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贯反对那种将自己的书题献给某某人的做法；我一直认为，一本书是写给任何能证明其价值的读者看的。可是，那天晚上，我对弗兰克说，我将把《源泉》题献给他，因为是他挽救了它。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是在两年后的一天：那天，他回到家，看到了这本书的校样；开头的一页上用冷静、清晰、公正的字体印着：献给弗兰克R26;欧考纳。
有人曾经问我，在过去这二十五年里，我可曾有过什么变化。没有。我还是原来的我，只不过比原来更像我了。我的观念可曾改变过？没有。从我能记事起，我的基本信念，我的人生观就从未改变过，但是，我认识到了他们更为广泛和精确的应用。我对《源泉》目前的评价是什么？我为它感到自豪，一如我完成它的那天一样。
《源泉》一书是为了表现我的哲学观点而写的吗？在此，我要援引《我的写作意图》一文。那是我于1936年10月1日在路易斯和克拉克大学所发表的一篇演讲。“这就是我的写作动机和目的：‘理想人物的形象化’。对道德理想的描写，作为我的终极文学目标——其本身是书中所含的任何说教的、理性或哲学的价值观的目的——只不过是手段而已。
“让我强调这样一点：我的目的并非是对我的读者进行哲学上的启蒙教育……我的目的，我的第一动机和首要动力是把霍华德R26;洛克（或《耸肩的阿特拉斯神》中的主人公们）‘作为目的’进行刻画……
“我为了小说本身，来进行写作和阅读……我检验任何一篇小说的基本标准是：‘在真实生活中，我愿意认识这些人物和观察这些事情吗？这篇小说，为了它本身，是不是一次值得去经历的体验？把这些人物作为一种目的来思索是不是一种乐趣？’……
“既然我的创作目的是表现一个理想人物，我就必须界定和表现可能造就他以及他的存在所需的条件。既然人的性格就是环境的产物，我必须界定和表现造就理想人物的环境和价值观进行，并且为他的行为提供动机；这就意味着，我必须界定和表现出某种合乎情理的道德准则。既然人是在其他人中间活动并与他人打交道的，那么我就必须表现那种可能使理想人物存在和发挥作用的社会体系——一种自由的、生产性的、合理的体系，它要求和报答每一个人身上最出色的东西。这个体系，很显然，便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
“但是，无论在生活还是文学中，政治、伦理学或哲学本身都不是目的。唯有人本身才是目的。”
在《源泉》中，有没有我想做的实质性改动？没有——也正因为这样，我对它的行文未做丝毫改动。我想让它保持写作时的原貌。不过有一个小小的错误，还有一个可能会误导读者的句子，我想澄清一下，所以，我在此特意给予提及。
那是一个语意学上的错误：在洛克的法庭讲话中使用了‘自我本位的（egotist) ’一词，而实际上，应该是“egoist（自我主义的）”一词才对。这一错误是由于我对一本词典的依赖所致——对于这两个词，该词典下了令人误解的定义，结果“egotist”似乎更接近于我要表达的意义（《韦氏日用词词典》，1933）。（然而，关于这两个术语，现代哲学家们似乎比词典编纂者要担负更大的罪责。）
洛克发言中那个可能使人产生误解的句子如下：“从这种最简单的必需品到最高抽象的宗教活动，从车轮到摩天大楼，我们是什么，我们拥有什么，都来自于人类的一个单一属性——人的理智的功能。”
这个句子可能被误解为某种宗教或某些宗教思想的背书。记得当时我在写这个句子时就曾对它犹豫不决，而随后又下定决心，认为洛克和我的无神论思想，还有这本书的整个精神基调都已经交待得很清楚，所以没有人会对此产生误解，特别是因为我曾说过，宗教的抽象概念是人类心灵的财产，而非超自然的启示。
但是，像这类问题是不应该留给读者去推想的。我当时所指的并不是这样的宗教，而是一个特殊的抽象范畴，是最为崇高的一个。几百年来，这一概念几乎成了宗教的专利，这便是伦理学——不是宗教伦理学的特殊内涵，而是“伦理学”这一抽象概念，这一价值观的范畴，这一人类关于善恶的准则，它具有卓越、进步、崇高、尊敬、宏伟、庄严等情感的内涵，它隶属于人类价值观的范畴，可是宗教却将它不合理地纳入自己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