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洛琳和我通常会一起吃午餐。星期一和星期三我会带东西到她的店里吃，星期二和星期四她带午餐到书店，星期五我们会出去吃，通常是吃便宜的外国料理，然后我们掷硬币决定谁埋单。当然，其中一个人有事的话就自动取消。那天是星期三，卡洛琳一定猜到了我有事。中午我没出现，她肯定自己出去找东西吃了。狗美容院门关着，上面挂了一块牌子，写着“开门时间”，下面是一个可以转动指针的钟，指针指着一点半。
我到百老汇转角的咖啡店看了一下，她不在里面。店后头的墙上有一部公用电话，但是太惹眼了。我又过了一条街来到一家黎巴嫩餐馆，卡洛琳也不在那里。不过店里的公用电话看起来隐秘多了，于是我点了一杯咖啡和一个三明治。我其实不怎么饿，但是早上吃了一点面包之后到现在还没吃东西，想想也该吃点了。我把三明治几乎吃完了，喝下整杯咖啡，然后换了足够的零钱。
我先打电话给埃博尔·克罗。这时候可以在报摊上买到当天的《纽约时报》了，我不用翻开报纸就知道旺达·科尔卡农的案子一定占满了第三版，而如果没有什么要紧的新闻，比如南美杀人蜂来袭之类的，这件谋杀案还可能上头条新闻。
总之这事一定众所周知。不管通过什么媒体，埃博尔一定也知道这条新闻了。一件值六位数字的赃物就够烫得让手起泡了，再加上谋杀案那就更烫手了。埃博尔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我也没办法让他高兴，但至少我要告诉他，我们只是偷东西的小偷，不是杀人的强盗。
我让电话响了一二十声。硬币从电话里掉出来之后我又等了一分钟，然后再试了一次。人有时可能会拨错电话号码，电话公司也会有接错线的时候。
没人接电话。我是凭记忆拨的号，因为手边没有电话簿，我便打了查号台，确定我记的号码没错。我又小心地拨了一次，还是没有人接。我放弃了。也许他已经出门去卖镍币了，也许他又到他最喜欢的那家糕饼店买甜点去了，也许他正在睡午觉或者躺在浴缸里，也许他到河滨公园散步去了。
我又打了一次查号台，要他们帮我查另外一个号码：窄廊画室，地点在苏荷区的西百老汇。电话响了四声，我正在想今天下午大概找不到什么人了，就在这时候，我听到了丹妮丝·拉斐尔森沙哑的声音，她烟抽得太多了。
“嘿！”我说，“我们说好今天晚上一起吃饭的，对吧？”
“伯尼？”
“还会有谁！”
她停顿了一下。“我的脑子有点乱。”最后她说，“我在拼命作画，脑子大概有点糊涂。我们今天晚上真的有约吗？”
“是啊。当初是顺口说的，可能是太顺口了，你没当真。”
“我应该把它写下来的。总是忘记，抱歉，伯尼。”
“你有别的事吗？”
“有吗？如果我把和你的约会忘了，很可能也会忘记其他的事。我只知道今天晚上有个派对，杜鲁门和戈尔会来，希尔顿在他为《时报》周日版专栏写稿之前想看一下我最近的画，安迪说他要是遇到玛琳会顺便把她也拖来。如果你也像那些人一样，别人不用听到你的姓就知道你是谁，你觉得如何？我敢打赌，如果我叫杰姬，在达戈斯蒂诺超市签支票，人家还会要求看我的身份证呢。”
在电话里即兴说笑是她的专长。我第一次认识她就是在电话里，当时我在找一个艺术家，只知道他的姓。她告诉我应该怎么办，我们就这样聊了起来。事情通常就是这样开始的，从那时候起我们就偶尔见面，虽然交往不算频繁也很表面化，但这也不是什么坏事，也可称为一种人际关系。
“我在说什么？胡说八道！”现在她说，“你问我们今天晚上是不是说好一起吃晚餐，我就应该说，对！然后看你会怎么办。可惜我没有嗑药，不然就可以把脑筋迟钝归因于神经错乱。你信不信颜料也会释放毒气？”
“当然信。”
“好吧，我今天晚上有空，虽然我不记得我们有约。这有什么关系？我们约好在哪里见面了吗？”
“还没。”
“现在要约吗？”
“七点半左右，我直接到你那里怎么样？”
“为什么不行？”
“好，就这么办。”
“很好，要我煮什么好东西吗？”
“我们出去吃。”
“越来越中听了。也许到时我已经把画完成了，你就可以看到我的新作。‘伯尼，七点半’，我记下来了，现在不可能忘记了。”
“我相信，丹妮丝。”
“我要特别打扮一下吗？”
“面带微笑，便服。”
“就这么说定了。”
我又试了，—次埃博尔的电话，响了十二声没人接。已经一点半了，我走回卡洛琳的狗美容院，正好她有空当。“嘿，你终于现身了！”她大叫，“你没来，我就去你的书店找你，但门关着。我以为你去买午餐了，所以又回到这里来，等了半天，你还是没出现。我还在想，你这该死的家伙！然后我就自己出去吃了。”
“不是去咖啡店，也不是去马蒙餐厅。”
“我去吃咖喱，我想吃点辣的东西中和一下昨晚吃的甜点。天哪！该死的一早上。”
“很糟糕吗？”
“我头痛得要命。你能想象头重脚轻还得替一只大笨狗洗澡的样子吗？”
“不能。”
“算你好运。你去咖啡店和马蒙找我了吗？”
“嗯。”
“有什么特别的事吗？”
我实在不想毁了她这一天的心情，但是别无选择。“我只是要告诉你，你遗失了一只手套，”我说，“一只没有掌心部分的橡胶手套。”
“该死！我就知道！昨晚我摸口袋时就发现少了一只，口袋里的那只我把它扔了，但另外一只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想了一下，还是没告诉你。你在哪里发现的？你翻了我的垃圾桶？”
“我经常翻你的垃圾桶，刚开始有点变态，现在那已经成了兴趣。”
“是啊，事情通常就是这样开始的。”
“我没翻你的垃圾桶！你把它掉在花园里了。”
“真的吗？天哪！真该死，你怎么知道的？你该不会又回去了一趟吧？不可能！你不会这么做的。”
“当然不会，有人把手套给我看了。”
“谁会——”现在她终于明白了，“哦，警察！”她叹了口气。
“没错。”
“你被捕了？”
“不是正式的。”
“发生什么事了？”
“他们放了我，我的手比你的大，那只手套不合我的尺寸，而且赫伯特·科尔卡农不能指认出我。”
“为什么他要指认你？他又没见过你。”
“我敢说你今天中午还没看报纸。”
“早上我看了《纽约时报》，为什么？”
“事情很复杂，”我说，“但是很重要，你最好知道整件事情。”
当我告诉她整个过程的时候，她的电话响了几次，她没接，而是把答录机打开，让想留话的人留话，我们的谈话中断了一次，有一个看起来有点忧郁，头上还戴假发的男人进来问美容的项目和价钱。如果他的狗长得像他，那他养的一定是短脚长耳的猎狗。
当我把整件事情说完之后，卡洛琳只是呆呆地坐在那里摇头。“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伯尼，”她叹了一口气，“那只手套，我真的很抱歉，我真是太糟糕了。”
“这种事随时可能发生。”
“我只是想帮你的忙，现在我就好像沿路撒了面包屑一样。”
“小鸟会把它们吃掉的。”
“我简直不敢相信她死了，旺达·法兰德斯·科尔卡农真的死了？我不敢相信。”
“如果看到照片你就会相信了，”
她颤抖了一下，做了个鬼脸。“偷东西好玩，但是杀人——”
“我知道。”
“我不明白事情怎么发生的，那些强盗是在我们之前进去的？”
“没错。”
“他们翻箱倒柜把房子里的东西拿走，天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没错。”
“他们又回去了吗？为什么？别告诉我说，歹徒真的又重返犯罪现场了。”
“他们想回去再偷一次。别忘了，我们也不知道科尔卡农会把阿斯提德留在宾州，我们以为他们也会在外面过夜。”
“说到这个，我也很抱歉。”
“没有必要，你怎么会知道。重点是，那些贼可能也这样认为。假设他们已经拿走了所有能拿的东西，然后从天窗离开，但是他们想保险柜里应该有贵重的东西，何况还有充裕的时间去找手电筒或钻孔机之类的工具，也许第一次进去的时候他们根本不知道有保险柜，所以没带工具，如果能找到适当的工具，又有一整个晚上的时间，为什么不再试一次？”
“这时候科尔卡农夫妇回家，刚好就碰上了强盗。”
“显然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那些强盗不会让他们说出保险柜的密码吗？”
“可能会，除非他们已经打开了。”
“如果他们已经打开了，干吗还在那里晃？”
“他们没在那里晃，他们要走的时候，科尔卡农夫妇刚好进门。”
“他们为什么不从之前进来的地方出去？我的意思是说，从天窗。”
“你说得有道理。”我说，然后皱眉头，“总之，有第三个可能性：在我们之后又有人进去，”
“又有人进去！到底有多少人知道那只狗要到宾夕法尼亚去配种？”
“也许最后进去的那些人不是真正的小偷，我猜可能只是几个小混混。他们在屋顶上闲荡，想看看有什么油水，后来无意中看到打破的天窗，于是进去看看。如果他们只是业余的小偷，那里还是有些东西可以捞的，那台收音机就可以换一小袋海洛因了。”
“那里至少还有电视机，二楼有音响。”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屋子里还是有很多好东西可以给小毛贼偷的，但已经没有多少现金了，有时候那些小混混对这种事很在乎。你知道那些街上的混混有多狠，万一他们抢的人身上没有钱，他们会怎么对付！”
“这我听说过。”
“很可能是这一类的贼。我可以想象，一群不中用的混混从天窗进了屋子，拿了收音机、电视机，然后决定等主人回来，好搜刮他们身上的现金。”我继续循着这条线思考，最后还是放弃了，耸耸肩，“这不是很重要，接下来几个星期我得小心那些警察。不过我们基本上还是清白的，他们迟早会逮到凶手。这桩谋杀案已经引起注意了，利奇勒说得没错，到时候一定会有人在酒吧里走漏风声，而警察有线民，很多案子就是这样破的。”
“所以我们没什么好害怕的了。”
“没错，科尔卡农自然会认出杀他老婆的凶手是谁，他已经确定不是我了。他们盯上我只是因为一只橡胶手套，但是那只手套我根本套不上，所以这案子怎么会是我干的？幸好，是你掉了手套，不是我。”
“这样想我可能会好过一点。”
“想想好的一面。幸好科尔卡农还活着，如果他们当初知道旺达死了，很可能也会将他灭口，那我可就死无对证了。”
“这我倒没想到。”
“我可想到了。”我拿起她桌上的电话，“总之我最好打个电话给埃博尔。”
“为什么？”
“告诉他我们没有杀人。”
“他一定知道。可惜我们没有看《邮报》，上面应该会写她什么时候被杀的吧？”
“也许。”
“听着，我们到达埃博尔那里是十一点半，我还记得他看那块皮亚杰表的时候，还跟你对过时间，是十二点零七分。科尔卡农夫妇回家遇上强盗是半夜以后的事，埃博尔一定知道那不是我们干的，你说对吗？”
“天哪，他是我们的不在场证明！”我大叫一声。
“没错。”
“老天！希望我们不需要他作证。想象一下，你因为窃盗被起诉，但是你却坚称那段时间你在收购赃物的人那里，要卖先前你从那屋子里偷来的东西。”
“你这样说，听起来真的很奇怪。”
“我知道。”我又拨了电话，“我还是得打电话给他，把事情说清楚。也许他没有注意到时间，认为那女人是我们杀的。我不希望如此。”
“他会不会拒绝去卖那个钱币？”
“为什么？”
“如果他认为我们杀了人——”
电话一直在响，我让它响着。“埃博尔是个赃物买卖商，”我说，“不是法官。总之
我们没有杀人。我可以让他相信，只要他接电话。”
我把电话挂上。卡洛琳皱着眉头，然后说：“这还是像平常的生意，对吧？旺达的死没有改变什么，埃博尔几天或几个月之后就会把钱币脱手，我们会拿到钱，就好像这件谋杀案没发生过一样。”
“是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卡洛琳，我们没有杀人。”
“我知道。”
“我们和她的死无关。”
“这个我也知道。那是别人干的，而且那些人和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这些我都了解，伯尼，我只是觉得事情很奇怪。你认为我们会得到多少？”
“嗯？”
“那个钱币。”
“哦，我不知道。”
“我们怎么知道他到底卖了多少？”
“他会告诉我们。”
“我的意思是说，他会不会骗我们？”
“埃博尔？有可能。”
“真的？”
“听着，他是收购赃物的商人，”我说，“我可以想象，这辈子他一定撒过一两次谎，我不认为他会在乎再撒一次，如果他认为有必要的话。而且要对我们撒谎太容易了，因为我们根本无从查证。”
“那我们怎么相信他？”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能。他不会绝对诚实，如果幸运也许他可以卖到五十万美元——纯粹假设。我猜他会告诉我们他卖了二十万，我们分到一半。那他可真的狠狠地敲了我们一笔，但是我们又能怎样？一个晚上的工夫就赚五万美元，我很难大发雷霆。”
“万一他告诉我们，他卖了五万美元呢？”
“那他说的很可能是真话。我猜只有在他卖到高价的时候才会骗我们，如果他卖的价钱很低，就没有必要撒谎。而且我们可以确定，最后我们得到的不会低于一万七千五百美元，因为当初他就出这个价，而且是付现金，他一定会想办法卖得比这个价钱还高，除非那枚镍币最后被证明是假的。”
“可能吗？”
“不可能。那枚镍币是真的。我的预测是，最后我们两个会各得五万美元。”
“天哪！我们要做的只是坐着等钱。”
“是的。在战争片里，最后那些德国军官通常会对战俘说什么？‘朋友，战争已经结束了。’我现在就要去庆祝战争结束，我要去店里开张几个小时。你今晚有什么特别的节目吗？”
“我想到酒吧里转转，怎么了？要一起吃晚饭吗？”
“不行，我已经有约了。”
“跟谁？我认识的人吗？”
“丹妮丝。”
“那个画家吗？那个聒噪不休的女人。”
“她才思敏捷又有幽默感。”
“你才那么认为，伯尼。”
“我挑剔过你对女人的品位吗？”
“有时候。”
“几乎不曾。”我纠正她，然后站起来，“我要去卖我的书了，如果听到什么，我会再打电话给你。祝你和你的女同志们玩得愉快。”
“我会的。”她回答，“代我向丹妮丝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