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晚上我们两人之中，只要有一个醒来，就会吵醒另一个。我最后一次起来的时候，发现我是独自一个人。惨淡的阳光被浑浊的空气过滤之后，使房间呈现出金色的调子。我下床从床头柜上拿起我的表，时间已经接近中午了。
当我发现她的纸条时，我几乎已经穿好了衣服。纸条夹在梳妆台的镜子与镜框之间，她的字很整齐也相当小。我读道：
亲爱的——
孩子们会怎么说呢？昨晚是我往后要过的人生的第一夜，我有很多话要说，但是我的状况却让我无法适切地表达我的思维。
请你打电话给我。打电话给我，拜托。
我读了好几次，然后将它小心地摺好，塞进钱包里。
信箱里只有一张留言。富尔曼在一点半左右打了最后一次电话来，之后他显然放弃睡觉去了。我在大厅里打电话给他，但是对方正在占线。我出去吃了点早餐。从我的窗户望去看起来被污染的空气，在街上却相当干净。也许是我的心情使然，我已经很久没有感觉这么好了。
在我喝完第二杯咖啡之后，从桌旁站起来，又打了个电话给富尔曼，还在占线。我回座位叫了第三杯咖啡，抽了一根昨晚我为黛安娜买的香烟。昨天晚上她抽了三四支，每次她抽，我也跟着抽一支。我抽了半支，把剩下的烟留在桌上，第三次试着打电话给富尔曼，然后付了账，走到阿姆斯特朗去看看他是否在或者去过那里，结果两者皆非。
有些事情在我的意识边缘徘徊，嘀嘀咕咕地向我低诉。我用阿姆斯特朗的公共电话再打电话给他，还是一样的占线声，但是我听起来却觉得与平常的占线声不同。我打给电信局的接线员，告诉她我想知道是否有某个号码正在与他通话，还是电话没挂好。我碰上的这个女孩显然不太会讲英文，所以不确定如何执行我要她做的事。她说要把电话转给她的上司，但是我距离富尔曼的住处不过六个街口，于是我告诉她不必麻烦了。
我向他的住处走的时候，相当平静，但是我到那里时却变得非常忧心。也许在我听到占线信号的时候，他们正逼近此处。为了某些理由我没有按大厅的电铃，我向里看，没看见任何人，然后我便用我的提款卡把门锁打开。
我爬楼梯上到顶楼，途中并没有碰到任何人，整栋大楼安静极了。我到了富尔曼的门口，敲敲门，喊他的名宇，再敲敲门。
没有反应。
我拿出我的卡片，看看它，又看看门，我想到防盗警铃。如果警铃会响，我得在警铃大作之前打开门，我才能离开那里。要警铃不响，除非从门后面打开门锁。精密的破解当然最好，但是有时蛮力也能达到同样效果。
我踢门，只踢了一脚门就开了，因为防盗锁并未被启动。你需要有钥匙才能设定防盗锁，就像你需要有钥匙才能设定警铃，而最后一个离开富尔曼公寓的人不是没有钥匙，就是懒得设定，所以警铃并没有响。这是件好事，但也是我即将得到的消息当中唯一的好事。
坏消息正在里面等着我，但是在警铃没有反应的那一刻，我还不知道那是什么坏消息。在我来到这栋大楼之前我就有种感觉，不过那是直觉，当警铃依然保持沉静时，这种感觉变成了侦探的推论。而现在，我看到了他，这就变成冰冷、严酷的事实。
他死了。他躺在书桌前的地板上，看起来杀手取他性命的时候，他曾经被按俯在书桌上。我不必碰他就知道他已经死了。他左后方的头盖骨被打得稀烂，而房间里则充满了死亡的腐臭味。他的结肠和膀胱已经从体内脱出。
为了猜测他死了多久，我终究还是碰了他。他的肉体是冷的，所以我只知道他起码死了五六个小时。我向来懒得去吸收太多法医学的知识，搜证小组里的人会处理这些事，而且理论上他们应该很在行，即使不及他们装出来的一半。
我走过去关上门，锁已经坏了，地上有个门链的金属片，我找到不锈钢棒，并把它装回去。我不打算停留太久，但是希望我在那里的时候不会被打扰。
电话被拿了下来。房子里没有挣扎的迹象，所以我猜杀手故意拿开电话延迟尸体被发现的时间。如果杀手这么聪明，那么屋里就不会留下指纹，不过我还是小心地不要加上我自己的，或者涂掉凶手不慎留下的指纹。
他什么时候被杀的？床还没铺过，但是也许他每天都不铺床，独居的男人通常都不铺的。我来找他的时候他铺了床吗？我想了想，但是我发现我无法确定他有或没有。我记得有个干净整齐的印象，因此床可能是铺好的，但是我同时也对这个房间有个舒适的印象，这又足够支持一张没铺好的床的存在。我越想越觉得铺没铺都没什么差别，法医会鉴定出死亡时间，我也不急着想知道我可能从他身上得到的讯息。
于是我坐在床边看着道格拉斯·富尔曼，同时试着回想他的声音和他的模样。
他曾经试图与我联络，一次又一次，而我不愿接他的电话，因为我有一点气恼他对我的隐瞒，因为我当时正跟一个女人在一起，而她用尽了我所有的注意力。对我来说，那是段宛如小说一般的经验，而我连一刻也不愿让它的浓度降低。
如果我接了他的电话呢？嗯，他也许会告诉我一些他此刻再也无法告诉我的事，但是他找我却更像是他只想确认，对于他和波提雅·卡尔的关系，我猜到了些什么。
如果我接了他的电话，他现在会活着吗？
我可以浪费一整天的时间坐在他的床上，问我自己这样的问题。而无论答案是什么，我已经浪费了够多的时间。
我松开门链，把门打开一条缝。走廊是空的，我出了富尔曼的房间走下楼，并且走出那栋大楼，一路没有碰到半个人。
中城北区分局——就是过去的第十八分局——就在距离我的所在之处几个街区的西五十四街上。我从一个叫做第二次机会的酒吧里打电话给警方。店里只有两个喝葡萄酒的客人，而我看起来像是躲在电话间里的第三个酒鬼。电话被接起之后，我给了他们富尔曼的地址，然后告诉他们有个男人在那里被杀了，当值勤警员很有耐性地问我的名字时，我便挂上了听筒。
我赶忙跳上出租车。地铁比较快，所以我搭出租车到刚过了布鲁克林桥的克拉克街地铁站，我必须问清地铁的方向，才知道怎么去皮尔庞特街。
这个街区的房子大部分使用褐石。利昂·曼区住的大楼高十四层，跟附近的建筑比起来非常巨大。管理员是个结实强壮的黑人，三道深深的横线划过他的前额。
“利昂·曼区。”我说。
他摇摇头。我拿出我的笔记本，对了一下他的地址，然后看了看管理员。
“你的地址是对的，”他说。他带着印第安人的口音，从他发的“a”音就很明显地可以听得出来。“问题是，你挑错了日子。”
“他在等我。”
“曼区先生已经不在这里了。”
“他搬家了？”似乎不可能。
“他不想等电梯，”他说，“所以他选择了一条捷径。”
“你在说什么？”
这个玩笑，我后来发现，并不失礼，他只是企图说些难以表达的事情。现在，他放弃了这个办法，直接说：“他跳窗了，就掉在那儿。”他指着看起来与其他部分没什么两样的一块人行道。“他落在那儿。”他重复了一次。
“什么时候？”
“昨晚。”他摸着额头，然后做了一个类似屈膝膜拜的姿势。我不知道那是一种个人的宗教仪式，还是我不熟悉的某个宗教的一部分。“那时候是阿尔曼值班，如果我上班的时候有个人跳楼，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死了吗？”
他看着我，“你说呢，先生？曼区先生住在十四楼，你说呢？”
最近的一个、并受理这件案子的分局，在靠近霍尔区的杰罗门街上。我很幸运，认得那里一个姓金塞拉的警察，几年前我曾经与他共事过。更幸运的是，他显然没听说我在为杰里·布罗菲尔德做事，所以他没有理由不与我合作。
“昨晚发生的事。”他说，“事发的时候我不在，但事情看起来相当干净利落，马修。”他弄齐几份文件，放在桌上。“曼区一个人住，我猜他是个同性恋。住在那个区的单身男人，你可以自己下结论，十之八九是同性恋。”
而另外十之一二可能是厕奴。
“现在我们来瞧瞧：从窗户跳出来，头先着地，抵达阿德尔菲医院时死亡。根据口袋中的东西和衣服标签，以及打开的窗户判别身分。”
“没有亲人指认吗？”
“就我所知没有，这里没有注明。你对他的死是不是有疑问？如果你要去看，那是你的事，但是他是头先落地的，所以——”
“我从没见过他。他跳楼的时候是一个人吗？”金塞拉点点头。“有目击者吗？”
“没有。但是他留了一张纸条，在他书桌的打字机上。”
“纸条是打字机打的？”
“报告上没写。”
“我想，我能不能看看那张纸条？”
“不行，马修。我自己也没办法弄到，如果你要跟负责的警官谈，去找卢·马尔科，他今晚会来值勤，也许他可以帮得上忙。”
“我想不要紧。”
“等一下，那张纸的复印件在这下面，这对你有点用吧？”
上面写着：
原谅我，我不能再这样下去，我度过了糟糕的一生。
完全没提到谋杀的事。
可能是他干的吗？那得看富尔曼什么时候被杀，而在验尸结果出来之前，我不会知道答案。也许曼区杀了富尔曼，回到家，突然受到良心的谴责，于是打开窗户——
我并不是很喜欢。
我说：“他什么时候跳楼的，吉姆？我没看见上面写了时间。”
他把纪录再扫了一遍，皱起眉头。“这上面应该有时间的，但是我找不到。他在昨晚十一点三十五分抵达阿德尔菲医院前就死亡了，不过上面没说他什么时间跳楼的。”
然而这会儿又不是那么需要写明跳楼的时间了。道格拉斯·富尔曼最后一次打电话给我是在一点半，是在医生宣布利昂·曼区死亡的一小时五十五分之后。
我越这么想，就越相信所有的事情开始对号入座，而曼区既不是杀富尔曼也不是杀波提雅·卡尔的凶手。也许曼区是杀曼区的凶手，也许他因为找不到笔，所以用打字机打了自杀的纸条，也许他的懊恼来自于对厕奴生活的憎恶——唉，谁他妈的不是？
现在，他是否自杀已经变得不重要了。也许他本来可以帮得上忙，但我已无从得知，也不必去想该如何去证明了。
我知道是谁杀了另外那两个人——波提雅和道格拉斯。我知道是谁，就像我去道格拉斯·富尔曼的公寓之前就知道他可能死了一样。我们称这种认识为直觉的产物，因为我们无法精确描绘思维的运作。当我们的意识朝向其他方向的时候，思维仍继续进行计算和推衍。
我知道凶手的名字，关于他的动机我有些强有力的想法。在一切都结束之前，还有一些需要填补的地方，不过最困难的部分已经过去。一旦你知道你在找什么，其他的就容易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