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加布里尔以前住在九十二街附近的西缘大道。我到西一百街的二十四分局查询，隔着桌子坐在我对面是一个年轻警官迈克尔·赛利格。他不到三十岁，已经开始谢顶了，而且表现出那种对早秃的紧张。“这些资料应该都放进电脑里才对，”他指的是加布里尔的档案，“我们正着手把以前的老档案输入电脑，可是好像永远完不成。”
加布里尔，四十二岁，已婚但和妻子分居了。一九八一年十月一个工作日的下午，被发现吊死在他八楼的公寓里。显然他是先站上一张椅子，把皮带缠在脖子上，接着将皮带绕过衣橱顶和门柱，在中间打了个结，然后把椅子踢翻。
“高血液酒精浓度。”赛利格说。
“没有遗书。”
“这类情况不一定会写遗书，对吧？特别是他们喝醉了酒，开始为自己觉得难过。看看这个——据估计，他是死了五天到七天后，才被发现尸体的。一定已经发臭了，是吧？”
“所以警察是破门而入的。”
“不必，资料上说，管理员有一把钥匙，对门的女士闻到了臭味。”
那位女士还告诉来办案的警察，自从几年前妻子离去之后，加布里尔似乎很消沉，他唯一的访客，就是附近卖酒杂货店或中国餐馆的送货员。他生前曾在西四十几街替一家录影带出租店做管理工作，但是死前两个月丢了差事，从此再也没有工作。
“八成是醉酒误事才丢了工作。”赛利格说。
加布里尔的太太接到他的死讯时，说他们自从一九八○年六月签了分居协议后，就再也没见过面。她说她死去的丈夫是个忧郁而寂寞的人，听到他的死讯，她似乎不是很吃惊，只是觉得难过而已。
弗雷德·卡普留下了遗书。显示他的电脑屏幕上，还打印了两份，一份放在书桌上，另一份整整齐齐地折好，放在他的衬衫口袋里。“我很抱歉，”上面写着，“我再也无法承受了。请原谅我。”然后他打开位于十五楼的办公室窗子，跳了出去。
如果是比较新的大楼，就不太可能这样做了。新大楼通常无法开窗的，大部分甚至连窗户都没有，只有玻璃墙。有一次在匿名戒酒协会的聚会上，我听到一个建筑师谈到他必须安抚那些有玻璃墙恐惧症的上班族，他曾经全速奔跑撞向玻璃墙，来向大家示范玻璃墙有多么坚固。“那些人一看就信了，”他说，“可是撞断锁骨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真是蠢透了。”
卡普自杀的那幢大楼的窗户是能打开的，那是位于列克星顿大道一幢建于战前的二十二层办公大楼，往南两个街区就是大中央车站和克莱斯勒大厦。卡普是个进口商，主要进口新加坡和印尼的货物，他在五点时叫秘书下班，打电话给太太说他要加班到很晚。七点左右，第三大道的一家熟食店送了两个三明治和一杯咖啡过来，九点十分他开窗跳楼。要确定死亡时间很容易，因为他跳下来的时候，街上有几个人看见了。其中一个当场晕倒，赶来的急救医护人员对他进行了治疗。
这件事才过去三年，跟我谈的那位警官还待在第十七分局，他一下子就想起这个事件。“整件事真是要命，”他说，“用那种方式也真是要命。要是你掉到一半时改变主意。‘嘿，我收回！是开玩笑的！’是啊，没错，那你就走运了。”
他十分肯定，这就是自杀。遗书就放在卡普的书桌上、他的口袋里，而且还在开着的电脑屏幕上。而且除了从高处摔下来的伤之外，也没有其他伤口，不过他同意摔伤本身可能就足以掩盖稍早头部的击伤，或者任何非枪击之类的伤口。
我说：“我希望遗书是手写的。这世上有谁会用电脑打自杀遗书？”
“现在是新世界，”他说，“你习惯使用电脑，做什么都想用。付账单、核对你的支票簿、约会提醒。这个家伙所有事情都用电脑处理，他希望遗书准确无误，可以照自己的意思修改、用词。然后按下一个键，想印几份就印几份，而且还可以存在他的硬盘里。”赛利格三十岁左右，自己也是电脑时代的一部分，他很热心地告诉我，电脑在警局里加快了多少文书工作、又减少了多少的不愉快。“电脑真伟大，”他说，“可是他们也宠坏了你。生活中其他部分的麻烦，问题就在于没有一个‘取消’键。”
我去卡普的办公室，现在是一个专利律师在使用。他年纪跟我差不多，看起来是个喝酒的人，而且身上有那种失败的酸味。他搬来这个办公室还不到两年，也不知道以前发生过什么事。他让我从窗口看出去，只是我不知道我能看出什么来。我没告诉他前一个人曾从那个窗口跳出去。我不想让他知道。
卡普的遗孀费利西亚住在福瑞斯特山，在南欧松公园的一所中学当数学老师。我中午打电话到她家，她说：“我不敢相信又重新查这个案子了，跟保险有关吗？”
我告诉她这个案子跟其他事情有关，我只是想试着找出她丈夫并非死于自杀的可能性。
“我从不认为是自杀，”她肯定地说，“可还会是什么？这样吧，你愿意来我家吗？我晚上有两个小时的家教课，可是我明天可以见你，四点半怎么样？”
她在斯塔福德大道一幢二层复式洋房的上层等我，距这里几个街区外有个标准网球场。她高高瘦瘦，暗色的长发，下巴坚定有力。我们坐在厨房里的餐桌旁，她煮了咖啡。墙上有个黑猫时钟，双眼移来移去，尾巴则像钟摆一般摇晃。她说：“不是很荒谬吗？两年前学生们送这个给我当生日礼物，我得承认，这只猫跟我一起成长。我们来谈谈弗雷德吧。”
“好的。”
“他自杀，我一直觉得不合理。他们说他的事业有问题，哦，他做那一行已三十多年了，问题一直有。谋生是绝不成问题的。我们有两份收入，也从不浪费。看看我们住的地方。”
“房子很漂亮。”
“还可以，这附近的环境很好，虽然不是沙顿那种高级住宅区，但重要的是我丈夫没有什么庞大的财务压力。他过世之后，我自己接手经营好一阵子，足以了解整个状况，靠股票和商誉也赚了点钱。他的公司状况很好，日常的混乱当然有，可是没有什么反常的事情。尤其是没有什么可以让你自杀的。”
“别人心里忽然有什么念头，很难理解的。”
“我了解那种情况。可是你又为什么会出现呢，斯卡德先生？你大老远跑来这里，该不会是要我接受我先生是自杀的吧？”
我问她知不知道她先生曾参加什么俱乐部。她说：“什么俱乐部？他曾参加生意圈子的几个男性俱乐部，不过不是很热衷。工作占据的时间太多了，他参加过旋转俱乐部，不过那至少是十年前了，我不认为他还有会员资格。你要讲的跟这些无关吧。”
“这个俱乐部是一群人每年一起吃一顿晚饭，”我说，“聚会时间在春天，地点是曼哈顿的一家餐厅。”
“哦，那个啊，”她说，“你用‘俱乐部’这个字眼，会让我产生误会的。我不认为有那么正式，只不过是一群大学时代的朋友想每年保持联络罢了。”
“他是这么形容这个团体的吗？”
“他没这么‘形容’过，只不过是我的印象罢了。你为什么这么问？”
“据我所知，这个团体要更正式一点。”
“有可能。我知道他从没缺席过，有一年我们有两张曼哈顿轻歌剧学会的票，弗雷德说，我得找人陪我去。他很喜欢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的，可是他把他每年例行的晚餐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事。那顿晚餐跟他的死有什么关系？他是在十二月死的，而晚餐会一向在四月或五月举行。”
“五月的第一个星期四。”
“对，每年都固定在这一天，我刚才忘了。那又怎么样呢？”
有什么理由不告诉她吗？我说：“这些年来，这个团体里很多人都死了，比一般想象的要多。其中还有自杀的。”
“几个？”
“三个或四个。”
“嗯，到底是几个？三个还是四个？”
“三个确定自杀，一个可能是。”
“我明白了。很抱歉，我不是故意打断你。你还想要咖啡吗？”我说不用了，“是多少会员里面有三个或四个自杀？”
“三十一。”
“我听说有一种自杀病毒。在俄亥俄或威斯康星州有一些很好的中产阶级学校里，很多都染上了一种自杀疹子。可是那是十来岁的学生，不是中年男子。这些自杀是集体发生的吗？”
“隔几年发生一次。”
“哦，百分之十或十五，自杀率很高，可是好像不是……”她的声音拉长了，我看着她的眼睛。几乎可以看见她脑子里的齿轮快速转动着分析那些资料。不论就任何标准来说，她都不算漂亮，不过有个相当机灵的脑袋，那种智慧很吸引人。
她说：“你说占的比率很高。总共有多少起死亡发生？”
“十七。”
“三十一分之十七。”
“对。”
“他们跟弗雷德年纪都差不多？如果他们是大学同学，年纪一定是差不多。”
“年纪很接近，没错。”
“你认为有人杀了他们？”
“我在调查可能性。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想。”
“你当然有想法。”
我摇摇头。“现在就有观点，未免太早了。”
“可是你觉得有可能？”
“对。”
她转头看看那个黑猫时钟。“当然我宁可相信是这样，”她说，“我一直不能接受他的自杀。可是老天，想到某个人杀了他，好可怕。我很好奇是怎么办到的？我想，凶手大概先把他击昏，然后在电脑上打了遗书，然后打开窗子，然后，然后……”她似乎在很努力地猜想，双手紧握。“如果当时他失去意识，”她说，“那就不会太痛苦。”
“是的。”
“可是我会，”她轻轻地说，然后沉默了很久，又抬起头看着我说，“为什么会有人想杀死一群三十五年前一起读过布鲁克林学院的人？一群五十来岁的犹太人。为什么？”
“只有几个是犹太人。”
“哦？”
“他们也不是大学校友。”
“你肯定吗？弗雷德说过——”
我告诉她关于这个俱乐部的一些事情。她想知道还有哪些会员，我在笔记本上找到一张名单，列着全体三十一个会员的名字，按字母顺序排列。“哦，有些名字我认识，菲利普·卡利什，他是犹太人，是弗雷德的大学同学，如果是同一个菲利普·卡利什的话。不过他死了，对吧？很久以前就死了。”
“死于车祸，”我说，“他是这个团体里第一个死亡的。”
“雷蒙德·格鲁利奥，这个名字我也认得，如果是同一个雷蒙德·格鲁利奥的话。我想一定是的，是那个律师吗？”
“是的。”
“如果希特勒复活，”她说，“当然上帝不会允许的。但如果他复活，需要一个律师的话，他会去找雷蒙德·格鲁利奥，而且格鲁利奥会替他辩护。”她摇摇头。“我必须承认，越战时期他替那些拒绝征兵的激进分子辩护时，我真的觉得他是个英雄。现在他的当事人都是反犹太的黑人和阿拉伯暴力分子，我真想寄个炸弹邮包给他。弗雷德不认识雷蒙德·格鲁利奥。”
“他每年跟他吃一次晚餐。”
“可他半个字都没提过。当格鲁利奥在十一点新闻上头侃侃而谈时，他连一次‘他是我的朋友’或‘嘿，我认识这个家伙’都没说过。这样正常吗？”
“我猜想他们把这件事情当作隐私。”
她皱起眉头。“这个俱乐部不是那种寻欢作乐的吧？”
“不是。”
“因为我觉得很难相信，我知道很多最不可能时人，到头来都是同性恋，但是我不相信这是——”
“不是。”
“也不是那种男人俱乐部，喝多了酒安排一个女郎从蛋糕里头跳出来。感觉上不像弗雷德。”
“我认为丝毫没有这种成分。”
“博伊德·希普顿，那个画家？”我点点头，“我知道他是几年前被谋杀的，或者我把他跟其他人搞混了？”
我说没错，希普顿是被谋杀的，又告诉她另外还有几个会员也是凶杀案的被害人。她问我是哪些人，我把名字指给地看。
“不，我不认识他们，”她说，“为什么会有人想杀这些人？我不明白。”
回曼哈顿的路上，我想着自己有什么收获。我查到的不多，而且我留给费利西亚·卡普一个猜不透的谜团，不知道她的丈夫曾有过什么样的秘密生活。唯一有可能安慰她的，就是他毕竟不是自杀的，但这也会被他可能是被谋杀所带来不安所抵消。
或许让我不去打扰内德里奇·贝利斯遗孀的就是
这个原因。我打了几个电话去亚特兰大，他死在市中心的马里奥特饭店房间里，头上有个枪击伤口，我觉得自己对于他和他的死理应该知道得更多。他曾是股票分析师，受雇于华尔街的一家公司，每天乘渡轮上下班。他分析的领域是纺织业，到亚特兰大是为了去见一家他有对之有兴趣的公司的管理人员。
又是没有遗书，也没有迹象显示在他身边发现的那把没登记的左轮枪是怎么来的。“我不知道他怎么弄到那把枪的，”一名亚特兰大的警官告诉我，“不过在这个城市，要找人买枪不会太困难。”我告诉他，在纽约也不会太难。
虽然没有遗书，不过书桌的桌面中间有一张饭店的信纸，旁边有一支没有套笔帽的笔，好像他想曾写点什么，却不知道该怎么写。然后他放弃了，打电话给柜台，告诉饭店职员最好派个人到一一○房来。“我要结束自己性命了。”他宣布，然后就挂掉了电话。
那个职员不能确定自己会撞见一桩惨案还是听到了一个玩笑。他打电话去贝利斯的房间，没有人接。正当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有人打电话来说听到了枪声。
当然，看起来是自杀。贝利斯倒在一张椅子上，子弹穿过太阳穴，枪就在地板上该出现的地方。看不出他自杀时身边有人，门上的链子没有挂上，不过一定是因为他希望很快被发现，才故意没锁的。反正他考虑得很周全，从他打电话去柜台通知说自己要自杀，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布置这一切能有多困难？
首先，内德里奇·贝利斯必须让你进房间，找个借口不会比找一把没登记的枪更难。接着你坐下来，比如说，看着他递给你的一些文件，然后你在他身边弯下腰指向一个地方，同时伸手到外套口袋掏出枪，在他意识到怎么回事以前，你就把枪口对着他的太阳穴，扣下扳机。
然后你擦掉枪上的指纹，再塞进他手里，接着让枪掉到地毯上。把饭店的信纸和笔放书桌上，拿起电话，宣布你就要死了。最后回到你自己的房间，再打一个电话说你听见了枪声。
很简单。
做个石蜡测试，就可以知道这个死人有没有开过枪，可是这么一桩清楚明白的自杀案，能分配到多少警力去侦办？跟我谈过的那个警官找不到任何测试的纪录，可是他说这也不能证明什么。毕竟，他说，这一切都已经发生十八年了，所以能不能找到当年档案还很难说。
我可以打电话给他的遗孀。
我找不到她。其实不会太难的，她并没有故意消失。她再婚，又离婚，现在结了第三次婚，住在密歇根的尼罗市。我想我可以打电话给她，问她的第一任丈夫内德里奇·贝利斯在亚特兰大的死亡之行前，是不是意志消沉。他那时喝酒喝得厉害吗，夫人？他吸过毒吗？
我决定不去打扰她。
我从西北旅馆的房间打电话到亚特兰大，挂了电话后，那一天一直有事情让我待在那个小屋间里没出门。我拉了一张椅子到窗边，往外看着城市。
我不知道自己坐在那儿多久。想着手边进行的这个案子，想着三十一俱乐部。想着过去三十年他们的人数日渐减少，不知不觉就想到自己的生命在这三十年来所发生的一切，而这些年的种种变化真是可怕。我想着我失去的人，有些死了，有些则因为我们的生命走向不同的方向。我的前妻阿妮塔早已再婚，我最后一次跟她说话是为她母亲的过世向她致哀。上一次我见到她——已经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
我的两个儿子迈克尔和安德鲁都已长大，他们两个对我来说都是陌生人。迈克尔住在北加州，是一个电脑零件厂商的销售代表，他大学毕业后的四年里，我曾在外面跟他讲过十次话。两年前他跟一个叫琼的女孩结婚了，还寄了结婚照给我。她是个中国人，身材矮小，很苗条，照片里的表情严肃极了。迈克尔念大学时就开始发胖，现在看起来像个坦率亲切的推销员，胖而亲切，站在这个莫测高深的东方女子身边显得很不协调。
“我们应该聚一聚，”我们通电话时他这么说，“下回我去纽约会通知你。我们一起吃顿晚饭，也可以去看场尼克队的篮球赛。”
“说不定我可以去趟西岸。”上次我这么告诉他。他稍稍愣了一下，然后很快跟我保证那太好了，真的太好了，不过现在时机不对。这阵子工作特别忙，他常常出差，还有——
他和琼住在圣荷西附近一幢公共经营的公寓里，我曾在电话里跟这个未曾谋面的媳妇讲过话。很快的，我便知道他们正开始建立一个家庭，接下来我就会有未曾谋面的孙子。
安迪呢？上一次他打电话来时，人在西雅图，说他要去温哥华。听起来他好像是在酒吧打电话，声音因为喝了酒而变得低沉。他不常打电话来，每次打来都是从不同的地方，而且声音听起来总像喝了酒。“我很愉快，”他告诉我，“这阵子我想我会安定下来，但同时我还是滚石不生苔。”
五十五岁，我又生了什么苔呢？这些年我做了些什么？他们又对我做了些什么？
我自己又留下了什么？当他们就像其他人一样掠过我的人生，我应该为他们证明些什么？有谁应该为这些过去的岁月证明什么吗？
街对面就有家卖酒的杂货店。从我坐的地方，可以看见顾客来来去去。看着他们的时候，我忽然想到可以去电话簿查那家店的电话号码，请他们送瓶酒来给我。
我只是想想而已。有时候我会考虑一下要喝什么酒、哪个牌子。这次我很快就打消了念头，深吸几口气，很愉快地放弃了。
然后我拿起话筒，拨了一个记在脑里的电话号码。
电话响了两声，三声，我的手指头放在挂筒上方等着切断，因为不想对应答机说话。可是接下来她接起电话。
“我是马修。”我说。
她说，“真有意思。我正好想到你。”
“那我是你的了。你要人陪吗？”
“我要吗？”她花了好一会儿想这个问题。“是的，”她说，“是的，我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