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初名受益，后改名祯。是真宗第六子，母李宸妃。因章献皇后刘氏无子，过继为养子。宋大中祥符三年生，嘉佑八年卒。
赵祯降生以后，举宫欢庆。真宗更是喜悦非常，把他视为掌上明珠。因为其前5子相继夭折，所以受益被当为真宗的惟一继承人。不满5岁的时候，真宗就采纳朝中大臣的建议，对他封爵建号，以系人望。授命他为左卫上将军，封庆国公，并规定了月给俸钱二百贯。受益7岁时，真宗又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加冠礼，再授忠正军节度使兼侍中，进封寿春郡王。制命一下，宋朝各州郡都纷纷上状庆贺。
大中祥符九年（公元1016年）三月，真宗命在皇城内元符观以南，专为受益建造了读书学习的学宫“资善堂”。任命宦官入内押班周怀政为学宫都监，宦官杨怀玉为伴读，任命河北转运使张士逊、左司谏崔遵度为受益的启蒙教师。从此，受益开始接受正规而严格的儒学教育。天禧二年（公元1018年）二月，真宗又采纳宰辅向敏中、王钦若等人的建言，以升州（治今南京市）为江宁府，设建康军，作为受益的封地。同时授受益为建康军节度使，加官太保，封升王。命直昭文馆张士逊、直史馆崔遵度为升王府谘议参军，直史馆晏殊为记室参军。同年八月，真宗在崇政殿召见宰相向敏中等人，出示梧州知州陈执中劝立储为要的《演要》，决定立皇太子。八月十五日，真宗下诏，立升王受益为皇太子，赐名祯，增月俸为2000贯。同时任命了张士逊、崔遵度等东宫官吏。九月，又举行了隆重的皇太子册封礼，赵祯被正式确立为帝位继承人，这年，他才9岁。
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三月，真宗在延庆殿病逝，赵祯奉遗诏即皇帝位，年仅13岁。是为仁宗。
仁宗即位后，尊刘皇后为皇太后，杨淑妃为皇太妃，军国大事则与皇太后一起听奏处理，实际上，军政大权已完全掌握在刘太后手中。宰相丁谓等人对刘太后也极尽奉承之能事。还在宰臣们草拟太后听政的诏制时，初拟“军国大事兼权皇太后处分”。丁谓提出去掉“权”字，副相王曾力争不可。王曾还援引旧制，主张皇帝与皇太后每五日一御承明殿，皇帝在左，太后在右，垂帘听政。丁谓却提出，仁宗每逢初一、十五接见大臣，凡军国大事由太后与仁宗一起召见大臣决断。非军政大事则由内侍雷允恭传达内外（即由太后决定）。最后，还是丁谓的意见被采纳。
第二年正月改元，丁谓为取悦刘太后，议改“天圣”（取“天”字析为二人，二圣人同执政之意），得太后赞同。丁谓既得太后欢心，在朝中也更飞扬跋扈。
丁谓的所作所为很快激起朝野的愤慨。当时京城流传一句话说：“欲得天下宁，当拔眼中钉（丁谓）；欲要天下好，莫如召寇老。”此话传到刘太后的耳朵，开始对丁谓有所不满。不久，王曾借雷允恭擅移真宗陵穴，把风水好的墓地留给自己母亲一事，奏明刘太后，说是丁谓与雷允恭相互勾结，包藏祸心，欲为不轨。太后听后大怒，杖杀雷允恭，贬丁谓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又贬崖州（今海南崖县）。丁谓所亲信的参知政事任中正、刑部尚书林特等人，也先后被贬。王曾被擢与冯拯为相，权知开封府吕夷简、龙图阁直学士鲁宗道被擢为参知政事，任副相。仁宗也改为每逢三、五与太后一起御承明殿听政。
对当时朝廷中发生的变动，年幼的仁宗既不过问，也无兴趣，除了陪太后例定的坐朝听政外，仍专心于练他的书法，致使他后来的飞白书，体势遒劲，颇有功力，在宋代皇帝中，堪称首属。
随着日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仁宗逐渐成熟，处事有了自己的主见和思想。从乾兴元年起，他开始练习处理政事。开始逐渐摆脱太后的约束和管制。15岁时，由太后作主，为他立前勋戚郭崇的孙女郭氏为皇后，他十分不满。因他此时正热恋着与郭氏一起入宫的张才人。他以疏远郭氏，进张氏为才人，又进为美人的办法，来表示对太后专擅的不平。尤其是刘太后掌权既久，百官群臣慑于太后的独断，多不敢言朝政得失，言路闭塞。仁宗借唐代设匦函的故事，与参知政事共商，禀明太后，特诏设置了理检使，由御史中丞兼任，职掌上诉朝廷的冤枉之狱及有关谏奏朝政得失的上书。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又诏设置谏院，知院官由皇帝亲自任命差遣。凡朝政阙失、大臣至百官任用不当、三省至各官署事有违失等，都可以上书谏正。
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秘阁校理范仲淹上书，请太后撤帘归政，触及太后忌讳，被出判河中府（治今山西永济蒲州镇）。次年，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宋绶上书，建议除军国大事外，余皆由仁宗独自处理，又忤太后意，被贬知应天府（治今河南商丘南）。接着再有林献可、刘涣等人先后上书，力请太后还政，引动刘太后肝火，把他们远贬岭南。对发生的这一切，仁宗虽没有明确表示，但心中更增加了对太后专擅的不满。
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三月，刘太后病卒，遗诰仁宗尊皇太妃杨氏为皇太后，听政如旧规，军国大政与杨太后一起裁处。最后在宣布刘太后遗诰时，删去了“皇帝与太后裁处军国大事”一语。杨太后退居保庆宫，称保庆皇太后。至此，仁宗结束了他的儿皇帝生活，独立主政。
仁宗亲政以后，首先大规模地进行人事调整，首先罢黜内侍罗崇勋等人，接着把被刘太后所亲信的人，如枢密使张耆、枢密副使夏竦和范雍、参知政事陈尧佐和晏殊等人，全都贬为外官。宰相吕夷简虽力助仁宗，也因被怀疑曾阿附太后，罢相，贬出判陈州。重新起用张士逊、李迪为相，任用翰林侍读学士王随、权三司使李谘共参国政。因劝太后撤帘归政而被贬的宋绶、孙祖德等人，也先后被擢重用。
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十二月，因为连年发生旱蝗之灾，有人提出应改元以应天变，导迎和气。还有人提出，明道之前，建元天圣，是当时丁谓为取悦太后所为，后改明道，“明”字日、月并列，义与天圣相同，也应改元。仁宗于是下诏，明年改元“景祐”。仁宗对由刘太后作主，为他立郭皇后一事，始终耿耿于怀，故仁宗最后还是以郭后无子为借口，废郭氏为尼，幽居长宁宫。范仲淹也因谏阻被贬为外官。
郭后既废，仁宗专宠尚氏、杨氏等人，酒色度日，钟鼓弦乐之声，昼夜不断，闻于宫外，政事渐疏。尚氏等人竟在后宫以“教旨”发号施令，仁宗本人也因酒色无度而病。一时宫廷传言，流布道路，朝议大哗。百官群臣以国事为忧，纷纷上书，要求整肃后宫，杨太后也亲劝仁宗。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九月，诏立刚刚入宫的前勋臣曹彬的孙女曹氏为皇后，后宫之争暂时平息。
不料“内忧”刚平，“外患”踵至。这时，宋朝的西邻党项政权迅速发展起来。景祐五年十月，李明德之子李元昊正式称帝，建国号大夏，改年号“天授礼法延祚”，设官立职，改定兵权，创制文字、礼仪制度，完成了西夏建国的巨大事业，成为宋朝西邻的强大竞争对手。
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四月，李元昊派人使宋，要求宋朝承认夏国，册封帝号，打探宋朝动静。仁宗与诸朝中大臣久议不决，直到这年六月，才决定削去宋封李元昊官爵，备兵对夏征讨。十一月，李元昊却先发制人，率兵入侵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分兵3万围攻承平寨（今陕西延安西北），并声言攻宋朝西部的边防重镇延州（今陕西延安）。
延州之战，宋军损失严重，关辅震动。仁宗忧心忡忡，召诸臣商议对策。不得已，仁宗起用主战的韩琦为陕西方面的统帅。韩琦又举荐了范仲淹。范仲淹奉命知延州，率兵攻打西夏，才得以收复失地。
宋军稍获胜利，仁宗以为李元昊惧宋，又派人潜入西夏，挑动西夏自相残杀，希求坐获渔人之利。此举使李元昊恼怒非常，于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九月，又一次大规模出兵侵宋。仁宗命镇戎军守将葛怀敏率军抵御，在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被夏军围攻，部伍相失，阵乱溃败，死伤兵士将近万余人，损失战马六百余匹。夏军乘胜直驱渭州（今甘肃平凉），宋境内幅员数百里，庐舍焚荡，居民遭掳。
经定川一战，夏军声势日振，宋军益衰，仁宗不得不谋求与夏议和，密诏知延州庞籍谕意李元昊，说西夏只要息战称臣，其帝号、国号尽可保留。直到庆历四年，李元昊迫于辽朝的进攻，急于和宋抗辽，始答应称臣，同时提出巨额“岁赐”。仁宗满足于西夏称臣，连忙回书李元昊说：“俯阅来誓，一皆如约。”答应了李元昊的求和条件。这年十月，宋夏和约达成，夏对宋保持名义上称臣，宋册封李元昊为夏国主，每年“赐”夏绢13万匹，银5万两，茶2万斤，另加节日“赏赐”。
在宋夏胶着困战的同时，北方契丹政权也对宋朝虎视眈眈，抱有觊觎之心。仁宗亲政后，曾采纳知成德军刘平的建议，密敕河北沿边复建水田、广植树木，以备辽骑突入。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契丹以祭天为名，在宋辽边境屯结军队，作出兵侵宋的准备。仁宗闻报，命河北整饬军备，调夫役修治河北沿边城池、关河壕堑。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初，契丹大军压境，派人面见仁宗，质问宋朝为何出兵伐夏和增修边防，要挟宋朝把后周时收复的瓦桥关以南的10县之地割让于契丹。仁宗派右正言富弼出使契丹，提出或和亲或增“岁币”议和。几经交涉，契丹方面答应不割地，只增纳岁币重订和好。富弼力争不可言“纳”，契丹方面则坚持或称献，或称贡，或称纳。仁宗最后屈从契丹之意，许称“纳”字而和。这年十月，双方缔结和约，宋朝以后每年增纳契丹银绢20万两匹。契丹竟趁宋朝困于西夏之际，不费一兵一卒，凭空取得了巨额贡纳，这对宋朝来说，无异于又一次“澶渊之盟。”
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二月，知兖州范讽被人弹劾，仁宗命李迪、吕夷简处理此案，吕夷简暗奏仁宗，说李迪党庇范讽。仁宗不分青红皂白，即将李迪罢相，复擢枢密使王曾与吕夷简同相，实际上，由吕夷简独揽大权。吕夷简竭力迎合仁宗天下大治的太平心理，极意粉饰，一味奉承，使宋王朝更陷入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之中。
仁宗亲政后，效法唐太宗“网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的做法，广开仕路，每届科举入取额多达千人以上。“殿试不黜落”也从这时起，成为不成文的规矩。取士日多，恩荫无节，加上内臣、外戚之类，进无辍止，使冗官冗吏局面日趋严重。在与西夏的战争中，宋军虽屡屡战败，所任边将却越来越多。为备辽御夏，又不断扩充军队，使军员比真宗时的40万人，猛增了一倍多。
因此，朝野忧国忧民之士担心着国家的兴亡、宋王朝的前途，他们纷纷上书，要求变革图强。其中的突出人物就是范仲淹。
初登大宝的仁宗即擢范仲淹任谏职，范仲淹就上疏，力请裁抑冗滥，提倡节俭，主张变法图强。仁宗欣赏范仲淹的为人和胆识，又迁任他为天章阁待制、权知开封府。
严酷的现实使仁宗也隐约地感到了统治危机，开始有意更张政事，革除弊端。他想到了主张变法革新的范仲淹、欧阳修、余靖等人。于是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三月，增加谏官人额，选拔素负众望的集贤校理欧阳修、余靖以及职方员外郎王素等人，供职谏院。四月，又擢任长期被贬外官的范仲淹、韩琦为枢密副使。七月，复迁范仲淹参知政事，以翰林侍读学士富弼为枢密副使。亲赐范仲淹等人手诏，让他们条奏当世急务，并诏谕各地守臣，凡民间疾苦，有利国家之事，务公心咨访奏闻。九月三日，还在天章阁召见范仲淹、富弼诸臣，赐坐和笔札，令他们疏奏革新政事。
范仲淹随即上了《答手诏条陈十事》的奏疏，提出了10项改革主张，即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与范仲淹上书的同时，富弼、欧阳修、余靖、韩琦等人也相继提出一些改革建议。仁宗一一采纳，然后颁发诏令，推行这些主张和建议，号称“新政”。
“新政”在仁宗的支持下进行。但是，新政的实施从开始之日起，就遇到朝廷中保守势力的反对。还在谏官王素、欧阳修等人上疏建议改革弊政之时，翰林学士苏绅就指斥他们是“虚哗溃乱”、“谋而僭上者”。尤其是反对派为抵制新法的实施，借仁宗最忌讳、几次下令申禁的“朋党”一事，掀起波澜。在吕夷简罢相后，曾起用判蔡州（今河南汝南）夏竦为枢密使。夏竦任职不久，被谏官余靖、欧阳修等弹劾，仁宗遂罢夏竦，以枢密使杜衍代之。
同时，“新政”也触及了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如实行“明黜陟”、“抑侥幸”便使一大批贪官污吏和高官贵勋的利益受到损害，致其首先发难，毁谤新政，且愈演愈烈。加之朝中“朋党”之论更如雷灌耳，使仁宗对新政由疑虑进而为动摇。而这时京东
地区又发生了以王伦为首的兵变起义，陕西地区发生了以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农民起义，还有不少地方发生蝗旱之灾，仁宗都与实施新政联系起来，更失去了推行新政的信心，最后竟决意牺牲革新派，妥协反对派。
“庆历新政”似昙花一现，仁宗力志图强的信念也旋踵即逝。宋王朝仍沿着老路子继续走下去。
正当仁宗为朝廷内部矛盾所困扰的时候，又传来使他更为震惊的消息：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贝州（今河北清河）宣毅军发生了王则领导的起义。宋军在贝州城下遭到起义军的顽强抵抗，损兵折将。仁宗又派宦官携带敕榜招安义军，也为王则拒绝。一个月过去了，起义还没有被平定，仁宗带着十分忧虑的心情慨叹说：“大臣无一人为朕了事者，日日上殿何益？”参知政事文彦博要求赴河北镇压起义，才使仁宗焦虑之心略得安慰。
庆历八年正月初，仁宗命文彦博为河北宣抚使，明镐为副，加紧攻打贝州城。文彦博采纳军校刘遵的建议，以大军急攻北城，乘义军不备，在南城墙下，挖凿地道，选精锐士卒潜入城门，打开了城门，宋军纷涌入城。王则先用火牛冲击宋军，欲乘机突围，怎奈寡不敌众，突围中大部义军战死，王则、张峦、吉卜被俘，押解京城被杀，坚持了两个多月的起义失败。仁宗下令州郡大索“妖党”，被逮者不可胜数。
继贝州兵变之后，庆历八年闰正月十八日夜，又发生了宫廷卫士之变，更使仁宗惊心丧胆。
这天夜里，仁宗正宿于曹皇后宫中。至半夜，崇政侍卫官颜秀、郭逵、王胜和孙利等人，为了抢夺宫中财物，趁夜深人静之时，杀死守宫的军校，夺得了兵器，越过延和殿，直奔仁宗的寝宫。宫女的叫喊声，惊醒了仁宗。他惶恐不安，披衣下床，出门逃避，被曹皇后从后抱住。曹皇后插紧门阖，急呼宫人召侍兵入卫，内侍宦官们也被紧急动员起来。颜秀见势，与郭逵等纵火而撤。逃遁中被蜂涌而来的宫卫、宦官等围困。颜秀、郭逵等挥刀与之展开激烈的搏战，最后全部被杀。
惊恐之余，仁宗大兴狱事。皇城司和入内内侍省的官员人等，以失职罪多遭贬谪。后阁侍女和宦官中被怀疑与颜秀之变有联系的，也一一被处死。不仅如此，每到夜晚就心悸的仁宗又命人把宫中临近屋檐的大树统统伐倒，重新缮治城垣，整修门关。前宫后殿也令养起了狗。
内忧外患，使仁宗已感困忧不堪，而更令他心焦的还是他的皇位继承人。从15岁，刘太后就为仁宗立皇后郭氏，又选美女充盈后宫，可是此后十几年中，无一嫔妃为他生出皇子。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苗美人为他生子，满朝喜悦，仁宗亲为儿子起名昕，封爵加官，不料赵昕只活了一年半便夭折。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朱才人再为仁宗生子，赐名曦，封鄂王，但是也不到三岁即夭亡。皇嗣成为当时朝廷内外最关注的大事之一，因而此后就发生了有人冒充皇子的事件。开封府一名叫冷青的男子自称为仁宗之子，此事震惊朝野，后经包拯审问，才查明真相。原来此人的母亲曾是皇宫里的一个苦力，后因宫中失火被赶出宫，嫁给冷青之父，因而冷青能备述宫廷之事，以假乱真。
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闰八月，知谏院司马光上疏，复以早定继嗣为国家至大至急之务陈言，继之面见仁宗力请。闻听司马光所言，仁宗沉思不语：几年来群臣百官密请建储的奏疏接连不断地送进宫来，不能不慎重对待了。这才对司马光道：“卿所言是不是让朕选宗室为嗣？”司马光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臣言此自认为该死，但还望陛下虚怀听纳。”仁宗装作漫不经心地说：“这没有什么，这样的事古来就有。”九月，司马光、殿中侍御史里行陈洙、知江州吕诲等人再连章固请，乞选宗室之贤立以为后。仁宗不得已，说：“立嗣之事，朕已有意多时了，只是一直未得其人。”然后环顾左右问道：“究竟谁可为嗣？”韩琦上前奏道：“此事非臣等敢私议，还请陛下自择。”仁宗这才缓缓地说：“朕在宫中尝收养二子，小的虽纯不慧，就立大的吧！”韩琦请仁宗指名。仁宗说：“就是宗实。”立嗣之议遂定。
嘉祐七年十二月，仁宗以皇子既立，困扰多年的又一心头之事总算放下，心情稍得宽慰。十二月二十三日，召辅臣近侍、台谏百官、皇子宗室等，游幸龙图阁、天章阁、宝文阁等，并即兴挥毫为书，分赐从臣。仁宗自幼习书，精通书学，凡宫殿门观，多飞白题榜。当朝大臣卒后碑额赐篆，即始于仁宗。二十七日，仁宗又再召群臣于天章阁，然后大宴群玉殿，他显得异常亢奋，对众臣说：“如今天下太平无事，朕欲与众卿共享今日之乐，一醉方休。”
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晚，仁宗病患加剧，忽急起索药，并召皇后。待曹皇后等人赶到，仁宗已不能说话，仅用手指了指心窝。随之医官入宫，诊脉、投药、灼艾，已无济于事。至夜，仁宗崩于福宁殿，终年54岁。十月，葬永昭陵（在今河南巩县境），谥曰“神文圣武明孝皇帝”，庙号“仁宗”。计在位42年，改元多至9次，是两宋诸帝中，享国最长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