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明信片上的地址在波特兰西南部一条河的对面，附近既没有树，也没有人行道。他们不得不换了三条快车道才赶到那里。苏珊透过挡风玻璃凝视着那座又矮又宽、丑陋不堪的建筑。挡风玻璃很脏——雨刷把死虫子碾到玻璃上，你能看到眼睫毛大小的虫腿和黄色汁液的弧状刮痕。这就是雨水在夏天造的孽——它差不多能把周遭的一切都弄得脏兮兮的。
“关于这挡风玻璃，不好意思啊，”她说。
阿奇没有应声。他看了看手中的情人节贺卡，然后抬头看看那座建筑。“就是这里，”他说。
“哪一边？”苏珊问。那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建的四方形平顶两层楼公寓坐落在一条大街的尽头。第一层五颜六色的砖和第二层灰色的乙烯基塑料墙板不搭调。有两扇前门，一扇灰色的，一扇蓝色的，每扇门都有一个水泥门廊。灰门门廊上什么都没有摆放；蓝门门廊两旁摆放着赤土色花盆，花盆里种着花草。一面面破旧的佛教祈祷旗在横杆上呼啦啦飘动。
“4A，”阿奇说。
蓝门。
他准备下车。
“等等，”苏珊说，“你难道没带枪吗？”
阿奇耐心地冲她笑了笑。“精神病院实际上对枪支并不热衷，”他说，“再说，我请事假的时候把枪上交了。”
“那么，去沃尔玛买一支，或者搞个类似的玩意儿吧，”苏珊说。
阿奇扬了扬眉毛。
“很好，”苏珊说，“可我是跟你一起来的。有人需要保护你，防止你给人杀掉呀。”
他似乎没有情绪争论。苏珊有一种特别的办法能把人磨得烦不胜烦。她从车里钻出来，沿水泥楼梯跟着阿奇上到4A。四周没有一个人。一只松鼠跑过院子，钻到临街一株濒临死亡的月桂树篱的下面。
阿奇爬了三级台阶，来到门廊上，按响了门铃。苏珊听见门铃的响声——一种急促的嗡嗡声，像是烤箱计时器的响声——从门的另一面传来。然而，没有人应声。
“你该不会要破门而入吧？”苏珊问，“我这个星期可是破门而入过一座房子了。”她把一阵紧张的大笑噎了回去。阿奇是不会破门进入一座房子的。他是成年人，而且是警察。他会给亨利打电话。随时都会。
苏珊回头瞥了一眼街道。四周还是一个人都没有。没有汽车。那只松鼠已经不见了。
阿奇一屁股蹲坐下来。苏珊心里一下子纠结起来。他是要破门而入了。他要把锁撬开了。她想像着他向她要发卡的情景。他们在电影里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她感觉很糟糕。她没有发卡。他只好用信用卡了。
不过，他并没有要发卡。他掀起门口的垫子。垫子是用大麻纤维做的——这一点不管在任何地方她都知道。垫子下面是一个信封。信封的一角露在外面，她现在看到了，尽管她原先并没有注意到它。
“那是什么？”苏珊问。
阿奇捡起信封，捏着信封的边，翻过来，她能看见了。信封上有阿奇的名字，笔迹和情人节贺卡上的一模一样。他把信封举起来对着天看了看，笑了。
“你有笔没有？”阿奇问。
苏珊把手伸进手提包外面的袋子里，费力地掏出一支黑色毡制粗头笔。阿奇接过笔，把笔伸到信封折口的下面滑动，顺着粘胶水的线滑下去，直到把折口掀开。他仍旧捏着信封的边，朝里面看了看，然后把信封颠倒过来。一枚钥匙掉出来，落到他手掌上。
苏珊感觉到肩膀收缩了一下。她上大学期间曾经玩过这样的游戏。一种拾荒游戏，在这种游戏中，每个地方都弄出来另一个线索。不过那时要找的东西都是藏在院子里的警句格言。
阿奇把信封装进夹克衫衣兜里，钥匙紧紧地攥在手里，敲了敲那扇蓝色的门。“是警察，”他叫道，“我是阿奇·谢里登。里面有人吗？”
然而没有人来开门。
阿奇冲苏珊耸了耸肩，把钥匙插进锁眼。“待在这儿，”他说。
苏珊突然想到，阿奇是个刚刚出院的精神病人，他们要打开的谁知道是扇什么门呢，而且他们没有后援，没有枪，甚至连一个知道他们在哪儿的人都没有。
“你难道不需要一张逮捕证吗？”她问。
“我是人家邀请来的，”阿奇说，把鞋子脱下来。
“你在干吗呢？”
阿奇把鞋子摆成一排，脚后跟挨着脚后跟。就是有人把拖鞋放在床头的样子。“设法不把一个可能的犯罪现场破坏了。”
苏珊的喉头缩紧了。“我可不敢肯定这是个好主意，”她说。
阿奇没有脱袜子，他站了一秒钟，那样子像是在决定从菜单上点什么菜似的，然后扭动门把手，走了进去，随手把门关上。横杆上的祈祷旗在微风中轻轻飘扬。苏珊不知道该怎么办。照阿奇的吩咐，在那儿等着？他可是发疯了。进去？那也是发疯。她低头看了看阿奇的鞋子，鞋带还没有解开，紧挨着赤土色花盆摆放着。花盆里的花草叶子毛茸茸的，状似河蚌；叶子内侧是蜡一样光滑的粉红色，像是多肉而充满活力的东西。她回头看看蓝色的门，感到口干舌燥。“阿奇？”她用粗哑的声音叫道。
花盆里的每株花草都是维纳斯捕蝇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