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刘恒，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第四子，母薄姬。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生，7岁时被封为代王。吕后八年（公元前180年），吕后逝世，代王继皇帝位，是为西汉第三个皇帝汉文帝。汉文帝在位23年多，创造了历史上有名的盛世“文景之治”。
刘邦生有八子，其中吕后只生了老二刘盈，后继位为汉惠帝，却不幸早逝。吕后为了掌权，对庶出的其余诸子大加迫害，有4人为其所害，只有老大刘肥善终。到吕后逝世时，儿子中只剩下淮南王刘长和代王刘恒。
刘恒在诸子中，地位是最不起眼的。这是因为他母亲薄氏的地位低微。
汉高祖三年（公元前204年），刘邦的军队打垮了项羽封立的魏国，把魏王豹的宫人俘虏到荥阳，要她们织布。有一次刘邦闲逛到了织布的房子里，见一女子有些姿色，就把她要进了后宫。这个女子的父亲是吴（今苏州市）人，姓薄，在秦朝时与原魏王宗室女子魏媪私通生了她。刘邦把这个薄氏要到后宫，转脸就把她忘了。过了一年，战争形势好转，刘邦有了闲心，与管夫人、赵子儿两个美人取乐。这两个美人是与薄氏一起从魏宫被掳来的，而且彼此都很要好，当初曾相约：“富贵莫相忘。”她们把薄氏的约言当笑料说给刘邦听，刘邦听了，“心惨然，怜薄氏”，当天就把她召了来，“幸之”。激动的薄氏对刘邦说：“我昨天夜里梦见一条苍龙盘在我的肚子上。”刘邦说：“这是要尊贵的兆头，我成就你。”就此一“幸”，薄氏遂在汉高祖五年生了刘恒。
刘邦后来极少再“幸”她，薄氏母子生活在被冷落的边角里，谁也不能得罪，逢事多加考虑，处处谨慎小心，刘恒也就在朝臣的眼里留下了一个“贤智温良”的好印象。公元前197年，由萧何等33位朝臣举荐，7岁的刘恒被封为代王。吕后去世的前一年，曾让刘恒任赵王，刘恒想起在此一任上死去的三个兄弟，婉言谢绝，吕后遂封侄子吕禄为赵王。刘恒的母亲薄氏，终刘邦之世，一直处在“诸姬”，也即众妾当中，人们称她为“薄姬”，从没有升到“夫人”的行列。刘恒自己也偏处一隅，谨小慎微。故此，他们母子也才能躲过吕后的迫害，平安地活下来。
吕氏死后，宫廷发生变乱，太尉周勃、丞相陈平诛杀诸吕，控制了朝政。此时，大臣们开始筹划皇位的继承。大家认为当时的小皇帝刘弘根本就不是惠帝后代，不宜保留；齐王刘襄虽说是高皇帝的嫡长孙，但外舅是恶人不能立；淮南王刘长年幼，母亲娘家人又很坏，不能立。权衡来去，最后认为“代王是现存高皇帝儿子中年龄最大的，为人仁孝宽厚，太后娘家的人谨慎善良。而且立长子本来就名正言顺，再加上他的仁孝名声天下都知道，是最合适的人选。”
闰九月，周勃、陈平等朝中大臣秘密派使者去代郡，迎接刘恒到长安去当皇帝。郎中令张武等一派人全都认为这事不可信，劝刘恒托病拒绝。中尉宋昌认为迎立是真实的，不应怀疑：刘氏的天下是天意神授，深入人心，谁也改变不了的；现在刘邦的儿子们只剩下淮南王刘长和代王刘恒二人，刘恒年长而又“贤圣仁孝”，名声好。宋昌的分析不无道理，但毕竟是推测，不好定夺。刘恒找他的母亲代王太后薄氏，太后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于是，刘恒以占卜决疑。结果得兆“大横”，释文说：“大横裂纹正正当当，我要成为天王，让父业发扬光大，像夏启继承大禹那样。”刘恒听了这段话后，表示不解，他说：“我本来就是王了，还再当什么王呢？”卜人说：“这里说的是‘天王’，是天子的意思。”
为了彻底了解情况，刘恒派舅舅薄昭赴长安，求见周勃等朝臣。薄昭很快回复，说事实如此，无可怀疑。这样，刘恒要宋昌陪同自己坐在他那辆代王的专用车里，要张武等6人每人乘一辆驿站平常用的普通车子作为随从，组成一支小小的车队，登上了前往长安的道路。
车队行到离长安城约50里的高陵（今陕西高陵），刘恒停了下来，他要宋昌先到长安去看看有没有发生变化。宋昌到那里，见朝中自丞相以下的所有大小官吏都早已在那里等候迎接代王的到来。宋昌返回报告刘恒，刘恒命车队快马加鞭赶到了渭桥。群臣拜见，口口称臣，刘恒也下车一一还礼。太尉周勃走上前去对刘恒说：“请暂离众人，说几句话。”宋昌说：“要讲的是公事，就当着公众讲；要讲的是私事，王者是大公无私的。”周勃就跪在地上，从怀里拿出皇帝宝玺，向代王刘恒奉献。刘恒没有接受，说：“这事到代邸（代国驻国都的办事机构）再作商量。”刘恒并非不愿当皇帝，只是周勃的做法太简单草率了。
刘恒的车子很快进了代邸，群臣也一齐随从而来。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大将军陈武、御史大夫张苍、宗正刘郢、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典客刘揭等8名谋划和发动政变的骨干人物到刘恒面前礼拜，并宣读了他们联名给刘恒的上表。表中说：现在的小皇帝刘弘等人都不是惠帝的儿子，没有奉祀宗庙的资格。又说：他们征求了高皇帝刘邦的大嫂、二嫂、同曾祖的弟兄琅邪王刘泽，以及其他宗室、列侯、俸禄两千石的官吏们的意见，认为刘恒应当成为皇帝的继承人，请他即天子位。在这道上表中集中了刘氏宗亲和上层官吏的意见，而且把宗亲放在首位，既符合刘恒的意愿也合乎他的利益。但在刘氏宗亲中楚元王刘交的态度没有讲到，这使刘恒不放心。刘交是刘邦的同父异母弟，是刘恒的叔父，他的态度既可影响一部分宗族，也可影响一部分官吏，万一他提出异议，朝臣将如何对待？刘恒在答词中把这个问题端了出来说：“奉祀高帝宗庙，是大事。我不成材，与此不相称。希望请楚王考虑个更合适的人，我不敢担当。”结果是“群臣皆伏，固请。”这表明即使刘交有异议，群臣不会受到影响。于是刘恒就先面向西以宾主礼说了三遍“不敢当”；然后又面向南以君臣礼说了两遍“不敢当”。既然用起了君臣礼，那就是已经当起来了。群臣最后献上玺和符。刘恒说：“既然宗室、将相、王、列侯都以为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我也就不敢再推辞了。”于是即了“天子位”，群臣依次排列，侍奉两旁。
当晚，刘恒住进皇宫未央宫。
从不起眼的地位做到皇帝，从边远小郡住进皇宫，颇为不易。而要保持这地位和尊荣更属不易。因此，刘恒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自己已得的地位。
他首先从卫护自己的安全做起。进入未央宫当晚，刘恒就任命宋昌为卫将军，统帅驻守长安的南军和北军。这两支军队直接控制长安，自刘邦死后，分别由吕后的两个娘家侄子吕产和吕禄掌握。又命张武为郎中令，负责守卫宫殿门户，统领直接为皇帝服务的各种官员。这两项任命可以保障他在长安的基本安全。
任命完毕以后，刘恒又回到前殿坐下，给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下达了第一道诏书，要他们发布皇帝即位的公告，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餔五日。”总之，要在帝国范围内为皇帝的即位造成一种大喜大庆的气氛。与此同时，吕氏所立的小皇帝、梁王、淮阳王、常山王分别在各自的住所由有关部门处死。
接着，刘恒又采取几项措施收买人心，培植势力。首先，表彰、赏赐功臣。凡是在推翻诸吕和拥立过程中立了功的，一一表彰他们的事迹，给予厚赏；功大而无爵的，除赏赐外，再封侯。首功自然属周勃，而周勃原封绛侯，就在原先基础上增封食邑一万户，赐金（指铜。下同）5000斤。典客刘揭从吕禄手中夺取了将军印绶，使周勃得到了军权，功劳卓著，赐金千斤，原无爵，封阳信侯，等等。对于从代国陪同他来长安的巨僚，专门进行了功绩登记，首功自然属宋昌，封为壮武侯。其次，安置亲近官吏，凡自代国随从而来的，一律安置在重要的位置。宋昌为卫将军，统帅长安南北军；其余六人，“官皆至九卿”；舅父薄昭为车骑将军，封轵侯。再次，恢复刘氏宗族在吕后当政时期被削被夺的封地和其他利益。“吕氏所夺齐、楚地，皆归之”；立赵幽王刘友子刘遂为赵王，等等。第四，对曾随从刘邦征战夺取天下的列侯、官吏提高待遇。“列侯从高帝入蜀汉者68人益邑各300户”；“吏两千石以上从高帝”者10人，食邑600户，等等。
如果说以上措施重在笼络，那么另外一项就意在抑制和排挤了。刘恒即位不久，下诏说，大批列侯居住京师，不仅要消费大量财富，给运输供应造成沉重负担，而且也使他们没有办法“教训其民”，因此命令：列侯都要各到自己的封国里去；有官职在身不能离开，或朝廷特许留住的，也要把太子遣送封国。这是一道对上层人物关系重大的命令，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诏书下达一年之久不见行动。刘恒有些恼火，再次下诏说：“前时诏书要列侯各到封国，托辞不走。丞相（指周勃）是我所器重的人，请他为我率领列侯到封国。”列侯们除了爵位以外，还想在京师寻找到有权力的职位，所以托辞不走。刘恒要丞相带头到封国，以此挡回列侯们不受器重的怨言，表明他这样做不仅是治国的需要，而且也是对列侯们的真正器重。于是免了周勃的丞相，周勃到了他的封地绛县（今山西省曲沃县东）。
然而，刘恒让列侯归国这一措施，确实也是要处理一批他所不器重或不放心的人物，以此巩固他的地位。周勃本人就是其中的一个。周勃是发动政变诛灭诸吕，拥戴刘恒当皇帝的第一号首领，刘恒确实感激他，给了他最高的奖赏。但他对周勃却心怀畏惧，不放心。在他即位后，并没有打算改变周勃太尉的位置，丞相仍由陈平担任。陈平是谋士出身，一向谋虑深远，他感到自己与周勃之间失去了平衡，处于危险地位，托病不出，坚持要求把周勃的位置排在自己之上。刘恒只好把丞相职位一分为二，要周勃任右丞相，位居第一，陈平任左丞相，位居第二；空出的太尉一席，由将军灌婴填补。周勃功高权大，每当“朝罢趋出，意得甚”，“有骄主色”，而刘恒对他却是“礼之恭，常目送之”。当时的郎中袁盎向刘恒指出，对周勃过分谦恭使得“臣主失礼”。自那以后，上朝时刘恒的神色越来越“庄”，周勃的神色越来越“畏”。这时有人对周勃说：“你诛吕氏、立代王，威震天下；受重赏、处尊位，得宠已极。长此下去势必引祸及身。”周勃猛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立即“请归相印”，刘恒毫不迟疑地答应了。周勃当右丞相前后只有一个多月。辞相一年后，丞相陈平去世，因无合适人选，刘恒又让周勃当了丞相。复职后10个月，又以列侯归国的名义把他免了职。
后来，有人上书说，周勃在家经常披带战甲，家人在接待客人时手里拿着兵器，像是要造反。刘恒就立即把他抓进了监狱。幸亏周勃与薄昭有些交情，通过薄昭向薄太后解释：自从罢职后，时刻担心被抓去杀头，因而家中有所戒备，并无造反之意。薄太后也相信周勃不会造反，她提着刘恒的帽带子说：“绛侯怀揣皇帝宝玺，统帅长安北军的时候不造反，如今住在一个小县里，反倒会造反？”刘恒亲自调阅了周勃的案卷，确无造反实据，才放了他，恢复了他的爵邑。周勃出狱后，又活了9年。刘恒最终未让周勃横死，算是中国帝王史上少见的特例了。
汉文帝刘恒所以能取得“文景之治”的政绩，根本就在于他采取了与民休息的国策。刘恒自公元前180年末开始，至前157年，当了23年皇帝。在这23年中，他所采取的基本国策是与民休息，安定百姓。在他即位不久，就接连下了两道诏书。第一道诏书说：“在春季要到来的时节，连草木和各种生物都有它自己的快乐，而我们的百姓中鳏寡孤独、贫穷困窘的人，有的已经面临死亡，而为人民当父母的不体察他们的忧愁，还干什么呢？要研究出一个赈济的办法。”第二道诏书说：“年老的人，没有布帛就穿不暖，没有肉就吃不饱。如今正当岁首，不按时派人慰问年老的长者，又没有布帛酒肉的赐予，将用什么帮助天下的儿孙孝敬赡养他们的老人？现在听说官吏给贫饿老人发放饭食，有的用陈谷子，难道这符合赡养老人的本意吗？要搞个法令出来。”有关官府根据诏书给各县、道（少数民族区域的行政区划，相当于县）下达了下列法令：“年80以上，每人每月赐米1石，肉20斤，酒5斗；年90以上，每人另加帛2匹，絮3斤。所赐物品，由县令过目。赐给90岁以上老人的物品，由县丞（位次于县令的官职）或县尉（位次于县丞）致送；不满90岁的，由啬夫、令史（低于县丞、县尉的官职）致送。郡太守派都吏（负责检查的官职，后世称督邮）巡行各县，对不合规定的，予以督责。对刑徒和有罪未及判决的，不用此令。”
此外，无论从国政、吏政，还是自我要求、皇亲约束等方面，都有一些比较突出的做法。诸如：
偃兵务农。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刘恒即位不久，就和平解决了南粤问题。秦始皇时略定南
方土地，设置了桂林郡（治所在今广西桂平）、南海郡（治番禺，即今广州市）、象郡（治临尘，即今广西崇左）。秦末农民起义之际，南海郡尉赵佗乘机扩大势力，听到秦朝灭亡，就合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粤武王。汉初，刘邦无力远征，派使者立赵佗为南粤王，要他在当地和辑粤族各部。与汉朝通使，不要扰乱附近各郡。吕后时期，认为南粤是蛮夷，禁止卖给铁器；马、牛、羊，只卖牡，不卖牝，不使其繁殖。于是，赵佗就自号南武帝，发兵攻打汉朝的长沙郡。吕后派兵征伐，不能取胜。赵佗本是真定（今石家庄市东北）人，虽去南海已49年，不忘家乡。他听说先人坟墓已被破坏，亲族兄弟有的被杀，更为恼火，发书要求汉朝撤离长沙郡的驻军，给他送去亲族兄弟。刘恒下令修复了赵佗先人的坟墓，派人慰问了他在真定的亲人，还给赵佗的亲族兄弟以尊贵地位。然后派使者持诏书和礼物前往告谕赵佗，只要削去帝号，不再扰乱附近郡国，则承认他为南粤王，允许他自治，与汉朝通使往来。赵佗削去了帝号，重又称臣归服了汉朝。
对北方的匈奴，基本采取和亲与防御政策，保持边塞地区的安定，文帝还采纳了晁错“徙民实边”的建议，招募内地居民迁往边塞，为其提供生活、生产条件，亦兵亦农，世代居住，形成防御力量。
周秦以来，重农抑商也是基本国策，刘恒亦认为：“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道民之路，在于务农”。为了提倡农业、刺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他曾“开藉田”，“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他采纳晁错“贵五谷而贱金玉”的主张，实行以粮食换取爵位或赎罪的政策。他曾多次降低田税。汉文帝十三年曾一度宣布“除田之租税”。
减刑节用。汉文帝不论在国事开支方面还是他个人用度方面，都精打细算，简朴从事。他严令各级官吏要“务省徭费以便民”。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他下诏：“我担心匈奴内侵，所以不能停止边防的事。但长安的各种守卫机构那么多，开销太大，卫将军所属的军队要撤消。太仆要清点马匹，除留下必用的以外，要全部送给驿使用。”在刘恒当皇帝的23年中，宫室、苑囿、狗马及各种装饰器物都无所增加，前朝留下什么，他就用什么，不挑不拣，一仍其旧。他也不是不想奢华，尤其是也想在任上留下一些痕迹，但每想到用度大，伤民财、劳民力，也就作罢了。他曾想在骊山建一座供宴游用的露台，找来工匠合计一下，需要“百金”，便说：“这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吾享用先帝的宫室，常常觉得过分，还建这样一座台干什么！”于是作罢。他常穿的是粗糙的黑色绸料衣；他宠幸慎夫人，但不让她穿拖到地面的长衣，帷帐不准用带有绣花的贵重丝织品，以免带起奢侈浮华的风气。
汉文帝时，刑罚大省。文帝曾与臣下两次讨论刑罚问题。汉文帝二年讨论废除收孥连坐法。文帝说：“我听说，法律公正，人民就会诚实；判罪恰当，人民就会服从。而且，管理人民，引导人民走正道不犯法的，是官吏。要是既不能引导人民走正道，又用不公正的法律去治罪，这种法反而要祸害人民，造成残暴行为，我看不出它的方便。应该再作考虑。”于是陈平、周勃宣布废除有关收孥连坐的一切法律条文，使有罪的按法律治罪，不收捕为官府奴婢，没有罪的不受牵连。
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讨论废除肉刑。针对当时肉刑过滥的现实，文帝给御史大夫下令“废除肉刑，用别的办法代替；做到使罪人各按罪行轻重受到相应的刑罚，不逃亡，满了刑期，就解除刑罚当平民。制订出个法令来。”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有些想不通，但没有表示相反意见，根据这个诏令制订了一个取代肉刑的法令，经文帝批准于当年颁布。
关于臣下、庶民与皇帝的关系，过去的习惯总是错在下、功在上。即使皇上不好也不能说，否则就犯了“诽谤妖言罪”；如果碰上大的祸患，祭祀时就说皇上是英明的，都是臣下不好，这叫“秘祝”；老百姓诅天骂地，因天与天子、皇上连带，所以也就犯了“民诅上罪”。文帝统统废除了这些罪状，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在诏书中说：“古时治天下，朝廷设立进善旌、诽谤木，以此寻求好的治国方法，招徕进谏的人。现在法律中规定了诽谤妖言罪，这会使群臣不敢讲真话，使君主没法知道自己的过失，将用什么办法把远方的贤良之士招来呢？要废除掉。”“祸是由怨恨导致的，福是由做好事得来的。百官的错误，是由于我没有把他们引导好。现在秘祝官把过错推到臣下身上，这更使我的德行不好，我很不赞成。不准再搞秘祝。”
文帝刘恒为政清明，还表现在从谏如流。在诤谏面前他肯承认自己的过失并及时纠正。有一次刘恒走进郎署，与署长冯唐闲谈，知道冯唐祖上是赵国人，父亲时住代郡，而他自己曾为代王，就对冯唐说：“在当代王时，厨师上饭时说战国时赵国有个将军叫李齐，很能打仗，后来每吃饭时就想到这个李齐。”他问冯唐知否李齐其人；冯唐说：赵国的将军最著名的是廉颇和李牧，接着又讲了廉颇和李牧的许多事迹。刘恒越听越高兴，拍着大腿说：“唉呀！我要是有廉颇和李牧那样的将军，就不用担心匈奴了！”冯唐却说：“陛下就是得到廉颇和李牧，也是不能用的。”刘恒很生气，过了好大一会，又问冯唐：“你怎么知道我不能用廉颇、李牧呢？”冯唐说：“廉颇、李牧所以能打胜仗，是因为赵国君主充分信任他们，给他们自主权力，不干涉他们的具体事务，只要求他们打胜仗。而现在魏尚当云中郡太守，优待士卒，打了很多胜仗，匈奴不敢接近云中，但却因上报战功时交的敌人首级比他报的数字差6个人头，陛下就把他罢官、削爵、判刑。立了大功不受赏，出了小错受重罚。所以说就是得到廉颇、李牧，也是不能用的。”刘恒听了很高兴，当天就派遣冯唐持节赦免魏尚，恢复他的云中太守职务，并任命冯为车骑都尉。
张释之是个严格执行法律的官吏，他以不阿附上意、敢在汉文帝面前据理争辩著名，文帝任命他为廷尉（负责刑法的最高官）。有一次，文帝出行到中渭桥，被一个行人惊了拉车的马。惊了皇帝的车马叫做“犯跸”，于是此人被抓来交由廷尉处理。张释之查清案情：此人听到车马声音，远避不及，而躲在桥下，过了好一会，以为车马已过，却不料出来恰巧碰上了皇帝的车马，撒腿逃跑，车马被惊。按法律规定，这种情况要“罚金四两”，张释之就这样判决了。文帝大为不满，说：“这人惊了我的马，幸亏我的马温驯，要是别的马，不就伤了我吗？廷尉却只判了个罚款！”张释之说：“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共同遵守的，现在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要判重了，会使法律在人民中失去威信。当时要是就地把这人杀掉，也就罢了；现在既然交给廷尉处理，而廷尉是天下司法的标准，一有偏差就会使天下的司法官丢开法律随意处罚。因此只能严格按律判决，希望陛下体察。”过了好一会，文帝说：“廷尉是对的。”
又一次，有人偷汉高祖祠庙塑像座前的玉环被抓获，文帝很恼火，要廷尉治罪。张释之按有关偷盗宗庙器物的法律规定判处弃市（杀头示众）。文帝大怒，说：“这个人无法无天，竟敢偷先帝祠庙里的器物。我把他交给廷尉的意思是想判处族刑，而你却按法律的一般规定论处，这不符合我恭敬承奉宗庙的心意。”张释之见文帝大怒，就免冠叩头说：“法律并没有盗哪个庙罪重、盗哪个庙罪轻的规定。现在偷了高祖庙里的器物判族刑，万一有愚民在高祖的坟墓长陵上抓了一把土，陛下将按什么法来判罪呢？”文帝无话可说，与太后商量了一阵，最后还是认为廷尉是对的。
公元前157年夏季六月己亥日，汉文帝卒于长安未央宫，乙巳日葬灞陵（在今陕西西安市东），谥“孝文”，庙号“太宗”，年4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