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上个月的聚会，”他说，“是在西三十六街的金氏小馆。七十年代早期坎宁安餐厅关门后，我们就改到那儿聚会。他们每年都给我们相同的房间，在二楼，像个私人书房。房间里有一整排书架，墙上挂了几幅祖先肖像画。那儿还有壁炉，餐厅的人会替我们生火，其实五月根本没那么冷。不过气氛很好。
“我们在那里聚会有二十年了。刚把聚会改到那儿举行时，金氏小馆正濒临倒闭。那儿称得上是纽约一景，如果真的关门，那就太可惜了。幸好他们不但撑了下来，而且活得好好的，我们也是。”他停下来，想了想，“只有一部分活得好好的。”他说。
他面前桌上摆着的那杯干邑白兰地，一直都没动过。偶尔他会伸手盖住那个白兰地杯，或者用大拇指和食指夹住杯脚，或者把杯子挪来挪去。
他说：“上个星期的晚餐聚会，我们宣布过去十二个月里有两个人死亡。弗兰克·迪乔里奥九月死于心脏病；接着到了二月，艾伦·沃特森在下班回家途中被刺死。所以过去这一年，我们有两桩死亡事件。你会觉得奇怪吗？”
“这个嘛……”
“当然不奇怪。我们这个年纪死亡不算稀奇。那么，一个人在过去十二个月中，有两个熟人死掉，这样算不算罕见？”他抓着白兰地杯的杯脚，顺时针转了四分之一圈。“你想想看。如果我再告诉你，过去七年中，我们有九名会员死了。”
“比率好像有点高。”
“那还只是过去七年而已，之前我们已经失去了八个会员。马修，我们现在只剩下十四个人了。”
霍默·钱普尼曾告诉他们，他可能是第一个辞世的人。“孩子们，这是理所当然。自然法则就是如此。不过，我希望至少能陪着你们几年，好让我多了解你们一点，看着你们有个好的开始。”
结果，老人一直活到九十四岁。他年年都出席晚餐聚会，身体一直很硬朗，而且到死前都头脑清楚。
他也不是会员中第一个死去的。这个团体前两次的年度聚会都没有死讯，但到了一九六四年，他们宣布菲利普·卡利什三个月前与妻子和襁褓中的女儿，在长岛高速公路的一桩车祸中意外身亡。
两年后，詹姆斯·塞佛伦斯战死于越南，前一年的聚会他就已经因为被征召从军而无法参加，当时大家还开玩笑说，以亚洲战争为借口来破坏这个重大承诺实在很说不过去。次年五月，当他的名字紧跟在菲利普·卡利什后面被念出来时，去年的玩笑依稀在镶木墙壁之间回荡。
一九六九年三月，就在年度晚餐的两个月前，霍默·钱普尼在睡梦中过世。“如果哪天早上，你九点还没看到我出现，”他告诉过自己长期居住的那家饭店的职员，“请打电话来我套房，如果我没接电话，就过来看看我怎么了。”柜台的职员打了电话，然后请门房代一下班，自己上楼去了钱普尼的房间。发现钱普尼死亡后，他吓坏了，赶快打电话给老人的侄子。
侄子按照叔叔的吩咐，一一打电话通知俱乐部的会员。当时三十一俱乐部还剩下二十八个人。钱普尼不愿意冒任何风险，他要确定每个人都知道他走了。
葬礼在坎贝尔举行，这是路易斯·希尔德布兰德首度参加俱乐部会员的葬礼。来送葬的人很少，钱普尼比同辈的人都活得久，而他的侄子——其实是侄孙，大概是五十来岁——是他在世上唯一还住在纽约地区的亲属。除了希尔德布兰德，三十一俱乐部中有六个成员也意外地出现在葬礼上。
葬礼之后，希尔德布兰德和几个会员一起去喝杯酒。当印刷业务员的比尔·鲁盖特说：“呃，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会员的葬礼，也是最后一次了。再过几个星期我们就要在坎宁安餐厅聚会，到时候我们会宣布霍默的名字，然后，我想我们会聊聊他的一些事情，这样就够了。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再参加会员的葬礼，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在那种地方碰面。”
“今天我是真的想来表示一下致意的。”有人说。
“都是这样，否则我们也不会来了。可是我前两天跟弗兰克·迪乔里奥谈过，他说他不会来，因为他觉得不恰当，现在我同意他的话。这个聚会刚开始的时候，我常在社交场合碰到几个会员，偶尔会一起吃个午饭，或者下班后喝杯酒，有时甚至带着太太们一起去吃晚饭看电影。可是，后来我就不这么做了，那天我跟弗兰克聊天时，才忽然想到，这是去年五月聚会过后，我第一次跟俱乐部里面的会员说话。”
“比尔，你不喜欢我们了吗？”
“我非常喜欢你们，一点问题也没有，”他说，“我只是想把事情分清楚。天哪，甚至从上次聚会后，我就没再去过坎宁安餐厅。不记得有多少次，会有人提议要去那里吃中餐或吃晚餐，最后我总是设法让大家换个地方。‘哦，我不太想去，’我上个星期才这么告诉我的朋友们，‘上回我去，菜很难吃，那个地方水准已经不如以前了。’”
“上帝啊，比尔，”有人说，“你还有良心吗？你会害得他们生意做不下去的。”
“哦，我实在不想害他们，”他说，“可是你懂我的意思吗？对我来说，一年一次就够了。我希望这三十个人我一年只要见一次面、这个地方我一年只要去一次，这样最好。”
“现在是二十七个，加上你是二十八个。”
“是的，”他郑重地说，“就是这样。不过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不是想教你们该怎么做，我爱你们每一个人，可是我不会去参加你们的葬礼。”
“没关系，比尔。”鲍伯·里普利说，“我们会去参加你的葬礼。”
“一九六一年的三十个人，年龄从二十二到三十二岁不等，居中的是二十六。三十二年后，你觉得在世的应该有多少人？”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希尔德布兰德说，“上个月的晚餐后，我头很痛，回家后整夜翻来覆去睡不好。醒来时我觉得有件事情很不对劲。有一群六十岁上下的人，总有几个人会死去。死亡已经开始蚕食了。
“可是我觉得，我们的死亡率似乎太高了。我心里一直想着不同的答案，然后决定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明我的感觉对不对。我打电话给一个老向我推销保险的人，告诉他我有个保险上的问题要请教他。我把数字告诉他，问他以这样的一群人、在这样的期间内，死亡比例会是多少。他说他得打两个电话，然后回电告诉我。猜猜看，马修，三十个人里头会有几个死去？”
“不知道，十个八个？”
“四五个。我们应该还有二十五个人在世，而不是十四个。你有什么感想？”
“我不确定，”我说，“不过这一定会引起我的注意。我会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再问你朋友一个问题。”
“我就是这么做，说说看你想问的问题。”
“我会要他再去仔细计算一下，看这样的抽样，应该有多少个人死亡。”
他点点头，“我的问题就是这个，于是他又打了个电话去问，给我的答案是，三十个人里头死了十六个，是相当惊人的，不过还不算离奇。他这个说法你明白吗？”
“不明白。”
“根据他的说法，这个抽样太小了，任何结果都不算离奇。全部活着或全部死亡都有可能。如果是一个相当大的群体，有这样的死亡率，那么从保险公司精算师的立场来看，可能有些什么意义。群体越大，在统计上就越有意义。如果在三百个人的群体中，有一百四十个人还活着，那就很离奇。三千个人里头还剩一千四百个人，那就更离奇。三万个人里头还剩一万四千个人活着，那就该怀疑这个样本里的人是不是住在切尔诺贝利这类高辐射污染区，或者是他们的母亲怀孕期间吃了DES。那真的是要请死神进门才可能。”
“我明白了。”
“我有过一些广告信函方面的工作经验，什么都测试。如果我们一份有五十万人的名单，那么尝试寄给其中的一千人，我们知道回件率可能只有一两个百分点。不过我们更知道这比只寄出三十份要好，因为三十份的测试结果根本没有意义。”
“你在意的是什么？”
“我在意的是百分此，而不是抽样的大小。从统计学上说，我们应该只有四五个人死亡，实际上却是三四倍，我无法忽视这个事实。马修，你对这些事实有什么想法？”
我想了想。“我对统计学一点概念也没有。”我说。
“可是你以前当过警察，曾是个办案的警探。你一定有些直觉。”
“应该是吧。”
“这些事情告诉你什么？”
“先排除特殊状况。你刚刚说过，有一个人死于越战。还有其他战死的人吗？”
“没有，只有詹姆斯·塞佛伦斯。”
“那艾滋病呢？”
他摇摇头。“有两个会员是同性恋者，不过我们这一章刚建立时，我想没有人知道。要是有人知道，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不同。一九六一年那个时代？嗯，我想一定会不一样，第一次聚会我们轮流站起来讲关于自己最有意思的事情之时，没有人提到这个。不过后来这两位就觉得可以告诉大家他们的性倾向。我不记得他们是什么时候坦白的，只记得是还在坎宁安餐厅聚会那时，所以那也是很久以前了。他们两位都不是死于艾滋病。洛厄尔·亨特应该还很健康，他告诉过我们他是HIV阳性，不过直到上个月我们聚会时，他看起来都毫无病发的症状。卡尔·乌尔死于一九八一年，当时还没人听说过‘艾滋’这个词儿。我想当时这种病就已经存在，不过我肯定没听说过。总之，卡尔是被谋杀的。”
“哦？”
“被发现死在他切尔西的公寓里。他就住在坎宁安餐厅的街角，不过当然卡尔遇害的时候，坎宁安餐厅已经不存在了。我猜是性谋杀，某种施虐与受虐的游戏玩得太过火。他是被勒死的，手被铐住，头上戴着皮制面罩。而且被挖出内脏，性器官也被切掉了。我们住的真是个地狱般的世界，不是吗？”
“是啊。”
“我跟那位保险经纪人谈过之后，有几天都熬到很晚，想找出一个解释。第一个，当然，这纯粹是偶然。这么高的死亡人数，可能只是走霉运罢了，不过任何赌徒都会告诉你，意外的事难免会发生。长期来说，总有转变的可能。不过不是有个说法吗？反正我们早晚都会死，你认真想想，这就是我们俱乐部的主旨之一。”他拿起酒杯，但还是没喝下那个该死的玩意儿。“我说到哪儿了？”
“纯粹是偶然。”
“对了。你根本找不到规律，不过我先把这个放在一旁，寻找其他解释。我想到的一个，就是我们这群人都有早死的强烈倾向。可是在自然选择的条件下，这些人会加入我们俱乐部，实在有待商榷。一个基因注定会早死的人，很可能在有意无意间便警觉到自己的命运，因此就会比旁人更愿意接受邀请，加入一个提早占领死亡的俱乐部。我不知道自己相不相信命运，这可能要看你什么时候问我，不过我确信基因中的某些倾向。所以这是一个可能。”
“再告诉我其他的可能性。”
“嗯，另外一个是有点‘心灵胜于事实’的意味。我只是突然想到，这个俱乐部可能会影响会员，让他们‘英年早逝’的机会增加。”
“怎么影响？”
“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死亡上。我不想去争论说一个人拒绝承认自己的死亡，就能延长自己的寿命；但如果只是成天坐以待毙，每年相聚一次看看有谁又死了，就有可能加速死亡。我确信我有一部分的自我在渴望死亡，就如同另外一部分的我希望长生不死。或许我们的聚会，会消耗生存的意志，同时增强死亡的欲望。身心相互影响的概念现在已经充分得到了验证，即使连医生也都警觉到。人们会因为他们的精神状态而变得容易生病，变得容易发生意外，而且往往会做出危险的决定。这可能是事实。”
“应该是吧。”我想再要点咖啡，才稍稍抬起头来搜寻侍者，他就匆忙过来替我把杯子加满。我说：“听起来，霍默·钱普尼好像生存意志十分坚强。”
“他是个了不起的人。到了九十岁还比大部分人一辈子都精力旺盛，努力给生活增添各种情趣，让自己活得更好。而且不要忘了，他那一代的人不像我们这一代这么长寿，也没那么老当益壮。我们这一代到了应该坐安乐椅的年纪，在他那一代还能有心跳就不错了。”
“那他那一章的其他人呢？”
“都死了，”他悲伤地说，“我只知道这些。我不记得任何一个名字，也只听过一次，就是霍默念了名单后把那张纸烧掉那次。他说到做到，再也没有提过他们的名字。他唯一关心的，就是那一章已经结束了。我不知道他们活了多久，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他忽然一笑，“据我所知，他们甚至不曾存在过
。”
“什么意思？”
“多年来我从没有过这个想法，但有天晚上，我忽然想到这一点，然后一直无法忘记。假设我们之前根本没有那一章。假设霍默只是从电话簿随意抄来了那些名字。假设所有细节和整件事情，包括曾参加墨西哥战争那个人，以及莫扎特、牛顿，还有那个巴比伦的空中楼阁，都是揑造的。假设他只是个疯子，天生健谈，以为在他等待死神的余生，每年跟一群年轻人吃一次牛排会很有趣。”
“你并不真的认为如此。”
“当然不是。但有趣的是，也没无法反驳。如果霍默有任何关于前一章的书面资料留下来，我相信在我们第一次聚会后也已经都毁掉了。如果他那一章的兄弟们有任何书面资料留下来，就算他们的子孙没有丢掉，堆在哪个阁楼等着发烂。可是谁又晓得要去哪里找？”
“总之，这也不重要，对不对？”
“是不重要。”他说，“因为如果真是命中注定，不管是基因或者其他什么，我也无能为力。而如果是我们俱乐部里面的某个会员，借着一些狡猾的方式荼毒我们的心理，那么，现在寻找对策大概也太晚了。如果霍默真是个老奸巨猾的老混账，我们只是幽默史上第一届三十一俱乐部，好吧，那又怎样？我还是会在五月第一个星期四来跟死神约会，而如果我成了最后一个活在世上的会员，我会负起责任，选择三十个可敬的人，让这个古老的火焰维持不灭。”他嗤鼻一笑，“要找三十个可敬的人，可是一年比一年难了，不过也很难讲。我只是有个感觉，事情不可能那么简单。”
我说：“你觉得那些会员是被谋杀的？”
“是的。”
“因为实际上的死亡人数超过自然率太多了。”
“那是一部分原因，我就是因此才去寻找解释的。”
“然后呢？”
“我做了一份我们成员的死亡名单，列出了他们的死因。其中一些显然不是被谋杀的，他们的死亡只是自然的结果。比如菲利普·卡利什是在长岛高速公路上和另一部车迎面对撞，对方司机喝醉了，弄错了方向，在往西的车道上朝东超速行驶。如果他还活着，可能会被以车祸杀人罪起诉，不过这似乎不是可以事先安排的那种谋杀。”
“的确。”
“还有，詹姆斯·塞佛伦斯是被越共还是北越兵杀死的。战死不会是自然因素致死，不过我也不认为是谋杀。”他的手指碰碰白兰地酒杯的杯缘，然后又缩回去。“有几桩死亡，除了自然结果不可能有其他原因。罗杰·布克斯潘得了前列腺癌，而且发现的时候已经扩散了。医生想替他做骨髓移植，可是他没撑过去。”他的脸在回忆中变暗了，“他才三十七岁，这个可怜的小混蛋。已经结婚，有两个孩子，还都不满五岁，他才刚写出第一本小说，而且已经要出版了。忽然之间，就这么走了。”
“想必是很久以前了吧。”
“将近二十年了。他是会员里面死得早的。另外，有两个死于心脏病，我提过弗兰克·迪乔里奥；两年前的维克多·法尔克在高尔夫球场猝死。他已经六十岁了，体重超标四十磅，还有糖尿病，所以他的死亡也没有什么疑点。”
“嗯。”
“另一方面，有几个会员是被谋杀的，还有几个人也可以认为是被谋杀，虽然警方的结论不是如此。我提过艾伦·沃特森是在下班途中被刺死。”
“还有一个住在切尔西的家伙是被性伴侣杀死的，”我说，然后搜寻回忆想着那人的名字，“卡尔·乌尔？”
“没错。当然还有博伊德·希普顿。”
“那个画家博伊德·希普顿？”
“是的。”
“他也是你们俱乐部的成员？”
他点点头。“第一次聚会时，他说他觉得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他把他公寓的墙画得像一片彩绘展示砖墙似的。当时他还是华尔街的一个实习生，听起来好像绘画不过是他的一种娱乐而已。后来，他辞掉工作，开了画展，才承认他一直很怕说出绘画对他有多么重要。”
“他后来很成功。”
“成功极了，他在东汉普顿有个面海的房子，还在特里贝卡区有一层最新型的公寓。你知道，我常常好奇，不知道博伊德那面彩绘砖墙变成什么样。他搬家前在墙上贴了几层白色壁纸，这样他的房东就不必整修了。现在不管谁搬进去，都拥有一幅原版的博伊德·希普顿的幻觉主义壁画了。只是谁会知道那幅壁画藏在好几层廉价壁纸下面。我想如果找得到的话，那幅画是可以修复的。”
“我记得他是什么时候遇害的，”我说，“五年前，对吧？”
“六年前的十月。他和太太去市区参加一个朋友的开幕典礼，之后去吃晚餐。回到市中心的那层公寓时，显然正好有小偷在里面。”
“我记得，他太太被强奸了。”
“强奸，然后被勒死，博伊德则被打死了。而且这个案子至今仍是悬案。”
“所以有三个人是被谋杀的。”
“四个。一九八九年汤姆·克卢南在他的出租车驾驶座上被射杀。他是个作家，几年来曾经有几篇短篇小说出版，还有一两个剧本在外百老汇上演过，可是他没法靠写作维生。因此写作之余，他还在一家运输公司打工，或者替一个没牌照的小工程公司做公寓整修。有时候他也开出租车，他遇害的时候，就正在开出租车。”
“这个案子也还没破？”
“我相信警方逮捕了一名嫌犯，不过我不认为这个案子能上法庭。”
这种案子很难破。我说：“三十个人，其中四个是凶杀案的被害人。我想这比你们其中有十六个人已经死去还要惊人。”
“我也是这么想的，马修。你知道，我小时候没听说过我父母亲有熟人被谋杀的。而且我不是住在南达科他州那种世外桃源。我在皇后区长大，一开始是在里士满区，然后搬到伍德海芬区。”他皱起眉头，“不对，我们的确曾听说有个熟人被谋杀了，不过我不记得名字。他在牙买加大道开了家杂货店，在抢劫中被射杀。我还记得当时我父母非常惊慌。”
“或许还有其他人也是被谋杀的。”我提醒他，“小孩子对这种事情不太有警觉，父母亲也会瞒着他们。现在的凶杀率无疑比我们小时候要高，可是自从该隐和亚伯的圣经时代开始，人们就互相残杀。你知道，上个世纪中期，五点区有个叫老酿酒厂的大型出租公寓，后来公寓被拆时，工人从地下室扛出一具又一具的尸骨。根据估计，多年来，那幢建筑每天晚上都有一桩谋杀案。”
“一幢建筑？”
“嗯，那幢建筑相当大，”我说，“而且那个区环境并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