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渊的次子，唐王朝的第二代皇帝。李世民生活的时代，正是从隋末大乱到唐初大治的历史转变时期，时代的需要，造就了这位杰出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使他成为中国封建帝王中少有的一代名主贤君。
隋文帝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李世民出生在武功的一座李氏“别馆”之中。李世民自幼聪明敏捷，胆识过人。作为世代显赫的将门之后，他从小就受到了家庭尚武习俗的熏陶，所接受的教育也是骑射征战和文韬武略。因此，青少年时代的李世民就养成了“善于骑马，好弄弓矢”的习惯，练就了一身精湛的武艺。李世民不但喜爱骑射，还喜欢浏览兵书战策，少时就熟读了《孙子兵法》，并且能够用孙子之言与父亲李渊讲论用兵布阵的策略，深得父亲的喜爱。
在青少年时代，李世民和全家随着父亲职务的不断调动，过着迁徙不定的生活，了解了大量的社会现实情况，见多识广、眼界开阔，逐渐形成了意志倔强、豪放刚烈的性格特点，养成了爱动脑筋和善于思索的良好习惯，遇事头脑冷静、处置果断。这些性格和习惯，使青少年时代的李世民就显露出了出众的才华。
隋炀帝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李世民18岁时，隋炀帝杨广巡视北方边塞，遭到突厥数十万骑兵的袭击，被围困于雁门孤城。李世民奉父命应征从军，参加了屯卫将军云定兴的勤王部队，提出了虚张声势、多设旗动为疑兵的退敌策略。深得云定兴将军的赞赏。第二年，李世民随父亲来到山西太原，参加镇压历山飞甄翟儿领导的农民军。这两次戎马生涯，使李世民受到了初步的军事锻炼。
在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貌似强大的隋军土崩瓦解，隋炀帝困守江都，危在旦夕，隋王朝已经注定了灭亡的命运。早就有取代隋朝之心的李渊见时机成熟，也开始密谋策划准备起兵。年轻有为、善于谋略的李世民，作为父亲李渊的得力助手，参与了起兵的全部密谋和决策活动，做了大量的组织和发动工作。他一方面协助父亲招募军队集结力量，同时又在父亲的授意下，利用各种关系和手段，结交了大批英豪人物。大业十三年五月，在各方面准备成熟后，李世民协助父亲李渊除掉了隋炀帝派来监视他们的亲信，在晋阳宣布起兵，正式打出了反隋的旗号。
晋阳起兵以后，李世民的哥哥李建成、弟弟李元吉以及妹夫柴绍也先后率领一部分队伍从河东、长安秘密赶至晋阳会师，使起义力量迅速扩大。在确定了西入关中夺取长安的战略目标以后，李渊随即留元吉镇守晋阳，以建成和世民为领军都督，分别统帅左右两路大军，誓师入关，直取长安。占领长安以后，李渊于大业十四年在长安称皇帝，改国号为唐，定年号为武德，正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唐王朝。唐朝建立后，李世民被封为秦王，他的哥哥建成以嫡长子身份被立为皇太子，弟弟元吉被立为齐王。从此以后，李世民就以秦王的身份活动于政治舞台，叱咤于陇西、关东。
唐王朝建立后，摆在李氏父子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削平群雄统一全国，巩固李唐政权。但是，李渊称帝后不便再亲自挂帅出征，皇太子建成也需要留在京城协助父皇处理各项政务。因此，指挥和领导统一战争的重任就自然地落在了秦王李世民的身上。
当时，国内尚有薛举、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强大的军阀势力和农民军势力，统一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年仅22岁的李世民毅然挑起了这副重担，统帅千军万马，开始了他历时4年多的艰苦卓绝的统一战争生涯。
李世民从出关到攻下洛阳，共用了10个月的时间，前8个月主要是围攻王世充，后2个月主要是对付窦建德。由于李世民正确地判断了军事形势，衡量了自己与对手的军事实力对比，毅然扩大了战役范围，终于一举战败了王世充、窦建德两支劲旅，加速了统一关东地区的进程。通过这次战役，充分显示了李世民的机智果断以及出色的军事胆略和指挥艺术。
李世民统一全国的卓著功绩，使他的威望日益增加，权力也逐渐扩大，政治地位和军事地位都在迅速增长。他不但掌握着大量军队，还担任尚书令的职务，位居宰相之职，在唐王朝的上层统治集团中，特别是在李氏兄弟中间有着特殊的地位。除此之外，李世民还在晋阳起兵和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利用自己特殊地位和条件，收罗了大批谋臣猛将，逐渐组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政治集团。这个文武兼备的政治集团的形成和在唐王朝中的特殊地位，使李世民逐渐产生了觊觎帝位的野心。随着统一战争的结束，李世民夺取皇位继承权的图谋变得更加强烈而迫切起来。
李世民显赫的军事地位和政治地位，引起了他的哥哥皇太子建成的妒忌，同时也使他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为了维护自己的皇位继承权，太子建成也大力收罗人马，扩充自己的势力，同时还把弟弟齐王李元吉拉入自己的东宫集团，俩人合谋对付李世民。统一战争结束之后，李世民与太子建成的争权活动也逐渐由暗斗转向明争，最后终于导致了流血政变的发生。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初四日，李世民在武将尉迟敬德、侯君集和谋臣长孙无忌、杜如晦、房玄龄等人的协助下，在宫城北门玄武门设下伏兵，乘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入朝无备，发动了政变，杀死了建成和元吉，取得了皇位继承权。两个月以后，李渊被迫退位，八月，李世民即位，史称唐太宗，成为唐王朝的第二代皇帝，时年29岁，次年正月，改年号为贞观，从此李世民开始了他新的政治生涯。
唐太宗即位以后，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稳定局势，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最高领导集团。他接受了尉迟敬德提出的“杀人太多，不利于天下安定”的建议，采取了宽大安抚和任用东宫僚属的政策，缓和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
在稳定局势的同时，唐太宗又着手整顿父亲在位时的宰相班子，逐步建立起了以自己为核心，以温彦博、王珪、魏征、戴胄、侯君集等人为宰相的最高决策集团。在这个班子中，既有李世民的旧属，也有原东宫集团的成员。这个班子汇集了当时最杰出的人才，在政治上呈现出明显的朝气和进取精神。通过领导班子的改革，李世民不仅牢牢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而且也为进一步励精图治、开创贞观之治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
贞观初年的形势，对刚刚登上皇位的唐太宗李世民来说是不太乐观的。当时，统一战争刚结束不久，社会矛盾还没有完全缓和，民心还不十分安定，而且全国各地不断发生自然灾害，社会经济仍然凋敝不堪。如何治理这个国家，成为他所面临的重要问题。经历了隋朝盛世、隋末动乱和灭亡的唐太宗，给他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隋朝的灭亡。在唐太宗看来，隋朝本是一个十分强盛富庶的统一帝国，仅是储备的粮食就可供全国50年之用，但隋炀帝继位后不到13年便分崩离析，原因是什么呢？他认为主要有三条：一是隋炀帝广修宫室，到处巡幸；二是美女珍玩，征求不已；三是东征西讨，穷兵黩武。隋炀帝恃其富强，不顾后患，徭役无时，干戈不停，使老百姓无法生活，终于激起反抗，以至身戮国亡。而这一切都是唐太宗的亲身经历，因此他引以为诫，成为影响他制定统治政策的重要因素。面对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和贞观初年百废待兴、百乱待治的局面，唐太宗经过深深的思考，决定以大治天下作为自己的施政方针。
治国方针确定以后，唐太宗首先抓了国家的政治建设，把任贤和纳谏作为保证致治的两条主要措施。
唐朝初年，承袭魏晋以来崇武轻儒的风气，官吏大都由武将充任。这些人是有功之臣，但却缺乏处理政务的能力。要实现天下大治，就必须选拔大批真正懂得治政方法的人才，充实各级政权机构。因此，他把举贤荐能、广罗人才视为刻不容缓的事情，对那些推荐人才不积极的大臣，唐太宗则加以严厉批评。他自己也处处留心和访求有才之士，一旦发现即破格重用提拔。
唐太宗虽然求贤若渴，但并不是滥选滥用，而是遵循着严格的原则，即惟才是举，任人惟贤。凡是有才之士，不计较资历地位和亲疏恩怨，都能够兼收并用，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玄武门政变后，东宫集团想谋害唐太宗的有数百人，但唐太宗不计较恩怨，把这些人引为自己的左右，量才加以重用。东宫集团的重要谋臣魏征、王珪、韦挺等人，都是被唐太宗大胆重用而成为贞观名臣的。对于自己的旧属和亲信，唐太宗也不滥加任用，而是量才授于官职。唐太宗有一句话，叫做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可以说是对他用人方针的生动概括。
唐太宗用人既注重才能，也十分重视德行。特别是地方官的选拔，唐太宗尤其重视德才兼备，认为这些人是亲民之官，掌握着百姓的安乐。唐太宗下诏规定，县令由五品以上的京官推荐，刺史则由自己亲自选任。为做好选任刺史的工作，唐太宗把全国各州刺史的姓名写在卧室内的屏风上，随时记下他们的善恶事迹，以备升迁和赏罚。同时还规定，地方官每年年终要进京汇报一次工作，由吏部负责考评，依据政绩来论定品级决定升降。
为了扩大选拔人才的渠道，唐太宗还沿用并且发展了隋朝的科举制度，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人才。科举分为常举和制举两种。一般知识分子和官吏都可以参加考试，考中以后，原来是官吏的可以升迁，不是官吏的由吏部给以官职。
正是由于唐太宗采取了求贤纳才、知人善任的用人政策，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因此在贞观时期，罗致了大量的优秀人才。纵览贞观一代，可谓人才辈出，群贤荟萃。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二月，唐太宗命图画家画于凌烟阁的24位功臣，就是其中最佼佼者。他们是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魏征、尉迟敬德、李孝、高士濂、李靖、萧瑀、段志玄、刘弘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瑾、程知节、虞世南、刘政会、唐俭、李责力、秦叔宝等。此外还有著名的文学之士姚思廉、陆得明、孔颖达、颜师古等；卓越的书法家和画家欧阳询、褚遂良、阎立德、阎立本等；杰出的少数民族将领阿史那吐乐、执失思力等。这些谋臣猛将、文人学士都在贞观朝中贡献了自己的才干和智勇。
唐太宗还特别注意虚怀纳谏。为了达到兼听博采的目的，充分发挥各级官员的作用，唐太宗还从制度上做了许多改革。他诏令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在中书省值班，以便自己随时召见。军国大事和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免，都要先由宰相讨论议决，然后由皇帝批准颁行。在一般政事的处理上，要求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官员要充分发挥互相督查的作用。凡军国大事，负责起草文告的中书舍人要各述己见，诏旨写成后，要经中书侍郎、中书令审查，再送交门下省审定，有不合适的地方都要据理力争，不要苟且雷同，马虎从事。这些措施避免了大臣专权和君主独裁现象的发生，保证了各项政策法令制定的正确和恰当，为开创贞观时期君主虚心纳谏和臣下鲠议直言的一代新风创造了条件。
为了达到求谏的目的，唐太宗还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诏令宰相入阁商议军国大事时，必须让谏官和史官列席；二是重赏敢于进谏的官吏。同时唐太宗还要求大臣们从各个方面直言进谏，不要放过小事。由于唐太宗虚心纳谏的开明作风，使朝廷中出现了一大批敢于直谏的大臣，贞观前期著名的有魏征、王珪、杜如晦、房玄龄等，后期著名的有马周、刘泊、褚遂良等。这些人对当时的政治形势起了良好的作用和影响，其中最杰出的当数魏征。
魏征原来是太子建成的重要谋士，玄武门之变后，得到唐太宗的重用，先后被任命为谏议大夫、给事中、尚书右丞、秘书监等职，位列宰相，他前后共向太宗进谏了200多件事，大多数都被太宗采纳，对贞观前期的政治起了重要的影响。魏征为人正直，敢于直言，凡是自认为正确的意见，不但要说，而且要坚持到底，即使唐太宗大发雷霆，魏征也神色不移，毫不退缩。因此，唐太宗既喜欢他又害怕他。
唐太宗把魏征看做是最好的谏臣，魏征也确实起到了重要的监督作用。魏征死后，太宗十分痛心，无限感慨地说：“用铜作镜子，可以正衣冠；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知道国家兴衰的道理；用人做镜子，可以看到自己的过错。现在魏征逝世，使我失去了一面镜子。”
为了创造一个良好安定的社会环境，为实现大治天下的治国方针提供法律上的保障，唐太宗又进行了法制的改革和建设，采取了慎刑宽法和严格加强法制的措施。
唐太宗认为：赏罚是国家大事，假若被赏的是有功的人，无功者自然就后退了；犯罪的人及时受到惩罚，那些作恶的人就能悬崖勒马。为了明确赏罚的标准，唐太宗任命房玄龄、长孙无忌修改《武德律》，制定《贞观律》。《贞观律》的刑罚，比《隋律》减
轻了一些。后来长孙无忌组织19名法学家，专门为《唐律》作注，到永徽年间才完成，即《唐律疏议》。这是封建社会最完备的法典，五代以后各朝法律大都以此为本酌加增改。
此外，《贞观律》又定令1546条。所谓令就是国家的制度和政令。同时还修改了武德九年的制敕，把3000条精减为700条，称为格。格就是文武百官的职责范围，作为考核官员的依据。最后又定出尚书各部和诸寺、监、十六卫的工作章程，称为式。律、令、格、式的内容包罗万象，从国家制度到社会经济生活，以及民间的婚丧嫁娶等方面，都有详细规定。凡是违犯律、令、格、式的，一律按法律处理。
为了保证律、令、格、式的贯彻执行，唐太宗亲自选拔了一批正直无私、断狱公平的人担任法官，并亲自检查法官对案件的处理情况。他一再告诫大臣们说：“死者不可复生，用法务在宽简。”并将死刑的终审权收归中央，以免出现冤案。同时，唐太宗还规定对死刑要三次上报中央，被批准后方可执行。
法律贯彻的好坏，关键在于皇帝的态度。贞观时期，唐太宗不但能够以身作则，遵守法律的约束，对自己的亲属和部属要求也非常严格，如有触犯刑法者，严格依法处理，从不循私枉法。
唐太宗以身作则，执法如山，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中起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使贞观初期逐渐形成了执法严肃，令行天下的好风气。社会环境安定，政府官吏都能够做到清正廉明，王公贵戚和豪族大姓都不敢违法乱纪，欺压百姓。由于法制严明，不但被判死刑的很少，犯法的也很少。在进行政治和法制建设的同时，唐太宗又致力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当时，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和自然灾害的影响，经济破败、民户凋残。面对这种困境，唐太宗一方面大力提倡戒奢崇简，节省开支；另一方面又积极地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农民得以逐步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唐太宗提倡戒奢崇简，并以身作则。他继位后，住的宫殿还是隋朝建造的，大部分都已破旧。一般新王朝的君主都要大兴土木，另建新的宫殿。但唐太宗为了节省开支，在贞观初年一直不允许修作。唐太宗还严厉禁止厚葬，并要求五品以上的官员和勋亲贵族都要遵照执行。对于官员们的奢侈行为，唐太宗也严格禁止。因此贞观初年逐渐形成了一种崇尚节俭的风气，出现了一大批以节俭闻名的大臣。如户部尚书戴胄，生前一直住在一座破旧的房子里，死后甚至连个祭祀的地方也没有。一代名臣魏征为官一世，家里却连个正堂屋都没有。这种节俭风气的盛行，对减轻国家和人民的负担，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提倡戒奢崇简的同时，唐太宗又积极地推行他的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以促进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为了增强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唐太宗还大力倡导兴修水利。贞观初期，关中、河南等地原有的渠道都相继修复，并兴修了大量的排水和引水工程。这些水利工程的修建，对防旱排涝，尽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重要的作用。
贞观初年，全国劳动力普遍缺乏，为了增加人口，唐太宗下诏规定：民间男20岁、女15岁结婚，以繁殖人口，并把婚姻和户口的增加列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一个标准。到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全国户数增加到380万户，比唐高祖时代增加了180万户。
由于唐太宗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的积极措施，使社会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从贞观三年开始，全国连续大丰收，粮价由原来一匹绢换一斗粮食，下跌到一匹绢换数十斗粮食。社会秩序迅速安定，以往成群结队的流浪灾民不见了，人民开始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到贞观中期，迅速达到了昌盛阶段，出现了牛马遍野、丰衣足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升平景象，成为被历代所称道的太平盛世。
贞观初期，在国内政治经济形势迅速好转，国力逐渐增强的条件下，唐太宗又开始了统一边疆地区的战争，并且妥善地处理了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为建立强盛的多民族的大唐帝国奠定了基础。
当时，东突厥是对唐朝威胁最大的一个北方少数民族势力。唐朝初年，东突厥就支持北方的各派割据势力，阻挠唐的统一，并经常南下骚扰，抢掠人口，破坏生产，甚至威胁唐都长安的安全。唐太宗刚即位时，东突厥首领颉利可汗认为唐太宗统治还不稳固，便亲率20万骑兵进逼长安，并派大将执失思力进入长安，对唐太宗进行威胁和讹诈。唐太宗正确地分析了突厥入侵的目的，果断下令扣押执失思力，并亲自率领高士廉等六人骑马来到渭水岸边，与颉利隔水而立，指斥他的侵略行为。随后，唐太宗命令唐军迅速布阵。颉利见唐军士气旺盛，军容严整，又见唐太宗神态自若，轻骑独出，认为唐军早有准备，再加上使者被押，使颉利摸不透唐太宗的疑兵之计，不敢贸然率兵过河，只得与唐太宗在渭水桥上杀白马祭天结盟，带着唐太宗馈赠给他的金银绢帛引兵退去。这次唐太宗凭借着自己的机智和勇敢，没折一兵一卒，便退去了20万突厥大军。此后，唐太宗一方面抓紧备战，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另一方面在外交上采取远交近攻的方针，扶持颉利可汗的反对势力，牵制颉利。贞观二年，唐太宗派遣使者与曾经臣服于东突厥的强大势力薛延陀部落建立联盟，造成了南北夹击东突厥的有利形势。同时，唐太宗又利用东突厥贵族的内部矛盾，拉拢和颉利可汗有矛盾的突利可汗，谋求里应外合的有利战机。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十一月，唐太宗任命李靖为统帅，率领李世勋、柴绍、薛万彻等大将，统兵10余万人，分兵四路进攻东突厥，连续击溃东突厥骑兵。同年十二月，突利可汗率部归唐。在唐军的沉重打击下，颉利可汗伪装求和。唐太宗将计就计，李靖率精骑1万人，展开突然袭击，颉利可汗战败被俘，东突厥被灭。
唐朝统一了北部边境，收回了阴山至大漠的广大地区，解除了长期以来东突厥对中原地区的侵扰和威胁，使西北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周围各部落、部族的首领纷纷前来降服，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
北部边境统一之后，唐太宗又相继派兵收复了吐谷浑、高昌、焉耆、龟兹等地区，并在龟兹设立了安西都护府，重新恢复了对西域地区的统治。唐朝的西部和北部边境重新得到了巩固和扩大，也使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重新得到了畅通，加强了中原地区与西域和中亚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另一方面，唐太宗又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改善民族之间的关系。不管是对被征服还是主动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唐太宗都不强行改变他们原来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并且任命他们原来的首领担任各级官职，管理本地区或本部的人民，同时还送给他们农具耕牛等物品，帮助他们发展农牧生产。此外，唐太宗还通过和亲政策，加强少数民族同唐朝的联系和团结。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推唐朝与吐蕃的和亲。
吐蕃是现在藏族人的祖先，居住在西藏高原。其首领松赞干布是和唐太宗同时代的杰出人物，同时也是吐蕃奴隶制王朝的创始者。松赞干布仰慕唐太宗的英名和大唐先进的经济文化，于贞观十四年遣使求婚。唐太宗将宗室女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文成公主进入吐蕃后，汉族人民的农耕、纺织、建筑、造纸、制笔、酿酒、冶金以及农具制造等技术先后在吐蕃传播开来，对吐蕃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加强了吐蕃与唐朝的联系。
贞观时期，由于边境地区的统一和安定，大大促进了各族人民之间的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唐朝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也越来越频繁。亚洲、非洲地区许多国家的使者、商贾、学者、艺术家、僧侣等，不断来唐朝访问，京都长安不仅是国内各民族的大都会，也成了世界性的大都会。唐太宗对中外交往采取了积极友好的态度，专门设立鸿胪寺接待各国使者，设立商馆以招待外商，那时和唐朝交往的国家达到70多个。大批外国商人从陆路或海路来到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大城市，唐政府允许他们长期居住，还可以和中国人通婚。通过广泛的交流，许多植物品种如胡椒、菠菜、郁金香、天竺干姜等相继从波斯（今伊朗）和印度传入中国。此外，佛教经典也大量传到中国，并被译成汉文。景教、回教、摩尼教也在贞观时期传入中国。由于唐太宗对外来文化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方针，这些宗教得以在中国传播。
贞观时期，高度先进的封建文化，也对亚洲各国甚至世界其它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纸张等商品大量销往波斯等亚洲国家，又通过他们销往西方。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就是在贞观时期传到阿拉伯和印度，又通过阿拉伯传到欧洲和非洲，对西方文化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汉文化对朝鲜、日本的影响更大。贞观五年，日本派遣了第一批遣唐使，到中国来学习。以后各种遣唐使和留学僧人不断到来，人数也越来越多。贞观十九年，日本开始了废除氏族制度的“大化改新”。在这场具有革命性的变革中，他们吸收了唐代的均田制、租庸调制、官制、府兵制以及刑律等等，建立起了完备的国家机构和制度，大大加快了封建化进程。贞观时期，强盛的唐王朝在当时的国际上获得了很高的声望。中国使者、僧侣和商人的足迹，遍布亚洲各国。“唐家子”就是外国人对中国人的统称。直至今天，西方国家的语言中，还留有以“唐人”称呼中国人的习惯。
唐太宗共在位23年，他奉行大治天下的治国方针，励精图治，锐意进展，使唐王朝迅速地达到了天下大治的局面。唐太宗也因此成为中国封建帝王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但是，在贞观盛世的成功面前，唐太宗自认为在武功、文治和怀远三方面都超过了古人，骄傲和自满情绪开始滋长起来，思想和行为逐渐发生了变化，以“隋亡为戒”的危机意识逐渐淡漠了，封建帝王的贪欲和专制本能越来越多地在他身上体现出来。
贞观中后期，宫殿的营造逐渐增多，追求奢侈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老百姓的徭役负担不断加重，服役的农民道路相继。
在大臣的任用上，唐太宗也不像贞观初期那样惟才是举，以德行学识为先了。许多勋亲子弟充塞于朝廷。在兼听纳谏方面也不如从前，变得渐恶直言，不悦人谏，有时虽然勉强听谏，内心里也不愿意接受。在贞观中后期，唐太宗与大臣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他开始疑忌大臣，特别是贞观后期，这种疑忌心理越来越严重，对大臣动辄问罪，轻则贬黜，重则杀戮，甚至连尉迟敬德、房玄龄这样一些佐命功臣，也未能幸免。
在贞观后期，唐太宗还做了两件影响很坏的事。一是连续发动了两次讨伐高丽的战争，这两次战争不但以失败告终，还导致了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二是强行看史官记录的起居注。中国古代的史官，在朝廷中一向有着特殊的地位。秉公直笔，如实记载，不虚美，不隐恶，是史官的神圣原则，皇帝无权干涉。因此，历来帝王都不过目史官记载的起居注，以保证史官可以无所顾虑地执行自己的职责。这是长期以来形成的良好习惯和传统。由于唐太宗开了恶劣的先例，此后唐代帝王纷纷效法，使长期以来形成的制度遭到破坏。
当然，唐太宗并没有坠落成为一个昏庸的君主，在某些方面还能够保持贞观前期的良好作风，并且能够对自己一生的功业进行冷静的回顾和总结。在临终之前，他还能够坦率地指出和承认自己的缺点，这是难能可贵的。
作为皇帝，唐太宗宫闱生活和历代封建帝王是一样的，广占美媛，妻妾成群，皇后虽然只有一个，妃嫔则为数众多。唐太宗还曾多次举行挑选美女和才女的活动，也称得上是一个好色之君。
在众多的后妃当中，能够以自己的贤德对唐太宗的政治生活产生影响的，主要有两个，贞观前期是皇后长孙氏，贞观后期主要是妃子徐惠。
长孙皇后出身于世代显赫的贵族世家，自幼受到过良好的教育，知书善文，聪明贤淑，是一个有见解、识大体、宽厚仁慈的女性。她以自己的贤德和才干影响了唐太宗的家庭生活和政治行为，为开创贞观之治的大好局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长孙皇后最突出的政治见解是防范外戚专权。她哥哥长孙无忌是唐太宗的佐命元勋。唐太宗对他信任备至，委以宰相之职。对此，长孙皇后一再以汉朝诸吕与霍氏等外戚专权乱政的历史事实提醒唐太宗，要求降低长孙无忌的官位。她还让哥哥亲自向唐太宗要求降职，一直到临终前，长孙皇后还告诫唐太宗注意防止出现外戚专权的现象。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后妃得宠时，依凭裙带之风加重本家族父兄的权势是不乏先例的。而长孙皇后则力避裙带之嫌，把外戚专权
乱政而导致身败名裂的历史教训作为切骨之诫，是不失为远见卓识的。贞观之治没有出现外戚干政的局面，与长孙皇后有着很重要的关系。
长孙皇后的政治见解和才干，对唐太宗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长孙皇后在世时，唐太宗经常与她讨论国家大事，听取她对某些大问题的意见。每当唐太宗任情使性不能虚心听谏时，长孙皇后便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规劝，使唐太宗能够继续保持虚怀纳谏的好作风。长孙皇后知书善文，熟读经史，因此她也常常引用一些历史典故来对唐太宗进行劝谏。
在唐太宗晚年，对他影响较大的是贤妃徐惠。徐惠是当时著名的才女，聪明绝顶，博览群书，还未成年就已经有了很大的诗名，并因此被召入宫。徐惠虽然是后宫妃子，但对国家大事也十分关心，经常和唐太宗谈论国家大事，议论朝政，并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和看法。唐太宗喜欢她知书善文，纵论古今的才华，把她看作是长孙皇后一样的人物，对她的见解也颇为接受。
贞观后期，由于唐太宗频繁的发动战争，徭役和兵役的征发空前严重，造成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因此在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徐惠向唐太宗上疏进行劝谏，这篇上疏结构严谨，声情并茂，论据充实，真切感人，深受唐太宗的赞赏。
唐太宗以马上取天下，在武力统一中原和边疆的过程中，多得力于骑射战术，因此对弓马特别精通。从晋阳起兵到登基做皇帝，他的生涯几乎是和弓马伴在一起的，他所用的弓箭，比平常人用的要大一倍，威力大，命中率高。他在指挥战争期间，每每乘骏马持大弓，冲锋陷阵。后来登基做了皇帝，他的娴熟的骑射技术仍然不减当年。唐太宗嗜好弓马，特别是对骏马爱极以致成癖。昭陵六骏雕刻，既是唐初雕刻艺术的高度成就，也是唐太宗嗜马成癖与他驰誉战场的真实写照。
不仅如此，唐太宗还擅长诗文和书法，文武全才。他一生写了不少诗文，后来被清朝人编入《全唐文》和《全唐诗》中的就有文七卷、赋五篇，诗一卷六十九首。唐太宗的文章主要是政论、史论、诏敕之类，其中《帝范前后序》、《金镜》等是他的代表作品。唐太宗的这些文章大多是用骈丽文体写成，注重辞藻和排列，讲求对偶与用典，在形式上还没有摆脱六朝以来的绮丽文风。但是，由于唐太宗是一代开国之君，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艰难的统治历程，所以他的文章政治色彩比较浓厚，开创了富有时代特色的贞观之风。由于唐太宗的倡导与实践，使贞观文坛出现了一派兴盛的局面。唐太宗不重文名。他说：“君主要以德政治天下，只靠文章是没有用的。”在贞观时期，唐太宗一直没有答应刊刻自己的诗文集。
唐太宗的书法主要是师法于晋代著名书法家王羲之。他最为擅长的是飞白书法，功力很深，曾书飞白字赏赐群臣。唐太宗还十分重视对技法的钻研，并且写了《笔法论》、《指法论》、《笔意论》等文章，从初学到深造的角度对书法作了精辟的分析。由于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的推崇，贞观时期出现了一场书法革新运动，统一了南北朝以来南师王帖、北宗魏碑的自立门户的局面，使王书成为全国书体的正宗。
唐太宗虽为一代英主，但在晚年，由于疾病缠身，久治不愈，产生了乞求长生不老的迷信思想，迷恋上了方士炼制的金石丹药。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五月，唐太宗因服用金石丹药过多，中毒暴亡，享年5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