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刚走，”伯克说，“才出去不到十五分钟，但是还会再回来。他提过你可能会来。”
“是吗？”
“你应该等他回来，他不会出去太久的。我刚煮了咖啡，看你要不要。”
他替我倒了咖啡，我端着去米克和我平常坐的地方，就在角落里，塔拉莫爱尔兰威士忌广告镜子下的那张桌子。旁边的桌子上有一份别人看过的《邮报》，我打开来翻到体育版看专栏，对那些字句的专注程度不比刚刚看电影时强，过了一会儿，我放下报纸，又想打电话去给詹姆斯·肖特了。现在打去会太晚吗？我正在想的时候，门打开，米克·巴卢走了进来。
他就站在门边，头发被雨淋得贴在头皮上，衣服都湿透了。他看到我，脸色亮了起来。“老天，”他说，“我不是说过你今天晚上会来的吗？不过你可真挑了一个好日子。”
“我来的时候，雨才不过像浓雾一样。”
“我知道，我刚刚就在这种天气里出门的。爱尔兰人说这种天气很温柔。结果操他妈的最后就变成倾盆大雨了。”他两手相互搓着，在旧瓷砖地板上跺了跺脚。“我去把这身湿衣服换掉。这个时候要是感冒了，他妈的得拖到圣诞节才会好。”
他走进后面的办公室。偶尔他会在里面的绿皮沙发上过夜，橡木衣橱里面也有一些换洗衣服。里面还有一张书桌，外加一个庞大的莫斯勒保险箱。保险箱里一向放着很多现金，我不相信那个箱子会有多难撬开，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蠢得敢到这里来偷。
几分钟后，他走出办公室，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换了一件颜色鲜艳的运动衬衫和宽松长裤。他和一名玩飞镖的人说了几句话，又轻轻拍了拍一个戴着布帽子的老头的肩膀，然后走到吧台后面给自己倒酒。他先很快地喝了一杯，驱走寒意，我几乎可以感觉到那股暖流从心口向外四散开来，提供慰藉，温暖他的身体和灵魂。然后他又把杯子加满，连同另外一杯给我的咖啡一起端过来。
“这样好多了，”他边说边在我对面坐下来，“真可怕，这种夜晚被叫出去解决事情。”
“希望你解决了。”
“啊，没什么大不了的，”他说，“有个小鬼赌博输了点钱，写了一张借据。然后他觉得他是被诈赌，就下定决心不还债了。”
“然后呢？”
“然后他的债主就把他的借据卖掉。”
“卖给你。”
“没错，”他说，“我想这个投资不错，像是买抵押品似的，折扣很多。”
“你是付现金买的？”
“是啊，然后我派安迪·巴克利去跟那个小鬼谈。你知道吗，那小鬼还坚持说他是被诈赌的，所以不管借据在谁手上，都没有欠债这回事。他说没什么好商量的，他已经下定决心了。”
“那你怎么办？”
“我去看他。”
“然后呢？”
“他就改变心意了。”米克说。
“他打算要还钱了？”
“已经还了。所以你可以说，这是个明智的投资，利润相当诱人，而且很快就回收了。”
我的朋友米克是个大块头，又高又壮，那颗脑袋放在复活节岛上的风化岩头里面也难以分辨出来。他有一种原始而坚韧的气质，多年前，莫里西夜间酒吧一个聪明的家伙曾形容说，英国的史前巨柱群看起来就像米克和他兄弟们围成圆圈站在一起似的。
当初这个形容是很贴切，但如今他好像是贵族裔的最后一脉香烟。四十和五十年代，凶悍的爱尔兰罪犯曾狂饮、争斗、发展壮大，最早可追溯至南北战争之前。当时各种帮派林立——高弗斯家族、罗德帮、帕罗党，还有葛利罗家族帮。很多帮派头目也是酒馆老板，其中包括马利特·墨非和“神父”帕迪，还有奥尼·马登。他们就像过去纽约的各个族群一样快乐地堕落，如果不是那么贪杯的话，应该会在这个城市留下更多痕迹。根据米克的说法，上帝创造威士忌是为了不让爱尔兰人接管全世界，我想也必定让“地狱厨房”的流氓没能接管纽约市。
几年前，一些报社记者开始称现在的这批人为“西部帮”，等到这个说法流行起来，却很难找到符合的人物了。这附近的坏蛋大半走光了——有的死于酒精或暴力，有的在纽约某个监狱被终身监禁，有的在曼哈顿州立医院里等死。有的结了婚，住在新泽西的郊区，变得又肥又傻，去汽车行骗点钱，在教堂的资金筹集会上作假，或者整个星期都在为岳父工作，然后周末大醉一场。
米克的母亲来自爱尔兰梅约郡，父亲来自法国马赛附近的一个渔港，他喝威士忌像喝水一样，是个职业罪犯，一个残忍的杀手。他会穿上父亲传下来的屠夫围裙展开一个屠杀之夜，然后穿着同一条围裙去参加次日清晨圣伯纳德教堂的屠夫弥撒。很难理解我们怎么会成为朋友，我也无法解释我们共度的那些漫漫长夜，彼此的故事就像水或威士忌一样流泻出来。他会为我们两人干杯，一次又一次的用十二年的詹姆森牌威士忌加满玻璃杯。我则陪在旁边喝咖啡，或可乐，或苏打水。
或许就像詹姆斯·费伯说的，这对我而言，是一种不会醉的喝酒方法，可以重新捕捉酒馆的甜美气氛，却不必冒着肝脏受损的危险。或许，就像埃莱娜猜想的，我们两人冥冥中是宿命相连，已经不知相连了几辈子了。或者，就像我偶尔想的，米克是我未曾拥有的哥哥，也是我没有踏上的那条路。
也或许，我们只不过是喜欢在安静房间里面讲讲故事，以此度过漫漫长夜的两人男人。
“你还记得，”他说，“前年我去了一趟爱尔兰。”
他的律师马克·罗森斯坦送他出国，以避免被法庭传唤。“我本来要跟你一起去的，”我提醒他，“可是正好有事。”
“啊，我们两个一定会把那些小妞给迷死。爱尔兰是个奇怪的民族，我告诉过你帕迪·米汉的酒吧吗？”
“没有。”
“帕迪·米汉在西柯克郡开了一家酒馆，”他说，“我相信一定很不错，虽然当时我没亲眼看到。不过他有个住在波士顿的叔叔，老家伙死的时候，听说留下了一大笔遗产。”
“我想是留给帕迪的。”
“没错，而且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表现得有点生意头脑。他把钱全拿来整修那个酒馆，墙板换上松木，装上枝形吊灯，而且还可以调整灯光明暗，大门上方挂了一个大招牌，很引人注目，几英里外就看得到。”他面露微笑，津津有味地回忆着，“他还在木头地板上铺了很精致的油毡布，买了新桌椅，真的是不惜血本。但这家小乡村酒馆最了不起的，就是店铺后方两扇并排的木头门，上面写着古爱尔兰文。一扇上面漆着FIR，表示‘男用’；另外一扇漆着MNA，表示‘女用’。上头还各有一个男生和女生的侧面剪影，就和机场洗手间看到的那种是一样的，免得游客看不懂古爱尔兰文。”
“他好好整修了厕所。”
“啊，你是这么想的，对吧。帕迪·米汉这家伙本性不改，等到你走进任何一扇门，不管是FIR还是MNA，你就会看到眼前还是同样那片五英亩的地。”
他又讲了另外一个爱尔兰的故事，让我想起几年前发生在绿宝石会晚宴上的一件事情。我们就这么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外头的大雨还在下。
“我告诉过你丹尼斯和那只猫的故事吗？”他问。
“我不记得。”
“要是讲过的话，你一定会记得的，”他说，“就算你喝醉了，也不会忘掉的。哦，那时丹尼斯还是个小鬼。”
“我记得丹尼斯。”
“我们从小被管得很严，你知道。我是唯一学坏的，法兰西斯后来成为神父，现在在奥勒冈卖汽车，变化真大，呃？约翰在白原，是那个操他妈社区的领袖。”
“他是律师对不对？”
“房地产律师，每次早报上有我的新闻，都让他早餐吃不下。”他的绿色眼珠因思考而发亮。“而丹尼斯，”他说，“就是那种所谓快乐幸福的小孩，心地善良又光明。当然他喜欢喝酒。”
“当然。”
“他喜欢喝几杯。刚从高中毕业，他就去铁路快递公司做事。在他们的中央仓库，午夜到早上八点，每星期五天。他从来没请过假，而且从他一上班直到清晨时分离开，也从来没有不沾酒。他们上夜班的每个人都喝很凶，不喝酒就偷东西，不偷东西时就在计划接下来要偷什么。那家公司现在倒了，不必是天才也可以告诉你为什么会倒。”
“我想是。”
“不过那里发生过最绝妙的事情，”他说，“就是那只猫。有个女士有一只获过奖的猫，我相信是波斯猫，反正就是那种长毛的品种。她有一个为那只猫特制的细条木笼子，送到收货站，打算运到加州去。”
“他们偷了那只猫？”
“没有，谁要偷猫啊？他们只不过是把那笼子乱摔，那个精致的木笼子就摔散了，那只猫站在散开的木条堆里面，对着这群喝醉的白痴左看右看，然后一转眼就不见了。你猜他们怎么办？”
“怎么办？”
“他们把笼子修好，找来了锤子钉子把整个笼子又拼回去，他们自己说，修得挺好的。可是修完之后，猫没再出现，这也不意外。可是他们不能送一个空笼子去圣迭戈，所以他们全体就在仓库里找来找去，喊着‘来，小猫’，还喵喵喵的乱叫一通。”
“那幅景象一定很好笑。”
“如果那只猫看到就好了，”他说，“但是猫一直不见踪影，连根毛都没让人再看到过。不过他们却发现了另外一只猫，一只很脏的老黑猫，瞎了一只眼，耳朵也只剩一个，脏兮兮的黑毛毫无光泽，而且因为皮肤病而处处结痂。这只猫就住在仓库里，你知道，靠捕鼠维生。当然，我不怀疑，还有小孩子偶尔会给它点东西吃。”
他笑着陷入回忆。“结果丹尼斯解决了这个难题，”他说，“‘货单上写着：猫一只，上头就只有这样，’他告诉大家。‘她在笼子里面装了一只猫，然后她会领回一只猫，她能怎么说？’于是他们把那只老黑猫装进笼子，贴上封条，送到加州。”
“哦，不。”
“啊，耶稣，”他说，“你能想象吗？那个可怜的女士亲手打开笼子，跳出来这只小癞猫，没瞎的那只眼睛露出邪恶的光芒。”
“‘哦，小可爱，’”我说，故意尖着嗓子，“‘他们把你怎么了？’”
“‘哎呀，小可爱，我都认不出你了！’”
“‘路上很辛苦吧，小可爱？’”
“你能想象吗？哦，你应该听丹尼斯讲，比我讲得精彩多了。”他的脸色一暗，然后喝了一大口威士忌。“后来他们叫他去越南，”他说，“那个该死的笨蛋就去了。我应该把他弄出来的，我告诉过他我有办法，那很简单，只要打个电话就行了。”
“他不让你这么做？”
“他说他想去，他说他想报效国家。我说，丹尼斯，让那些操他妈的黑鬼去报效操他妈的国家吧。他们收获会比你多，损失会比你少。但是他不听，结果他去了，死在那里，被装在尸袋里运回来。亲爱的耶稣，真是他妈的浪费。”
“你想他为什么要去，米克？”
“啊，谁知道？他等着去越南的时候，我告诉他，如果他现在想脱身，可能就不是只打一个电话那么简单，但是不去越南是轻而易举的。他可以去加拿大，或者爱尔兰。可是他说，我去加拿大干什么？我去爱尔兰干什么？我留在这里又能做什么？然后他甜美地对我笑着，那笑容真让人心碎。于是我知道，他会死在那里，而且我知道他心里明白这一点。”
我想了一会儿，开口道：“你认为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去？”
“没错。”
“‘我跟死亡有约。’”我说，引了一句艾伦·西格的诗。
“正是如此，”他说：“和死亡有约。他约好了，不想失约，可怜的小鬼。”
快两点时，伯克收拾了吧台，送走几个顾客，除了那个戴着布帽子的小老头。他依然坐在吧台的高脚凳上，伯克则把椅子放在桌上，方便次日一早拖地。弄完了，伯克把米克的酒瓶和一个保温瓶的咖啡放在邻桌我们伸手可及之处。
他说：“我要走了，米克。”
“好。”
“多尔蒂先生还坐在那里。我会跟他一起出去，这样可以吧？”
“问他要不要等到雨停了再走，他在不要紧的。你把门锁好就行，等他要走的时候，我会替他开门。”
可是那个老头不愿意打烊后还待在这里，他跟着伯克走到门边，两人一起出去。米克把所有的灯都关了，只留我们桌子上方那盏，回来又给自己倒了酒。
“那是埃蒙·多尔蒂，”他说，“以前他从来不来的，但早春的时候，第十一
大道高尔韦·罗斯的店关了，那整幢建筑就要炸毁，或者要拆除。我没去看过。多尔蒂以前天天去那家店，现在他天天来这里。他会坐上八个小时，喝两品脱啤酒，从来不开口说话。”
“我不认识他。”
“你当然不认识。你出生前十五年，他还在杀人呢。”
“真的？”
“我们刚刚谈到西柯克郡，”他说，“还有帕迪·米汉的酒馆，以及他重新装潢的事情。埃蒙·多尔蒂就来自西柯克郡的斯基伯里镇，二十年代，英国镇压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期间，他是汤姆·巴里飞行队的。”他唱道：“‘哦，但看起来多么壮观／Auxies和RIC／黑棕队落荒而逃／远离巴里的悍将。’你知道这首歌吗？”
“我连歌词是什么意思都不懂。”
“Auxies是当时征募的佣兵，RIC是皇家爱尔兰警察，黑棕队你知道的。还有一首不必查字典你就可以明白的歌。”
十一月十八日
马克伦镇外
棕衣人队上了大船
急急奔赴他们的厄运
但巴里旗下的狠将男儿们等待着
带着来复枪、火药和炮弹
爱尔兰共和军
就要在这片土地上大干一场
“歌词里讲的是大屠杀，相信是某个爱尔兰人写的。埃蒙·多尔蒂就参加了那场骚动，哦，他也杀了很多人。英国曾悬赏要他的人头。然后美国政府赎了他的人头，于是他就来到这里。一个亲戚替他找了份仓库里卸货的工作，不过你看他的个头也知道他干不了。然后他去当了好多年的出租车调度员，现在已经退休很久。如今他每天喝两品脱啤酒，半句话也不说，只有上帝知道他脑袋里面在想什么。”
“你刚开始谈到他的时候，”我说，“我发现自己在想另外一个老头，名叫霍默·钱普尼。”
“我不认识他。”
“我自己也不认识，”我说，“可是他开启了一个东西，或者该说继续了一个东西，很难确知是什么情况。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啊，”他说，“说来听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