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来至中央刑事法院在吾王之法官面前听审之相关人士向前就座。
“天佑吾王，及吾王之法官大人。”
在一号法庭里，“红衣”法官正在就座。法官包德金先生是个矮胖子，他身上那件开了黑衩的红袍使他显得更矮更胖。可是他的姿态却是生气勃勃。在一顶合适得就像是他自己头发似的灰色假发下，那张圆脸精神奕奕，小小的细长眼睛原本会显得惺忪的，却警醒得让他有种校长站在一群学生前面的神气。
对坐在律师席后面保留座位的艾芙莲和我来说，这个地方看来不像个法庭，倒像间学校。就连桌子都排得像教室里一样。法庭上方是一个漆成白色的大穹顶，最上面却是一方平的玻璃屋顶，给三月清晨的阳光照得有些朦胧。四壁都有相当高度的橡木镶板。隐藏在镶板上沿后面的电灯，把黄色的光投射到白色穹顶上，使橡木看来很轻，也把法庭其余的木制部分变成有种发黄的颜色。这里之所以会像间教室，很可能是因为打扫得千干净净的缘故。或者也可能是这里完全没有匆促或慌乱的感觉，就像是一具老挂钟的钟摆。
从我们坐着的地方——在律师席后面——我们只能看到那些律师袍服和假发的背影：几层往下的白色假发，都带着像扣子似的发鬈。一小撮人，彼此俯过身去耳语交谈。在我们左边是一块高起的大平台，目前是空着的。我们的正对面，在有围栏的律师席再过去，就是陪审团席，旁边是证人席，我们的右边则是法官席。后面是一排很大的高背椅：邦国之剑直直地悬挂在正中间的那张椅子上方。
法官包德金大人向律师们、法庭的职员，以及陪审团鞠躬为礼。他鞠躬时弯腰，像在行额手礼。就在他下方那张桌子后面的两名职员转过身去，一起鞠躬行礼，两个人都很高，戴着假发，穿着袍子，而他们一起深深弯腰行礼的时间和法官行礼的时间配合得恰到好处，让人觉得像是滑稽木偶戏里的动作。然后法庭里的人坐好，咳嗽声开始响了起来。法官包德金大人让自己坐在邦国之剑左边的那张椅子上：绝不坐正中那把椅子，那是保留给市长大人或是其他哪位高级市政官的。戴上一副玳瑁框的眼镜之后，法官包德金大人拿起一支笔，把一本大笔记簿里的纸抚平。在法庭的玻璃屋顶上方，三月的阳光变强了，然后又减弱。他们把被告带了进来。
你没法长久地望着嫌犯，他由两个警察夹着站在那个大台子上。至少我没法久久地看着他，那会让你觉得自己很残忍。这还是艾芙莲和我第一次见到安士伟。他是个看来很正派的年轻人——几乎法庭里的每一个人在照镜子的时候，都会看到和他相似的人。尽管他衣着光鲜而且刚刮过胡子，却有那么一种神情，让人觉得他对所发生的事情并不特别在意。但他硬邦邦地立正站着。有几个很残忍的社会版记者坐在我们后面：他并没有朝我们这边看，等起诉书向他宣读完毕之后，他回答“我无罪”的声音却突然有股反抗的意味。在法庭里从来不说不必要的话，法官似乎都用手势来指示一切。
“我谨向全能的上帝发誓。”他们正在让陪审团宣誓，“我必尽力仔细聆听检方及被告所做之真实证言，并根据证据做公正判决。”
这里是你离开校长办公室之后的一间教室，只是后面有根绞索。满怀疑惑的艾芙莲，用手遮着嘴说话。她一直在望着我们前面那排穿黑绸袍子的背影。
“肯，我实在不明白，H.M.为什么要上法庭？我是说，我知道他一向和政府方面的人不和；尤其是跟内政部长每次见面都会吵架；可是他跟警方关系密切，那个探长……他叫什么来着？”
“马斯特司？”
“马斯特司，不错。他都会先听H.M.的忠告，才听他上司的话。哎，要是H.M.能证明安士伟这家伙是清白的，为什么不证明给警方看，让警方把这案子销了呢？”
我不知道。在这一点上，H.M.就是怎么样也不肯说。虽然我们前面的律师现在全都背对着我们。可是很容易就能找出H.M.，他一个人坐在前面长椅上的左边，两只手肘往外撑在桌子上，使得他那件旧袍子让他显得更为胖大，而他的假发也戴得很奇怪。在他右边同一张长椅上坐着控方的律师——华特·史东爵士、韩特利·劳顿先生，还有约翰·史普拉格先生——正凑在一起商议。他们的低语声听不清楚。H.M.面前的桌子上比较干净，检方律师面前却堆满了书本，打印得很整齐的摘要，黄色的卷宗夹里放着官方的照片，另外还有崭新的粉红色吸墨纸。每一个背影看来都很严肃。但是只要有人的眼光飘向H.M.时，我就会感到(或者说我觉得自己能感到)在成为“老贝利”的那种故作礼貌状的假面具下，有那么一点讽刺的意味。
艾芙莲也感觉到了，她非常生气。
“他不该上法庭来的，”她坚持道，“他在大战前就有了律师资格，可是乐丽波普亲口告诉我，说他有十五年没接过案子了，他们会吃定他的。你看看他在那边坐着，像一只喝醉了的猫头鹰！只要他们惹毛了他，他就会控制不住自己；你知道他一定会那样的。”
我不得不承认他不是能中选的律师当中最好的一个。“好像他最后一次出庭的时候引起了骚动。而且，我个人认为向陪审团发言时一开始就是：‘呃，各位呆子’，实在太过轻率。可是不知道是什么奇怪的原因，他就是打赢了那场官司。”
陪审团继续宣誓着，法庭里充满了叽叽嘎嘎的响声和嗡嗡的说话声。艾芙莲越过了在法庭中间那张律师用的长桌往下看，每一个位子上都坐得有人，而那张桌子上摆满了装在信封或盒子里的各种证物。另外还有两件很奇怪的证物立在旁边，靠近法庭速记员所坐的小隔间。然后艾芙莲抬头去看像个瑜伽修行者那样漠然坐着的法官包德金先生。
“法官看起来很……严格。”
“他是很严格。他也是全英国最聪明的人之一。”
“那要是这个家伙有罪的话，”艾芙莲说。她指的是那个不能说的人，“你觉得是他干的吗？”
她说话的语气就像旁观者提起这件事来一样的偷偷摸摸。私底下，我认为安士伟若不是有罪，就是疯了，也许两者都是。我倒相当肯定他们会把他绞死。他的确也尽可能做了好多让他自己受绞刑的事。可是现在不是想这件事的时候。最后一批陪审员，包括两位女士，已经顺利宣誓完毕。起诉书又再次向被告宣读了一遍。有人清了下嗓子。检察总长华特·史东爵士站起身来，为检方先做开场白。
“庭上，各位陪审员。”
一片沉寂之中。华特·史东爵士的声音响起，有种很奇怪的效果，好像是由深渊中发出来的。他抬起下巴，我们看到的是他假发蓬乱的顶部。我觉得在整场审判中，我们只在他转过身来的时候看过一次他的脸：那是一张红红的长脸，有一根很长的鼻子和很凌厉的眼睛。他完全没有一点人情味，十足的死气沉沉。他经常一副像体恤的老师在问有点智障的学生的模样。他维持不偏不倚的态度，声音很轻快，却字正腔圆得像个演员。
“庭上，各位陪审员，”检察总长开始说道，“对嫌犯起诉的罪名，正如各位所听到的，是谋杀。本人的责任，就在向各位说明检方将根据线索来侦办这个案子。各位可以相信检察官通常都是不得已才担起这样的责任来。本案的被害人是一个普遍受到尊敬的人，多年来都在首邑银行担任要职。后来，我想，他还升任了那家银行董事会的一员。而犯下罪行的被告，出身世家，教养良好，家道富有，比其他的人要幸运得多。但所有的事实，都要送呈各位面前；而这些证据，我相信，不会引致其他结论，而会证明艾佛瑞·胡弥先生就是被拘提到此的嫌犯所无情地杀死的。
“被害人是一名鳏夫，死亡时和他的女儿玛丽·胡弥小姐、他的弟弟史本赛·胡弥医师，以及他的机要秘书艾蜜莉亚·乔丹小姐一起住在格鲁斯维诺街十二号。从去年十二月二十三号到今年一月五号，这两个礼拜里，玛丽·胡弥小姐不在家里，到索塞克斯拜访友人。各位会听说到在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清晨，死者收到胡弥小姐的一封来信，信中宣布了胡弥小姐已经订婚，准备下嫁给詹姆士·安士伟，也就是本案被告，他们是在她朋友家中认识的。
“各位也会听说到，在接到这个消息时，死者起初非常高兴，表示他自己热烈赞同。他写了一封道贺的信给胡弥小姐，而且至少和她就这个问题通过一次电话。考虑到嫌犯的前途无量，各位也许认为他应该觉得很满意，可是我必须请各位注意后续的发展。在十二月三十一日到一月四日之间，死者对这件婚事(还有对嫌犯本人)的态度有了突然而完全的改变。
“各位陪审员，这个改变是什么时候、又是为什么产生的，检方不准备说明，但是检方要请各位考虑一下，这样的改变对嫌犯是不是会有任何影响。各位会听说到，在一月四日，星期六的早上，死者又收到胡弥小姐寄来的一封信，这封信里说被告那天会在伦敦，胡弥先生毫不浪费时间地立刻和嫌犯联络。在星期六下午一点三十分时，他打电话到嫌犯位于杜克街的公寓。死者这次对嫌犯所说的话有两名证人听见。各位会听说到。他是用什么样的字句和什么样尖刻的语气和嫌犯说话，各位也会听说到，死者在挂上电话之后，曾大声地说道：‘我亲爱的安士伟，我要制得你服服帖帖的，你这该死的。’”
华特·史东爵士停了下来。
他这番话说来毫不带感情，一面看着手上的文件，好像要确定话都说得正确。有几个人很本能地望向嫌犯，现在他坐在被告席，两边各有一名狱警坐在他身旁。我觉得嫌犯似乎对这一切早有准备。
“在这次电话交谈中，死者请嫌犯在当晚六点钟到格鲁斯维诺街的住所去，各位也会听说到，后来他关照管家说他正在等六点钟来的客人，这个人(以他本人的话来说是)‘可能会有点麻烦，因为这个人不能信任’。
“大约五点十五分左右，死者回到他设在房子后面的书房，或可说是办公室去休息。我必须先向各位说明，在他长年为银行工作的期间，他在家里给自己弄了一间合乎他需要的私人办公室。你们会看到这个房间只有三个出入口：一扇门和两扇窗子。门是一扇既厚重又紧密的门，由里面用门闩闩住。甚至没有锁孔；门由外侧锁上时，则用耶鲁的弹簧锁。两扇窗子都装了钢铁的遮板，而各位也会听说到那是完全防盗的装置。死者生前习惯于将必须带回家来的重要文件或信件收在这个房间里。但是这间书房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当做‘保险库’使用了，死者也不觉得有将门窗关上遮板或上锁的必要。
“死者后来只在那里放着他的‘奖品’。各位陪审员，这里说的是死者非常热衷于射箭这种娱乐。他是皇家射箭协会的成员，也是肯特郡护林官协会的成员，这两个协会都是为推行这种古老的优良运动而成立的。在他书房的墙上挂着一些由肯特郡护林官协会年度竞赛得来的奖品，包括三支箭——每支箭上都刻有得胜的年份：一九二八、一九三二、一九三四，以及由肯特郡护林官协会为一九三四年破纪录的分数还是中靶次数而颁发的一枚铜质奖章。
“有这些背景的死者在一月四日星期六傍晚五点十五分左右进入了他的书房，现在请注意接下来的事情！这时候，死者叫来他的管家戴尔，指示他将窗子的遮板关上锁好。戴尔说：‘遮板吗？’他表示惊讶，因为自从死者不再把这个房间当办公室使用之后，就再也没做过这种事。死者说：‘照我说的话去做。你以为我想让傅来明看到那个傻瓜来找麻烦吗？’
“各位会听说到，所提到的鲁道夫·傅来明先生，也是一位射箭的同好，他是死者的朋友，就住在隔壁：事实上，他所住的房子就在书房窗外，只隔着一条窄窄的通道。戴尔遵照死者的指示，将遮板关上锁好。值得注意的是，那两扇上下开动的窗子也是由里面上锁的。戴尔先确定屋子里一切安排就绪，然后注意到在小柜子上有一个酒瓶，里面装着一直满到瓶塞的威士忌，一个没有用过的虹吸式苏打水瓶，以及四个干净的酒杯。戴尔离开了房间。
“六点十分时，嫌犯抵达了。各位会听到有关的证词，让各位决定他究竟是不是在极其激动的状态。他拒绝脱下大衣，要求马上带他去见胡弥先生。戴尔带他去了书房，然后离开房间，顺手关了房门。
“大约六点十二分左右，仍然在门外小走廊上的戴尔听到嫌犯说：‘我不是到这里来杀人的，除非真有那个必要。’过了几分钟之后。他听到胡弥先生大声叫道：‘老兄，你怎么了？你疯了吗？’他还听到某些声音，将来都会形容给各位听。”
这回检察总长只略微停顿了一下。华特·史东爵士越来越起劲：虽然他仍然维持着冷淡的态度口若悬河地发言，也仍然刻意字正腔圆地读出他引用的句子。他唯一的手势是用他的食指随着他
所念的每一个字慢慢地移向陪审团。华特爵士是个很高的人，而他黑色袍服的袖子有点飘动。
“就在这时候，各位陪审员，戴尔敲门问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他的雇主回答说：‘没事，我能料理好。走开！’于是他就走开了。
“到了六点三十分。艾蜜莉亚·乔丹小姐下楼来，在走出大门之前，先去了书房，她正准备敲门，却听见嫌犯的声音说：‘起来！起来，你该死的！’乔丹小姐试了下门把，发现房间从里面闩住了。于是她由小走廊跑过去，碰到了正走进小走廊里来的戴尔。她对他说：‘他们在打架，他们彼此要杀对方；快去拦阻他们。’戴尔说最好去叫警察来。乔丹小姐说：‘你是个胆小鬼，跑到隔壁去把傅来明先生找来。’戴尔建议说这时候乔丹小姐最好不要一个人留在屋子里，最好是她自己去叫傅来明先生。
“于是她就去了，却看到傅来明先生正离开家门往外走。傅来明先生陪她回来之后，发现戴尔正拿着一根拨火棍从厨房进来。他们三人一起走到书房门口，戴尔敲了敲门，经过一分钟之后，他们听到有声音，很正确地认为是在门的那一边把门闩慢慢地由插孔中抽出来的声音。我说‘很正确地’，各位陪审员。那根门闩的确是在那时候抽开来的，而那是一根很难拉开的门闩，需要相当大的力气才能拉得动，这件事嫌犯本人也再三地表示过。
“嫌犯把门拉开了几吋。在看到他们之后，他把门整个打开，说道：‘好了，你们不如进来吧。’
“在那样的情况下，你们也许会、也许不会认为这句话很冷漠无情。那个情况就是：胡弥先生躺在窗子和书桌之间，你们会听到有关位置所在的叙述。一支箭插进他心口里，仍然竖立在尸体上。你们会听到经认定在最后见到死者和凶嫌单独在一起时，那支箭还挂在书房的墙上。这一点，也确实经由嫌犯本人确认过了。
“关于这一支箭，我们要以医学证据，证明箭矢是以什么样的力量和方向刺进身体，使得刺穿心脏而造成立即死亡。
“各位会听到专家证人的证词，证明那支箭不可能是射出来的；也就是说，不可能是由一张弓射出来的，而是用作手持的武器，像用刀一样。
“你们也会听到警官作证，说在那支箭(那支挂在墙上已经有很多年的箭)上面积了一层灰。那些灰尘只有一处弄乱的地方，而在那里发现了清楚的指纹。
“最后，各位会听说到，这些指纹正是在押被告的指纹。
“现在，嫌犯打开书房的门让乔丹小姐、傅来明先生和那位管家进去之后怎么样了呢？他们会证明房间里只有他和死者。傅来明先生对他说：‘谁干的？’嫌犯回答说：‘我想你们会说是我干的。’傅来明先生说：‘呃，那你已经把他杀死了；我们最好找警察来。’不过，他们还是先检查了那个房间：发现窗子的铁遮板仍然由里面锁住，而窗子同样地也由里面锁住了。我们会向各位说明，他们发现嫌犯独自一人和遭到谋杀的死者在一间这种情况下无法进出的房间里；而且，我们也可以很确实地说，那里没有任何一点缝隙能让另外一个人出入。在傅来明先生搜查那个房间的那段时间里，凶嫌坐在一张椅子上，神情显然十分镇定(不过这件事各位必须听过证人的说辞)；抽了一支烟。”
有人咳嗽了一声。
这声咳嗽绝非故意，因为法庭里所有的人脸上都表情严肃；但是咳声还是引起了一阵骚动。我不知道大部分人对这事有什么看法。然而。这类事情造成一种气氛，而这种气氛有些不祥。坐在我们后面市地公司座位上的是两位女士。一个长得很好看，穿了件豹皮大衣；另外一个相貌不能说是丑陋，至少很平庸，在她那张贵族化的脸上化了浓妆。我们应该很公正地承认她们并没有扭动身子，或是发出笑声，或是大声说话，她们冷硬的耳语声只有我们听得到。
豹皮女子说：“你知道吗？我有次在一次鸡尾酒会上见过他耶。我说，这可不是让人兴奋得可怕吗？想想看，再过不到三个礼拜，他就要给绞死了。”
平庸面孔说：“你觉得这很有意思吗，亲爱的？我真希望他们会给我们一个舒服的地方坐坐。”
华特·史东爵士往后靠在长椅的靠背上，两手顺着椅背伸了出去，打量着陪审团。
“现在，各位陪审员，嫌犯本人对这些事情又有什么说法呢？他怎么解释胡弥先生死亡时，只有他一个人和死者在一起的事实呢？他怎么解释他的指纹在凶器上呢？他怎么解释另外一件会再提陈给各位的事实，那就是他为什么带着一把手枪到那栋房子去？各位会听到他对傅来明先生、对戴尔、对在发现尸体后不久赶到的史本赛·胡弥医师所说的不同说辞的细节。
“不过，这些说辞大部分也都包含在他于一月五日中午十二点十五分向分局警探莫特伦所做的供词当中。嫌犯在随同莫特伦警探和雷伊警佐到多佛街去之后，在那里自动做了供词，现在我就宣读给各位听，他说：
“‘本人系自愿提出此项供词，且出于本人之自由意志，事先已得知我所说之一切均会做成书面记录，并得用于呈堂供证。
“‘我希望能澄清我自己，我完全是清白的。我在今天上午十点四十五分时抵达伦敦，死者知道我要来，因为我的未婚妻已经写信给他，说我会搭九点钟由索塞克斯的富瑞安站开的火车。下午一点三十分，胡弥先生打电话给我，要我六点钟到他家去，他说他希望解决和他女儿有关的一些事情。我在六点十分到达他的住处。他非常友善地迎接我。我们花了几分钟谈射箭的事，我当时注意到有三支箭挂在墙上，他说你可以用那样的一支箭把人杀了，我开玩笑地说。我不是到这里来杀人的，除非真有那个必要。这个时候。我很确定房门没有闩上，我身上也没有任何一种武器。
“我告诉他说我想娶胡弥小姐，请求他同意。他问我说要不要来杯酒，我说好。他倒了两杯掺苏打水的威士忌，给了我一杯，自己拿了另外一杯。然后他说他要敬酒祝我健康，还说他完全赞同我和胡弥小姐的婚事。’”
华特爵士把眼光从那张纸上抬了起来，似乎有好长一段时间，他一直盯着陪审团。我们看不到他的脸；可是他戴假发的背影却是很有说服力的样子。
“检方的确要求各位相信，死者把他找到那里去是为了‘解决和他女儿有关的一些事情’。你们必须决定：从表面上来看，这句话是否合理，或是否可能。他到了那里，嫌犯刚进门，他们就开始谈射箭的事，而胡弥先生用极其友善的态度宣称，可以用那样的一支箭把人杀死。各位可能认为这种做法太特别了，虽然这样让嫌犯能说他那个关于杀人的玩笑话。各位也许会觉得更特别的是，死者在其他证人面前表达了各位将来会听说到的他对嫌犯的感觉：居然会敬酒祝他成功，还赞同那件婚事。可是接下来如何呢？
“‘我大约喝了半杯掺苏打水的威士忌后，感到头晕，我知道我想必是快失去知觉了。我想要说话，可是说不出来。我知道酒里一定被下了药，可是我感到自己往前倒下，而我所记得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胡弥先生在说：“你怎么了？你疯了吗？”
“‘等我苏醒过来的时候，我仍然坐在那同一张椅子上。不过我相信我先前曾经由椅子上跌下来过。我觉得很不舒服。我看了看表，发现已经是六点半了。然后我注意到胡弥先生的脚伸在书桌的那一边，他躺在那里，死了，就像你们看到的情形。我叫他爬起来，我没办法想到底出了什么事。我在房间里绕了一圈，注意到墙上的箭有一支给拿了下来。我试了下房门，发现门是由里面闩住的。我也去察看过窗子的遮板，那也由里面上了锁。我想到可能会有入怀疑是我杀了他，所以我去找胡弥先生倒的那两杯酒，我没有找到。装威士忌酒的瓶子又装得满满的放在小柜子上，那瓶苏打水也好像从来没用过。还有四个干净的酒杯：可是其中两个可能是我们用过的杯子；我不知道。
“过了一会儿，我又走过去看那扇房门。这时候我才注意到我手上的尘土，就像后来你们要我看的一样。我走回去看那支箭。正当我在看箭的时候，有人敲门；我看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所以我开了门，那位你们称之为傅来明先生的大个子冲了进来，那个佣人跟在他后面，手里拿了根拨火棍，而乔丹小姐还在门口。这就是所有我能告诉你们的事。我从头到尾都没有碰过那支箭。”
在华特爵士把那几张薄薄的打字纸翻回来、放下去的时候，发出一阵窸窣的声音，而这声音传遍了整个法庭。
豹皮女子悄声地说：“哎，他根本是个疯子。”
平庸面孔说：“你真的这样想吗，亲爱的？你还真是天真得可怕呢。我敢说，他就是希望我们这样想啦。”
“嘘——”
“各位陪审员，”华特爵士继续说道，一面将两手伸开，做出一副宽大为怀、甚至很困惑的表情，“我对这番供词不予评论，也不评断马上会由证人和警方提出的实际证据。这些奇特的供词可以怎么说明，会由嫌犯或我那位饱学的朋友提出什么样的解读，都不是我能说的。检方的论点是，这个男人在发现艾佛瑞·胡弥对他一意安排的计划，提出既愤怒又意外、而且不可动摇的反对时，和他发生了争吵，进而凶残地杀了那个从来没伤害过他的老人。
“最后，我只需要提醒各位这一点：你们所要做的事，就是认定检方所提出的证据究竟是否能证实谋杀的罪名，这是各位要做的痛苦工作，也是唯一的工作。如果你认为检方无法在合理怀疑之下证明所指控的罪名，你也必须毫不迟疑地善尽你的责任。我可以很坦白地告诉各位，检方对被害人为什么突然与嫌犯对立一事提不出什么理由。但是，我会证明这一点不是重点所在；这个问题的重点是，这样的对立态度对嫌犯有什么影响。两人对立是事实，而各位也许认为这是一连串事件的开端，我们应该让各位知道。所以，如果各位认为这个案子检方已经相当能证实的话，各位就不要让嫌犯在性格上的弱点成为他提出辩护的奇怪理由的一环；而各位也必须毫不迟疑地对他依法处以极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