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维登斯医疗中心的精神病科病房，早已过了探视时间。亨利乘后面的电梯上楼，来到一间小小的等候室，等候室里有一扇上了锁的门、一部电话机、两把椅子和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本登记表和一摞匿名戒酒者协会的小册子。亨利没有填登记表。谁也没有填过。
他拿起电话。电话自动连接到里面的护士站，过了一会儿，传来一个女声。
“我可以帮你什么吗？”声音里并没有诚意。
“我需要见见阿奇·谢里登。”亨利说。他没有听出来对方的声音。他不认识这个夜班护士。“我叫亨利·索博尔。警察公务。”
长时间的停顿。“别挂电话，”对方说。
过了几分钟，那扇门嗡嗡响了，接着砰地打开。一个满脸倦容的女人出现在门口，她身穿白大褂，里面是件羊毛衫，“我让你进来，仅仅是因为他说愿意见你，”她说着，微微一笑，嘴唇绷得紧紧的。
“我认识路，”亨利说，“我每个星期来这里三次。”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领你过去，”护士说。
病房里没有电视机，但是亨利听得见从休息室里传来《动物星球》节目的声音。休息室里总在播放《动物星球》。亨利不知道是为什么。
病房里的日光灯管、铺着地毯的地板、穿着绿色病号服的病人，都会让你想到“自杀”这两个字眼——垃圾袋是纸的，这样病人们就不会把塑料垃圾袋拽过来扣到脑袋上去；餐具是塑料的，这样病人们就不会把它刺到颈静脉里；病房里的镜子是金属片，这样病人们就不会用玻璃碎片割开手腕；病房里没有电源插座，可以用来电击而死，没有电线，可以用作勒死自己的索套。
阿奇迄今已经和格蕾琴·洛厄尔有过两次正面冲突，每一次都差点丧命。他服用止痛药上了瘾。她给他的心灵蒙上了阴影。亨利比任何人都知道，他需要恢复名誉，需要大量的分析。然而他没有预料到的是，阿奇一旦进了医疗中心，就不想出来了。
夜班护士跟着亨利走进阿奇的病房。
一个病友已经熟睡，呼噜打得山响，那种特有的湿漉漉的、窒息性的呼吸暂停，是身体过于肥胖以及服用镇静药过多造成的。那是一种让你发疯的东西，如果你一开始还没有疯掉的话。
阿奇坐在白色床单上，薄脆饼一样薄的枕头折叠着放在身后，腿上是一本厚厚的传记。他上个月就不再穿病号服了，现在他穿着一件汗衫，一条灯芯绒裤子，脚上穿的是拖鞋。他体重下降了，打远处一看，还像亨利十五年前结识的那个男人，相貌堂堂，硬硬朗朗。
近前细看，阿奇额头上的皱纹和眼睛周围的线条，则又说明了岁月的无情。
阿奇一双黑幽幽的眼睛盯着亨利，亨利感到浑身不自在。阿奇的性情变了。亨利不知道这是他们在他身上用药的缘故，还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他大量服用止痛药服了两年，而现在不用了。他好像是更老了，也更加沉静了。有时候亨利无法相信，他只有四十岁。
“出什么事了？”阿奇问。
亨利抬头看了一眼房顶角落的监控摄像头，感觉怪怪的。他拉过一把很轻的塑料椅子，坐了下来。
“我可以待一会儿吗？”亨利问护士。
“别吵醒了弗兰克，”她说完，走出了房间。亨利看了看弗兰克。一滴油亮亮的口水汇聚在弗兰克的嘴角。
亨利突然回过头，看着阿奇。
“有一个犯罪现场，”亨利说，把手伸进黑色牛仔裤的前兜里，掏出一包口香糖，“他们在八十四号公路东边的休息停车点发现一个脾脏。墙壁上画了心形图案。我需要你过去看一看。”
阿奇没有一点反应；他只是坐着，看着亨利，一动不动，眼睛也一眨不眨，什么话都不说。弗兰克发出一声汩汩的声音，像是一只濒临死亡的鸡发出的声音。监控摄像头上，一只小灯忽闪着红光。亨利剥开一块口香糖，放进嘴里。他又把口香糖递向阿奇。
阿奇说：“这不是她干的。”
亨利把口香糖装到裤兜里。他永远也不会理解格蕾琴对阿奇的影响力。他对斯德哥尔摩综合征非常了解。自从阿奇被劫持以来，他已经看了五六本这方面的书。他理解阿奇的情结。他们抓捕她十年，为她活了十年，呼吸着她的气息，到她的作案现场去。到头来只是发现，她就在他们的鼻子底下，扮演着一个精神病医生的角色，给这个案子提供着咨询。这对他们所有的人来说太难以接受了——而阿奇最难接受。“如果是她干的，又当如何呢？”亨利问。
“她说过，她不会再杀人了，”阿奇说，嘴角抽搐了一下。“她答应过我。”
“说不定她已经暗中将两根手指交叉以求心安了呢。”亨利说。
阿奇将目光落回到书上，然后缓缓地合上书，放到床边的桌子上。他抬起下巴。“你还在那儿吗？”他大声说。
只有一刹那的停顿，紧接着，夜班护士出现在了门口。
“她们从来都走不远的，”阿奇微微一笑，对亨利说。他向护士眨了眨眼睛。“我要请一天假，”他说。接着，几乎是进行了一番思索之后，说：“还需要穿鞋子。”
“需要他去一个犯罪现场，”亨利说。
“你没必要说服她，”阿奇说，“我来这里已经两个月了。他们巴不得我离开这儿呢。问题是，直到我告诉他们我不会自杀，他们才让我离开病房。我已经办好了健康保险。”
“请假应该不成问题，谢里登先生，”夜班护士说。
“是谢里登侦探，”亨利说。护士看了他一眼，眉毛扬了扬。“是‘侦探’，”亨利说，“不是‘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