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米？就是赛马场的那个出纳员？你听见了吗，索尔，丽·安要去找赛马场的那个出纳员。你清醒点，不要心血来潮，亲爱的，赛马场的那些马还等着我这星期下的赌注去买燕麦吃呢。”
这下子事情更糟了。外面暴雨如注。这个棚屋开始是丽·安一人住的，所以她命令雷米打点行李，赶快搬出去。我想象着独自一人与这个放荡不羁的泼妇整天呆在一起将是怎样的滋味，我想出来调解一下。雷米猛地推了丽·安一下，她跳过去拿枪。雷米把枪交给我，并告诉我里面装有八发子弹，让我藏好。丽·安开始嚎啕大哭，最后穿上雨衣冲到外面去叫警察——什么样的警察——真希望是我们那位阿尔卡特拉兹的老朋友。碰巧她没找到，又全身湿淋淋地回来了。我蹲在我的那个角落里，把头靠在双膝上。上帝啊，我离开温暖的家，长驱三千里难道就为了这个？我为什么上这儿来？载我去中国的货轮呵，你现在正在何方？
“还有一件事，你们这些卑鄙的家伙。”丽·安大叫着，“今天晚上我为你们这些可恶、下流的家伙做最后一餐饭，你们放开猪一样的肚子好好地吃他妈的一顿吧，我要看着你们吃得饱饱的滚蛋。”
“很好，”雷米平静他说，“太好了。从我和你相爱起，我就没有把我们的今后想象成只有温柔的月光和芬芳的玫瑰花的世界，所以对这样的结局我并不感到十分意外。我希望能为你们做几件事——尽我的力量帮助你们俩，然而你们俩都拒绝了我。我对你们非常非常地失望。”他极为虔诚地继续说着，“我希望我们能生活得很好，希望一些美好的东西能在我们之间延续得长一点，我为此竭尽全力。我去好莱坞，我为索尔找工作，我为你买漂亮的衣服，我希望把你介绍给圣弗兰西斯科的名人。你们都拒绝了我，甚至不让我的希望有一丝实现的可能，我不要求任何回报，现在我只想最后求你们一件事。我的继父下星期六晚上来圣弗兰西斯科，我希望你们能陪我一起去见他，希望他看到一切都象我在信中所告诉他的那样。换句话说，丽·安，你仍装出是我的女朋友的样子，索尔仍是我的男友。我已想办法为下星期六的会面借了100美元，我要让我继父看到我一切都很好，让他在这个世界上不要再对我有任何牵挂。”
这真使我震惊。雷米的继父是一位杰出的医生，曾在维也纳、巴黎和伦敦工作过。我说：“你是说你要为继父花100美元？他的钱比你多得多，而你却在借债，伙计！”
“是这样。”雷米说话的声音很大、但又很平静。“我只最后求你们一件事——你们至少应当让他看上去觉得一切都很顺利，尽量给他一个好印象，我爱我的继父，也很尊重他。他这次和他年轻的夫人一起来，我们应当客气而又有礼貌。”有时雷米的确是世界上最彬彬有礼、最具绅士风度的人。丽·安答应了，她盼望着见到他的继父，她想他一定很有魅力，即使他的儿子没有。
星期六晚上很快到来了。我已不当警察，因为我没有抓到过什么人。他们正准备解雇我，我便先自觉地辞了职。今晚是我最后一次执勤。雷米与丽·安先去旅馆见他继父，我还得为了钱再奔波一阵子，在棚户区酒吧喝了几杯酒，然后精疲力竭地赶去与他们会面。雷米的继父出来开门，站在我面前的这个身材高大，风度翩翩的男人简直有王子的派头。“噢，”我凝视着他说，“你好，邦克尔先生。Jesuishaut！（法语：我很高傲！）”我叫了起来。我本来想用法语说，“我有些醉了，我刚才喝了几杯酒。”但是那句法语说错了。这位医生茫然不知所措，我把雷米弄得十分尴尬，他红脸着着我。
我们来到一家豪华的餐馆——阿尔弗莱德餐馆用餐，可怜的雷米买了酒和许多佳肴，足足花了50美元。现在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我的老朋友罗兰·梅那也坐在这里喝酒！他刚从丹佛来，现在已在圣弗兰西斯科的一家报社找到了工作。他看上去憔悴不堪，甚至连胡子也没刮。正当我将酒杯举到嘴边时，他冲了过来，拍着我的肩膀，然后一屁股坐在邦克尔先生的身旁，靠在椅子上，隔着这位先生的汤碟和我说话。雷米的脸霎时间红得象甜菜。
“你不把你的朋友介绍给我们大家吗，索尔？”他微笑着对我说。
“罗兰·梅那，在《旧金山评论报》工作。”我板着脸说。丽·安愤怒地盯着我。
梅那开始对着邦克尔先生的耳朵说话：“你乐意教高中法语吗？”他大声地说着。
“请原谅，我不是教高中教法语的。”
“噢，我还以为你是高中的法语教师呢。”他说话如此粗鲁。我想起了上次在丹佛他不让我们进公寓开晚会的事儿，但我原谅了他。
我原谅了所有的人，我什么念头也没有，我醉了，我开始和他年轻的妻子谈论起月光和玫瑰花。我喝得太多了，不得不接连不断地往厕所跑，而每次出去都得从邦克尔博士的屁股上越过去。事情越来越糟。我在圣弗兰西斯科的日子该结束了。雷米再也不理我了。这对我来说太残酷了，因为我的确非常爱他，并且也只有我知道他是个多么真诚而崇高的人。很多年之后他大概才肯原谅我。我现在的悲惨处境与我曾在帕特森写信告诉他的那个横贯美国的宏伟旅行计划真有天壤之别。现在我已经在美国的西海岸，前面已没有陆地，我已无路可走，唯有收兵回巢了。我想至少得让这次旅行显得完整些。我决定去一次好莱坞，然后回程去得克萨斯看看我的伙计们，其他的就他妈的不管了。
梅那被撵出了阿尔弗莱德餐馆。宴会就这样结束了。我与梅那一起出来，也可以说是雷米让我出来的。我们在铁壶酒吧坐了下来，梅那说：“山姆，我不喜欢酒吧里的这个小妖精。”他说话的声音很大。
“是吗，杰克？”我说。
“山姆，”他说，“我想我们应当去揍那家伙一顿。”
“不，杰克，”我模仿着海明威的口气说，“就坐在这里，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儿。”我们最后磕磕绊绊地走上了大街。
早晨，雷米和丽·安还在熟睡，我看了看堆在那儿的一大堆要洗的东西，我和雷米本来打算这个周末用洗衣机洗的，我决定离开。我来到走廊上。“不，他妈的，”我自言自语道，“不能走。我曾说过不爬这座山，决不离开这里。”这是峡谷的另一边，神秘地伸向太平洋：
我又呆了一天。这天是星期天，一股巨大的热浪袭击着这个小城，天气很好，三点钟天边就出现了朝霞。我开始出发，爬到山顶才刚四点钟，山上到处都是茂密、苍茫的加利福尼亚杨树和按树林，山巅四周树木很少，只有裸露的岩石和青草。越过几座小山麓便是湛蓝湛蓝、浩瀚无际的太平洋。岸边的草地上，成群的奶牛在寻觅着食物。岸边还有一堵宏伟高大的白色城墙，传说是由一小块土豆地变成的，圣弗兰西斯科的雾霭便是从这里生成的。只需一个小时，它就可以穿过金门使这个浪漫的城市隐约地深藏在一片白茫茫的朦胧之中；年轻的小伙子可以揣上一瓶托凯酒，偕着姑娘的手漫步在迷蒙的人行道上，美丽的女人站在门边，透过薄薄的雾霭，期盼着爱人的归来。这就是圣弗兰西斯科。
我一直在山上转到筋疲力尽，才踉踉跄跄翻过峭岩，开始下山。哦，我爱着的姑娘你在何方？我四处寻觅着，就象我曾在山下那个狭小的世界里寻觅着一样。站在山巅上极目远眺，展现在我眼前的是富饶美丽的美洲大陆。在遥远的东部，疯狂的纽约正向天空喷吐着可怕的烟雾和有毒的棕色气体。东方是棕色的，也是神圣的。加利福尼亚是白色的，并且狂躁而又轻浮——至少在当时我是这样认为的。4
清晨，雷米和丽·安仍沉浸在睡梦之中。我悄悄地收拾好行李，与来时一样从窗子爬了出去，然后背着帆布包，离开了米尔城。我终于没能如愿以偿地在那艘古老的、闹鬼的“海军上将”号货船上过夜。我和雷米都失去了机会。
到了奥克兰，我在一个乞丐俱乐部里喝了点啤酒。我又重新在路上了。穿过奥克兰，我踏上了去佛莱斯诺的旅程。两辆车把我带到了贝克斯费尔德，我已向南行进了四百里。第一个带我乘车的是个疯子，这家伙粗壮结实，金发碧眼，开着一辆装修得花里胡哨的车子。“你看到这个脚趾了吗？”他一边说着一边加大油门，将车速开到了每小时八十里，一路超车。“你看它。”他脚趾上绑着绷带。“今天早晨刚断的。那帮狗娘养的想让我住院。可我一包好就离开了。一个脚趾，小意思。”是的，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这时我靠在坐位上，凝视着窗外，我从没见过有谁开车象他这样莽撞。一眨眼功夫就到了特拉西，这是一个铁路线上的小镇。扳道工们在铁道旁吃着粗糙的饭菜，火车吼叫着穿过峡谷向远方飞驰。太阳正在落山，象一个巨大的红火球。不一会儿薄暮降临，绛紫色的晚霞映照着桔红色的小树林和瓜地，绚烂的霞光把万物涂抹得分外迷人，使人觉得仿佛步入了一个爱的宫殿，又仿佛是置身于神秘的西班牙。我把头伸向窗外，深深地呼吸了一口芬芳而清新的空气。这似乎是一天中最美妙的时刻。这个疯子是来自南太平洋的一个扳道工，住在佛莱斯诺。他父亲也是扳道工。他在奥克兰停车场把脚趾给压掉了，我并不太清楚具体是怎样压的。他开着车驶入喧闹的佛莱斯诺，让我在城的南边下了车。我在铁道边上的一个小百货店里买了瓶可乐，看见沿着红色的大棚车走来一位忧郁的美国小伙子。正在这时，一个火车头吼叫着驶过。
我必须往南去，我又上路了。一个开着崭新的小型货车的家伙带上了我。他是得克萨斯州的鲁波克人，专门经营汽车拖着的活动住房生意，“你想买一个这样的活动房吗？”他问我，“什么时候你想要，尽管找我好了。”他给我讲了一些有关他父亲的趣事。“一天晚上我老爹把一天收入的款项放在保险柜的顶上，便完全忘了。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就在这天夜里一个小偷拿着电筒溜了进来，撬开保险柜，翻翻里面全是些对他无用的文件，便踢倒几张椅子，一摔门出去了。柜顶上的几千美元分文不少。真是太有意思了。”
他让我在南贝克斯费尔德下了车，从这里我的冒险又开始了。我感到很冷，便穿上了刚在奥克兰花3美元买的那件薄薄的军用雨衣。但仍然不住地发抖。我在一家装饰华丽的西班牙风格的汽车旅馆前站住了。这儿灯火通明，象一颗珍珠镶嵌在茫茫黑夜里。汽车川流不息，我疯狂地向它们招着手，天气的确太冷了，我在那儿一直站到半夜，足有两小时，一边等车，一边不住地骂着，就象上次去爱荷华那样。我现在无路可走，只好再花两元多钱乘巴士回洛杉矶。我沿铁路线又走回到贝克斯费尔德，找到车站，在一张长椅子上坐了下来。
我买好了车票，站在那儿等着去洛杉矶的车。突然一位穿着宽松裤，长得非常漂亮、可爱的墨西哥女孩从我眼前闪过，她坐在一辆刚进站的巴士里。到站的旅客们争先恐后地从车子上下来。她的乳房挺得高高的，富有弹性，结实的臀部妙不可言，长长的黑发披在肩上，两潭碧水似的蓝眼睛里带着几分羞涩。我真希望能坐在她那辆车上。我感到一阵难过，每当我爱上一位姑娘，而她在这个世界上又正好与我背道而驰时，我总有这种感觉。广播里在叫去洛杉矶的旅客上车，我拿起大包跳了上去。令人诧异的是那位墨西哥姑娘竟然也在这辆车上。我在她的对面坐下，并开始在心里筹划起来。我是如此孤独、痛苦、疲惫、忧郁、沮丧，我必须增强勇气，增强信心去接近这位陌生的姑娘，我要行动。即使这样鼓励着自己，心里仍是慌恐得很，足足有五分钟我坐在座位上搜肠刮肚地寻找着话题。汽车在向前疾驶。
赶快行动，赶快行动，否则你只配去死！可恶的蠢猪，快和她说话！你怎么啦？是不是已经筋疲力尽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靠在通道上对她（她正准备在坐位上睡觉）说：小姐，需要我的雨衣作枕头吗？”
她抬起头，微笑着看着我，说：“不用了，非常感谢。”
我又坐了回去，心在不住地打颤。我点了支烟，直到她抬头看着我，我才带着几分爱的忧伤向前倾着身子对她说：“我可以坐到你那边去吗，小姐？”
“请便吧。”
我坐了过去。“去哪儿？”
“洛城。”我喜爱她这样的说法，洛城。我喜欢西海岸的人都这样称呼洛杉矶，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心里有一种强烈的自豪感。它是仅有的，也是唯一的一个有金子的城市。
“我也去那里！”我叫了起来，“很荣幸能和你坐在一起。我很孤独，我已经旅行很长很久时间了。”我们开始讲述彼此的经历。她说她有丈夫和孩子。丈夫时常打她，所以她离开了他回到了佛莱斯诺南面的莎比纳。现在她是去洛城的姐姐那儿小住。她将小儿子放在自己家里了，她的家人住在一个葡萄园里，为老板采摘葡萄；她无所事事，非常郁闷，简直要疯了。在心里我已把她拥在了怀里。我们尽情地聊着，她说她很喜欢跟我聊天。少顷，她告诉我，她希望能和我一起回纽约。“也许我们能一起去！”我笑了。汽车呻吟着通过葡萄园关卡，接着我们眼前出现了一大片星星点点的灯光。我们什么也没说，只是紧紧地握着彼此的手。她很自然地答应如果我在洛城找到旅馆，她就去跟我在一起。我爱她爱得心疼。我把头靠在她那乌黑的秀发上，她那柔嫩的肩磨蹭着我，简直把我折磨得发疯。我紧紧地抱她，使劲地把她拥在怀里。她喜欢我这样。
“我喜欢、喜欢，”她闭着双眼，嚅嚅地说。我发誓一定要好好地爱她。我无限爱怜地凝视着她。我们的故事讲完了，我们在沉默中陶醉着，脑海中涌现出无尽的遐想。一切就是这样地简单和自然。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有你的贝蒂们，玛丽露们凯米尔们，而我心目中的姑娘就是她。我把这些告诉了她，她告诉我她在车站就察觉到我在注视着她。“我以为你是一个英俊的大学生。”
“噢，我是大学生！”我告诉她。巴士到了好莱坞。阴郁而昏暗的黎明就象电影《苏利芬游记》中，乔尔·麦克雷用餐时遇见伏罗尼卡·奈克时的情景一样。她在我的腿上睡着了。我贪婪地向窗外望去，泥灰粉刷的房屋、棕搁树、汽车旅馆，一切都那么奇特。这是一片破烂不堪，然而又充满野性的土地，是美国最神奇的城市。我们在市中心大街下了车，这儿与在堪萨斯城、芝加哥或波士顿下车时所看到的情景没有什么不同——肮脏的红砖建筑，来去匆匆的演员，黎明暗淡的街头电车发出令人厌恶的声响，还有在各大城市都可觅到的妓女的身影。
这时我的脑海里一片混乱，甚至有些疯疯癫癫，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象患了狂想症一样胡思乱想：苔丽莎，或者是苔丽——她的名字——也许是一个普通的小妓女，她在那些汽车上为某个男人挣钱，专门去洛杉矶勾引象我这样的男人，把受骗的傻瓜带到一个指定的餐馆吃早饭，那儿有一个拉皮条的与她合作，然后一起去上个事先订好的旅馆，这位拉皮条的先生便持枪等在旅馆门口。我并没有把这些胡思乱想告诉她。用早餐的时候，我看见一个拉皮条的正盯着我们。我感到疲倦极了，当时的感觉很奇怪，仿佛堕入了一个幽深的、令人作呕的黑谷。由于爱而生发的巨大的恐怖啃噬着我的心，使我的举动变得卑鄙而愚蠢。“你认识那家伙吗？”我说。
“你指谁，亲——亲爱的？”我没理睬她。她愣住了，动作慢了下来，停了好长时间没吃东西。她有些茫然，点了支烟，又继续和我说话。我就象一个面容憔悴的魔鬼，对她的每一个行为都疑心重重，我觉得她是在等候时机。我的的确确是病了。当我们手拉手地走在街上时，我全身都被汗水浸湿了。我所找的第一家旅馆就有房间。刚一进屋，我就把门反锁了，回头一看，她已脱掉鞋子，坐在床上。我轻柔地吻她。也许她从未体验过。为了放松一下神经，我想我们需要威士忌，尤其是我。我几乎跑了12个街区，才在一个报摊上买到一品特威士忌。我赶紧跑了回来。苔丽正在浴室里化妆。我倒了一大杯酒，一人一口地喝了起来。哦，味道美极了，我的“长途征战”也真值了。我站在她的身后，欣赏着镜子里的她，我们就这样在浴室里跳起舞来了，谈论着我东部的那些朋友。我说，“你应当去见我认识的一个叫多丽亚的了不起的姑娘。她六英尺高，有着一头火红的头发。如果你去纽约，她会告诉你去哪儿找工作。”
“那个六英尺高的红头发女人是谁？”她十分怀疑地问我“为什么你要对我提起她？”单纯的她很难揣测我说话时兴奋而又紧张的神情。我就此打住了。她在浴室里喝酒。
“到床上来！”我继续说着。
“那个红头发女人到底是谁？我本来以为你是一个很好的大学生，我看到在街上我们手拉手时，你紧张得满身冒汗，我便在心里对自己说，他太可爱了，不是吗？哦，现在我明白，我错了，错了，你和那些人一样，是他妈的拉皮条的！”
“你到底在说些什么？”
“你不必告诉我那个六英尺高的红头发不是女人，因为你一提到她我就知道了。你，你这个拉皮条的，和我碰到的其他那些蠢猪一样。人人都在拉皮条。”
“听着，苔丽，我不是拉皮条的，我在上帝面前向你发誓，为什么我要拉皮条呢？我喜欢你。”
“苔丽，”我的整个灵魂都欢悦了。“请听我的话，理解我我不是个拉皮条的。”一个小时前我把她当成了妓女，当时我是多么悲袁。我们因为爱而变得如此疯狂，如此喜欢胡思乱想。噢，可怕的生活！我呻吟着，为自己作着辩护，我简直要发狂了，我意识到自己正在恳求一个单纯的墨西哥少妇的原谅。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她。她还没来得及反应，我已从地下拾起她的红舞鞋猛地扔在浴室的门上，并让她出去。“给我滚！”我要睡觉，要忘记这一切。我有我自己的生活，我永远只能过那种悲哀的流浪生活。浴室里一片死寂。我脱衣上床。
苔丽的眼睛流着泪，充满了悔恨。她凭自己简单而纯朴的：头脑认为把女人的鞋子扔在门上，并让她出去的男人决不会是个拉皮条的。她虔诚而又可怜地在沉默中脱掉衣服，把娇小的身子藏到被单下面，和我紧紧地贴在一起。她的皮肤是黝黑的，我看到她可怜的肚子因剖腹产而留下了长长的刀痕，她的胯部太窄了，所以只有开刀才能生下孩子。她很矮，只有四英尺十高，两条腿象两根细短的棍棒。那个疲倦的早晨，我们在甜蜜的气氛中做爱。两颗凄苦孤独、疲惫不堪的灵魂终于融在一起了。我们在洛杉矶的一隅，在彼此身上找到了生活中最亲切、最美妙的东西。那天我们睡得很沉、很沉，直到下午才醒来。5
接下来的半个月我们一直住在一起。当我们从爱的梦幻中清醒过来时，便决定一起搭便车去纽约，她将作为我的女朋友去那里。我想象着自己也将要陷入象狄恩和玛丽露那种复杂的关系之中——我将开始一种新的生活，首先我们必须为这次去纽约的旅行攒足钱。苔丽想先动用我剩下的10元钱，我不同意，我象一个傻瓜，整整花了两天时间考虑这个问题，我找到了一个洛杉矶各家报纸上登的餐馆或酒吧的用人广告，这是我生平一次。两天下来，我们的钱就只剩下10元了。但是我们在那间旅馆的小房间里生活得很幸福。午夜时分，我实在睡不着，便从床上爬起来，替我的小宝贝儿裸露的双肩掖好被子，然后走到窗前欣赏洛杉矶的夜景。酷热的夜里充满了骚动，不时能够听到警车刺耳的尖叫。你一走上大街可能遇到麻烦。对面一家破旧不堪、几乎将要坍塌的小旅馆就是整个悲剧的一个缩影。我看见一辆警车开了过去，许多警察在向一个满头灰发的老头询问着什么，里面不时传来阵阵啜泣，我听得清清楚楚，其中还混杂着我住的这家旅馆的霓虹灯下传来的低沉的呻吟。我从来没象现在这佯感到悲哀过。洛杉矶是美国最孤独，也是最充满兽性的一个城市。纽约的冬天寒气逼人，但是有时你走在街上能感受到一种奇特的友好气氛。洛杉矶却只是一片丛林。
我和苔丽正吃着热狗在南大街上散步，这里是洛杉矶最疯狂、最充满暴力的一条街。穿着皮靴的警察在每个角落搜寻着，一些颓废派的怪人云集在人行道上。除了那些生活舒适、报酬丰厚的南加州的大明星之外，其余的人都生活在一种虚无缥缈的梦幻之中，而真实的加州却是一片巨大的荒漠。你可以在空气中嗅到茶叶和烟草——我指的是一种毒品——的香味，当然还有干辣椒和啤酒的味道。你也能听见酒吧里传出阵阵巨大而粗野的喊叫声，混杂着牛仔们演奏的各种爵士乐，在美国的夜空中回响。每个人看上去都象哈索尔，粗鲁的黑人戴着爵士帽，留着山羊胡子，放荡不羁地在街上狂笑，街上还时而可以看见一些从纽约来的、留着长发、疲惫不堪的嬉皮士。你不时还能看到那些老于世故的下流女人朝公园的长凳旁走去，拖着长袖、脖子上挂着或鞋上系着基督圣像的死板的牧师们在街上没精打采地走着。我对这一切都很感兴趣，我想和他们每个人交谈，但是苔丽和我必须首先忙着挣钱。
我们来到好莱坞，想在一家毒品店找个工作。这儿正好是个街角。成千上万的人从穷乡僻壤乘着破旧的汽车来到这里，拥挤在人行道上，想一睹大电影明星们的风采，然而明星们却从不露面，偶尔有一辆大轿车驶过，人们便蜂拥似地站到高处，好奇地朝车内张望：一个男演员戴着墨镜坐在里面，身边拥着一位珠光宝气的金发女郎。“唐·阿黑克！唐·阿黑克！”“不，是乔治·墨菲！乔治·墨菲！”他们围着车子打转，仔细地研究着车里的每一个人。一些来西部寻求牛仔生活的英俊、古怪的小伙子们也在这里凑着热闹。这儿还有不少穿着宽松衫的绝顶小美人儿，她们是想来这儿当大明星的，见了这种场面自尊心被深深地刺伤，赶紧躲进周围的小旅馆。我和苔丽想去一些小酒店找工作，可哪儿都不要人。好莱坞大街上整天汽车拥挤不堪，可怕的噪音使人发疯。几乎每分钟都在发生交通事故，人们不得不远远躲开。而在这一片喧嚣的背后却是荒漠和虚无。好莱坞的美国山姆们站在豪华的餐厅前高谈阔论，与纽约百老汇山姆们的样子很相象，只是好莱坞山姆们的衣着比较随便，谈论的话题更加陈腐。当一些胖女人尖叫着跑过大街去加入长长的应试演员的队伍时，面色阴沉、苍白的牧师们轻蔑地对她们耸着肩。我看见杰理·柯伦纳正在贝克汽车公司买车，他站在巨大的茶色玻璃橱窗后面，不时地捋着自己的大胡子。我和苔丽在市中心的一家餐馆里吃饭，这里装饰得就象一个原始人的洞穴，到处都挂着一些人造的神的乳房和大腿。顾客们围着瀑布伤心地吃着食物，有些人因痛苦而显得面色发青。洛杉矶所有的警察都象舞男那样漂亮，因为他们来这儿都是想拍电影的。每个人都想来这里拍电影，甚至我和苔丽也想试试。最后实在找不到工作，我们只得去南大街，想去加入营业员先生和洗盘子小姐的行列，但即使这些活儿也找不到。我们还剩10美元。
“老兄，我去姐姐那里把衣服拿来，然后我们搭车去纽约吧。”苔丽说。
“过来，伙计，我们赶快行动吧。如果你不会爵士乐，我来教你。”后面几句是她喜欢唱的一首歌中的一段，我们赶到了她姐姐的家，她住在阿拉墨达大道旁树林中的一片墨西哥棚户区。我在厨房外面漆黑的小巷里等她，因为她姐姐不愿见到我。小巷中不时有几只狗来回地跑着。有几条小巷亮着昏暗的街灯。我能听见苔丽正和她姐姐在这温柔的夜里争论着什么，我作好了一切准备。
苔丽出来了，她拉着我的手来到中心大道，这是洛杉矶比较繁华的一条街，然而这里又是一个野蛮的地方。街上一些小得可怜的棚屋里安放着自动唱机，唱机里传出的不是忧郁、哀伤的民歌，就是节奏疯狂的爵士乐。我们沿着肮脏的楼梯，来到了苔丽的一个朋友玛格丽娜家，她借给苔丽一件衬衫和一双皮鞋。玛格丽娜是一个可爱的混血姑娘，她丈夫是个和蔼、开朗的黑人。他买来一瓶威士忌招待我，我要付钱被他谢绝了。他们有两个孩子，这时正在床上蹦蹦跳跳，自得其乐地玩着。我走过去，他们抓住我，好奇地打量着。中心大道放荡的散发着恶臭的夜——这是哈普在《腐败的中心大道》中描写过的夜——一片喧嚣。大厅里、窗户里不时传出阵阵歌声和叫骂声。苔丽和我取了衣服，道声再见，便走了出来。我们来到鸡窝似的棚屋玩自动唱机。有两个黑人凑到我的耳边小声地向我要钱喝咖啡，他们想要一块钱。我说可以，拿去吧。其中一个又走了过来，示意我跟他去地下室的厕所。我纳闷地站在那里。“他说：“捡起来，伙计，捡起来。”
“什么捡起来？”我问。
我已经给了他钱。他很害怕地对地板上看了一眼。其实这儿没有地板，只是间地下室。我朝地下看去，好象有一小块粪便似的东西。他蠢猪似地看着我，对我说：“好好地认识一下我，这事儿不会就这么了啦。”我把那块东西捡起来一看，原来是一张棕色的香烟纸。我走回苔丽那里，我们一同回旅馆。接下来的几天什么也没有发生。我希望能管住自己的钱。
苔丽和我当机立断，决定立即搭车去纽约。她又从姐姐那里拿来5元钱。现在我们手里还有大约不到13块钱。我们在旅馆就要开始收第二天旅费之前，匆匆地收拾好行李离开了。我们乘上一辆红色汽车去加州的阿卡狄亚，圣安尼塔赛马场就座落在这里的雪山下。到站的时候，已是夜间。我们手挽着手一起步行了几里路，终于走出了稠密的居民区。今天正好是星期六晚上。我们站在路灯下，向过路的车子打着想搭车的手势，突然，几辆坐满男孩子的汽车喧闹着开来。“哈，哈！我赢了，我赢了！”车上的人大叫着。他们看到我们一个小伙子带着个姑娘站在大路上，高兴地拼命向我们吹口哨。大约有十几辆这样的车子从我们身边开过。我们眼前闪过无数张年轻的脸，耳边响着沙哑的童音。我恨他们每一个人，他们以为他们是谁？他们吹着口哨戏弄站在马路上的我们，就是因为他们是中学的小流氓，他们的父母在周末为他们准备好了烤牛肉吗？他们有什么权利嘲笑一个与她心爱的男朋友一起正处于困境中的姑娘呢？我们只关心自己的事。我们没搭上车，就又走回城里。最糟糕的是我们想吃杯咖啡，便向唯一开着的一个门面走去。谁知这是一个中学生咖啡馆，刚才在路上遇到的那帮小子全在里面，并且正在谈论着我们。现在他们看出苔丽是个墨西哥人，并把她视为一只野猫，当然她的男朋友就更糟了。
她一下子就感觉到气氛不对，便跑了出来。我们在黑暗中沿着公路溜达着，我背着行李。露水打湿了我们的衣服，我们感到夜很凉。最后我决定再去旅馆住一夜。天都快他妈的亮了。我们走进了一家汽车旅馆，花4美元开了一间舒适的小房间，里面有淋浴、毛巾和半导体。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我们严肃地谈了很长时间，然后去洗澡，在灯光下商量着今后的打算。我把有些事讲给她听，她服了我，并接受了我的观点。后来我们关了灯，在黑暗中缔结了契约。沉默了片刻之后，我们又高兴得象两只小羊羔了。
早晨，我们充满信心地上了路，准备按新的计划行动。我们乘车去见克斯费尔德，准备去那儿帮人家摘葡萄赚钱。这样干几个星期之后，我们再买车票回纽约。这天下午天气妙极了。我和苔丽乘坐巴士去贝克斯费尔德。我们懒洋洋地坐在车的尾部，聊着天，欣赏着窗外飞逝的乡间景物，所有烦恼全部荡然无存。我们到站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我们原计划去城里寻问每一个水果商找活干。苔丽说干活期间我们可以睡帐棚。在凉爽的加利福利亚的早晨，我们采撷着葡萄，晚上就栖息在小小的帐棚里，这真使我神往。但是我们一直没找到工作。教我们怎样找工作的人很多，但实际上哪儿也找不到。不管这些，我们去一家中国餐馆吃了顿饭，先补充补充体力。我们穿过铁路来到墨西哥街，苔丽和她的老乡们闲聊着，问他们是否可以帮我们找到活。这时天已经全黑了，墨西哥街灯火辉煌。街上到处都是电影棚、水果摊，街的两边摆满了小吃摊，一些破旧的货车和溅满泥水的小汽车停在街上。那些以摘水果为生的墨西哥人现在正合家团聚，一边吃着爆玉米花，一边在街上闲逛。我开始灰心了，现在我需要的——也是苔丽需要的，是喝一杯饮料。所以我花了35美分买了一夸脱加利福尼亚葡萄酒，走到一个停车场里去喝。我找到了一个流浪汉们用废旧车箱做成的小屋，便坐在那儿喝了起来。我们的左边是一节节被煤烟熏得发黑的破旧车箱，在月光下显得十分凄惨，前面是灯火通明的贝克斯费尔德机场，右边有许多铝制品加工厂。啊，这是一个美好的夜，一个温柔的夜，一个应该痛饮的夜，一个洒满月光的夜，一个与心上人倾心交谈相互爱抚的夜，一个通向天堂的夜，一个充满诅咒的夜。这就是我们那天晚上所感受到的一切。她喝得有些醉了，几乎比我喝的还多，但我们还能神志清醒地聊天，一直聊到午夜。我和她一动不动地呆在破车箱里，偶尔有几个妓女走过，或者是墨西哥的母亲们带着孩子从这里经过。有时也会有一辆巡逻车开来，警察从车上跳下来四处张望。但是大部分时候都没有人来打扰我们，我们彼此完全地融合在一起了，直到后半夜才老大不情愿地和这儿道了声再见。半夜时分，我们动身向公路走去。
苔丽又有了一个新主意。我们可以搭便车去沙比纳，那儿是她的老家，我们可以住在她哥哥的车棚里。现在我什么都会同意。到了公路边，我让苔丽坐在我的背包上，让人看上去身体虚弱。果然一辆车停了下来，我们兴高采烈地跳上去。开车的这家伙是个好人，但他的车很破。上山的时候他大声地叫嚷着。天还没亮我们就到了沙比纳。苔丽熟睡的时候，我已经把酒喝光了，后来我也睡得很死。我们下了车，漫步在这个加州小城静温的、浓荫密布的广场上。我们去找她哥哥的朋友，他会告诉我去她哥哥的住处，但却没有找到。拂晓，我们躺在广场的草坪上，一遍遍地重复着：“你不会告诉我他为什么种草，是吗？他为什么要种草，你不会告诉我的，是吗？”这是电影《人鼠之间》中的台词，是伯格斯·墨利狄暂与牧场总管的一段对话。苔丽咯咯地笑着。我现在唯一觉得有意义的，就是和她在一起，我可以躺在这里，一直到太太们去教堂，她是不会在意的。但最后我决定为了找到她哥哥，我们必须立刻起来。我领着她来到铁道边上的一个旅馆，我们舒服地躺在床上。第二天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苔丽早早地起床去找她哥哥了。我一直睡到中午。我从窗子往外望去，突然看到一辆大平板车上斜躺着数百名流浪汉，他们兴高采烈地靠在行李上，鼻子上套着滑稽的彩纸，有些人还大嚼着加利福尼亚葡萄。“他妈的！”我叫了起来。“噢！这真是一片充满希望的乐土。”他们都是从圣弗兰西斯科来的，一个星期之后，他们还将这样兴高采烈地返回。
苔丽带着她哥哥、她哥哥的朋友以及她的儿子一起来了。她哥哥是个豪爽的墨西哥汉子，喜欢狂饮，并且心地善良。他的朋友块头很大，但并不结实，能说一口纯正的英语，几乎不带什么墨西哥口音，看上去有些花哨轻浮。我能看出他已对苔丽有了心思。苔丽的小儿子叫约翰尼，已经七岁了，又黑又亮的大眼睛非常可爱。现在，我们几个人又将开始新的疯狂的一天。
他哥哥名叫瑞奇，他有一辆逐猎牌38型汽车，我们大家全钻了进去。汽车不知向一个什么地方开去。“我们去哪儿？”我问。他朋友作了解释——他叫庞佐，大伙儿都这么称呼他。他身上散发着一股臭味，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的职业就是专门向农民出售大粪，他有一辆货车。瑞奇总能从他那儿捞到几个钱，所以整天无忧无虑，他总是这样说，“就应当这样，祝你走运，祝你走运！”他确实很走运。他把车速开到每小时70英里，爬上了一个土堆，然后一直向佛莱斯诺附近的玛德拉开去，去看一下农民的肥料。
瑞奇带了一瓶酒。“今天大家喝酒，明天干活，痛快地喝吧！”苔丽和他的儿子坐在后面。我回头看她，她的脸上洋溢着与亲人重逢的喜悦。加州10月绿色的乡间田野从我们眼前掠过。我又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勇气，我准备继续往前走。
“现在我们去哪儿，伙计？”
“我们去看看一个农民的几堆肥料，明天我开车来运。伙计，我们要挣钱，挣许多钱，不能整天玩。”
“我们大家一定要在一起，”庞佐叫道。我发现的确如此——我去的每一个地方，都是大伙一起去的。我们比赛似地驶过疯狂的佛莱斯诺，然后爬上山谷去找一些农民。庞佐下车与一些墨西哥老农民不知道谈了些什么，当然，我什么也听不懂。
“我们现在太需要喝些饮料了！”瑞奇大声嚷嚷。我们开车去了交叉路口的一家小酒店，美国人都喜欢在星期天下午去交叉路口的小酒店喝酒。他们带着孩子，喋喋不休地聊着，大声地喧闹、叫骂，夜幕降临，孩子们开始哭叫，父母们却已醉倒，然后一起摇摇晃晃地回家。在美国，我去过的所有交叉路口的小酒店，都常能看到全家人聚在一起喝酒的情景。这次我们也一样。瑞奇、我、庞佐和苔丽坐在那儿边喝酒，边和着音乐大叫，小宝贝约翰尼和其他孩子们围着电唱机打转。太阳已经变红了，但什么事也没做成。可这里又有什么可做的事呢？“不久的将来，”瑞奇说道，“将来我们会成功的，伙计。现在还是先再来杯啤酒吧，你会走运的！”
我们踉跄着走出酒店，上了汽车，向高速公路开去。庞佐是一个大嗓门的家伙，他几乎认识圣乔昆峡谷里的每一个人。到了高速公路我和他原先准备开车去找一个农民，可我们却把车绕到墨德拉的墨西哥街找姑娘去了，我们想为他和瑞奇物色两个漂亮的小妞。绎紫色的晚霞笼罩着整个葡萄之乡，我默默地坐在车里，却发现他正在与一位墨西哥老人站在厨房门口为买他后院种的西瓜而讨价还价。我们买了个西瓜，坐在土地上吃了起来，然后将瓜皮扔在老头家门口肮脏的路面上。再好看的姑娘在这漆黑的街上也会显得丑陋。我说：“我们到底去哪？”
“不要担心，老兄。”庞佐安慰着我，“明天我们会去挣很多钱的。今晚不要去想它。”我们将车开回高速公路，带上等在那儿的苔丽他们，然后在灯火通明的高速公路上，把车开回了佛莱斯诺，我们都饿极了。我们跑过铁路区，来到了佛莱斯诺的墨西哥街，许多窗口都挂着一些中国招牌。一些墨西哥小姐穿着宽松衫在街上溜达，自动唱机里不时传来刺耳的音乐，街灯被装饰得五颜六色。我们走进一家墨西哥饭馆，吃了些豆沙馅的玉米饼，味道很不错。我扔出了我们去新泽西海岸的5元车票钱，付了我和苔丽的帐。现在我只剩4角钱了。我和苔丽互相看了一眼。
“宝贝，今晚我们住哪儿？”
“我不知道。”
瑞奇已经醉倒。现在他只会一个劲他说着“走运，伙计——走运”，声音听上去很疲乏但又很温柔。这一天真长，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怜的小约翰尼在我的怀里睡着了。我们把车开回到沙比纳。回去的路上，我们又将车开到99号高速公路旁的一个酒店，瑞奇还要喝最后一杯啤酒。在这个小酒店后面有一些帐棚和几间摇摇欲坠的汽车旅馆式的房子。我问了一下价，要两美元。我问苔丽怎么样，她说很好，但是我们还抱着孩子，我们应当让孩子睡得舒服些。小酒店里有一个牛仔乐队在一本正经地演奏。喝了几杯啤酒之后，我和苔丽带着孩子去一间汽车旅馆式的房子睡觉。庞佐还在晃悠，他无处可去。瑞奇到他父亲的葡萄园休息去了。
“你住哪儿，庞佐”我问。
“没地方住，伙计。我原来和大罗丝一起住，可她昨晚把我给赶出来了。我今晚就在卡车里睡一觉算了。”
外面传来优美的吉他声。我和苔丽凝望着星空，然后互相亲吻。“明天，”她说，“明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相信吧，我的好索尔？”
“当然，宝贝。”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每天都听到这个词——“明天”——多么诱人的字眼，也许它意味着天堂。
小约翰尼跳上床，连衣服都没来得及脱就睡着了。沙子从他的鞋里溢了出来，墨德拉的沙子。夜里，我和苔丽爬起来拂去了被单上的沙子。早晨我起床后，在附近转了转。我们现在是在离沙比纳5公里的棉田和葡萄园里。我问一个胖女人这些帐棚的主人是谁，是否有空着的可以租用。她说，最便宜的那顶是空着的，每天一美元。我交了一美元，便搬了进去。里面有一张床，一个火炉，柱子上还挂着一面破镜子，这已经很令人满意了。我必须躬着身子进去。当我走进去时，却发现我的宝贝以及我们那宝贝男孩已经在里面了。我们等着瑞奇和庞佐把车开来。他们终于来了，还带来许多啤酒，我们就在帐棚里喝开了。
“肥料的事怎么样了？”
“今天太迟了，明天吧，伙计。明天我们再挣钱。今天我门喝啤酒。啤酒怎么样，不好吗？”
我被他刺了一下。“明天——明天！”瑞奇叫道。我开始意识到我们原计划靠他的卡车运肥料赚钱的想法是不现实的：车就停在帐棚外面，散发着和庞佐身上一样的臭味。
那天晚上帐棚里的空气很清新，我和苔丽心情舒畅，我正准备睡觉，她说，“你现在想要我吗？”我说，“约翰尼怎么办？”
“不要紧，他睡了。”但是他并没睡着，只是没说话。
第二天，那帮家伙又把粪车开来了，然后又去买威士忌，回来后就在帐棚里痛饮起来，那天夜里，庞佐说天气大冷，就在我们帐棚的地下睡了下来，用雨布裹着身子，雨布上尽是牛粪的臭味。苔丽很讨厌他，她说他缠着她哥哥，实际上是想接近她。
我和苔丽除了饥饿之外，什么事也没有。于是早上我去农村转了转，想找一份摘棉花的工作。人们都让我到高速公路那边的一个农场去看看。我去了，那位农夫正和他的妻子待在厨房里，他走出来，听我说了自己的情况，然后提醒我，摘100磅棉花，他只能付给3美元，我想我一人每天可以摘300磅，便答应了，他从仓库里取出了一些长长的帆布袋，并告诉我明天清晨就开始摘，我赶回去告诉苔丽，我们都很高兴。路上一辆运葡萄的车轮胎爆了，葡萄撒得满地都是，我捡了一些回去。苔丽很开心。“约翰尼和我一起去帮你。”
“不！”我说。“用不着这么兴师动众。”
“你知道吗？摘棉花可不是件容易事。我教你。”
我们吃着葡萄，晚上瑞奇带来一块面包，一磅汉堡包，我们搞了一次野餐。我们旁边一个稍大一些的帐棚里住着一大家人，他们也是摘棉花的。老祖父整天坐在椅子上，他年纪太大，不能干活。儿子、女儿还有他们的孩子每天早晨穿过高速公路和我去同一个农场摘棉花。第二天早晨，我和他们一起去了。他们告诉我，早晨棉花上沾着露水，比较沉，所以比下午更能挣钱。然而他们却一直从拂晓干到太阳下山。老祖父是内布拉斯加人，30年代大萧条时期来到这里——与那位蒙大拿牛仔告诉我的情况完全一样——一大家人开着一辆破旧的大卡车来到这里。自那以后他们一直在加州，他们很喜欢干活。这10年里，老人的儿子已经有了四个孩子，有的已经长大，可以帮着摘棉花了。这些年里他们摆脱了贫困交加的处境，可以住上较好的帐棚，并且有了一定的地位。他们为自己的帐棚感到自豪。
“回过内布拉斯加吗？”
“没有，那儿什么都没了。我们现在最迫切的是要买一个可以用汽车拖着的活动房，”我们弯下腰开始摘棉花，这里景色很美，棉田那边是我们的帐棚区，一望无际的棉田在清晨蓝色的空气中与那些棕黄色的小山麓、白雪皑皑的狮子山融成一体。这比在南大街洗盘子不知要强多少倍。但是我对摘棉花一窍不通，我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把一朵白色的棉花从它绽开的花苞中剥离下来，而别人只要用手指轻轻地一弹就可以完成这道工序。没过多久，我的指尖就开始流血了。我需要手套，也需要更多的经验。有一对黑人夫妇也在棉田里和我一起干活，他们摘棉花简直有上帝那份耐心，就象南北战争之前他们的祖父们在阿拉巴马时那样。他们沿着田垅慢慢向前移动着，弯腰，直腰，袋子里的棉花在不断增加。我的背开始发酸。但是跪在地上，躲在棉田里时的感觉简直太妙了。如果我感到需要休息，我就停下来趴在田里，脸贴着湿润的大地，鸟儿伴着我欢快地歌唱，我想我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工作。炎热的下午，苔丽和约翰尼在地头向我招手，并且跳进棉田和我一起拼命地干着。真他妈的见鬼，小约翰尼竟然比我摘得还快！——当然苔丽要比我快一倍。他们在我的前头摘着，让我把一堆堆雪白的棉花装进袋子里。我一面装着，一面心里感到很内疚。我算一个什么男子汉，竟然连自己都养不活，更不用说他们了。他们陪着我干了整整一个下午，太阳落山的时候，我们才艰难地从田里走出来。我把所有的棉花倒出来称了一下，只有50磅，我挣了一元五角钱。我向一位农场的小伙子借了辆自行车，骑到99号公路交叉路口上的一个百货店，买了几听实心面和炸肉圆罐头，还买了面包、奶油、咖啡和蛋糕，然后把一大包东西挂在车把上骑了回来。我一遍遍地发着誓。仰望天空，我向上帝祈祷，给我一些机会让我能为自己爱着的人们做些什么吧。路上没有人注意我，我相信自己今后一定能做得更好。正是苔丽，她使我重新获得了生命力。回到帐棚里，她把所有的食物都热了一下，我又饿又累，所以这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美味的一顿饭。我就象一个摘棉花的黑人老头，斜靠在床上一边叹气，一边抽着烟，外面，从凉爽的夜里不时转来几声狗叫。瑞奇和庞佐晚上已经不再来了，对这点我很满意。苔丽蜷缩在我的身旁，约翰尼坐在我身上，他们在我的记事本上画着小动物。我们帐棚里的灯光很亮。小客栈里牛仔们演奏的乐曲在田野中回荡着，调子很低沉，但正与我的心境相符，我吻了吻我的宝贝，然后熄灯睡觉。
早晨，露珠把我们的帐棚压得有点下垂。我从床上爬起来，去汽车旅馆的总盥洗室洗了把脸。回来后，我穿上长裤——它已被我在棉田里跪破了，昨晚苔丽又替我缝好——戴上那顶破草帽，它本来是约翰尼的玩具，然后背着我的帆布棉花袋，穿过高速公路，向棉田走去。
每天我都能挣一到一个半美元，这仅够我们每天的伙食。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我忘记了东部，忘记了狄恩和卡罗，也忘记了那条滴血的路。我整天带着约翰尼玩，他喜欢我把他一下子抛到天上，然后再落到床上。苔丽坐在那儿为我们缝补衣衫。我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了，就象我曾在帕特森梦想过的那样。传说苔丽的丈夫回到了沙比纳，并且扬言要来找我。我正等着他，有天晚上，一群农场工人在酒店里发疯，他们把一个人捆在树上，用棍子把他打成了肉泥。那时我正在睡觉，只是后来听说的。从那以后我在帐棚里放了一根木棒，以防万一。他们总觉得我们这些墨西哥人污染了他们的营地。他们以为我是个墨西哥人，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对。
现在已经是10月了，夜变得一天比一天寒冷。隔壁那户人家有个火炉，以备过冬。我们什么也没有，并且房租已经快到期了。苔丽和我痛苦地决定离开这里。“回家去吧，”我说，“无论如何你不能带着小约翰尼在帐棚里过冬，可怜的小东西会受不了的。”苔丽哭了，因为我触痛了她那种母性的敏感。我本意并非如此。一个灰蒙蒙的下午，庞佐把他的卡车开来了，我们决定去她家看看情况。但我只能躲在葡萄园里。不让他们看见。我们开车去沙比纳，途中车子坏了，更糟的是天上又下起了瓢泼大雨。我们坐在破车里骂着。庞佐只好冒着雨下去修车。说实话，这家伙倒是个大好人。我们俩会意地交换了一个眼色。下车后，我们走进了沙比纳墨西哥街的一个破旧的小酒店，在里面喝了一小时的酒。我在棉田里的工作已经结束了，我感到我自己的生活在吸引我，在呼唤我回去。我花一便士给姨妈发了张明信片，让她再寄50元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