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由于时田昌枝的关系，宫地由起子进到了一家名叫“福助”的超级市场工作。福助是一家新近成立的、经营以服装面料为主业的超级市场公司。由起子去的地方是在中野区内新建的私营铁路车站前的一家商店。
不愧是一家新兴的公司，公司内的年轻人多，作风明快、干练。由于店的附近就有宿舍，所以时田昌枝就和由起子住在了一起。
由起子非常喜欢这份新的工作。由于她在乡下的快餐店里就做过收费，所以能够很快适应了超级市场的收费工作。她计算快，熟悉顾客的心理，在很短的时间就适应了工作，并成为了主力，而且客人对她的评价也不错。
有时即使是其他的收费处空着，客人们也愿意到她的柜前排队交费，渐渐地她有了一批“固定”的客户。
由起子在超市里渐渐地“红”了起来。这个地区有不少住宅，有多年的住户，也有新建的高级公寓和普通公寓。
在顾客中男女老幼什么样的人都有，喜欢她的顾客中既有年轻的也有上了年纪的。
来超市的顾客中，生活水平、家庭结构和生活习惯的不同也非常有趣。
有的顾客毫无顾忌地购买大鱼大肉等不利于健康的食品；也有连买一根胡萝卜也要算计一下的人；单身职员和上了年纪的退休人员多是一次只买一人份的商品。
有的就像每天报时一样准时出现的顾客；也有只是专买快餐的顾客；还有只是想来看看而不知不觉买了商品的顾客。有的顾客是大把大把的掏钱付款，也有的一分一分地数着递给由起子交费，从中可以看出这些顾客的不同生活水平和背景。
有时也有买来礼物送给她的顾客。在乡下，如果有人给她买礼物会让她很吃惊的。
都说东京的人际关系冷漠，不讲人情，所以这件事情让由起子非常感动。
“因为大家相互之间都很少来往，所以人人心中都非常寂寞，情感冷暖都麻木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社会里坏人太多呀！所以人们都把自己紧紧地封闭在自己的家中。”
“来到超市人们就解脱了？”
“对你来说还不必担心会有什么伤害，不过在东京待久了，你自然要把自己封闭起来了。”
“我可不想那样。你看人们对我多好。”
“为了自己！在东京这个地方，见到陌生人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
“这太无聊了嘛！”
“是啊，所以我先要提醒你，不要被都市里人们对你的热情所感动。”
“我有什么可担心的，我只是觉得应当对每个顾客好。”
“这当然是对的。对东京人来说他们的感情已经太饥饿了。在这里根本看不到咱们乡下的吃茶店、快餐店和商店里那种街里街坊的亲切感。那里虽然小，但有一种亲切的乡情，店里的客人都相互打着招呼、吃着饭、聊着天、喝着酒。所以我一看见东京人就觉得他们是最不幸的人。”
“我也有同感。人人都是上好的服装，又都有钱，东京的生活也真令人羡慕啊！”
“是啊，越看越让人感到东京是个好地方。而为了能在东京待得住，就要拼命工作，要是一直在东京住下去那就得穿好衣服，要有好气质，这些才是证明你是一个东京人的证据。”
“为了在东京住下去还要有证据？”
“对呀！就是被东京接纳了的证据。”
“如果有了好的气质，就说明你已经成了一个东京人了。”
“我也想成为一个东京人，至少养成东京人的气质。让其他人也认为我是地道的东京人。东京真是个好地方。气质就可以证明你是个东京人。可老是那样绷着人多累呀！不过为了能在东京站住脚再累我也心甘情愿。”
虽然由起子对昌枝的话还不是特别明白，但是她也有了这样的感受。平时在乡下要进城的话，光着脚穿凉鞋是不行的，必须穿上袜子同，否则一步都走不了。
哪怕要坐一站电车，也要穿得整整齐齐的，大概这就是昌枝说的“气质”吧。
也许越在东京居住，这种“气质”的要求就越高了。
2
“由起子小姐，休息日你干什么？”
一名年轻的男顾客，也是她的老主顾用特别熟悉的口气问道。他夹了个“塞儿”来到收费台。看上去他是一名公司员工，平时总是买一人份的蔬莱、调料和快餐食品。由起子刚来时他问过由起子的名字，而且还告诉她自己叫“军司”。
“洗洗衣服，收拾收拾房间就过去了。”由起子随便地说道。
“这多可惜呀！要不我请你吃饭吧。”
还没等由起子回答“是”或“不”的时候，下一名顾客的货物马上摆满了收费台。那个叫“军司”的年轻人恋恋不舍地走开了。
这是她到东京以来第一次受到男顾客的邀请。这是一个二十三四岁年纪，长相端庄的男青年，但他的目光里有一种卑劣的神色，所以由起子对他印象不太好。
“由起子，那个叫军司的顾客好像对你有了什么意思。”
昌枝发现了这件事。
“怎么了？”
“他对有点姿色的姑娘都爱打主意，店里已经有好几个姑娘被他骗过了。不要搭理他，别听他吹。那小子要住没住的，要钱没钱，整天花言巧语地骗人。”
“还真不是个正经人呀！”
果然他目光中的下流神色不是错觉。如果不是昌枝的忠告说不定自己还真会认为他是个热心人呢。
后来这个人又来买东西了。本来可以一次买齐的，可他却偏偏来了一趟又一趟，一直等着由起子的收费台没有人了才过来。他买了一盒口香糖和一盒巧克力糖送给了由起子，要和她约会。
由起子什么也没有要，婉言拒绝了他。但他越来越大胆，最后在由起子下班时堵在了店门口。由于害怕，由起子下班时总是和昌枝一块儿走。
这天，那个叫军司的男青年意外地带了一个同伴来买东西。
“这是我来东京时偶尔坐在一个座位上，后来又意外碰上的一个朋友。”
军司把这名同年龄的清瘦男青年向由起子作了介绍。
“我是浅川。”
他自报姓名后用审视的目光看着由起子。由起子被他看得很不舒服。同类的人的目光同样是那么卑劣。
军司一个人就够戗了，他又叫了一个人来干吗？由起子心中不解。但他们只是来看了看由起子就走了。
这天两个人买了许多烧烤的食品，有牛肉、粉丝、蒿子秆、葱、蘑菇、豆腐、鸡蛋等等，而且说为了提神儿还买了“黑人”牌的口香糖。平时军司只买普通的口香糖。
3
10月31日下午1点，新宿地铁饭店的客房女服务员吉屋房子按照客人的约定，到28层的2802室提醒退房时，用电话要通了房间却没人回答。她请服务台的一名服务员和她一同去房间査看一下。
2802室是一个双人间，里面住了两位客人，他们计划退房的时间是11点。门把手上挂着“请勿打扰”的牌子。
有时客人虽然到了退房的时间，但由于临时有了什么“事情”睡过了头而取消退房，这样的情况也并不少见。
由于超过了原定的两个小时也没有重新更改，于是吉屋便要请客人重新核实一下是否退房。她到了2802室的门前摁了摁门铃，又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了听里面的动静，好像里面一点声音都没有。
“要不就是走了？”
吉屋自言自语地敲了敲房门，饭店里也有客人不结账溜走的，但也有忘记结账离开饭店的。
吉屋敲了敲房门没人答应，于是就用备用钥匙打开房门进去査看。老服务员根据上述方法基本上可以判断室内无人，便果断地推门而进。
由于房门在这个房间是一个“L”型的布局，因此床在门口的死角。
“有人吗？”
知道没有人，吉屋也要在门口停下来问一声。房间拉上了窗帘而且没有开灯，室内昏暗。
“有人吗？”
吉屋又问了一句。然后用手打开了墙壁上的开关。首先看到房间里的椅子倒在地上。
吉屋心想“不好”。客人会根据自己的习惯移动家具，但不会把家具“放倒”的。吉屋干了30多年也不过碰上过两三次这样的事。
在她的印象里，有时客人走时会开着灯，开着电视，这样便给人一种“还没有走”的错觉。但这次却是椅子翻倒在地上，室内灯、电视机、收音机都关得好好的。顿时在她心头涌出了一个不祥的念头。
吉屋轻轻地走了进来。
“先生……”
她又喊了第三声，但语尾在嗓子眼儿处“僵”住了。因为床她已经看到了。
这名客人躺在了床上。他穿着饭店为客人准备的睡衣，是胡乱倒在床上的。在他的后枕部有一小块黑色的黏液块，并且从床单上流到了地上。
虽然暂时还看不到他的面部，但一看就知道这名客人的样子非常异常。
吉屋差点尖叫起来。她连忙用房间里的电话给总服务台打了电话。
在这样的场合下，报警不报警是服务台决定的事情。后来服务台的值班经理来了一看，马上决定向总经理报告。
饭店方面在通知警方的时候，一般都要在饭店内部、尤其要对客人封锁消息。
总经理赶到后立刻报警，这时距发现尸体已经过了20分钟了。作为饭店来说发现得算是比较早的了，但这个时候凶手很难说是不是已经逃到安全范围了。
警察马上来人了，不幸之中的万幸是饭店内还没有传开。发现尸体的时间段从早上到傍晚全都是空白。
死者是昨天下午5点左右按预约到达饭店的。在服务台的登记卡片上是这样记载着的：
浅川真公司职员中野区沼袋六丁目XX号
根据服务台的人员讲，死者几乎没有带任何行李来到了饭店，预交了5万日元的预订金。沼袋距离饭店很近。如果家住附近还要来饭店，一般说来是男女幽会。
但是浅川到达饭店时并没有女人跟着。会不会是女方随后来，也许是她事先躲在什么地方。反正带浅川去房间的服务员是这样讲的。
床上很明显是两个人用过的。枕头上残留着女性的几根长发，浴衣、大浴巾和拖鞋都被两个人用过，另外浴室里的浴帽也被人用过。当然男性有时也使用浴帽，这名死者就有洗过了头的痕迹，而且饭店里为客人准备的洗发香波和护发索也使用了一人份。
另外，在垃圾筐里有擦过嘴唇并沾上了口红的口巾，以及明显的发生过性关系的痕迹。
然而服务台的人员和客房服务员并没有看到有女性进过那个房间。这家饭店总共有2000多个客房，有的房间不经服务台也可以到达。各层都有客房服务台和服务员，但他们并不是24小时都待在走廊上的。尤其是最近为了节省人力，客房服务员数量减少了，客人有事招呼时服务员才会赶到。
这间2802室位于饭店28层的最里头，通过“紧急楼梯口”也可以到达房间。也就是说，如果有人来的话完全可以避开服务员的耳目到达2802室。
“本人到达后点名要的这个房间吗？”
到达现场的新宿警署的刑警问道。
“他只说希望要一间安静些的房间。”
负责安排房间的服务台人员答道。而且说这名客人看上去不爱说话。正好在自己当班时碰上了这么一起杀人事件，有些受不了警察的盘问，便求助地向饭店的经理们投去了无奈的目光。
“你当时还发现有什么可疑的地方了吗？”
“没有。”
“那他讲没讲一会儿会有什么人来找他吗？”
“没有说。”
“预订房间的是他本人吗？”
“是预订科转来的，但预订记录上记着是他本人打来电话预订的。”
但接电话的人无法鉴别是不是本人的声音。
“是当天什么时间预订的？”
“下午3点。”
登记卡片上登记了死者的住址，实际上沼袋并没有六丁目这个地方，而死者用真名预订就有些奇怪了。
通过尸检，死者死于昨天夜里11点至凌晨1点左右。并确认凶手是趁死者不注意的时候用金属钝器猛击枕后部致死的。
死者的头发中有一处凹陷，看上去是颅骨骨折。身体的其他部位未见创伤。
也看不到有搏斗的痕迹，倒在地上的椅子也许是凶手在逃走时慌乱中碰倒的。
如果凶手是趁死者在性交后精神放松警惕时下手的，那么凶手就有可能是女性，或是女性协从。室内没有留下凶器，如果是凶手带来的，那就是一起谋杀。
从死者轻易让凶手（也许是女性）进到房间来看，说明死者和凶手是认识的。
不巧的是，案发当日与死者相邻的房间里没住客人，2802室附近房间的客人也都不在。警方按登记名单进行了询问，有的人巳经回到了家中、有的在外地旅游，但都声称没有听到2802室里有过异常响动。
由于大城市里的客人进出非常频繁，因此调査一个特定的时间发生的事情比较困难。
警方査看了一下死者随身物品。他上衣是运动衣，外面一件皮夹克；裤子是一条化纤西服裤，穿了一双黑皮鞋。
上衣口袋有一只装了不到5万日元的钱包，100日元一个的打火机，一块脏手绢，另外还有一支年代比较久的钢笔。在这间屋子里的床头柜上还放着一只价值四五千日元的手表。他的随身物品也就这些。
“咦，这是什么？”
在现场调査的新宿警察署的牛尾刑警从地上捡起了一件什么东西。这是一张白纸，上面有几行数字，像是打印上去的，正好掉在了床和墙壁之间的空隙里，如果不仔细找还发现不了。
“像是什么收据。”
大上刑警凑过来看看牛尾手中的这张纸条。他俩在新宿警署里被称为“牛狼搭档”，是一对探案好手。
他们看了一下纸片上的内容：
欢迎光临本店
福助沼袋店386-6025
“还真是收据呀！要是这个沼袋的话，说不定死者或凶手与这家店有什么关系呢。会不会是他们去过这家店买了什么东西。”
“有电话号码！”
于是大上刑警马上给沼袋的福助超市连锁店打了电话。
“牛兄，福助是家超市。”
“超市？那就是说凶手或死者常去的了。”
一般来说，住户购买生活用品都会去附近的超市。除非购买非日常用的大件商品。小食品，柴米油盐一类的商品一般超市里都有而且相对便宜些。
“把收据拿去，说不定能从购买的东西里査出什么线索呢。”
“那就太感谢了。如果知道了商品，也许会找到买主呢！”
这张收据绝对是一个重要的线索。
这时大上也从死者的遗留物中发现了奇怪的东西。
“牛兄，你看这只钢笔。”
典型的‘勃朗’笔。
这种钢笔造型粗大，笔帽和尾部都有一圈金属圈。在笔帽处印上了一圈外文：“MONTBLANC-MEISTE2STUCKNO149”，在笔帽的顶端还有一颗白色的星星。
“你看一下这个。”
大上摘下笔帽，立即露出了金黄色的笔尖，上面刻着“18C”的字样。
“别看笔尖，看一下笔杆的前端。”
“咦，刻着字哪！”
果然，在笔杆的前端有几个非常小的字：
暮坂武雄
好像是这支钢笔的主人的名字。一般来说，要是在钢笔上刻名字，多在笔杆上端刻，以防被磨掉。而这只钢笔上刻的字却刻在了手经常要握到的地方。
“在这个地方刻名字真有意思。”
“是死者的名字吧。”
“也许这才是真名。”
“暮坂武雄？要是假名的话，和‘浅川真’差的太远了。”
大多数情况下，但凡编一个假名字也要和真名在什么地方有点儿联系。
“要不就是借用朋友的名字，要不就是毫无关系的一个人名。”
也有的人为了怕联想到真名，就从电话本中随便找一个名字或朋友的名字充当自己的名字。
“牛兄的名字正统一点儿了吧？”
“嘿，过于正统就没什么意思了。反正我倒是喜欢我的这个名字，你问这个干吗？”
“我就喜欢正统的名字，可现在的年轻人起名字稀奇古怪。死者二十三四岁，他这个年龄的人都爱叫个‘广志’、‘高’、‘谦’什么的。”
“是啊，反正叫什么‘武雄’太老气了。”
牛尾马上明白了大上的意思。武雄这个名字在战前战后的时间里特别时髦，还有反映了当时的军事色彩的名字，如武男、武功、征南、胜利一类表示勇猛含义的。进人昭和年代后叫和男、和子的名字多了起来。尤其是“明”或“亮”代表了昭和年代出生的男性的名字。
大上的意思是，钢笔的主人不是死者浅川真。
为了解剖尸体，法医运走了死者。解剖的结果和当时现场勘察的差不多。
死因系用铁锤一类的凶器猛击头部、造成颅骨埸陷、脑损伤导致死亡。当天下午新宿警察署设立了搜杳总部，开始正式进行调査。并由搜査一科的那须牵头负责此案的调査。调査的重点是死者的女友。
不久死者的女友就査清了。她看了电视新闻后马上到搜査总部来了。她叫根本有子，今年21岁，是一名应召妓女。10月30日晚上8点左右，死者打来电话叫她去。她于当日9点30分到达了死者所在的这家饭店。那时死者一切正常。因为她担心被怀疑是杀人凶手便马上赶到搜査总部以洗清自己。
死者与根本有子没有联系，当天的幽会也是第一次。两个人之间也没有任何纠纷和恩怨，死者在有子卖淫后支付了1万日元。
为了慎重起见，警方又问了根本有子有关“福助”超市的情况，但她没有任何线索。
“我没有在沼袋的‘福助’买过东西。我住在龟户。我干这一行儿家里是不知道的。”
有子认真的答道。她的父亲是一名小公司的职员，她本人是一家时装学院的学生。根本有子也不具备杀人动机。
于是根本有子第一个从犯罪嫌疑中除去了。而从现场找到的“福助”超市的收据又使警方得到了一条新的线索。
牛尾和大上到达了那家超市，马上査到了那张收据是宫地由起子的收款台打印的。
“这个收据是我打印的。‘0011’号是我这个收款台的代码，有牛里脊、葱、粉丝、蒿子秆、豆腐、鸡蛋，还有烧烤用的调料。”
“买这些货的是什么人？”
“是一位叫军司的客人，他常来。”
“‘军司’？不叫‘浅川’吗？”
由起子明确地回答使牛尾和大上有些意外。
“浅川？我记得和军司一块儿来的那个人叫这个名字。”
“浅川和军司一块儿来的？”
事情好像有了头绪了。
“他说是来东京时碰巧坐在一起的一个人，后来偶尔又碰上了。”
“你知道那个叫军司的人住在什么地方吗？”
“不知道，但好像就在附近。”
于是牛尾和大上决定顺着这条线索査下去。
“军司”的住址査到了。根据超市店员的证词，浅川和军司来超市时把浅川的名字告诉了由起子。在饭店的登记处用得也是这个名字，好像并没有打算使用假名。
而且牛尾和大上去辖区内派出所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军司的住址：沼袋1-10号和平庄。那里离“福助”超市很近，是一栋两层水泥预制板的小型公寓。
这栋公寓里住了好多摄影师，大概都是哪家报社或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吧。平时总会看到出入公寓的人挂着照相机忙来忙去。
军司的房间里乱七八糟的，好像多少天没有回来了。邻居都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从派出所里查到的底卡上显示，他全名叫军司弘之，24岁，独身，本籍是长野县松本市。
警方认为可疑人员应具备下述条件：
⑴职业不明者；
⑵过着与年龄不相称的生活；
⑶没有户口底卡者；
⑷与非婚女性同居者；
⑸无固定职业，昼眠夜行者；
⑹从不与邻居交往者。
凡属上述任何一条，当地派出所都予以登记造册，加以防范。但军司不在此“册”之中。他只有⑸、⑹似乎符合。有时有姑娘出入他住的房间，但不像是特定的情人。邻居也见过那个叫“浅川”的人出入过军司的房间。
于是搜査总部决定要军司弘之作出证词。目前只有那张超市的收据是唯一的“证据”，但还无法确定军司是不是杀人凶手。警方决定先让他来取证，视情况再决定是否以“犯罪嫌疑人”拘留。
11月3日早晨，牛尾、大上等7名刑警来到军司住的公寓，叫醒了还在睡觉的军司，要他一同去一趟搜査总部。
突然接到负责杀人事件的搜査总部让自己到警察署接受调査的要求，军司吃了一惊。
“我可从来没有和警方打过交道。”
军司大声地争辩道。但警察冷冷地回答说：
“如果查出了问题可就不是这么客客气气地‘请’你了。”
军司只好无可奈何地一同前往。因为他明白和警方对抗将对自己的处境不利。
到达警察署后他被询问了与浅川真的关系。
“你认识浅川真先生吗？”
“认识，但不是很熟。”
“你们不是在来东京的火车上认识的吗？后来还常常见面？10月28日的夜里你们两个人还一起吃过烧烤吧？”
军司对警方了解的如此清楚大为震惊。
“你知道浅川先生被杀的事情吗？”
“我是看电视知道的。当时我吓了一跳。”
“他被杀的30号夜里11点至第二天凌晨你在什么地方？”
“你、你们怀疑我？”
“请回答。”
“我没有杀死浅川！”
“我们在问你，那天夜里你在什么地方？”
“记不清了。”
“没过几天嘛，好好想一想。”
“我在家睡觉。”
“能有人证明吗？比方说有来访者或电话什么的？”
“我在自己的家睡觉还需要别人证明吗？！”
军司极力辩解道。警方只好把那张“福助”的购货收据放在了他的面前。
“这是在杀人现场找到的，是你和浅川先生一块儿去福助买东西的收据。你有非常明确的作案嫌疑。要是想洗清自己，就要找出你的‘不在场证明’来！”
军司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十分苍白。
“不是我，我没有杀人。”
军司仍然拼命反驳道。
“所以我们要问一下你当天夜里的事情。”
“也许是从浅川自己的口袋里掉出来的。平时我买完东西就把收据随手扔掉的，我从不留那东西。”
“你付钱为什么浅川拿起了收据？”
“是不是收费的小姐打出收据后浅川随手捡起来塞进自己口袋的？”
“不对，通常的情况下由交款人收起收据的几率要大。”
“反正不是我。”
军司几乎哭出声来解释着。如果按目前这个样子，军司的“不在场证明”是绝对不能成立的。
“啊，对啦，我记起来了，那天夜里二楼有一家结婚的住户，吵得我一晚上几乎没有睡着觉，后来我就放了一晚上的立体声音乐，声儿还挺大，想对抗他们的干扰。有几个邻居还来抗议我。”
“那是几点？”
“我记得是11点左右吧。我放了一个通宵呢！”
“邻居去干涉的时间是几点？”
“好像是1点左右。”
“是打来电话还是……”
“直接来说的。”
“后来呢？”
“后来我就关了，当然二楼也安静了！”
取证人员考虑了一下。从沼袋到新宿的现场往返需要30分钟，加上作案的时间至少也要1个小时。从夜里11点放音乐算起，到凌晨1点，这个时间倒是对得上。
但邻居去干涉的时间是凌晨1点，这个时间可以认为是他正好作案回来才去的。所以对他的“不在场证明”没有帮助。
“是放的什么音乐？是广播还是磁带、CD盘的音乐？”
“是CD盘的。”
“是流行歌曲吗？”
“是的，中途有几次换盘。”
“不是‘自动重放’的？”
如果没有“自动重放”功能或没有使用这一功能，就得有人更换磁盘。
“不是，是一盘一盘地换着放的。”
于是取证人员打消了对军司的怀疑。如果是放盘的话，一般一面是25分钟-30分钟。要是一盘一盘地接着播放，30分钟的时间不足以进行作案。
军司家的音响是否在那天是这样操作的，一去调査便可以明白了。
于是警署马上派人去调査了一下军司的音响，果然不是具有“自动重放”功能的。
另外还向邻居打听了一下，军司的确在当天夜里的11点至凌晨1点听了好几盘音乐。
“是一些摇摆舞的曲子，但不是同一首。”
“是吗？会不会是事先录制好的中途更换？”
牛尾认为军司有可能故意造成更换录音带而事先录制好的几种不同的音乐。
“不是。音质非常好，不是录音带，而是真正的CD唱片。”
邻居证明道，军司的音响只能放广播和CD盘。不能播放磁带。
军司的“不在场证明”总算成立了。因为他在那个作案时间在家播放音乐。要是30来分钟更换一次，他就必须待在家里。
当然也可以有一名同谋犯躲在他的家中替他“操作”，但目前没有从他的周围发现同谋犯。而且一旦邻居在军司不在的时间来投诉他，发现有别人在场，那么他精心策划的事件就全完了。
同时，军司又说明了他和浅川的关系。
“我和浅川是我到达东京后不久，在新宿的一家商店偶然见了面后接上了关系的，但他住在哪儿我没有问。可他好像换了好几个工作，都是在酒吧、夜总会什么地方。最后见他的时候他说他在一家提供应召女郎的店里当门卫。住在那家店的宿舍里。但那家店名我没有听说过。平时一般都是浅川来电话或直接找我。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真的。”
警方对军司的这个供词也进行了核实，并做了如下结论。
“尽管还不能完全解除对他的怀疑，但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军司不是‘适当’的凶手。”
“但是那个家伙还是有些可疑的地方，最好再深査一下。”
大上那猎狗一般的鼻子总是自信自己“嗅觉”灵敏。
“军司说他是受某出版社的委托拍一些照片，但出版社一直没有重用他。要是一名三流的摄影师的话，多少也会拍一些偷鸡摸狗的照片，所以对这种人的话应当慎重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