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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的深秋，我和几个朋友开车到内蒙古克什克腾旅行。傍晚，在草原深处颠簸了很久的车子，终于停在了一家只有三层楼的旅馆前。时值旅游淡季，旅馆里空空荡荡的，虽然我们只在二楼开了三个房间，但那感觉仿佛是包下了整个旅馆。
吃过饭，有人提议去KTV包间唱歌，长着一张大嘴巴的旅店老板苦着脸告诉我们音响坏了；又有人提议开车出去，到离此不远的一处湖泊赏夜色。那湖泊我们下午去过，很美，想来夜间更有一番魅力，但刚刚推开旅馆的大门，刺骨的寒气就把我们生生逼了回来，看着老板的一脸坏笑，才知道我们大大低估了草原之夜的寒冷。
一行人只好上床睡觉。我闭上眼，脑海中浮现出那湖泊白日里的景致：枯黄的草地上，一条木板铺就的栈道，曲曲折折地一直延展到湖畔，波光粼粼的湖水闪烁着冷冷的青色，天空中流动的大片浓云，将天光时断时续地洒下，于是此岸和彼岸之间的每一朵波浪也变幻着明暗，仿佛时光在具象着她的流逝……恍惚间，一阵怪响将我惊醒。我从床上起身，来到窗边，向远方望去，我以为能看见一片广袤的静谧，然而目力所及：却是一个被狂风撕扯得遍体鳞伤的夜。
我记不清了，是不是在那一刻，我看到了穿着一袭白衣站在漫长国道上的思缈。
从2000年到2010年，我一直在一家健康类媒体从事新闻采编工作，那正是中国人的保健养生意识全面唤醒的十年，也是各路保健品在市场上销售最为火爆的十年。我策划过曝光虚假保健品的批评报道，面对面采访过受骗上当的消费者，也亲耳聆听过保健品商人吹嘘“给我两个亿广告费，我能把杨树叶子吹成长寿秘方”。对于在这十年中大发横财者的尊容，我迄今记忆犹新，他们大多都有着一张如簧的巧嘴、一双狡黠的眼睛、一副撒弥天大谎也绝不变色的脸孔和一套无论怎样宽大也略显臃肿的服装。他们的营销策略也雷同无二：先伪造一套祖宗秘传的长寿养生学说，这学说多半源自张仲景华佗李时珍或者什么太医，然后开发一个产品——往往是些成本极低，吃不死人也治不了病的物质，比如淀粉或山楂片，但售价极其惊人，有一个“抗癌口服液”，一盒售价四千元，成本是最多五毛钱的香菇泡水——可丁可卯的对应上这个学说，接下来投放广告，报纸、广播、电视一拥而上、狂轰滥炸，全面占据消费者的感官世界，再入驻各个药店、社区，实现产品落地，这样一番行动下来，一年能收回成本，两年可以实现盈利，三年则赚个盆满钵盈……
十年中，连通信方式都从BB机换成了触屏手机，而保健品商家的营销手段毫无改进。问题在于，尽管其伎俩如此陈旧，尽管媒体对此类骗局的揭发不遗余力，但上当者依然前仆后继，无穷匮也。有一次我听收音机，一个什么“中医养生保健专家”放言说洗澡最容易让人丧失元气，要补气必须喝一种保健液，我感到大惑不解，不知道洗澡为什么会丧失元气，那专家仿佛听到了我的疑惑，旋即解答说，从浴室出来的人头顶都在冒热气，那就是丧失元气的表现……两周以后，我在采访中恰好遇上了这位“专家”，他得意扬扬地告诉我广播电台的节目极大地促进了产品的销售，我听后的第一感受是：到底有多少国人，连“水蒸气”都不知道为何物？！
早晨上班，我必须步行到公主坟地铁站，途经海军大院东门，总看到两辆大巴车停在那里，一大群西装革履的青年满脸堆笑地将一大群白发苍苍的老人簇拥上车，车身上挂着某保健品公司的宣传条幅。我知道这就是所谓的会议营销，那些青年是保健品公司的销售员，他们会将老人们带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由“专家”做危言耸听的“健康讲座”，然后推销保健品，绝大部分老人会听信虚假宣传，掏光腰包，极少数尚有理性而拒绝购买者，则不许他们回家，形同软禁，直到他们掏钱为止，因此曾经发生过老人急火攻心、一命呜呼的悲剧。我有过无数次冲动，想上前阻止老人们登上那辆大巴，但是每每看到他们麻木不仁、任人摆弄的眼神，便知道这是一群无论怎样也无法唤醒的人，在他们看来，想要长寿，科学不足凭，医学不足恃，一切长生不老的奇迹都来自并没有长生不老的祖宗的“秘方”，他们不正是鲁迅先生所言“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么？
我父亲是一位非常知名的科技记者，他有点像“安乐椅侦探”，完全凭借对地理资料的研究，参与了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世界第一大峡谷的论证工作，在新闻史和科学发现史上写就了十分辉煌的一页。他虽然没把我培养成科学工作者，却也使我从小就对科学抱有无比的敬意。科学的原点是质疑，而不是国人最喜欢的盲从，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科学精神大概是最可恨、最忤逆、最不相容的一种事物。在中国人看来，很多概念是必须伏地叩首、神圣不可动摇的，比如：天人合一、独尊儒术、三纲五常、祖宗至上，而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些东西不仅经不起质疑和试验，而且在逻辑上荒谬不堪，但是很多国人就是像恋尸癖一样迷恋着这些早已腐朽的残骸，穷尽一生只为一个匍匐，宁死都不肯挺起脊梁，前进一步。他们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的帮凶，并在两种角色之间游刃有余，自得其乐。
于是我写就了《真相推理师·幸存》这本推理小说，原意旨在探讨中国人一切大悲剧的根源。小说最初的名字是《湖底》，后来又改成《湖水》，然而出版社的编辑觉得不够好。最后我坐在9路公交汽车上，大约在永安里和国贸的两站之间，取了一个名字叫《不可能幸存》（本书第一版名称），获得了编辑的认可。这个名字如此模糊并透彻地表达了全书的主题：在一个几千年来“一种愚昧到头了，就用另一种更愚昧的东西取代之”的环境里，谁也不可能成为幸存者。
小说出版后，销量一般，一时间让我有些沮丧，不过我一直抱有“生前不可能有太多人读懂我的书”的奇怪想法，所以倒也坦然，抓紧构思下一部作品去了，谁知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读者对这本书表现出了兴趣，他们不仅称赞小说对“暴风雪山庄”的模式有所突破，在叙事结构上有所创新，堪称“犯罪现场勘查实用教程”，甚至认为，这本书“对国民性的探索、对群体无意识的成因，具有很多纯文学都无法比拟的深度”，这令我十分高兴，假如说低估了读者是一种错误的话，这大概是我最喜欢犯的一种错误了。而这本书再版后更名为《真相推理师·幸存》，似乎也隐喻着这本书终于没有被时间埋没的命运。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科普和科教工作的重视，百姓的科学文化素养不断得到加强，对虚假健康信息的防范意识也大幅度提高，今天的保健品产业，由于相关部门的严格规范和管理，已经不复当年的辉煌了，但是，将来会不会在健康领域出现新的骗局坑害消费者？我不知道——也许又有人会说我过于悲观，而我一向认为，悲观比乐观更有意义，绝望比希望更有价值，所有的幸存都是战胜了不可能幸存之后的涅槃。
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个穿着一袭白衣站在漫长国道上的女孩，是唯一的幸存者，这就足够了，只要有一个幸存者，哪怕只有一个，就足以证明：我们仍有变不可能为可能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