兴，特晋封福康安为武英殿大学士，封为贝子。
乾隆帝对自己的武功很得意，亲自撰写了《十全武功记》。乾隆五十七年十月，他命人建造碑亭，以满、汉、蒙、藏4种文字铭刻碑上，以昭示他的武功。所谓“十全”，是指两平准噶尔、定回部、两定大小金川，靖台湾，服缅甸、安南，两服廓尔喀，合计为十。他自诩为“十全老人”，并镌刻了“十全老人之宝”。他凭藉清初发展起来的国力，东征西讨，使清朝的国势在乾隆年间达到极盛时期。
乾隆在注意巩固边疆与周边国家关系时，对这时已来到东方，进而叩响中国大门的西方殖民主义者也给以了足够警惕。
清朝在康熙帝统一台湾后，开四口与外国通商，中外贸易一时呈现出兴盛状态。乾隆初年，英国商人来华贸易的越来越多，他们与中国的行商相勾结，经常干一些违犯中国法律的事。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十日，因英商洪任辉“屡次抗违禁令”，乾隆帝传谕外国商人，以后只准在广州一口通商，禁止外商再往厦门、泉州、宁波三地贸易。两年后，乾隆帝命臣下制定了《防范外夷规条》，史称“防夷五事”。其大体内容是：禁止外商在广州过冬；外商必须接受中国行商管束稽查；禁止外商雇用役使中国人；外商不得雇人传递信息；外商不得在广州自由出入等。同时，在广州设立保商制度，保商都由官府派遣，凡外来人员、船只、货物和纳税等事，都由保商担保。还规定，金银、五谷、丝斤等物一律不得出洋。后世人们所常说的清代的“闭关政策”，主要就是指乾隆帝所颁行的这些法令和措施。
当时，英人在对华贸易中居于主导地位，贸易额也最大，广州的中国行商欠英商债款的纠纷不断发生，乾隆帝颇为恼火，命广东地方官对外商和中国行商严加控制。外商在中国发展贸易愈加困难。为了发展对中国的贸易，英国决定派高级使臣来华，这就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马戈尔尼来华事件。
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以为乾隆皇帝祝寿为名，英王遣马戈尔尼出使中国。此人富有外交经验，曾出使过俄国，并且在印度任过长官。为了显示英国文明程度高，所带贡品都经过精心选择，主要是天文、地理仪器、钟表、图像、军器、音乐、器皿等物，共19件，价值1.3万英磅。为了显示马戈尔尼地位隆崇，除了东印度公司派有两艘船以外，另派兵船一艘。在启程来华之前，东印度公司先期通知两广总督，由总督奏达乾隆皇帝。乾隆帝听说大英帝国遣使为自己祝寿，满心欢喜，传旨准英使由天津入京朝觐。
马戈尔尼一行由广州经舟山，到达山东登州海面。当地官员上船迎接，并向英使宣读乾隆帝的谕旨。因为这时正值夏季，乾隆帝正在承德避暑山庄，马戈尔尼则表示，他愿意“敬赴山庄叩祝”。
马戈尔尼八月初到热河，但关于觐见礼仪问题却颇费周折。乾隆帝要臣下导英使行“三跪九叩”礼，马戈尔尼认为不合英国礼俗，拒绝接受。为此，乾隆帝大为不快，要臣下传谕英使：既然来中国，就要遵守中国法度和礼仪。乾隆帝认为英使“妄自骄矜”，下令“全减其供给”，实际上是向英使施加压力，预示着这次朝觐有夭折之势。最后达成折衷办法，许英使跪一膝行礼。
农历八月十日正式觐见。马戈尔尼向乾隆帝呈递了表文，奉献了礼品。乾隆帝回赠英王的礼物也很多，对马戈尔尼本人也厚加赏赉，并赐予一道敕书。马戈尔尼虽然在热河一个多月，但关于商务问题却一直未得表达。回北京以后，马戈尔尼书面提出六项要求，其主要内容是要扩大贸易，增加通商港口，允许英人在广州居住，请允许占用一小岛贮存货物，允许传教士在各省传教。乾隆帝回复了英王来书，断然拒绝了英人要求。特别是对英人想占用中国岛屿之事，乾隆帝更是严辞申谕：“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画界封疆，各有专属。”乾隆帝在敕谕中反问道，倘若别的国家纷纷效尤，也要中国赏给岛屿以住买卖之人，怎么都能答应它们的要求呢？
对英国殖民者的领土要求，乾隆帝作出如此严正的回答，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和尊严。马戈尔尼感到所求无望，遂于九月三日离京返国，颇有怨望。
乾隆年间，西方国家中除了英国遣使来华外，其他不少国家也都曾遣使来华。早在乾隆十八年，葡萄牙使臣巴哲格即来到中国。乾隆帝对葡使颇为优遇，特令沿途供应“量从丰厚，以示怀远之意”。乾隆帝还特派内务府郎中和德人钦天监监正一起到广州迎接。乾隆帝在回复给葡王的“敕谕”中，除了表达友好的语言以外，有关通商诸事全未涉及。
乾隆60年，荷兰以祝贺乾隆御极六十周年为名，派德胜为正使来华。乾隆帝认为“此系好事”，特令广东地方官派人沿途护送，妥为照料。军机处官员验礼品后，颇嫌菲薄，认为都不是贵重之物。乾隆帝未予计较，仍照常予以赏赐，还赐予使臣一个亲笔写的“福”字。
乾隆帝边疆用兵，连传捷报，再加上连年风调雨顺，海内升平，他俨然感到自己是个太平天子。因此纵情享乐，干出了不少风流韵事。康熙时曾修建了一处畅春园，赐给了当时还是藩王的雍正帝，后扩建为圆明园。雍正帝即位后，对圆明园大加扩建，添了不少的楼台亭榭。现在轮到了乾隆帝，他拨出库中大量白银，命工部规划大规模扩建。一时集中了大批的能工巧匠，费了无数心血，在什么地方植树，什么地方栽花，某处凿池，某处叠石，俱点缀得优雅别致。乾隆又责成各省督抚，搜集了无数的珍禽异卉，古鼎文彝，一齐陈列园中，供皇家人员玩赏。园林告成后，乾隆帝奉了太后，到园中游玩。他还发了一道圣旨，自后妃以下，凡公主、宗室、命妇以及近属，都准入园游玩。
时值春季，风和日丽，一日乾隆帝护着皇太后在前，后妃公主等在后随行，两旁迎驾的人统已站定，妇女个个都打扮得花枝招展。其中一位命妇，鸭蛋脸，弯弯的眉毛，鼻子丰润，粉腮上还有两点酒窝，鬓边插着一朵红花，娇楚动人。乾隆帝看到这个美貌妇人，心神飘荡，正不知怎样是好。因当着众人，不便细问，只呆呆地看着。一会儿，皇后到那丽人跟前，称她为“嫂嫂”，乾隆帝这才忽然想到，那个丽人正是内务府大臣傅恒的妻子。在随意闲游时，傅夫人跟在皇后后面，乾隆帝不时回头。傅夫人也有意无意地瞻仰御容。回宫后，乾隆帝的眼前常常现出傅夫人那妩媚的面容来，因而连朝政也懒得去处理，整天无精打采。
在皇后生辰那天，乾隆帝的精神忽然振奋起来，因为傅夫人这天要进宫为皇后祝寿。这天在坤宁宫开宴，为皇后庆贺千秋节。乾隆帝早早地退了朝，到坤宁宫入席，与傅夫人又是联诗，又是让酒。自此以后，傅夫人常常被召入宫，陪皇后散心。日子一久，傅夫人就常留在宫中歇息。其间，乾隆帝不时与傅夫人偷偷寻欢作乐。一些宫女虽然心里明白，但不敢声张。
乾隆帝为了与傅夫人可以经常偷情，多次派遣傅恒至边疆统兵作战。后来，傅夫人生下一子，满月时抱入宫中，请乾隆帝赐名。乾隆帝看这个孩子肥硕强壮，面容很像自己，故十分宠爱，赐名叫福康安。以后福康安8岁时，乾隆帝即让他在御书房和皇子们一起读书，12岁时便被封为贝子。长大后被封为大将军，多次受命出征，在乾隆一朝受到乾隆帝无微不至的呵护。
时间长了，皇后渐渐悟出了其中的蹊跷，但为顾全面子，又因傅夫人是他的嫂子，不好说破，只得把苦水咽在肚里，加上立为太子的儿子和另一个儿子先后夭折，更是整日里闷闷不乐，面容也显得一天天地憔悴起来。
乾隆帝与富察皇后原本十分恩爱，只为了傅夫人的事，二人才稍稍乖离。乾隆帝为了给这位富察皇后解闷，便下旨东巡，谒孔陵，祭泰山，游览了不少名胜。尽管景色宜人，但富察皇后总打不起精神，时时忘不掉死去的儿子，又在旅游中受了一些风寒，遂一病不起。随行的御医无论怎样用药，总不见皇后的病情好转，反倒一天天加重起来。乾隆帝感到很焦急，立命回銮。沿途又找山东的一些名医诊治，都无效验。刚到德州，皇后就死了。乾隆帝感到十分悲痛，扶棺大哭。回京后治理了丧事，谥号孝贤皇后。
富察氏虽然身为皇后，但平时很节俭，穿衣从来不挂珠翠。后宫中人大都有用金银线缀成的荷包，她认为已属奢侈。她每年送给乾隆帝的佩囊只是用鹿皮制成，其用意在于清人起身于关外，寓有不可忘本的意思。因此，乾隆帝对这位皇后格外敬重，之所以谥号“孝贤”二字，正是为了褒奖她的贤淑。
因孝贤皇后早逝，乾隆帝对皇后母家格外恩遇。皇后的兄弟不是封侯，就是封伯，皇后全家有14人得到爵位。几乎达到了“外家恩泽古无伦”的地步。
有关乾隆帝的风流佳话中，传闻最多的莫过于香妃了。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南疆发生了霍集占兄弟的叛乱，乾隆帝派兆惠等人前往镇压。第二年叛乱被平息。兆惠俘获了霍集占的妃子香妃。她身上生来就有一种异香，不用涂脂抹粉，香气袭人，人们因而称她为香妃。乾隆帝的后宫虽说嫔妃成群，但却没一个有这种天然香味的。兆惠俘获香妃后，为了取得乾隆帝的欢心，立即派人密折奏闻。乾隆帝闻报大喜，命兆惠尽快送往京师。因路途遥远，怕长时间风霜跋涉有损香妃的容颜，命兆惠派可靠的人好生护送，并谕示沿途地方官，要好生安排香妃一行的食宿起居。
香妃到京后，宫监将她引入内宫，觐见乾隆帝。果然是玉容未近，芳气先来，这种芳气既不是花香，也不是粉香，而是一种奇芬异馥，沁人心脾。宫监让她到御座前行礼，但她全然不睬，只是泪眼汪汪，令人十分怜爱。乾隆帝说她生长在边远地区，不懂朝中礼仪，遂命不必苛求。按照乾隆帝的意思，宫监将香妃领入西苑居住。之后多次派能言善辩的宫女劝说，但香妃或面若冰霜或只是垂泪。再到后来，香妃对前来劝她的宫女说，如果皇帝逼她，她就用匕首自杀。甚至还说，她还不想白白地死去，即使自杀，也要再杀一个足以抵得上她的前夫的人。
乾隆帝本人也不时到西苑小坐，希望时间一久，她那思念前夫之心就会消失。一遇到什么节日，香妃就暗暗地落泪。乾隆帝见此情状，回来与和珅计议，以后香妃的饮食起居，完全按照回族人民的传统格式，吃回式蔬菜，穿回式衣服，另选派回族妇女对她好生侍候。按照乾隆帝的命令，在西苑为香妃建起回式的房屋，还修建了回教礼拜堂，想以此取悦于香妃。有时，乾隆帝还派人领着香妃到风光秀丽处去游玩。可以说，凡是想得出来的办法都用上了。但是，尽管乾隆帝百般劝诱，但香妃始终不肯屈从。
皇太后听说了这件事，生怕香妃在深更半夜里刺杀了自己的儿子，便把乾隆帝召入内宫，对他说：“这位妃子既然不肯屈服，你就不如杀了她以成全其志向了，要不的话，就干脆把她放归乡里，还让她住在宫中干什么呢？”乾隆帝明知香妃志不可屈，但总舍不得杀了她，也不愿意让她回乡。
这样过了几年，倒也无事，在冬至那天，乾隆帝去天坛举行圜丘大祀，皇太后趁机派人把香妃召入慈宁宫。香妃入宫后，皇太后命人把大门上了锁，虽皇帝来也不得入内。皇太后把香妃召至跟前说：“你志终不肯屈，那么你到底想怎么着呢？”香妃答道：“只愿一死！”皇太后见她说得坚决，就说：“那么我今天就赐你一死，行吗？”香妃马上跪下叩头说：“太后遂了我的这个志向，恩德比天地还大。”说罢，泪流满面。皇太后一时也感到非常难过，遂命人将香妃引入旁边一间小屋，让香妃自缢而死。
这时乾隆帝正在天坛大祭，忽听下人飞马来报，说香妃被皇太后锁在慈宁宫，生死不知。乾隆帝闻报大惊，大礼还未做完，即命驾仓忙回宫。因宫门已上锁，无法进入，乾隆帝遂在宫门外大哭。不大会儿宫门开启，皇太后命人领乾隆帝进入，这时香妃已经气绝。但她肤色仍象活时一样，脸上似乎还浮现着笑容。乾隆帝见状十分悲痛，命人置备棺木，以妃礼厚葬。
和珅是乾隆第一权臣，从后来被查抄的财产来看，也是有史以来第一号大贪污犯。他之所以能骄横跋扈，自然是因为深受乾隆帝宠信所致。但是，乾隆是一个非常老练刚毅的皇帝，怎么能对和珅的奸贪毫无觉察呢？更何况，即使不算和珅当侍卫小官的年月，仅从进入权力核心算起，和珅弄权亦有20余年，如果说乾隆帝毫无觉察，那是不可能的。奇怪的是，乾隆帝对和珅却一直宠信不衰，其中必有极深的原因。
据某些野史记载，原来，雍正帝有一个妃子，长得十分娇艳美貌。那时，乾隆帝是个年近20的皇子，一次因事进宫，从这个妃子身边经过。这个妃子正在对着镜子
梳发，乾隆帝忽地从后面将她的头抱住，用两手捂住她的两眼。其实，乾隆帝只是与她开玩笑，说不上有什么邪念。这个妃子不知道是乾隆帝，一时惊慌，用梳子向后击去，正打在乾隆帝的额头上，还留下了一个小伤痕。第二天，乾隆帝进宫去看她的母亲。他母亲即雍正帝的皇后，见他额头上有个伤痕，问是怎么回事，乾隆帝支支吾吾地不想说，但经不住皇后的再三盘问，就把事情的经过说了出来。皇后一听大怒，怀疑这个妃子调戏皇子，立命将妃子赐死。乾隆帝十分惊慌，想坦白承认是自己的过错，不能责怪这个妃子，但又未敢直说。踌躇了半天，未想出好法。当他跑到妃子住所的时候，这个妃子已经悬梁自尽。乾隆帝非常悲痛，用手指在妃子颈上按上硃印，默默地说：“是我害了你，魂如有灵，等20年以后再来与我相聚。”说罢，满怀悲痛回到自己的住所。
乾隆中期，出身于满洲正红旗的和珅在銮仪卫当差役，即为乾隆帝抬轿子，地位很低。有一天，乾隆帝到圆明园中去闲逛，起初天气有些阴，不觉得炎热。但是到了中午，云开日出，遍地阳光，顿感炎热起来，仓猝间却找不到黄盖。乾隆很生气。正在这时有人马上送上了黄盖。乾隆一看来人是个美貌少年，就问：“你是何人？”来人应道：“奴才名叫和珅，是满洲官学生，现充銮仪卫差役。”乾隆觉得此人面熟，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但又一时记不起来。回宫以后还一直惦念着这件事。他忽然想到，和珅的面貌与那个妃子相似。于是，便密召和珅入宫，令跪在跟前，反复端详，果然相似。再看和珅的颈上，也有一个痣，宛如手指的印痕。这时，乾隆帝便认定和珅是那妃子的后身，倍加怜爱。经询问，知道和珅颇通文墨，于是立即提升他为宫中总管。
和珅骤升要职，自然十分感激，侍奉乾隆帝十分尽心。乾隆帝常令他跟在身边，有问必答，句句称旨，乾隆帝心里也格外高兴。和珅日受宠任，乾隆帝似乎片刻少他不得，乾隆帝似乎感到，对和珅宠爱一分，就能减轻一分自己对那位妃子的负罪感。原来，身为皇帝的乾隆帝信奉佛教，很迷信佛家生死轮回的学说。他觉得既然和珅是那妃子后身，那么在和珅身上多施恩德，就等于是对那妃子的报答。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乾隆听任和珅直步青云，为所欲为。
和珅本来只是一侍卫，乾隆帝不久就把他提为户部侍郎。和珅口齿伶俐，办事干练，处处合乾隆帝的意，只是贪墨成性，要他去掌管户部，侵渔货财十分方便，所以不久就遭到御史们的弹劾。你一本，我一本，说和珅如何贪赃，如何欺君，但乾隆帝全当成耳边风。乾隆帝甚至还对和珅说：“你我是一家人，你喜欢多要几个钱，也无妨，那些御史们说，就让他们说去。”得了乾隆帝这话，和珅的胆子就更大了。外廷臣僚见和珅被参劾不但毫发无损，反而和皇帝越发亲热，甚至晚上还陪乾隆帝在御书房睡觉，也就没人敢弹劾他了。
和珅很快被提升为军机大臣，在乾隆后期执政达20余年，累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封一等公。和珅的弟弟和琳也迅速飞黄腾达，由一个生员升为兵部侍郎，不久又升为工部尚书，乾隆末年还曾代福康安为主帅。在外人眼中，和珅一家与乾隆皇帝简直就是一家人，由此谁还敢再对他们说半个不字。
乾隆帝无论到哪里去，总要把和珅带在身边。后来，乾隆帝把自己的第十个女儿和孝公主嫁给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和孝公主最受乾隆帝喜爱，乾隆帝出猎或微行时，常把和孝公主带上。和孝公主好穿男子的服装，骑马射箭也是好样的，又伶牙俐齿，遇到乾隆帝有什么烦恼事，她三言两语就使乾隆帝转愁为喜。乾隆帝把自己最喜爱的女儿嫁到和珅家，使和珅更加有恃无恐。有一次他们同行市中，衣铺中挂着一件大红呢夹衣，和孝公主很喜欢，说了一句好，和珅便立即买了下来，花了28两银子，双手捧给和孝公主。乾隆帝微微一笑说：“你又要大人破费了。”和孝公主高兴，和珅比皇上还高兴。
和珅与乾隆帝做了儿女亲家，更加横行无忌。朝中大臣，多是和珅党羽。他家中的积蓄，比皇帝家里还多。他的一些家奴在京师横冲直撞，无人敢惹。有一个叫刘全的家奴，仗着和珅的威势四处勒索，家资万贯。御史曹锡宝上了一本，未敢直接弹劾和珅，只是弹劾他的这个家奴。乾隆帝命廷臣勘查，廷臣怕得罪和珅，也不仔细查问，就说曹锡宝风闻无据，反而加给他一个妄言的罪名。象和珅的一个家奴都参劾不倒，谁还敢对和珅怎么样呢！
直到乾隆晚年，和珅一直受宠不衰。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乾隆帝要禅位给嘉亲王颙琰，这使和珅吃了一惊。他极力劝阻说：“内禅的大礼，前史上虽有所闻，但也并没有多少荣誉。现在皇上精神矍铄，身体康健，再过上一二十年禅位不迟。皇上多在位一日，百姓也多感戴一天，我等奴才也愿皇上永远庇护。”话说得面面俱到，十分恳切。以前，和珅怎么说，乾隆帝便怎么行，但这次却坚执不从。乾隆帝对他说：“我这次决心已定，不用再多说了。我和你有缘分，所以能这样长久相处。如果换别的人，恐怕就不许你这样了。以后你检点一些为好。”在乾隆帝当太上皇的4年间，嘉庆未处治和珅。等乾隆帝一死，嘉庆帝立即将和珅抄家，和珅被赐死，被抄家产达8亿多两白银，包括嘉庆帝在内，朝野上下无不吃惊。所以当时流行一句谚语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乾隆帝在这时也搞文字狱，但他更多的是对汉族知识分子采取一系列笼络的政策。其中主要手段之一就是编书。一是开“三通馆”，编纂了大型的典志书《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二是开“四库全书馆”，历时15年，编成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集中了当时大批名流学者，其中最著名的有纪昀、于敏中、王念孙等。《四库全书》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保存下来许多有价值的典籍。后人在利用这套大型图书时，自然会联想到乾隆帝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但是，乾隆帝也正是在编这套图书的同时，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查和销毁。
据记载，经他批准销毁的书籍将近3000余种，6.7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全书相当。像顾炎武、黄宗羲、黄道周、张煌言等人的著作都在违禁之列。
乾隆帝把大批著名文人集中到京师，与他们中间的某些人来往密切。作为二十四史之一的《明史》，经康熙、雍正两朝的编纂，乾隆初年已基本完成。在刊印时，乾隆帝常亲自校勘。明史馆的人员便故意在明显处错写几字，待乾隆帝去改正。乾隆帝也为自己校出错字而高兴。但是，经他一过目，就成为“钦定”，其中有些故意写错的字未被校正过来，只好将错就错。现在《明史》清宫刻本常有错字，原因就在这里。
乾隆通过编书一方面密切了与知识分子的往来，笼络了一批知名文人，另一方面又使他们穷经皓首，整日埋头于古纸堆中，无暇顾及政治，从而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
乾隆帝在位的60年间，无论文治还是武功，都有数端功绩可述，况且其在位时间之长古来罕见，他对此十分得意。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他70岁高龄，自称“古稀老人”，并镌刻了“古稀天子之宝”。又因五世同居，所以又刻了“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乾隆五十年，为庆祝自己御极50周年，特在宫廷举办“千叟宴”，特邀请朝野1000名年过古稀的人入宴，以粉饰升平。当他80岁高龄时，又镌刻了“八徵耄念之宝”。他自称在中国历代帝王中，自己的年岁之高，在位时间之长，为自古以来所未有。到乾隆末年，中国人口达到了3亿多，这也是中国自古以来所未有。乾隆帝感到，这正是在他统治下中国进入了太平盛世的表现。
乾隆六十年，有一天乾隆帝把诸王大臣召入内廷，说自己准备把皇位传给太子，自己称太上皇。各位大臣极力劝阻。乾隆帝执意不允，为此专颁谕旨，说明自己决心要禅位的原因：“我25岁即位，当时曾对天发誓，如能在位60年，就将传位给嗣子，不敢与皇祖61年的在位年数相同。现在初愿已偿，怎么还敢再生奢望呢？现立皇十五子颙琰为皇太子，命他嗣位。我自应随时训政，不劳你等忧虑。”遂确定明年为嘉庆元年，命礼部制定禅位大典。因内禅为创例，清代未实行过，礼部只有参酌古制，定得冠冕堂皇，乾隆帝立批照行。
嘉庆元年的第一天举行内禅大典，乾隆帝在太和殿亲自将御玺授予嘉庆帝。诸臣先恭贺太上皇乾隆帝后，太上皇还宫。嘉庆帝遂登帝位，接受众臣朝贺，颁行太上皇传位诏书，普免全国钱粮，并下诏大赦。
乾隆帝退位后称太上皇4年。嘉庆帝每遇有军国重事，都要亲到内廷请乾隆帝裁决。当时，由于社会矛盾激化，以湖北、四川为中心，爆发了全国性的白莲教大起义。乾隆帝留下来的实际上是一个掏空了的烂摊子。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乾隆帝寿终正寝，享年89岁。谥“纯皇帝”，庙号“高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