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牢”就是非正式监狱的意思，这是我杜撰的词。我经常犯杜撰新词的毛病，其实也是被逼无奈。按照法律法规，这东西不该存在，不过考察历史和现实，这东西又随处可见，而且各有公开认可的名称，并未躲躲闪闪。这种说黑不黑、说白不白的东西见多了，想给个统称，一时又找不到，只好临时杜撰一个。
最近一次发现灰牢，是在李昌平描写亲身经历的书里。李昌平先生曾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2000年初上书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为负担沉重的农民叫苦，引起了高层领导重视。经过《南方周末》头版头条的报道，此事闹得全国皆知，李昌平也因敢讲真话被《南方周末》评为当年的年度人物。
在李昌平的书里，灰牢以两种不同的名称出现。首先出现的叫学习班，随后出现的叫小黑屋。
一、学习班
1997年5月，湖北省监利县柘木乡茶卜村农妇朱长仙喝农药自杀，直接起因就是“学习班”。
1996年7月，监利县南部遭水灾，农民颗粒无收。但是县里5月份提早征粮，朱长仙一家已交纳负担款800元。受灾后，湖北省委书记视察灾区，号召“举全省之力，抗监利之灾”，可当时的监利县县长却挪用救灾款修建超标准的宾馆、机关和宿舍大楼，还拨救灾款给各科局买高级小车。朱长仙一家大灾之年不仅没有得到救济，提前交给政府的800元钱也没有退还。
次年，县政府又安排在5月份征收全年税费的25%，朱长仙家应交700元。朱长仙要求用去年交的800元抵交，管理区干部和村长说，县政府下达的夏征任务一定要完成，要抵帐年底再说。双方争吵，打骂，最后干部把朱长仙的丈夫关到村小学“办学习班”。朱长仙有理无处讲，绝望之下用自己的生命讨说法——喝农药自杀。
这里提到了朱长仙的丈夫被关入村小学“办学习班”，讲得不详细，但我们可以用随后一个故事中的细节补充。
监利县黄歇口镇新熊村五组农民熊华品，按当地标准应交税费2085元，税费拖欠未清。2000年11月1日晚，熊家刚刚睡下，黄歇口镇副镇长、管理区总支书记、副书记等7名干部和几个打手来到熊家，让熊华品到管理区去办学习班，问为什么，说你们欠钱。众人有的卡脖子、有的拉手、有的拉脚，将他双脚腾空架上车。有人还猛击他的后背，用电筒将他的头打破。到管理区后，熊华品和其他三个农民被关进一间房子。总支书记说，不管你们到哪里去告，我们都不怕。
熊华品被放回家后，四处找干部要医药费，但是要不来。他说，我身上被打烂，脖子被卡伤，头被打破，找干部们不理不睬，要医药费也一推再推，反正我搞不过他们，不如死了算了，他们不愿出三五百元医药费，我用三五元钱农药对付他们。他到村小卖店给在部队的儿子打电话未通，偷偷拿了店里的一瓶农药，边往家走边喝，十几分钟后被送往医院抢救，不治身亡。
二、小黑屋
熊华品死后不足20天，监利县新沟镇南禅管理区红阳村农民李启栋被从床上抓走，关进管理区所设的“小黑屋”，两天两夜后冻死。
死者李启栋68岁，公社时期欠下粮款和电费190元。承包制以后，村里换了五任支书，都没有找李启栋收这190元。2000年11月23日深夜，南禅管理区总支书记、副书记和村支书、村主任带着一些打手来到李启栋家，要求交清由190元利滚利已变成1800多元的欠款。李交不出，连衣服都没穿好，就被带到管理区，与其他十人关入十几平方米的“小黑屋”。
同关的一位年轻人说：“屋里只在水泥地上铺了点稻草，23日被关进来不久天亮了。24日晚，管理区炊事员黄师傅见我们冷得发抖，半夜偷偷丢进来几条麻袋让我们挡寒。青壮年都冻得手发抖、脚抽筋，尤其是人一打盹后，时常冻醒。25日天快亮时，我们发现李启栋冻得快不行了，喊干部们来救人，他们说是装的，没有理睬。等了一会，见他实在不行，我们又喊又叫又踢门，唐辉和严泽华来了，骂骂咧咧：‘一清早，喊什么喊？吵了老子的早觉，一脚踢死你们！’隔着窗户看到李启栋是不行了，他们才打电话给村支书姜大迪，一个多小时后姜大迪来了，他让每天以40元雇来的两个看门人开门进去看看是不是装的，一看确实是不行了，才送往医院，听说死在路上”。
同被关的人说，李启栋死后，镇里害怕，才将其他被关的几十人放了，并说李启栋是病死的，叫我们不要乱说。
据记者调查，新沟镇一贯采用抓人关人等手段强行征收税费，李启栋是南禅管理区2000年秋征时所抓的第二批。
三、小黑屋与学习班异同考
看了上述故事，自然可以明白小黑屋和学习班是什么东西了。那是一个权威部门用来关押“有过失”的人的地方，在这里，关押是强制实施的，是作为惩戒手段使用的，是对人身自由的剥夺。具有这些特征的地方正是监狱。然而，乡镇政府和管理区属于行政部门，没有权力建立监狱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因此我们又不好称之为监狱。如果不叫“灰牢”的话，我们就只能向当地人一样称之为学习班或小黑屋。
但是为什么有两个名称呢？小黑屋与学习班有什么不同吗？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词语的产生时间有先有后。开始都叫学习班，后来人们发现这里只关人不开课，渐渐改口，直称小黑屋。不过追究起来，学习班这个词在上边引文中最后一次出现的时间是2000年11月1日晚10点左右，流行时间并不早于小黑屋。我的推测不对。
无奈之中，我打电话向作者请教。李昌平回答说：“学习班，这是干部的叫法；小黑屋，这是农民的叫法。都是一个东西。”
牢字的演变
要把野牛改造为忍辱负重的老黄牛，必须长期圈在地牢里。
我再一次为广大干部群众的创造力所折服。乡镇政府不是无权建立监狱吗？那我们就在权限之内办一个学习班。为了躲避捕食，某些昆虫长成树枝甚至粪便的形状，生态学家称之为“拟态”。广大干部的拟态策略更简捷，也更便宜，只要挑选一个名词即可。农民群众不肯接受这个名词，但又不知道应该如何称呼这些不是监狱的监狱，于是白描曰“小黑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场识别与反识别的游戏玩得有声有色。
往远说一句。张正明先生的《晋商兴衰史》上，有一段描写官府如何强迫商人“自愿”捐款的文字：“嘉庆五年（1800），山西捐输有一县派至10万两，勒限催交，其未能措交者，即行掌责，甚至锁闭班房，名曰‘黑窑’。”
湖北人住屋，山西人住窑，黑屋即是“黑窑”。时隔二百年，相距千余里，用词居然如此相似，其间仿佛有鬼神出没。
四、学习班续考
以学习班之名，行关押拘禁之实，其历史几乎与学习班的名称一样悠久。
1967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于是各种各样的学习班纷纷涌现，许多让人联想起拘禁的名称也先后亮相，譬如“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学习班”，“小偷小摸学习班”等等。
在我读到的正式出版物的记载中，具有灰牢性质的学习班早在1968年6月便出现了，距离最高指示的发表不过半年。据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在《我家》一书中记载，1968年春节后，他被关入北京半步桥监狱。1968年9月底的一天，“三辆卡车把我们这些人拉到了北郊的北京市第一少管所。原来，我们这些人是托毛泽东‘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的福，被送到这里参加第二期学习班的。”
遇罗文写道：“第一期在三个月前到的这里，在我们来之前已全部释放回原单位。这无疑预示给我们美好的希望，但没有人告诉我们一定释放和哪天释放。（一个多月后，轻工业学院一位大学生从这里逃跑，就被毫不留情地抓了回来。）
“这里还住着一伙‘学习班’，有五、六十人，我们私下叫它‘黑干学习班’，成员都是被明确定为‘黑帮’的子女，像刘少奇的女儿、贺龙的儿子等，已经在这里好几个月了，好象还没有释放的意思。”
追溯到关于学习班的最高指示发表的日子，似乎并没有追到源头。专门研究延安时期的学者朱鸿召和我谈起过当时常用的一个手段，就是把人扣下开会学习，不转变立场不放人。他提到1942年10月召开的一次西北局高干会，毛泽东作开幕报告，为了让那些与毛主席不是一条心的人转变过来，会期竟长达88天，不转变就不散会。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立刻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猜测那些被扣下的领导该如何打小算盘：脱离权位越久，自己的影响就越小，被别人代替的可能性就越大。再不转变，想闹二心也没本钱了。
这个故事使我更进一步理解了事物的复杂性。我们面对的并不是一个界限分明的东西。既然开会学习总要把人圈在某个特定的时空之中，与会者总要暂时丧失部分自由，那么，圈三五个小时是圈，圈三五个月也是圈；小事小病可以请假准假，悠悠万事惟此惟大一概不准请假——在这不间断的连续系列上，拘禁关押与开会学习的分界究竟在哪里呢？这种模糊性提供了一个空间，在此模糊空间之内，可以产生一种合法伤害他人的权力——这可是很有利用价值的东西。
顺便说一句，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学习班这个词尚未流行，但是“学习组”和“整风班”已经出现。韦君宜在《思痛录》中说她的丈夫“杨述被关在整风班里，但天天凌晨要他们整队到无定河边去冒着寒风干活。”韦君宜写道：“整风！整风！毛主席的整风报告说得多么有理，怎么这里却是这样干的？”她说，“天真的我们，还以为这是地委几个人干的，杨述跑到延安去上诉。后来才知道，原来延安的情况比绥德更厉害。”
韦君宜写到的整风班活跃于1942年12月，但这仍然不是尽头。在此之前，国民党已经发明了训导团和训练班之类的灰牢，也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集中关押。
还可以再往前追。我在《清代社会的慢变量》一书中看到，清朝末年，浙江省南浔镇的乡绅自发设立了“洗心迁善局”，将一些不够绳以官法的“故家不类、市井无赖、镇之不逞者”禁锢其中，朝夕巡逻把守，“局之司事者日与之讲说善事”，“锢其身足使桀骜之气不得不消，发其天良使愧悔之萌不得不力”，时间久了，这些被关押的人有了悔改之意，又有亲族来保，再将其释放。看来这已经是很地道的监狱学习班了。
五、牛棚考
这里说的牛棚是文革期间各单位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大量产生于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之后。牛棚也不是正规监狱，可算是文革中的灰牢。那么，什么人属于牛鬼蛇神呢？
按说，我也算经历过文革的人，好像明白什么叫牛鬼蛇神。不过较真起来，又觉得说不清楚了。向当过牛鬼蛇神的父母请教，他们商量了一会，给出的答案是：“地富反坏右，封资修，叛徒、特务、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符合公安六条的人，等等。——但是，所有这些，基本没有一个真的，最后都平反了。”
我又请教了两位当过牛鬼蛇神的老干部，他们的答案几乎完全相同。为了突出这个定义的正确性，当过右派的老宋还给我举了一个反例。他说，他们的校团委书记属于保皇派，有婚外关系，上床时被造反派抓住，脖子上挂着破鞋批斗，然后关入牛棚。过了不久，更高层级的造反派组织下令放人。由此可见，牛鬼蛇神还是讲标准的，“破鞋”就不够格。
对照上述标准，我检验了几个熟悉的样本。老宋当过右派，被当牛鬼蛇神收拾了，对得上“地富反坏右”的“右”。我母亲当大学教师，讲课时提到“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肃反政策，被人贴了大字报，说她宣扬调和论，是修正主义分子，于是游街批斗，对得上“封资修”中的“修”。我父亲出身破落地主家庭，他住牛棚的罪名是“阶级异己分子”。这一条好像难以归类。什么算阶级异己分子呢？与理论上“高大全”的无产阶级“标准人”相比，真能找出没有异己成分的活人么？真正要紧的是，掌权的那一派要找茬收拾他，而整人总要找个罪名。
我继续对照，翻出了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季先生也住过牛棚，他的罪名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也是当年他苦苦思索，反复考量过的。走资派？作为系主任，大体也能算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似乎都够得上。最后他被关入了北大的“黑帮大院”（季先生说这是牛棚的另外一种叫法，可以归入灰牢系列），又获得了一个黑帮的头衔。
然而，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后来都平反了，都不算了。这叫什么标准呢？认真考察上述标准和定义岂不成了瞎折腾么？
话又说回来，这种模糊性正好开发出低成本伤害他人的权力。对各单位的得势者来说，握有这个武器便比较容易整人。东西既然好，需求量自然比较大，牛棚便容易普及了，也确实在文革中普及到几乎每个单位。
比起牛棚来，学习班的参加标准更宽泛。上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下至牛鬼蛇神监狱囚犯，谁能说自己不应该学习呢？这种更加模糊的特性，使学习班的生命力和普及程度又超过了牛棚。
六、班房考
从知道班房这两个字起，我就一直把班房当成监狱的口语化叫法。《辞海》（1979年版）对“班房”的解释是：“看押犯人场所的俗称，指看守所、监狱等。”看来有这种感觉的人不只我一个。
前些年开始认真读古书了，才知道班房并不等于正式监狱。在原初意义上，班房是官衙或私人府第里的差役们值班或休息的地方，后来这地方用来临时关押人了，便渐渐发展出灰牢的意思。
在我的阅读范围内，班房二字最早出现于（明）汤显祖（1550-1616年）的《牡丹亭·闹宴》。官衙里举办宴会，秀才要进去找岳丈，被差役拦住，秀才想：“怕进见之时，考一首太平宴诗，……且在这班房里等着，打想一篇，正是有备无患。”这里说的班房便是衙役值班之处。一百五六十年之后，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五十一回写到大夫看病，“一时出了园门，就在守园的小厮们的班房里坐了，开了药方。”这个班房也是家仆值班和休息之处。
再过半个世纪，著名师爷汪辉祖（1730-1807）在《学治说赘》里提到的班房，已经有了明确的“灰牢”性质。在谈论为政要点时，汪辉祖告戒官员要建立班房的“管押簿”，经常查看，他说：“管押之名，律所不著，乃万不得已而用之，随押随记。”
请注意“律所不著”这四个字。监狱在法律上是有正式地位的，班房却没有。班房中的关押是没有法律根据的关押，这就不能叫“白”；但这是由合法官府“万不得已而用之”的，又不能叫“黑”。说黑不黑说白不白的关押场所，正是“灰牢”。
我们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灰牢的名称也难以统一，譬如在四川就叫卡房，有的地方叫官店，还有差馆、押馆之类的名称。班房只是流行比较广泛的一种。
“灰色处决”比合法处决多十倍。
班房中关押什么人呢？据汪辉祖说，最多的是贼盗嫌疑人，还有与命案有牵连的人。与民事诉讼有关的人也常被关押。
张集馨曾经出任四川臬司（主管刑狱的副省长），他在《道咸宦海见闻录》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的记载中描绘了四川班房的规模和状况：“卡房最为残酷。大县卡房恒羁禁数百人，小邑亦不下数十人及十余人不等。甚至将户婚、田土、钱债、佃故被证人等亦拘禁其中，每日给稀糜一瓯，终年不见天日，苦楚百倍于囹圄。……前此通省庾毙者，每年不下一二千人。”
全省每年在灰牢里关死一二千人，这意味着什么？当时，四川省每年明正典刑的处决人数不过一二百，“灰色处决”比合法处决多十倍。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量化的判断，明白煌煌国法与灰色规矩孰强孰弱。
如此悬殊的比例可信吗？张集馨会不会夸大了“灰色处决”的数字？我看到的一则材料表明，张集馨很可能缩小而不是夸大了这个数字。道光初年，四川省丰都县监生陈乐山因卷入一场诉讼案件，在巴县（属重庆）羁押七个月，在华阳县（属成都）羁押两个月，亲眼看见数十人庾毙。他在给皇帝的上疏中推算，四川全省每年庾死六七千人。
从语言发展的角度看去，班房在实际的社会控制中越来越有影响，终于在百姓口中成为监狱的代称，原初意义反而消失了。
七、灰牢利害考
灰牢对什么人有利？对什么人有害？这些利害又是如何分配的？
在我的阅读印象中，从灰牢制度中获利最多的似乎是衙役。按照汪辉祖在《学治说赘》中的说法，衙役们很善于利用在押人犯牟取利益。盗贼嫌疑人，可以纵使夜出盗窃，得赃分肥。民事诉讼的牵涉人，可以用来作弊诈骗，索取利益。命案牵涉人，可以押在污秽不堪的处所，冬天冻他，夏天热他，平时饿他，以此向他敲诈勒索。
以上三种办法只是一部分。我知道的办法还包括：1、迫使在押人扳指无辜，然后敲诈无辜；2、向所有住班房的人索取高价饭食钱；3、调戏奸污在押女人；4、私下收钱放人；5、以关班房为威胁手段敲诈平民。
如此说来，班房可算是衙役的利薮，他们自然是班房拥护者。但是衙役地位低下，官员们犯不上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冒险违规。那么，对衙役的上级领导来说，班房的利弊得失又如何权衡呢？
张集馨看到了每年瘐毙一二千人的大弊病。1848年，他在四川臬司任上，严令拆毁全部卡房：“已往不究，以后如再有私设卡房者，定即严参。”
张集馨在四川只管了一年多刑狱，拆毁卡房的命令贯彻得如何，出现过什么问题，他没有留下后续记载。话又说回来，他何必太执著呢？每年瘐毙一二千人，受到伤害的首先是被关押者及其家庭，然后是因此遭人怨恨的朝廷，而两者的利益都不同于他的个人利益。张集馨下令拆毁全部卡房，说明他是一个还把朝廷和百姓的利益当回事的好官，为了做一个好官，他愿意发一道公文。其实，身居副省长的高位，发一道公文很容易，毕竟取消班房的代价并不由他张集馨承担。
河南内乡县衙平面图
汪辉祖笔下也有禁革班房的记载。他说，数年前禁革班房，但那些临时关押的实际需要仍然存在，于是官员们便让衙役将人关押于“私家”，结果更难稽查，弊病更多，还不如关押于“公所”。
汪辉祖一直在师爷和知县的位置上转，他亲自查点班房，随时审结随时放人，以防衙役作弊。汪辉祖比张集馨更了解实际情况。他知道，禁革班房的代价是由被关押的人承担的，他们将因此更容易遭到衙役的敲诈勒索。本来关押三五天的，很可能被悄悄关押上几个月——在自己家里，衙役们更加不受监督了，为什么不乘机多挤榨一点油水呢？这真是一个惊人的观点。原来班房并不是坏透了的东西，而是一种利益折中的产物，其中还包含了对被关押者适当保护的意思。
由此看来，真正要紧的是那种“万不得已而用之”的关押需要。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从汪辉祖谈到的内容看，这种需要似乎关系到破案或断案的效率，关系到官员们付出的努力和收获的政绩。在这方面汪辉祖说得比较粗略，既没有详细展开，更没有追根寻源，而李昌平提供的当代案例正好可以补充上述不足。
李昌平引用了一篇记者写的调查报告，其中追究了监利县小黑屋的历史和产生原因。原文抄录如下：
据了解，监利县动不动就是关、押、打、罚农民是从1989年开始的，发源于当时的城郊乡。
城郊乡政府有一个‘小黑屋’，各个管理区都有一班‘打手’，名曰打击抗粮抗款的坏分子的‘纠察队’，直属乡主要领导的指挥，备有橡皮棍、电棍、手铐等警具。城郊乡的‘小黑屋’因关押过一个特殊的‘抗粮抗款的坏分子’——县人大某主任的外甥而名震全县，一时间也让全县上下‘抗粮抗款的坏分子’闻风丧胆，制造了很多‘冤案’。
虽然城郊乡的‘小黑屋’在上级人大和检察机关的干预下撤除，但没有一个干部因此受到处分，相反城郊乡的领导同志还荣升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全县的‘小黑屋’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几乎是各个乡的各个管理区都有了，甚至有的村里也搞‘小黑屋’。
一个‘小黑屋’就是一个监狱。在监利蹲过‘小黑屋’的农民每年都数以万计。
这段调查写得很清楚，关押的需要产生于征收粮款的需要。有人抗粮抗款，基层政府不得不打击震慑，于是，“灰牢”小黑屋出现了，“灰警”纠察队也出现了。
经过两千多年的教育培养，中国农民一般是不抗粮的。在他们心目中，种地纳粮乃天经地义之事。在名义上，皇粮一般也不太沉重，汉朝之后每亩三十税一，税率不过3.3%，抗粮又有正式监狱和一班如狼似虎的衙役伺候着，很有点得不偿失。
农民天经地义的观念并没有明显变化，干部方面却有变化。他们要盖超标准的办公楼和宿舍楼，要买高级小车。天经地义应该由政府出面该做的事情，譬如蠲免赈济，却公然撒手不管了。
不仅如此。按照如今的规定，农民的合理负担不能超过年收入的5%，尽管这比汉朝之后历代王朝的名义负担多了1.66个百分点，农民倒也没有不满的表示，毕竟从前的数字也不过是个名义，何况什么都在涨。但是一家人一年交2000多元，实在高得离谱。根据李昌平提供的数字，监利县农民合理负担的总额大约是1.7亿元，县政府同意征收的是2.2亿元，多收了5000万元。经过层层加码，全县实际负担的总额是3.87亿元，比合理负担增加了2亿多元。超出了1.27倍。实际上，如今农民的负担已经达到了全部收入的25%左右，比儒家经典的“什一而税”高出一倍还多。这样，农民抗粮的意愿自然增加。他们觉得不公道，又觉得心疼，拿出这么大的一笔钱来也确实有困难。
政府收了这么多钱干什么用呢？除了一次性的建楼买车之外，据李昌平介绍，主要用来发工资养干部了。监利县各级干部任意安排亲朋好友吃财政饭，导致人员严重超编。仅一个容城镇财政所就有150多人，其中正式编制不过20来人，超编130多人。
现在我们知道关押的需要从何产生了：根子在额外征收的税费。而额外的税费又产生于超标准的办公楼宿舍楼和小轿车，产生于严重超编的人员。
这还不算完。李昌平说，在征收出现困难，上级政府又严厉督催的时候，基层干部经常向亲朋好友借高利贷垫付，有的干脆自己借自己的钱。2000年，监利的县、乡、区、村四级债务约10亿元，为此，全县每年支付利息约2亿元，而全县合理的农民负担不过1.7亿元，还不够还高利贷的。每到收款的季节，乡村干部就拼命收钱，截留下来偿还自已经手的高利贷。结果，利率高达20%的10亿巨款，又成为新的农民负担。于是，在超编人员工资和超标准的大楼小车之外，我们在灰牢背后中还可以发现第三种需要：干部及其亲朋好友构成的债主集团的利息收入。
在上述背景上，农民的抗粮和干部的镇压就很容易理解了。这是真实而要紧的利害冲突，灰牢就是这种冲突的产物，其功能是维护干部受益、农民受害的利害分配格局。按说，超标准楼房、超编干部工资和高利贷收益都不属于合法权益，属于利益分配的潜规则体系，但它们又确实获得了地方权势半公开的、瞒上不瞒下的支持，对治下百姓根本就不屑于躲躲藏藏。据此，我们可以把灰牢定义为支持“潜规则”和“横规矩”的威慑手段。
八、灰牢利害续考
写出上述定义之后，我又觉得心虚了。莫非灰牢完全没有维护公众利益的作用吗？如此断言恐怕有失公正。在实际征粮的时候，公共利益（合法征收部分）与代理人利益（冗员和超标准用品等）是搅和在一起的。谁说得清抗粮抗的是哪一部分？代理人的利益之所以能够搭便车，正因为有这种模糊性存在。
另外，据我所知，灰牢并不仅仅关押抗粮者，前些年还大量关押过违犯计划生育规定的人。一位河北农村的朋友告诉我，他们那里对付超生游击队的主要办法，就是把潜逃孕妇的公婆或父母抓起来，锁在小黑屋里冻着饿着，同时放出话去，让孕妇拿着流产证明来赎。
我觉得这是株连，不妥，那位朋友反问我有什么妥当办法，我又答不出来。设身处地替基层干部想想，假如计划生育的完成状况具有一票否决的作用，几个超生户将使我在仕途上的多年努力付诸东流，我会有什么感觉？真的进入情境了，便觉得“怒从心头起，恶从胆边生”。谁不知道计划生育符合全民族包括生育者本人的利益？凭什么你们非要多生几个？我发现自己也很愿意设立小黑屋，关押那些有同谋嫌疑的公婆们。假如这么做不出事，不犯错误，不丢乌纱帽，那我就放开手去抓。如果县里追问，我就采用拟态策略，说这是计划生育学习班。我相信县长和我可以达成默契。
同理，办小偷小摸的学习班也有维护公众利益的作用。用这种办法，我可以更自由灵活地收拾他们，更少受到约束，更有效率。同样，如果想敲诈勒索，想制造冤案，我会感到身怀利器，当贪官污吏自然也更方便了。
于是就出现一种权衡：对中国社会来说，究竟是因此而多出的贪官污吏更有害，还是因此而多出的小偷和超生游击队更有害？假如正式制订了计划生育法，干部们就难免受到许多约束，至少株连政策是不好再用了。如此或许可以减少不公和非法侵害，但是难免增加超生人口。我猜，计划生育法迟迟不能出台，部分原因就在这种权衡之中，从这个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立法人的价值判断。
话又说回来，即使计划生育法出台了，我相信照样“下有对策”。只要计划生育完成指标对干部的升迁有影响，我们广大干部就可以找到株连九族的办法。不许办公婆学习班了，“收容”这些被子女遗弃的老人行不行？收容也不许，“双规”总可以试试吧？让公婆们在规定的时间和规定的地点讲清楚，他们的儿媳妇躲到什么地方了，这也算违法吗？如果非算不可，你究竟还想不想搞计划生育了？
九、灰牢利害逆考
我们考察了灰牢对谁有利，还没有仔细考察对谁有害。我们已经知道，小黑屋的发明者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反而荣升了。这就是说，他们是只受益不受害的，受害的主要是无权势的下层百姓，这本来没有什么可考察的。不过侵犯平民百姓也有一道灰色界线，越过这道界线便可能遭到反抗，使侵犯者也受到伤害。这种反制能力正是维护权益边界的关键因素，即决定灰色界线位置的关键因素。这个道理就如同国防军的数量和武器装备影响着边界线的位置一样。假如没有杀伤入侵者的实际能力，界碑再多再大，也不过是一些摆设。
河南省内乡县衙门匾
“天理国法人情”的牌匾，为老百姓把守边界。
除了延安时代的整风班之外，本文引用的故事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平民对灰牢所代表的对自身权利边界的压缩的认可。从班房开始，经过牛棚到学习班，灰牢一直没有遭遇真正的反抗，甚至没有遭到质疑。中国农民接受潜规则式的征粮标准，也接受灰牢的关押。他们不闹，也不告，他们并没有把人身自由和公民权利之类的漂亮说法当真。不过这已经是底线了，更深入的侵犯就难免遭遇抵抗。譬如，不能在该给救济的时候不给，同时还按照潜规则的标准征粮。再譬如，抓人可以，但不能把人打坏；关入灰牢也可以，但不能把人冻死。越过这些界限，农民就要上告，就要闹，实在不行就要自杀。
说到这里，我应该交代上述三起死人事件的结局了。
1、朱长仙。农妇朱长仙自杀后，尸体抬到了乡政府，时任柘木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在外学习已有一月，闻讯后立即赶回乡政府处理后事。时隔7天，监利尺八镇一位民办教师因农民负担问题自杀身亡。两起农民自杀事件发生在香港回归前夕，中央领导批示从重从严从快处理。按中央文件精神，一个县连续发生两起死人事件，不仅监利县主要领导要受处分，荆州市领导也要受处分，湖北省委应给中央写检查。
于是监利县委书记想了一个丢车保帅的办法，派李昌平最尊敬的老领导找他谈话、做工作、许愿，要求李昌平顾全大局，做到“四不推”。一不推过去——不说1996年救灾政策没落实，不说柘木乡财政赤字1200多万元；二不推同志——不说自己不在家；三不推兄弟乡镇——不说其他乡镇提早征粮、死人、关人事件；四不推上级——不说县里文件、讲话、纪要、电报不合中央精神。
按照县委书记的要求，李昌平向荆州市委书记写了一封请求处分的信，荆州市纪委随即撤销了李昌平党内外一切职务。
2、熊华品。熊华品喝农药自杀后，黄歇口镇委镇政府与死者家属达成协议：安葬费2万元，抚恤费5万元，若6日12时前火化再给一万元，12时以后火化不给这一万元。6日12时前，熊华品遗体被火化。在记者调查之时，除5万元的抚恤金需进一步落实外，其它3万元已到位。
3、李启栋。李启栋被干部关进管理区所设的“小黑屋”两天两夜后冻死，镇里赔偿其家属8万元，同时释放所有被关押者。
这里的两起自杀有一个共同动机，就是唤起更高层的注意，给侵犯者施加压力，让他们受处分，赔钱，因此受到损害。百姓用一条命换官员的一个行政处分和一笔丧葬费和抚恤金，似乎亏得很，但是毕竟没有白死，多少换来了东西。这些东西可以看作人命的官价——上下共同认可的公平价格。对照明清两朝历史，尽管现在人口数量更大，人命的官价仍然上涨了，而不是下降了，这种反损害能力正是意义重大的新生事物。
按照《大明律·刑律·人命》的规定：“凡因事威逼人致死者，杖一百。若官吏公使人等，非因公务而威逼平民致死者，罪同。并追埋银一十两（引者注：不到两千元人民币）。”（明）刑部官员雷梦麟《读律琐言》解释此条，特别强调说：“官吏公使人等，追征钱粮，勾摄公事，追捕罪人，因而威逼人致死者，官司所行皆是正法，彼自轻生耳，又何罪焉？”可见，当年追征钱粮者的合法伤害权更大，逼死了人竟是白死，连一个对官吏的处分都换不来。当年官员是百姓的父母，如今官员是百姓的公仆。父让子死，子不敢不死；公仆让主人死，总应该遇到一些麻烦。这一点差别或许有助于解释班房与小黑屋的不同。班房不怕被押者死亡，小黑屋冻死人却要赔钱，因此其长期关押的人数和死亡数字便大大下降。这就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总之，真正能阻止我们官吏成为酷吏的，恐怕既不是上级，也不是良心。把上级和良心糊弄好并不难。关键在于如何分配损害，也换句话说，就是要看我是否惹得起那些我打算损害的人。所谓惹不起，就是损害他们的风险很大，我可能因此遭到相同甚至更大的损害。所谓惹得起，就是损害他们是件有赚头的事。一盘散沙般的农民没权没势，告状既费钱又费力，还没有必胜的把握。正如《老残游记》中的老董所说：“民家被官家害了，除却忍受，更有什么法子？倘若是上控，照例仍旧发回来审问，再落在他手里，还不是又饶上一个吗？”
反过来说，如果上告既简单又省事，还很公正有效，民家就不必忍气吞声了，官家也就惹不起民家了。
即使在明清时代，即使在告状等于白告的时候，官吏对百姓的侵犯仍是有底线的。《大明律·兵律·军政·激变良民》条的规定，“凡牧民之官，失于抚字，非法行事，激变良民，因而聚众反叛，失陷城池者，斩。”——这里的激变良民就是底线。当然，官吏们也可以对症下药，一边照旧欺负他们，一边将反叛扼杀在萌芽状态，防止他们私下串通聚众结党，建立非法组织等等。这些工作做好了，便可以进一步压低底线的位置。
无论如何，一步又一步的压缩总要导致风险递增。随着对民间权利边界的更深的侵入，民间的不公平感便积蓄起来，反弹或反抗的力量也积蓄起来。一旦找到一个相对薄弱的突破口，或者，虽然没有找到突破口，却像陈胜吴广一样走到了绝境，像李自成一样被“灰枷”（半正式的刑具）枷到没法活的程度，整个天下，无论是害人者还是被害者，便要共同承担更大的损害了。正因为担心这种情景，中国古代的正式法规对百姓的权利边界并不敢压缩太甚，奈何正式界碑后边只是一群赤手空拳的乌合之众。
最后，在说够了灰色的牢房和规矩之后，我抄录几条中外正式法规作为一个光明的尾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这是1982年12月4日五届人大通过的宪法。1912年3月11日，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通过了《临时约法》，这部推翻帝制后的第一部宪法规定：“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
1912年3月12日，《临时约法》公布的第二天，当时的革命家、从英国学习法律归来的著名报人章士钊撰文质疑：“倘有人不依法律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则如之何？以此质之《约法》，《约法》不能答也。”
章士钊由此谈到了英国，他说滥用权力的欲望，中国人外国人都是有的，但是英国人发明了一种保障自由之法：“无论何时，有违法侵害人身之事件发生，无论何人，皆得向相当之法廷呈请出廷状（Writ of Habeas Corpus,现译人身保护令），法廷不得不诺。不诺则与以相当之罚是也。出廷状者，乃法廷之所发之命令状，命令侵害者于一定期限内率被害者出廷，陈述理由，并受审判也。英人有此一制，而个人自由全受其庇荫。”
2001年1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