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口的生存策略和生存空间
一、踪迹
一天早晨，我躺在床上看周育民先生的《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平生初次见到“漕口”、“白颈”和“白规”这三个词。反复看了几遍，竟然体会到生物学家发现新物种的快乐。
周先生引用了一段湖南巡抚骆秉章（1793-1867）的奏折，介绍漕粮陋规的瓜分方式，其中出现了“漕口”一词，转抄如下：
官吏既视钱漕为利薮，刁衿劣监即从而挟持之，每人索费数十两、百两。人数多者，一县或至数十人，名曰‘漕口’。少不遂意，则阻挠乡户完纳，或赴上司衙门砌词控告，甚至纠聚多人，闯署殴吏，酿成事端。
这段话给出了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的名称，介绍了这个群体的人员构成、规模和收入，描绘了他们安身立命的根基和斗争策略。下边拆开了细说。
二、安身立命的根基
明清两代依靠运河南粮北调，供应京师和边防，维持漕运近六百年。围绕着漕粮的征收和运输，生长出一套盘根错节的潜规则体系，专有名词曰“漕规”。
漕规是对法定利益分配方式的私下修改。首先修改与农民的关系，通过“浮收”多刮农民几刀；然后调整内部关系，根据各自的利害能力分肥。漕规在历代都遭到禁止。我抄录过江苏省常熟县的六块禁革漕规的石碑，从明至清跨越130余年，平均每代人都要在衙门和漕粮仓库之前立碑一块，禁革之词也如出一辙地严厉而具体。
譬如乾隆十七年（1752）的禁革碑，就点出了胥吏剥刮农民的十四种花样。碑文说，如果收漕粮者“故意憎嫌，筛扬刁蹬，明加暗扣，浮收斛面，并在仓人役勒索入廒钱、筛扇钱、斛脚钱、扒钱、酒钱、票钱、铺垫等钱，并呈样米、顺风米、养斛米、鼠耗米，以及借称积谷，按石勒捐，巧立种种名色，婪OOO者，定行分别参处。”
这些入廒钱顺风米之类的花样，就是禁革前农民每年多付的漕规。
这块石碑上还点出了官员与胥吏分肥的五种花样，禁止官员向“漕总记书”索取好处：“本官不许勒取朱价、贽礼、册费、随礼、门包等项。……倘印官婪收规礼，纵容O弊，定行严参治罪。”
在抄录这些碑文的时候，我似乎能体会到立碑者的苦衷。经过数百年的博弈，谁输谁赢早已见了分晓，各个群体利害相制，摸索出了一套各自相安的规矩。百姓应该出多少血，各级官员胥吏应该分多少利，彼此形成默契，构成了稳定的均衡状态，形格势禁，改动非常之难。这六块碑本身就证明了改动之难。如果立碑真能解决问题，何必立上六块？而且碑文所禁革的一些条目居然百年不变，甚至不肯改头换面换个新名字。
在我当时的想象中，这六块碑就好像威严的皇上，肃穆地屹立在那里。如果大家愿意理睬他，他就是极其令人尊敬的。如果大家不理他，糊弄他，他就变成一块石头，又瞎又聋，动也不动。我甚至想专门写写这六块碑，追究一下它们所代表的东西是如何成为冤大头的。但是我又有一些疑惑：如果说这些石碑不管用，人们为什么还要一立再立？这是拉锯战的结果吗？沽名钓誉的企图吗？难道真的一点用处也没有吗？
苏州府长洲县的永禁滋扰碑
石碑是不是冤大头，取决于人们如何利用。
看到“漕口”的谋生方式之后，我认识到石碑上面的正式规则至少有一种用处：它显示了漕规的不合法。这是潜规则分配体系的一个大把柄，“漕口”机敏地抓住了这个把柄，并且借此安身立命。
三、漕口和白颈
漕口是由“刁衿劣监”组成的。“青衿”和“监生”泛指一群“生员”级别的读书人，俗称秀才。这些人年龄差别很大，从十几岁的孩子，到六十岁的老人，只要考入府州县的国立学校就算数。入学后，每天听点名，在学官的教谕和训导下准备考举人。这些人收入微薄，正式在编的有一点廪膳（学生伙食费），大概每天两升米的样子。编外生连这点收入也没有。
在童生——生员——举人——进士的功名金字塔上，“刁衿劣监”位于倒数第二级。如果不能来个“范进中举”，他们几乎没有谋求官职的机会。老百姓早就嗅出了他们身上的穷酸气，给他们起了“穷酸秀才”之类难听的名字。这种穷苦地位注定了漕规这块肥肉对他们的吸引力，也鼓励着他们的“刁”和“劣”。
“刁衿劣监”拥有平头百姓所缺乏的优势。其一，他们读书识字，了解朝廷的法规。其二，他们生活在基层，经常与官吏交往，经常聚集在州县学校里交流议论，知道官吏们违法分肥的内幕。其三，他们与更高级别的官员往往有私人关系，可以通过他们向上反映情况，至少可以自己“砌词控告”。其四，他们已经进入吃官饭的队伍，拥有比平民更多的权利，不那么怕见官。而官吏要收拾他们，又难免惊动“教委”（学政）系统，不像收拾百姓那么容易。其五，他们人多集中，就好像现在的大学生一样，很容易通过集体行动分担风险，增强力量，暗害一两个人并不能解决问题。
总之，漕口熟悉信息通道，拥有信息优势，他们是一张可以伤害漕规的嘴。意识到这些，就可以领会“漕口”二字的贴切和传神。
这种合法的、低风险低成本的伤害能力价值几何呢？根据骆秉章的描述，漕口每人索费数十两、百两。我们假定平均索费为五十两。当时一户中农的年收入不过价值二三十两，仅凭这项收入，漕口竟可以养家糊口，过上颇为体面的生活了。漕口靠嘴挣钱，挣到的正是堵嘴的钱。
骆秉章说，多的时候，各县漕口的人数可至数十。假如他们的分肥要求不能得逞，便会采取三种对策：一、阻挠农户完纳漕粮；二、赴上司衙门控告；三、聚众闯入衙署，殴打官吏，酿成事端。
上访告状的策略是在意料之中的，不必多说。而发动群众抗粮和冲击官府殴打干部均属重罪，使用起来惊险万分，特别需要拿捏好分寸。这个分寸就是：要让分享漕规的既得利益集团认识到，如果他们不肯与漕口分肥，自己就别想继续吃肉。事情闹大了，闹到上级不得不介入，不得不公事公办的程度，漕口固然要吃亏，而既得利益集团吃亏更大，损失将远远超过漕口索取的那几百两银子。两害相权取其轻，还不如及时让步。正因为算准了让步是漕规利益集团最终的合理策略，漕口才敢铤而走险。
“漕口”是湖南人的叫法。据周育民先生说，漕口在江苏叫“白颈”。两江总督陶澍（1779-1839）在《严禁衿棍包漕横索陋规附片》说，有一种“米无升合，而白食漕规自数十两至百两者。人数最多之处，生监或至三四百名，漕规竟有二三万两，实骇听闻。”
这段话进一步证明：漕口这个社会集团普遍存在，漕口集团的规模颇为可观，集团分取的资源已经不是小数。
四、次级物种
漕粮的陋规滋养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就如同牛羊之类的食草动物滋养了虎狼之类的食肉动物。这并不是我杜撰的比喻。晚清思想家魏源（1794-1857）说：“崇阳圜万山中，胥役虎而冠。凡下乡催征漕米，久鱼肉其民。”
他把勒索漕规的胥役比喻为戴着帽子的老虎，下乡催粮就是去吃农民的肉。“戴着帽子的老虎”这个比喻形象生动，似乎魏源明确意识到这种食肉动物与食草动物的根本区别。他们所吃的食物不同，生存技能不同，在食物链中的位置也不同，确实是两个物种。
清末漫画：戴着帽子的老虎
在古人的观念中，官吏和肉食动物一样，另是一个物种。
顺着这个比喻想下去，漕口属于什么动物呢？道光七年（1827年），最高领导给出了定性。皇上说，由于州县找借口需索百姓，“刁绅劣衿因得持其短长，有所挟制”。皇上明察，看出漕口以食肉动物为食，在食物链中处于更高的位置。这有点像虱子和蚊子，但虱子和蚊子不仅吸虎狼的血，也吸牛羊的血，而漕口却以虎狼的血为主要食品。自然界的进化精彩纷呈，有了动物还会有专门麻痹它们神经的毒物，毒物之后还会进化出善于解毒的以毒物为食的动物，如此军备竞赛不断升级，生态体系也日趋复杂丰富，每个生态位上最终都会出现一个物种，可以充分利用那个位置上的资源流和能量流。我们的老大帝国历史悠久，社会生态的进化水平傲视全球。这个生态体系既然产生了肥硕的食肉物种，就难免产生吃他们的次级物种。
五、白规的疆界
作为一套潜规则体系，漕规私下划分了官吏集团、漕帮和农民集团的利益疆界，安排了官吏集团内部的分肥次序和分额。那么，经过反复较量，在漕口与官吏集团之间确立的利益再分配方案，又属于什么“规”呢？我们的祖先把这称为“白规”。《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二中有这样一句话：“刁劣绅衿，挟制官吏，索取白规。”
“白规”这两个字让我吃了一惊。这两个字可以理解为白食漕规，也可以理解为没有官吏身份的白丁分享漕规，还可以理解为借白吃黑而形成的分肥规则。潜规则在是暗中运行的，而白规却以曝光相威胁，这正是抓住了潜规则体系的致命弱点的一击。陶澍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说得明白：“仗讼分肥，以长其白规之数”，白规依靠公开打官司的威胁而扩大分肥的数额。在对祖国语言的反复品味中，我再次感到一种智慧的存在，这种智慧如此清晰明辨，如此深刻入微，如此宽广博大，简直无处不在。
两江总督陶澍（1779-1939）
总督为漕口的错误定性：利用法规增加分肥之数。
漕口这个物种的发展前景如何呢？如果接着上边那段引文抄下去，在“索取白规”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刁劣绅衿”继续发挥优势：“大户包揽小户，小户附托大户，又有包户之名。以致畸轻畸重，众怨沸腾，纷纷滋事。”
这就是说，被敲诈勒索的小户人家认为漕口可以提供保护伞，便纷纷投靠他们，请他们代交漕粮，以避免官吏的敲诈。漕口也愿意包揽此事，于是进化为“包户”。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小户喂一个漕口肯定比较便宜，漕口一人独吞也肯定比分肥的收益高，这是双赢的局面。但是漕口如此一包，官吏的敲诈面缩小了，为了维持原有利益，只好加大敲诈力度。没有找到保护伞的小户便遭到了更凶狠的搜刮，造成了畸轻畸重的局面，众怨沸腾了。
闹事意味着给省级领导添麻烦。事情闹大了，漕运的期限和漕粮的质量也要受影响，这意味着给中央添麻烦。于是，负责漕运的省领导就要处理漕口，平息事态。负责教育的省领导却认为不公平，漕运方面严重违法乱纪，自己不思改正，板子竟打到我们秀才的屁股上？事情闹了上去，圣旨下来，在重申漕运纪律的同时，要求严肃处理漕口，三百一十四名秀才受到严重警告。漕口方面的扩张势头受挫，生态平衡有所恢复。
六、简短的评说
漕口敲诈官吏，官吏自然仇视漕口。但是从百姓的角度看，漕口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呢？对攀附漕口的小户来说，恐怕要算好人。比起官吏的敲诈来，漕口的代理费比较低，为小民提供了富于竞争力的选择。对于未曾攀附漕口的小户来说，他们就不能算好人了，因为他们把贪官污吏都赶了过来，自己的负担因而加重了。由此可见，如何评价漕口，取决于百姓被敲诈的总额（漕规总量）是否可以压下来，但这又不是漕口所能决定的。漕规的总量取决于百姓与官家的总体关系。
如何评价漕口这类物种，至今仍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2000年5月30日，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一审法院公开审理了号称“地下组织部长”的陈仕松案，判处他有期徒刑14年。据说，陈仕松有一手“恶毒的政治流氓手段”，他通过跟踪、盯梢干部，探挖他人隐私，以此要挟、控制干部。他凭借这一“绝招”，逐渐成为瑞安市的“头面人物”。几年中，帮助4名干部提职（两名副县级、两名科局级），帮助多名“受益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老百姓如何看待此事呢？重庆《商界》杂志上一篇署名浩之的文章介绍说：
当地媒体报道说，陈仕松被捕后，群众无不拍手称快。但记者接触当地百姓后，发现单纯拍手称快者不多，人们在如何看待这一人物时都有自己的思考。
他们首先认为，陈仕松不是一个好人，从纪检部门对他的查证情况看，他的行为已触及到有关法律，但需要提及的是，如果没有他，包括市委书记叶会巨在内的瑞安十几名局级以上的腐败官员就不会这么快落网，有的甚至会隐藏一辈子。从这个角度讲，陈仕松是有功的，他把我们纪检部门应该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给做到了。尽管他的手段是违法的，目的也是错误的，但人们更关注十几个腐败分子被揭露这一社会效果。
其实，如果我们较真，“十几个腐败分子被揭露这一社会效果”也可能引发争议。设身处地替百姓想想，倘若牧羊的反正都是狼，羊群到底是喜欢肥狼还是饿狼呢？
2002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