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上七号地铁，在科罗纳区的第一○三街车站下车，再往下两站就是希叶球场。两个街区外的罗斯福大道上，科罗纳保安公司占据了一幢两层砖造楼房的二楼。一楼是家童装店，橱窗里有一堆布玩偶。
大部分保安公司都是由退休警察经营的，大部分退休警察也会找这方面的工作。科罗纳的老板马丁·班扎克的外表好像应该在楼下卖连身衣裤给学步的娃娃。他是个小个子，六十来岁，圆肩秃顶，无框的双焦眼镜后面一对忧伤的蓝眼珠，小圆鼻子下方是修剪得整整齐齐的短髭。
我身上带着两种名片，第一种是我戒酒的辅导詹姆斯·费伯送的，上面只印了我的名字和电话。第二种是可靠侦探社给的，证明我是他们公司的侦探。我给班扎克的是侦探社的名片，结果引起一个小误会，他一看到名片就跟我解释，科罗纳保安公司大半只提供制服警卫和汽车巡逻警卫，很少雇用我这种有经验的侦探。可是他们的确需要定期的调查员，所以我可以填写他档案里面的某张表格，这样就可以偶尔从他们那里接点儿工作。
我赶快澄清，解释自己的身份和来这儿的目的。
“詹姆斯·肖特，”他说，“能否请问一下你为什么对肖特先生有兴趣吗？”
“几个月前有起事件，”我说，“他是福瑞斯特山一桩街头犯罪第一个赶到现场的人，所以——”
“哦，当然，”他说，“真可怕，工作认真的生意人在回家途中被刺死。”
“我想你的员工可能注意到那天晚上附近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有什么陌生人。”
“我知道警察后来问过他。”
“我相信，但是——”
“整个事情让肖特非常困扰。可能还引起其他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班扎克先生？”
他透过镜片的下半截看着我。“告诉我，”他说，“詹姆斯·肖特到你们公司求职吗？”
“找可靠侦探社？哦，我想不会吧，不过如果他去试过的话，我也不会知道。我不是那里的管理人员，只是偶尔抽出几天替他们工作罢了。”
“你现在不是在替他们工作？”
“不是。”
他想了想，然后开口道：“我刚才说过，那件案子曾经非常困扰他。毕竟事情发生在他值勤的时间，其实这一点也不表示他就应该防止那件事情的发生。我们每个巡逻人员所负责的区域都很大，目的是透过最大的能见距离，达到最大的威慑力。罪犯看到有我们标志的巡逻车，就知道这个区域有固定的巡逻人员，对做坏事也会有所顾忌。”
“这样别的地方的犯罪率会不会因此提高？”
“政府警察或私人警力又能怎么办呢？我们无法改变人性。如果有人认为我们能减少一个区的犯罪，就会雇我们去保护，我们只是尽职做事罢了。”
“我明白。”
“不过，我想肖特一定觉得有点责任。这也是人性。而且那对他也是个震撼，亲临犯罪现场，发现一具尸体。还有不同警察轮番询问。我不敢说这会带来什么后果，但是很可能是因此引起的。”
“引起什么？”
他用肢体语言回答，把手肘弯起，手腕从上往下划，就像放下一杯酒似的。
“他喝酒？”
他叹了口气。“喝酒就得开除。我们的规定是这样，没有例外。”
“这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我还是破例一次，”他说，“因为他所受的压力太大了。我告诉他要再给他一次机会。结果又发生了第二次，就没办法了。”
“那是什么时候？”
“我得查一查。我想命案发生之后不到一个月吧，顶多六个星期。那家伙是什么时候遇害的？一月底？”
“二月初。”
“我想他是在三月中旬离职的。《三月中旬》，”他吃惊地说，“那是一本小说，你看过吗？”
“没有。”
“我也没看过。那本书就在我书架上，我母亲买的，她过世后把这本和其他几百本我没看过的书都留给我。不过我老是会不经意看到这本书的书脊。《三月中旬》，乔治·艾略特的作品。我确定我以后也绝对不会去看的。”他摇摇手打住这个不相干的话题，“我有詹姆斯·肖特的电话号码，要我帮你打吗？”
肖特的电话没人接，班扎克把号码连同一个位于曼哈顿东九十四街的地址一起抄给了我。我在一个意大利快餐店匆匆吃了点东西，乘地铁回市中心。在大中央车站转列克星顿大道的快车，然后在八十六街下车。我又打了公用电话试试看肖特家，响了六声，还是没人接。
差十五分就五点了。如果肖特找到新工作，现在可能就像这个城市绝大部分的劳动人口一样正在上班。另一方面，如果他还在做同样的工作，我也不会知道他的上班时间。他可能穿着保安制服在日落公园区负责运送现钞，或者在长岛市的某个仓库守夜。我无从知晓。
有时候我会在口袋里面塞一份聚会时间表，可是那本册子太厚了，里头列出整个纽约所有匿名戒酒协会的聚会时间地点，而且我常常不带。今天就没带在身上，于是我把两毛五硬币再度塞进投币口，拨了联络中心的号码，一个义工告诉我，五点半在第一大道和八十四街交会口一家教堂的地下室有个聚会。
我提前到了，发现那里没咖啡——有的团体有，有些则没有。我到对面的杂货店，碰到两个也要去参加聚会的人，其中一个我认识，在我偶尔会去的西区中午聚会上见过。我们带着咖啡一起过街回到会场，然后在几张长形餐桌之间各自找位子坐下，刚过五点半，会议已经开始时，又有几个人陆续进来。
总共只有十二个人——这是一个新团体，就算我带着那本会议小册子也找不到这里，因为还没登记上去。一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戒酒刚满一年，花了快一个小时细述她的故事。她跟我年纪差不多，家里上一代和上上一代都出了酒鬼，她小心地跟酒精保持距离好些年，只准自己在社交场合喝一杯鸡尾酒或葡萄酒。后来她丈夫死于食道出血——当然，她嫁了个酒鬼——于是到了四十来岁，她开始喝酒，然后就好像这件事等了她一辈子似的，紧紧地抓住她，再也不肯放地走。沉溺杯中物的过程又快又突然又狂野。她很快就失去一切，只剩下有房租管制资格的公寓，和足以让她付房租的社会福利金支票。
“我曾在垃圾堆里找食物，”她说，“在陌生的地方醒来，而且往往都不是独自一个人。我是教养良好的爱尔兰天主教家庭长大的，以前除了我丈夫从没跟别人一起睡过觉。我记得有一次失去记忆，我没法告诉你们自己做了什么，或者跟谁做了什么，可是我脑袋里只想到，‘哦，玛格丽特，修女们现在可不会以你为荣了。’”
她讲完之后，大家传着篮子丢钱并轮流讲话。轮到我的时候，我莫名其妙谈起自己在寻找一名保安人员的事情，还有他因为喝酒而被解雇。“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强烈感觉，”我说，“我自己是在辞去警察工作之后开始喝酒的。如果我继续喝酒，就会像这个人一样丢掉后来的工作，而且也会喝掉自己的一切。我并不真的知道有关他的任何事情，也不知道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但想着他的事情，我忽然明白，如果我没发现这个团体的话，我的人生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只是很高兴我在这里，很高兴自己戒酒了。”
聚会之后，我跟几个人一起出去喝咖啡，非正式地继续聚会上的经验交流。到了咖啡店之后我拨了一次肖特的电话，十五分钟后又试了一次。离开那家店之前，我试了三次，此时大概是七点多，那枚二毛五硬币再度掉到退币口时，我拿起来打电话给埃莱娜。
没有我的留言，她说，信件里头也没什么特别的。我告诉她截至目前的进度，又说我可能大半夜都会在外头。“如果他有应答机的话，”我说，“我就会留言给他，等过一两天没消息再打过去。可是他没应答机，我又在这附近，而且这一带我不常来。”
“你不必跟我解释的。”
“我是跟自己解释。而且看起来他不太可能给我任何答案。我想问的问题，福瑞斯特山的警察都问过了，所以他能给我什么呢？”
“也许你能从他那儿获得些什么。”
“你的意思是什么？”
“没什么特别意思。哦，那个法国教堂有场演讲和幻灯片展示，我可能会去，如果莫妮卡想跟我去的话，或许我们之后就会进行女生夜游。你大概也会忙到很晚，对不对？”
“可能。”
“因为你本来打算去找米克的，不是吗？这样你明天晚上才能去‘玛丽莲小屋’。”
“你还是想去？”
“在昨夜我们共度那段时光之后吗？”我可以想象她脸上的表情，“现在更想去了，你可真是够热辣，斯卡德先生。”
“现在取消吧。”
“‘现在取消吧。’你知道你讲这些话听起来像谁吗？杰克·班尼。”
“我正是想模仿杰克·班尼。”
“哦，这样的话，你模仿得不太像。”
“你刚才说——”
“我知道我说过什么。我爱你，你这老熊，你应该怎么回答我？”
八十六街北边，上东区是一个过渡期地带，它不属于约克维尔也不属于东哈林，而是让你联想到两者。街道对面，豪华的公共管理公寓在低收入的公共计划住宅间昂然矗立起来，两类建筑的墙上都有着难以辨认的喷漆涂鸦。往北的人都是提着公事包和达戈斯蒂诺超市包装袋的人；另一边，人并不少，只是前往相反的方向，人们则是拿着奶昔纸杯、喝着四十盎司瓶装纯威士忌，或者抽着亮晶晶的雪茄，有如萤火虫在闪烁。
肖特住的那幢建筑在第九十四街，介于第二和第三大道之间，是一幢六层楼的砖结构出租公寓，我在门口数了数，有五十几个电铃，每个电铃旁边都有住户的名字。其中一半没标示，肖特的名字也不在上头。
一开始，这幢建筑每层应该有四个房间，但历经多年，屋主把房间隔开，论户出租的公寓就变成了论房间出租了。过去多年来我已经进出过几百次这类地方，就算有什么不同，本质上也还是一样。门廊和楼梯间的烹调气味随着住户的种族而改变，但其他的气味则永远充斥在整个城市，而且多年不变。尿臊味，老鼠味，还有堆积废物闷出来的恶臭。偶尔这些鸽子笼里会出现一个明亮通风、清洁整齐的房间，但建筑本身永远黑暗、阴沉、肮脏。
这类地方曾经可能是我离开旅馆后的落脚处。如果我没有戒酒，等到我付不出房租，又没法说服房东让我拖到有收入再补缴的话，我就得搬到这种地方了。或者不管有钱没钱，我会喝到再也没脸天天经过楼下柜台，另外找个地方安顿。
我问一个向外走的男人认不认识詹姆斯·肖特，他只是摇摇头表示不知道，继续走路，速度并没有放慢。我又用同样的问题去问一个往里走的小个子灰发老太太，她手里拄着拐杖，手上的编织袋里装着采购来的日用品。她说公寓里的人她半个也不认识，不过他们看起来好像人都很好。她的气息里有薄荷味和酒味——我猜是荷兰薄荷杜松子酒，或者是用薄荷调味的杜松子酒。
我走到第二大道，在角落的一个公用电话再试一次肖特的号码。没人接，我忽然想到，如果他现在没在工作，非常可能在哪里喝酒，这附近要喝酒太容易了。第二大道上靠九十四街的两个街区就有半打酒馆。我一个个进去，向酒保打听詹姆斯·肖特。他在这里吗？他早些时候有过来吗？没人认识他，至少没听过这个名字，但欧巴尼恩酒绾吧台后面的那个大胡子说，他过去几年听过几次这个姓和这个名。“我只知道，他可能是这些小伙子的其中一个。”他说。
我在想要不要叫叫他的名字。“詹姆斯·肖特？詹姆斯·肖特在这里吗？”但这样我还得回头去我问过的那几家酒馆重复一遍，我可不喜欢。大家都喝多了。
那么，到第一大道的酒吧试试看呢？我该去那儿打听踪影难觅的肖特先生吗？
可能吧，不过首先我再去试一次他的号码，这一次他接电话了。
我告诉他我的名字，说我从警方那里打听到他，又从科罗纳公司的班扎克先生那儿拿到他的电话号码和住址。“我知道这件事情你已经被问过很多遍了，”我说，“但如果你能给我几分钟，我会很感激的。我现在就在你家附近，所以如果我能过去见你——”
“嗯，我们找个地方碰面吧。”他提议，“第一大道转角有个不错的地方，叫蓝色独木舟。那里很适合谈话。十分钟之后怎么样？”
蓝色独木舟用镶板装潢，看起来很像圆木小屋。墙上挂着几个兽头，吧台后面的镜墙上方陈列着一个马林鱼标本。那里的灯光经过反射之后很柔和，播放着爵士乐
和柔和摇滚。里面客人不多，而且看起来水准比整个区要高。
我站在门口一会儿，四处张望，然后走向在一张桌子边单独饮着啤酒的男人。我说：“肖特先生吗？”但我其实已经知道他是。之前我在他公寓的对面等他出来，然后跟踪他到酒吧，再给他一点时间坐下点杯酒，最后我自己才进来。
我想，这是死都改不掉的老习惯。
我们握手，然后我在他对面坐下来。我心里想象过他的样子——是会这样的，脑袋里凭着你对某人的感觉，凭空塑造出来一个形象。通常我见面后会发现那些人跟我心目中的样子不太一样，他也不例外。他比我想象的老一些，肤色更深一些，而且，没错，比我猜想的要矮一点。我估计他快五十了，五英尺八英寸，很壮，有一张圆脸和一对深陷的眼睛。鼻梁扁扁的，鼻尖翘起，嘴唇不宽。没留胡子，不过染深两颊和下巴的胡子一定有两天没刮了。暗色头发，在蓝色独木舟的朦胧灯光下是黑色的，剪短了在圆圆的脑袋上往后直梳。他穿了一件T恤，前臂和腕背毛发浓密。
“发现沃特森的尸体时，”我说，“你一定很震惊。”
“震惊？上帝，没错。”
女侍者过来，我点了杯可乐。然后我拿出笔记本，开始谈他的故事。
收获不多，他和皇后区刑事组以及一一二分局的警探都已经谈过很多遍了，就算还有什么没说，经过快五个月也差不多忘光了。没有，他没在附近看到什么可疑的人。没有，他早些时候没看到艾伦·沃特森从公共汽车站往家里走。没有，他想不起任何事情，半点都想不起来。
“你怎么会现在才来追查呢？”他很好奇，“你有线索了吗？”
“没有。”
“你是别的分局的警察还是什么？”
他假设我是警察，之前我就是希望他这么假设的。但现在我告诉他，我是私家侦探。
“哦，”他说，“不过不是科罗纳保安的人吧？”
“科罗纳保安公司？不，我是单干的。”
“调查福瑞斯特山的一桩杀人抢劫案？雇用你的是谁？受害者的遗孀吗？”
“不是。”
“别的人？”
“他的一个朋友。”
“沃特森的？”
“没错。”
他等女侍者朝这边看时，又点了一瓶啤酒。我不怎么想再喝可乐，不过我还是又点一杯。肖特说：“我想有钱人看事情的眼光不太一样。我刚才在想，如果我有个朋友在街上被刺死，我会雇侦探去追查凶手吗？”他耸耸肩，笑了，“我想不会。”他说。
“我不能透露客户的资料。”
“哦，我了解。”他说。女侍端饮料过来，他说：“我想这是你自己规定的，值勤的时候不喝酒。”
“什么意思？”
“比如说，如果你是警察的话，值勤的时候不能喝酒。当了私家侦探也一样，因为你是替科罗纳保安这类的公司做事。但如果单干，你就可以自己判断是否应该喝酒，对吧？所以你只点可乐，我猜想这是你自己规定的。”
“你是这么想的吗？”
“或者你只不过是喜欢可口可乐罢了。”
“还可以，不过不会很迷。呃，我不喝酒。”
“哦。”
“可是以前喝。”
“是吗？”
“我喜欢喝酒，”我说，“大部分喝威士忌，但是那些醉酒的日子里，我大概也喝了很多啤酒。你以前当过警察吗，肖特先生？”他摇摇头，“哦，我当过。我曾经是警察，警探。不值勤的时候我会喝酒。”
“这样可以吗？”
“我从没因为喝酒误过事，”我说，“都不是直接的。但我想要走自己的路，我离开警界，离开了工作，离开太太和孩子，还有我整个的人生……”
我看不出他能提供我什么，之前我告诉埃莱娜。或许你能从他身上获得什么，她这么说。
或许可以。
戒酒的运作方式非常简单。一次戒一天，不要喝酒，去参加聚会，分享自己的经验和力量，和你的酒鬼朋友们一起祈祷。
然后坚持下去。
戒酒不是靠说教或传福音，而是借着说自己的故事——以前怎么样，中间发生了什么事，现在又变得怎么样。这就是开会的时候演讲人做的事情，后来大家轮流发言时也是这样。
于是我说出我的故事。
我说完之后，他拿起杯子，看着酒，又放下。他说：“我在科罗纳保安公司工作时，只在下班时间喝酒，但我想你知道后来怎么样了。”
“听说过。”
“发现尸体还有后来的种种，把我给打乱了。我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你懂我的意思吗？”
“当然懂。”
“所以那阵子我就喝得多一点。事情就这么发生了，没错吧？”
“会这样的。”
“通常我不会喝那么多的。”
“据说问题不在于你喝多少，”我说，“而是对你产生什么影响。”
“我必须说，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他说，“让我放松、缓解，产生安定感。这就是酒对我的影响。”
“嗯，那么酒又对你产生什么坏处呢？”
“哈，”他说，“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对吧？”他又拿起杯子，再度放下。“我想你很拥护匿名戒酒协会，嗯？”
“它救了我一命。”
“你戒酒有一阵子了，嗯？两三年？”
“超过十年了。”
“上帝，”他说，“中间没有小假期吗？”
“到目前为止没有。”
他点点头，思索着。“十年。”他说。
“一次戒一天就行，慢慢就会累积起来了。”
“戒了这么久，你还是继续去参加聚会？多久去一次？”
“一开始每天都去。早些年有时还一天去两三次。现在只要我觉得想喝酒，或者压力很大的时候，还是会天天去。偶尔我会一个星期去一两次。不过大部分时候，我一星期会去个三四次。”
“过了那么多年还这样，你哪来的时间？”
“哦，以前我永远找得到时间喝酒。”
“对，我猜喝酒是不计时间的，不是吗？”
“而且要找配合时间的聚会很容易，这就是纽约的好处之一，二十四小时都有聚会。”
“是吗？”
我点点头。“全市都有，”我说，“哈德孙街有个团体每天午夜有一次聚会，凌晨两点又有另一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聚会的地方是多年来全市夜间酒吧最多的地方，那些酒吧都开到很晚，到现在还是这样。”
他觉得很滑稽。我离开去了一下洗手间，回来时顺便打了个电话。我很确定在东八十二街有个夜间聚会，但我想知道确实的时间和地址。我打到联络中心，接电话的小姐不必查阅就告诉我了。
回到我们的桌子边，肖特还在瞪着那半盎司啤酒看。我告诉他这附近十点有个聚会，我大概会去。我告诉他，我有两三天没参加聚会了，这是谎话。我又说，去参加聚会会有帮助，这是实话。
“你想去吗？詹姆斯？”
“我？”
还会有谁？“来吧，”我说，“跟我做个伴。”
“天哪，我不知道，”他说，“我才刚喝这些啤酒，之前我还喝了一两杯。”
“那又怎样？”
“不是要保持清醒才能去参加吗？”
“这样你才不会大吼大叫或摔椅子，”我说，“不过我看你不会做这些事情，对吧？”
“对，可是——”
“又没什么花费，”我说，“而且咖啡和饼干还是免费的。你还会听到很多人说一些很有趣的事情。”我站起来。“不过我不想逼你，如果你确定自己喝酒没有任何问题——”
“我可没说过。”
“对，你是没说过。”
他也站起来。“管他呢，”他说，“趁我改变主意之前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