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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8月5日下午2点，中国音响界第一例反不正当竞争诉讼案在北京正式开庭审理，法院第四审判庭国徽高悬，审判长高坐法台正中，审判员分坐两边。原告深圳乐圣音响有限公司由法人代表赵青总经理、诉讼代理阎希成、蒋汉臣律师三人出庭，被告北京格律诗音响有限公司由董事长欧阳雪和总经理肖亚文两人出庭。
此案由于媒体的前期炒作以及商业伦理、音响价格走势、伯爵公司高价收购、败诉既跳楼等诸多热点，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法庭旁听区座无虚席，有来自16家新闻媒体派出的记者，有音响业内人士，有社会问题研究机构的人士，也有音响发烧友。庭审情况，北京星际有线电视台法律频道向北京地区进行现场直播。
此时，在距离法庭12公里之外的北京梅林宫饭店，还有一个人正独自坐在豪华套房的客厅里通过有线电视关注着庭审进展，这个人就是此案的核心人物——林雨峰。
他坐在宽大、舒适的沙发里，面前的茶几上摆着一瓶冰镇的可口可乐、一包香烟和一只玻璃烟灰缸，电视里庭审的声音夹杂着房间里中央空调微弱的响声。他静静地看着电视里庭审的场面，旁听区的座无虚席和诸多新闻媒体的参与让他感到宽慰，他对诉讼结果已经不放在心上了，他所期待的是真相大白，是通过庭审把幕后的丁元英推到媒体评论的前台。法庭里惟一让他感到不舒服的是坐在被告席上的仅仅是两个20多岁的女子，格律诗公司连个律师都没请，这其中既有人数、性别、年龄、专业的不对称，又有强弩之末与四两拨千斤的不对称，这使乐圣公司的阵容既成了两个女子的陪衬，又受到了丁元英的轻视。
电视里，法庭调查阶段正在进行——
原告代理人蒋汉臣律师正在发言：“被告以违反劳动法、环境保护法和禁止使用童工的相关规定为手段获得产品低于正常的生产成本，以伪造商品产地的方式对商品质量作引人误解的虚假表示，从产品的生产阶段就已经存在不正当竞争，那么延续到市场的也必然是不正当竞争。被告以低于成本价销售以乐圣旗舰套件为主要组件的格律诗音箱，势必会使不明真相的消费者误以为乐圣公司的产品暴利，以至产生反感和排斥，致使乐圣将不再是最受发烧友信赖的品牌。被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已经造成乐圣公司生产销售系统全面陷入瘫痪，严重损害了乐圣公司的经济利益和品牌形象，必须依法承担侵害责任。”
接着，蒋律师向法庭出示证据：
蒋律师出示的证据里除了音箱生产厂家、音箱制造行业专家、音响行业协会、技术检测部门分别出具的23份成本评价意见书和一份由乐圣公司计算的格律诗音箱最低成本综合评估报告，更重要的证据是原本由被告提出的证据，一份是1996年10月26日的《格律诗公司预备股东扩大会议记录》，一份是1997年3月7日的《格律诗音响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宗旨的决议》，还有一张古城王庙村个体工商户音响机架生产过程录像光盘。
蒋律师经过审判长的准许，当庭播放了农民生产过程录像，然后发言道：“为了说明事实真相，我们就不能不提到一位表面上似乎与本案无关的重要人物，那就是格律诗公司和王庙村生产基地的总策划人丁元英。我们钦佩丁先生与格律诗公司扶贫的善举，但是正如大家所看到的，这种生产方式没有土地、厂房的投资，没有安全保护、环境污染和各种社会保险的成本，没有休假，没有福利，没有老人和孩子的概念……这种所谓的扶贫就是让我们的农民兄弟不惜牺牲家园和健康而在那种恶劣的条件下廉价出卖劳动力，以换取格律诗公司得以实施不正当竞争的本钱，无异于奴隶式的剥削、榨取，这种成本对于法制与文明的工业化生产根本没有可比性。”
法庭现场是两台摄像机同时拍摄，镜头不断地转换、变化。林雨峰一边专注地看着蒋律师发言，一边更加专注地观察记者和旁听群众的表情反应。蒋律师的发言情绪激愤、措辞严厉，列举了有关法律依据，阐明了原告主张。当蒋律师提到“总策划人丁元英”的时候，记者和旁听群众都程度不同地呈现出诧异和探究的表情。
根据法庭调查顺序，下面将由被告方格律诗公司的当事人阐述观点。
肖亚文毕竟是警官大学刑侦系毕业而又有一些社会阅历的女人，心理素质稳定。她拿起早已准备好的应诉提纲镇定地发言道：“审判长，各位法官，刚才原告代理律师已经向法庭陈述了事件经过，我就不再重复了。在此，我向法庭陈述如下几点意见：一、凡是商业竞争都具有排他性，因此我对本公司合法竞争的排他性不做辩解。二、原告诉称我方伪造商品产地的说法没有事实根据，如果从王庙村订购箱体就算商品产地，那么乐圣旗舰套件占格律诗音箱63％的成本，其音箱产地就可以标识深圳吗？没有法律根据。三、王庙村个体工商户与格律诗公司是否存在隶属关系不是由哪个人口头认定，是要以事实为根据，事实上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完全是独立法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市场经济的商务互动关系。”接着，肖亚文向法庭出示了如下证据：
北京格律诗公司音箱喇叭、箱体、接线柱、标牌、包装箱等音箱组件进货发票
北京格律诗音箱成本明细表
1996年10月26日的《格律诗公司预备股东扩大会议记录》
1997年3月7日的《格律诗音响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宗旨的决议》
古城王庙村与北京格律诗公司音箱箱体的订购合同
古城王庙村个体工商户音响机架生产过程录像
古城王庙村个体工商户经营执照、个体工商户证词
古城王庙村个体工商户成本核算表、生产成本原始记录
……
原告和被告双方经过法庭陈述和出示证据之后，法庭调查的焦点很快明晰了。诉讼双方都清楚，事实不一定胜于雄辩，事实得益于雄辩。法院追求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相一致，但是追求与实际之间本身就存在距离，法院通过证据最终认定的是法律真实。
审判长说：“原告之所以诉称被告伪造商品产地及王庙村个体工商户与格律诗公司是隶属关系，其证据作用是为了证明被告在产品生产阶段就已经存在不正当竞争。现在本案的焦点问题是：一、王庙村个体工商户与格律诗公司是否存在隶属关系？二、王庙村个体工商户的生产方式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请双方就这两个焦点问题提出证据和辩论意见。”
肖亚文说：“审判长，我请求法庭准许我方的证人出庭作证。”
审判长说：“准许。”
于是，王庙村个体工商户四个证人进入法庭证人席，这四个人分别是：记录1996年格律诗公司预备股东扩大会议的王庙村小学教师赵丽静、王庙村基督教教会包装场王曼、王庙村板材加工场李铁军、王庙村漆面加工场吴志明。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或许由于紧张，或许是法庭的空调在这么多人的屋子里已经不足以达到制冷降温的效果，他们的脸上都浸出了细小的汗珠。
电视台趁法庭对证人进行身份确认和证人义务、法律责任提示的例行程序空档，不失时机地插播一段商业广告。令人眼花缭乱的广告取代了王庙村6个证人的画面，广告一个接着一个，好像没完没了似的。林雨峰也趁电视插播广告之际喝了一口饮料，点上一支烟，身体靠到沙发上稍事放松。
广告之后画面切换到法庭，来自古城王庙村的四个证人逐一当庭作证——
第一个作证的是王庙村小学教师赵丽静，她说：“我是教师，对村里的生产情况不是太了解，我只证明1996年那份格律诗公司预备股东扩大会议的记录是我亲手写的，当时他们在会上说什么我就记什么，后来每个开会的人都在会议记录上签了名字。”
蒋律师问：“为什么要做这个会议记录？”
赵丽静回答：“我不知道，可能丁哥的意思是留个凭证，证明大家当时都同意了他提的那个干法，避免以后有人埋怨，事后埋怨这种事在农村不稀罕。”
第二个作证的是王庙村板材加工场李铁军，他说：“欧阳找俺几个来北京当证人，让俺告诉法院俺和格律诗公司是啥关系，俺想来想去也不知道该咋说。你要说没关系吧，那公司借给俺钱买设备，买生产材料；你要说有关系吧，俺就没有跟公司搭过边儿，公司只跟包装户签合同，包装户才跟俺签合同，俺只和打磨户签合同。俺从包装户接订单和订金，自己买板子下料，再卖给打磨户，打磨户把腻子打磨好了就卖给漆面加工户，漆面加工户抛光好了就卖给包装户，就是一道工序一道工序卖下去，全都是现金交易。”
李铁军的证言像一段绕口令，让许多人听着都忍不住笑了。
第三个作证的是王庙村基督教教会包装场王曼，这是一个20多岁的姑娘，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她先在胸前划了一下十字，这才说：“我向主起誓，我说的都是实话。王庙村的包装户就是基督教会，要说公司跟包装户有啥关系，除了公司借给包装户收购产品的资金之外，就是和公司签订合同的关系，教会基本上都是妇女，挣个包装费。”
蒋律师问：“什么产品？产品和包装上有没有你们的生产标识？价格是谁定的？”
王曼回答：“最开始没啥价格，干完以后一核算就有价格了，时间一长价格就越来越清楚了。产品不一定，有机柜板子，有音箱的空箱子，合同订啥俺就做啥。商标没有，咱这又不是成型的东西，都是按合同做的半成品零件。其实说白了，就是公司帮助王庙村的农民建了一个生产体系，公司要想把钱收回来，就必须得给农户订单。农户也知道这个道理，你把价格抬上去了，公司的产品卖不出去，农户也挣不到钱。”
蒋律师冷不丁问道：“公司给你们开多少工资？”
王曼被这个莫名其妙的问题问得愣了一下，纳闷地回答：“没人给开工资，农户挣的都是利润的钱，干不好的有时候还赔钱。”
肖亚文立刻向审判长说：“抗议！原告律师是在诱导证人。”
审判长说：“抗议有效，请原告代理律师注意。”
蒋律师马上歉意地说：“我收回刚才的问题。”
第四个作证的是王庙村漆面加工场吴志明，他说：“他们几个把该说的都说了，我也不知道该说啥了，再说也还是那些，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凭良心说俺王庙村的农民都不想让公司输官司，再咋说人家公司也是扶贫，公司垮了俺就没订单，俺还欠着一屁股债可咋办哪，俺也不想坑了公司，人总得有点良心吧？”
蒋律师问：“公司不管你们，谁来控制成本、质量？谁来监督劳动效率？”
吴志明说：“监督啥，那不是给人打工，那是自己的生意，你想偷懒、想浪费随便，一道一道工序都是连本带利的现金交易，出了问题你卖不出去就算窝手里了，一赔就是连本带利的赔，关别人啥事？谁也不会去做这冤大头。”
蒋律师说：“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的那种生产方式违反了劳动法、环境保护法和禁止使用童工的规定，是违法行为。你们很苦，包括你们的孩子和老人，你们有权要求自己的合法权益，有权要求合理的劳动报酬，你们不是谁的奴隶。”
吴志明一听就来气了，说：“你这人咋说话呢，农民种地算不算生产？农村哪家的孩子不到地里干活儿？我咋从来没见有人管过，那就不是使用童工了？都别说那好听的，俺村是贫困县里的贫困村，能有个活儿干就不错了。城里咋啦？到城里就能跟城里人一样了？还不是照样干最脏最苦的活儿，到头来连工钱都不给，还不如俺现在这样呢。俺就信丁哥说的那句话，别把自己太当人了，吃人家吃不了的苦，受人家受不了的罪，做人家做不到的成本和质量。除了这，再说啥都是假的。”
蒋律师问：“你们是只接受格律诗公司的订单还是其它订单都接受？如果乐圣公司或其它公司也向你们订购箱体，你们能接受吗？”
吴志明说：“那俺巴不得呢！只要是俺能做的，俺都接，越多越好。丁哥从一开始就跟俺说这个道理，俺也是为了将来能多接活儿这才拼命的，要不然图啥？”
蒋律师早在开庭前就已经把格律诗公司的证据研究得精透，此时明知向证人问不出什么结果，但是还得这样问，不能放过一丝一毫的机会。
证人作证之后退席，庭审继续进行。
审判长问：“诉讼双方除了现有的证据，还有没有新的举证？”
蒋律师说：“我有问题需要向原告当事人欧阳雪提问。”
审判长说：“准许。”
蒋律师说：“我在向欧阳小姐提问之前先向法庭读两段1996年格律诗公司预备股东扩大会议记录，先把一个基本事实确定下来。”
这两段记录是：
第一段记录：欧阳雪发言：我参加这事就三个原因：一是大伙儿请大哥操持这事，我相信大哥；二是这事有扶贫的性质，是积德的事；三是我出的那些钱是我能赔得起的数。我出一百万，但是有个条件，公司的大事咱们可以商量，但日常管理我做不了，一是不懂，二是没时间。如果大家同意我这个条件，我就算上一个。
第二段记录：丁元英发言：从现在起，格律诗预备公司就存在了。我向公司谈两个硬指标，一是明年3月注册公司、申请音箱专利，二是明年6月要发到欧洲十套顶尖级工艺的音箱和配套的机柜、音箱脚架。这两个硬指标不存在争取、尽量这些弹性词，而是必须。围绕着这两个硬指标你们该准备专利资料的准备资料，该向农户下订单的下订单。农户这边有三个硬指标，明年3月必须注册个体工商户，明年4月必须完成发往欧洲的产品。明年6月必须得有批量的产品进入北京市场。为此，农户添置设备传授技术该干什么干什么。马上要入冬了，这个冬天是不要命的冬天。
蒋律师提问道：“欧阳小姐，格律诗公司在你加入之前的酝酿阶段就已经确定了扶贫的性质，包括已经确定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用你的话来表达就是大哥操持这事。你作为格律诗公司51％股份的控股股东，一不懂技术，二不懂管理，三没有时间。我请问，你后来是通过什么方式履行董事长的职责？丁元英在会议上说，我向公司谈两个硬指标，这两个硬指标不存在争取、尽量这些弹性词，而是必须。他还说，农户这边有三个硬指标，农户必须如何如何。显然，丁元英不是在和谁协商，是在下达命令。我再请问，股东和农户有没有可能违抗丁元英的命令？公司和农户在丁元英的手里是不是一盘棋？”
欧阳雪答道：“第一个问题，公司有大事我会找大哥帮我拿个主意，就是丁元英。第二个问题，股东和农户不可能违抗命令，因为是他们请大哥帮忙的，是他们给了丁元英命令的权力，包括我。你请人家帮忙就要听人家的，不然就别请。我感觉，公司和农户在丁元英手里是一盘棋，他既得考虑农户的前途也得考虑公司的前途。农户如果只是打工的就没有长远前途，也就没有做一番事业靠市场生存的积极性。公司的产品如果完全被农户控制，公司就不安全，公司必须得保持一种靠市场也能订购配件的选择。所以，丁元英让农户和公司既从产权上独立又在市场上联系，不然只会越扶越贫，还得把公司搭进去。”
蒋律师说：“刚才农户说到城里干活连工钱都不给，还不如这样。我们不否认社会上有这种现象，但这并不表示因为彼更违法而使此就合法。客观存在与法律允许是两个概念，社会上违法犯罪每天都在发生，不等于因为存在就可以允许存在。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农民兄弟缺乏对复杂事物核心规律的判断以及自我维权意识，我们可以理解，也感到很痛心。如果没有格律诗公司的组织策划和资金支持，就没有王庙村这些专门针对格律诗公司产品生产的个体工商户。如果没有公司的订单，这些个体工商户就无法生存。格律诗公司实际上是以市场经济的方式达到行政管理的目的，因为农户没有选择，本质上还是隶属关系。”
肖亚文反驳道：“市场经济的依存关系不等于资产权利的隶属关系，如果对方律师认为两者属性等同，请你拿出法律依据。扶贫不是给予，不是慈善，是向农民输入一种市场经济的生存观念，建立市场经济的生存方式，丁元英先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才从产权的根本上让农户独立。王庙村穷是客观条件，过去几十年输血式的扶贫为什么越扶越贫？就是因为农民在等救世主。丁先生用产权独立的方式告诉农户，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靠农民自己。转变了观念的农户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正是我们党一惯倡导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蒋律师不假思索地说：“反对！过去是给党干，现在是给自己干。”
肖亚文立刻对审判长说：“反对！审判长，我认为原告代理律师不可以把党的利益与贫困农民的利益相对立。”
审判长立刻说道：“反对有效，法庭提请原告律师注意自己的言辞。”
蒋律师懊悔自己犯了一个不高明的错误，只得再次歉意地说：“对不起，口误，我收回刚才的那句话。”
肖亚文说：“原告律师出于推定格律诗公司不正当竞争的需要而无视事实主观认定公司与农户是隶属关系，已经背离了以事实为根据的法律原则。如果原告认为王庙村个体工商户的生产方式构成了不正当竞争，第一要拿出法律依据，第二要明确起诉对象。”
蒋律师说：“贵公司从1997年拿到乐圣旗舰套件到1998年一直在生产，却没有一对音箱进入市场，全部集中在音响博览会一次低价售出，其用心路人皆知。贵公司把低成本的好处过滤走了，把不是人的境遇和违法的麻烦留给农民了，这就是贵公司所谓的扶贫？可悲的是，贵公司拿到了好处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
肖亚文说：“本公司无意昭示扶贫的意图，原告律师指责本公司是剥削榨取，那么请你告诉我什么才是真正的扶贫？我向你忏悔，向你学习。”
什么才是真正的扶贫？这个问题一下子把蒋律师给问住了。
阎希成身为深圳明华律师事务所所长，也是事务所的首席律师。在此案最初的诉讼计划里他本来没有参加，只是案情发生了逆转之后他才决定介入这个案子。从开庭到现在他一直没有发言，冷静观察分析庭审变化。他注意到肖亚文一直紧紧抓住“法律依据”这个法律空白的法宝，如此无休止地争辩下去将对原告的主张越来越不利，反而会成了格律诗公司扶贫善举的义务宣传员。庭审进行到这个程度，他觉得是该他说话的时候了。
他向正欲开口的蒋律师做了一个阻拦的手势，从容地站起来，说道：“审判长，各位法官，坦率地说，我作为一名律师从接到这个案子就没敢对胜诉抱有幻想，首先是因为法律的空白，中国的法律还没有哪项条款能触及到生产阶段的不正当竞争。其次是因为起诉对象的空白，真正的被告应该是格律诗事件的幕后策划人丁元英先生，而我们这位丁先生恰恰不具备诉讼主体的条件。所以，我们无法从法律真实的角度去证明王庙村农户与格律诗公司的隶属关系，即使证明了隶属关系，也没有法律依据证明不正当竞争。”
阎律师的话引起了旁听区的一阵骚动，有人相互低声议论，有人嘴里不自觉地发出啧啧的叹息声，记者的照相机纷纷对准肖亚文噼里啪啦一阵拍照，似乎审判已经有结论了，肖亚文作为可能胜诉的被告当事人无疑代表了太多的法律与道义欲说不能的思考。
骚动过后法庭又恢复了平静，阎律师继续发言：“我们钦佩丁先生扶贫的慈悲，我们也看到了，丁先生是怎样怀着一颗慈悲的心去利用法律空白、从穷人身上获取能量、蒸发诉讼主体、过滤法律和社会责任。丁先生的意图非常明确，就是逼迫乐圣公司屈从，获取乐圣的套件和销售网络，王庙村的箱体和生产基地。乐圣公司走出困境的惟一出路是依托现有的格局与格律诗合作，从既得利益里分出一块蛋糕给王庙村，没有选择，只能屈从。丁先生给王庙村发了一回善心，就从乐圣公司割掉箱体生产给王庙村，就分享别人的销售网络，乐圣公司的直接损失就是600万。这叫什么？这叫杀富济贫！强盗能抢多少？抢完了得杀头坐牢，丁先生心怀的慈悲比赤裸裸的强盗更恶劣！”
肖亚文气愤地站起来说：“抗议！这是恶意贬损他人名誉，且与本案无关。”
审判长看了看阎律师，语调复杂地说：“抗议有效，请原告代理律师注意言辞，不要说与本案无关的内容。”
阎律师答道：“好的，我改正。”然后继续发言道：“在Hi-Fi音响市场，乐圣是为数不多的能与洋货抗衡的民族品牌，就这么被同胞兄弟从背后捅了一刀。格律诗事件并不在于它自身有多少能量，而在于它引爆了能量，在于它修改了竞争规则。一旦这种行为被法律和社会默许，那就无疑向社会传递了一个信息：我可以这样竞争。各行各业凡是适合这种生产方式的产品都会卷入这种恶性竞争，我们看到的将是这样一幅画面：一边是洋人对中国的产品实施反倾销，一边是国人在自己的窝里恶斗。”
肖亚文起身反驳道：“反对！这是用泛民族主义取代法律。法庭现在是依据法律对本案进行庭审，而不是依据本案去评判法律。”
一直保持沉默的乐圣公司总经理赵青终于开口了，他站起来说道：“肖小姐，市场价格竞争的法则是，有人叫牌，你就得跟着下注，没有选择。资本往成本低的地方流动是经济规律，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都往贫穷国家迁移，就是因为廉价劳动力。如果法庭的判决证明我们对法律和道义有误解，我向你们忏悔，向你们学习。”
看到这里，林雨峰心里默默自语了一句：“够了。”随即拿起遥控器关掉电视机。当着法庭的众多媒体，蒋律师、阎所长和赵青的发言先后把丁元英的面目揭露无遗，已经达到了这场诉讼的预定目的，而且为争取胜诉做了最大可能的努力。他同意肖亚文的观点，法庭现在是依据法律对本案进行庭审，而不是依据本案去评判法律。
格律诗公司胜诉是显而易见的，那是丁元英锁定的东西。判决后即将出现的媒体评价也是显而易见的，那是他林雨峰锁定的东西。但是，这些已经成了既定事实的结果现在对他已经不重要了，他现在要做的就是退掉客房，去正天集团向韩楚风打听丁元英的地址。
林雨峰要见识见识这位不曾谋面的对手，彼此做个了断。
2
炎热的夏天，太阳像烧红的火球一般烤着大地，林雨峰一出梅林宫饭店就感到蒸腾的热浪席卷而来，暴露在阳光下的皮肤像要被烤裂一般隐隐作痛，他打开车门，汽车座椅被晒得滚烫，车里弥漫着一种特有的混合气味。他上车先打开空调，然后开车上了大路。
林雨峰沉静地开着车，脑子里还在萦绕着庭审的场面，心里有一种解脱的轻松感。汽车行驶了30多分钟来到正天集团总部大楼，镶嵌在总部大楼正面的“正天集团”四个巨大的金字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耀眼的金光，大楼门前的广场上有稀稀落落的行人，几个身穿制服的保安在来回巡视。林雨峰左右观察了一下，在大厦旁边找了个地方停车。
进入正天集团总部大厦，里面的清凉与外面的炎热恍若两个世界，林雨峰在一楼大厅的平面索引图上得知总裁办公室在三楼，于是直接乘电梯到了三楼，整个楼层静悄悄的，门上的标牌显示着会议室、会客室、办公室等等。他来到总裁办公室门前，第一道门开着，这是一套宽大的、分为里外两间的办公室，外面是秘书办公的地方，一位身穿职业套装的女子正在操作电脑，一看就知是总裁办公室秘书。
秘书见有人进来，停下手里的工作起身礼貌地问道：“先生，有事吗？”
林雨峰说：“我要见韩楚风先生。”
秘书歉意地说：“对不起，韩总正在开会。”
林雨峰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说：“请你通报一下，就说乐圣公司的林雨峰求见。只要你告诉他林雨峰这个名字，他一定会见我。”
秘书犹豫了一下，说：“请您稍等，我这就去给您通报。”说完她出了办公室，来到走廊尽头的会议室，轻轻推开门进去。
会议室里正在开会的全是正天集团的高层领导，室内弥漫着浓浓的烟雾。秘书走到韩楚风身边低声说：“韩总，乐圣公司的林雨峰先生求见。”
韩楚风微微一怔，说：“请林先生到我办公室稍等，我马上就来。”
秘书出去后，韩楚风合上自己面前的文件夹，说：“这事你们再讨论一下，我去处理点事情。”说完站起来出了会议室。
来到总裁办公室，韩楚风和林雨峰握了一下手，说：“林先生请坐。”
林雨峰坐下说：“想必韩先生知道我的来意。”
韩楚风说：“林先生是音响界的知名人物，元英是我朋友，你们那场官司又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林先生来应该是跟元英有关系的事。”
林雨峰说：“我想去古城跟丁先生当面谈谈，把这些不愉快的事做个了结，但是我不知道丁先生在古城的地址。”
韩楚风说：“你稍等。”然后从办公桌上拿了张信笺把丁元英的电话号码和详细地址写下来交给林雨峰。
林雨峰接过信笺看了看，问道：“为什么告诉我？”
韩楚风说：“林先生是有身份的人，这是我对林先生起码的尊重。如果你觉得我不会告诉你，你就不来了。”
林雨峰心里突然感觉到很不是滋味，他想到韩楚风可能会把丁元英的地址告诉他，但是韩楚风对他至少会有敌意的防范，没想到韩楚风这么直爽，心想：他们到底是不是朋友？如果是，韩楚风就一点不考虑丁元英的安全吗？于是问道：“你不担心吗？”
韩楚风淡淡一笑说：“我不告诉你，你就找不到他了吗？我告不告诉你都不影响我对这位朋友负责，除非我不存在了。”
林雨峰顿时有一种被人俯视的刺痛感，也对韩楚风产生了几分敬意。他嘴角隐隐流露出一丝复杂的微笑，说：“你可以打电话通知丁先生，我这就去古城找他。”
韩楚风说：“元英是明白人，应该知道你早晚要去找他说道说道。我要通知他，无非是让他有个应对，这对你对他都不尊重，还是让这事保持它本来的面目比较好。”
林雨峰心里一震，收起信笺站起来说：“那我就告辞了，谢谢你。”
韩楚风也跟着站起来送客。
林雨峰走了几步忽然转身说：“如果不介意，韩先生可以解释一下你那辆宝马730汽车的事吗？当然，你可以不解释。”
韩楚风笑笑说：“那是我跟元英打赌输的车，朋友间的一点谈资。至于打的什么赌，得等到我不做正天总裁的时候才能抖搂。”
这是一次短暂的会面，韩楚风将林雨峰送出办公室，转身返回会议室。
3
林雨峰离开正天集团总部大楼，独自开车前往古城。
北京到古城市的高速公路上，林雨峰的车速一直保持在100多公里的时速，晚上8点钟到达古城。他早已把手机关掉了，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通讯联系。过了古城公路收费站之后他在路边停下车，打开后备箱，在夜色中从杂乱的工具箱底部掀起一层皮垫，摸出那支史密斯－韦森CS45手枪，回到车里用毛巾把手枪擦干净，放进那个黑色公文包里。
进了市区，他一路打听着来到嘉禾园小区，在小区门卫办过进入登记手续，按保安的指点驶到丁元英住的楼前，拿上黑色公文包锁上车门直上三楼。
摁动门铃，门开了，一个文弱书生般的男人出现在他眼前，这个男人脸色呈现着一种病态的憔悴和苍白，只是在他疲惫的目光里依稀可见一种少有的锐利和从容。林雨峰不可能知道，此时的丁元英正深陷在失去芮小丹的极度痛苦里不能自拔。
丁元英打量了一下陌生人，问道：“请问你是……”
林雨峰答道：“乐圣公司，林雨峰。”
丁元英礼貌地说：“是林先生，你好，你好，请……”剩下的那个“进”字还没等他说出来，一只黑黝黝、冷冰冰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的脑门。
林雨峰关上门，用枪顶着丁元英，眼睛环视着房间。空调的凉风徐徐吹来，吹散了沸腾的电热壶冒出的蒸气，显然丁元英正在独自喝功夫茶。
林雨峰充满杀气的目光盯着丁元英脸，戏弄地说：“怕死吗？”
丁元英说：“岂止是怕死，生老病死都怕。”
林雨峰用枪逼迫着说：“坐回去再喝最后一杯茶，权当我给你喝行刑酒了。”
丁元英坐回沙发，关上电热壶加热开关，继续泡茶。
林雨峰从丁元英脸上找不到一丝的恐慌，摆弄茶道的手不抖不颤，娴熟自如，似乎不是置身于枪口下，而是置身于无人之境。
丁元英倒上一杯茶，端起。
林雨峰站在一边，把枪口顶在了丁元英头上。
丁元英喝完这杯茶，放下杯子，又去倒第二杯茶。
林雨峰的枪没有响，却是冷冷地说：“我看你不像怕死的样子。”
丁元英淡淡地说：“生老病死，有谁因为怕就躲过去了？”
林雨峰坐下来把枪放到茶几上，说：“你比强盗都坏，我不缺杀你的心，但是我不像你那么痞性，我给你机会，容你选择。你回答我的问题，你是不是料定了我不会杀你？答对了我免你一死，答错了你也死个明白。”
丁元英说：“你不缺杀我的心，缺一个杀了我还不影响你自我评价的理由。如果我说料到了，你就用开枪证明我判断的错；如果我说没料到，你就用开枪证明我撒谎的错。”
林雨峰沉默了，伸手拿起茶几上的烟点上一支，目光凝视着丁元英的眼睛。他一口一口地抽烟，一团一团的烟雾从他口中吐出，在房间里升腾、飘散，随着烟雾的升腾、飘散，房间里的气氛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似乎缓和了，似乎离血案更近了。
此时此刻，面对这样一个一脸憔悴的男人，林雨峰从心里再一次感叹杀富济贫设计的精致，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时间与空间的协调、看似平庸而大智若愚的招数……就这么在不知不觉里融为一个期望的结果，这需要多么严谨的思维和对繁杂事物的精确判断。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棋差一着，那是一种只有雄性文化底蕴的人才能体验到的刺痛。
林雨峰轻蔑地问：“杀富济贫，真能救了贫吗？”
丁元英说：“不能。”
林雨峰追问道：“说说，怎么个不能？”
丁元英平静而淡漠地说：“杀富富不去，救贫贫不离。救主的文化唯救主可说，救主不是人，是道，得救不是破了戒的狼吞虎咽，是觉悟。格律诗的扶贫是不治之治，说扶说救都是虚妄，赖着痞性胡说，充其量也是个现代版的灰姑娘，跟你们乐圣化点缘而已。”
林雨峰鄙夷地道：“这就是你最不地道的地方，什么都知道，还什么都干了。你污辱法律、奴役农户、败坏市场风气，你毁掉了一个响当当的民族音响品牌，从你身上哪儿还能找到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应有的社会责任和道义，你又算得了什么英雄好汉！”
丁元英无言以对，只能沉默不语。
林雨峰拿起手枪，从枪里退出两颗子弹放到茶几上，居高临下地说：“我来古城，是要见识一下你是何许人。这两颗子弹本来是给你的，你留着。你死不死对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不能让你太自以为是了，我要让你知道我看不起你。你慢慢忏悔去吧，别指望我在你设计的屈服条约上签字，向你这种人屈服我感到羞耻。”
说完，林雨峰把枪收进黑色公文包里，起身而去。他已经达到了来古城的目的，不但见识了丁元英是何许人，也贬损了丁元英的精神，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临出门的时候，他转身向起来送客的丁元英扔下一句话：
“你记着，我埋到土里也比你多一口气。”
4
古城之行，林雨峰了却了一桩心事。
那辆黑色尼桑风度轿车该加油了，他自己也是一天没吃东西，此时也饿了。出了嘉禾园小区，他找到一家加油站把油箱加满，在街边的一个小吃大排档吃了一碗既不算京味也不算陕味的手工捞面，然后开车上了高速公路，他没有回北京，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行驶。这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多钟了，他一边抽着烟一边驾驶，清凉、自然的晚风吹进车窗，既没有夏日的炎热也没有空调冷风的呆闷，悠然自在。
抽完那支烟，这时候他打开了手机，信息栏上显示出一串赵青的电话号码。他正要给赵青打过去，手机铃响了，又是赵青的电话，于是他赶紧接听：“赵青吗？我是雨峰。”
赵青第一句话就是：“我的天！你怎么回事？”
林雨峰笑笑说：“我正出古城，刚会过咱那位丁先生。”
赵青松了一口气，说：“我想你也是去古城了。怎么样？何许人哪？”
林雨峰说：“小子还可以，算个人物。”
赵青说：“这边当庭宣判了，乐圣败诉。”
林雨峰哈哈一笑说：“这么惨？连个择日宣判都没混上？行啊，也踏实了。”
赵青问：“你怎么把客房退了？”
林雨峰说：“我不回北京了，(又鸟)公山是有名的避暑胜地，我到山上溜达溜达。你先把阎所长他们打发回去，然后和司机一块儿飞武汉，顺便视察一下武汉公司的工作，咱们在武汉会合，让司机从武汉把车开回去。”
赵青一听就急了，说：“(又鸟)公山离古城七八百公里，你一个人开车不行。这样，要么你立即调头回北京，我带两个司机出北京一路迎你。要么你把车开到郑州住下，我和司机最迟明天中午赶到郑州，我陪你去(又鸟)公山，阎所长他们交给志伟打点。”
林雨峰泰然而家常地说：“嗨嗨，我怎么听你话里有话，想哪儿去啦？我就是有点心情不好，失眠睡不着觉，咱是人哪，还没成仙嘛。你让我折腾折腾，散散心，折腾累了痛痛快快睡上一觉就过来了。说好了，武汉会合，我挂了。”
赵青急忙说：“别挂，别……”
林雨峰挂断通话，关掉了手机。
这辆黑色尼桑一路高速行驶，见车就超。右车道路面常常比左车道有较大损坏，行驶在上面很颠簸，一些大货车就占着左车道行驶，任你怎么闪灯鸣喇叭就是不往空着的右车道上避让，林雨峰就频频从紧急停车带超车，如果是平时他的司机开车，这种违章超车他绝对不会允许。就这样急驶了5个小时，他在夜里两点多到达郑州黄河大桥。
8月的黄河正值汛期，河面宽阔，水流湍急。林雨峰把车靠边停在黄河大桥中段的紧急停车带，下车走到护栏旁，将那支史密斯－韦森CS45手枪扔进黄河。为了把这支枪从深圳带到北京，他事先把枪藏到工具箱里，硬是派两名司机轮换开车行程2700公里到北京，而面见过丁元英之后，既然不宜打死他，这支枪也就没用了。
处理掉手枪，林雨峰驶出黄河大桥。他估算了一下，距离(又鸟)公山还有300多公里，于是过了黄河桥收费站又加了一次油，继续沿107国道南行。
时而走高速公路，时而走国道，两侧只有划一的护栏、防眩板和各种标志，极易导致视觉和心理疲劳，人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驾驶，也极易发生暂时性的大脑空白。林雨峰本来就没有长途驾车的经验，完全是凭借一种特定的心态支撑着大脑的兴奋。他开啊开啊，终于在早上7点多的时候驶入大别山，从驶离北京开始算起，他已经连续行驶了1000公里。(又鸟)公山越来越近了，而他给自己设计的生命终点也越来越近了。
他知道诉讼之后等待着他的都是什么，股东、债主、公司干部……方方面面的人都来跟他做工作，然后是乐圣去与格律诗接洽，然后是谈判、妥协、签字画押，无论你是扭扭捏捏还是半推半就，其结果都早已经被人注定了。
他是乐圣公司的董事长、大股东，他无法躲避，但是他实在不愿去面对这些了。他也不想让人看出来他是自杀，他所设定的死，只是由于疲劳驾驶所导致的一次意外事故。
(又鸟)公山是大别山西端的一个支脉，因形状酷似雄(又鸟)挺立而得名，是中国著名的四大避暑胜地之一，自古就有“三伏炎蒸人欲死，清凉到此顿疑仙”的美誉。这里层峦叠嶂、溪泉流涌，犹如一幅令人陶醉的画卷诠释着人间仙境的真义。
大别山的盘山公路像一条带子似的缠着山体蜿蜒而上，公路一边是陡峭的山壁，一边是悬崖。那辆黑色轿车由于长途跋涉几乎看不到原来的本色了，已经完全被灰尘覆盖。这时候的林雨峰实在太困了，困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不知为什么，他脑海里恍恍惚惚浮现出小时候常听的一首歌：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他在心里苍凉地感叹：人，原来是可以被憋死的。
林雨峰看了看脚下的山崖，心里说：就这样吧。方向盘一偏冲下山崖，接着是汽车翻滚跌撞的响声，接着是谷底闪起一团火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