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房之后我在床上将卷成一卷的传真纸展开。显然他们把整个档案都传过来了，总共三十六张。有些页数上只有寥寥几行字，有些却挤得密密麻麻。
整理时，我突然想到这情况和我当警察的时候多么不同。那时我们没有打印机，更不要说传真机了。那时想看玛丽·戈特斯坎德的档案，唯一的法子便是自己到皇后区去，当场快速浏览一遍，肯定还有另一个毛毛躁躁的警察在你肩膀后面拼命催你。
现在你只需要把东西全往传真机里一放，它便会像变魔术似的，出现在在五或十里外的地方，甚至是地球的另一端，档案正本却从未离开存放的地方，没有任何人未经授权溜进去偷瞄过，所以大家都不必为了安全疏忽罪而绷紧神经。
而我也有充裕的时间仔细阅读戈特斯坎德的档案。
这样最好，因为我本来并不知道我到底想找什么。从我离警察局之后，唯一没有改变的事实便是办案时的公文浩繁。不论当什么样的警察，真正做事的时间远比花在建立纸上记录、撰写报告的时间少得多。一部分原因是普遍存在的无聊的官僚制度，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大家都在打太极，到时候好方便推卸责任。不过大部分公文都是不可避免的，警方办案是一项群策群力的工作，最简单的调查也得由不同的人员分担，如果不把它全写下来，可能没有一个人知道到底查得怎么样了。
我先整个看了一遍，之后再抽出几张重读一次。有一件事变得极为明显，那就是戈特斯坎德被的掳劫案和弗朗辛·库利在布鲁克林被绑架案出奇地相似。我将相似点列了出来：
1、两个女人都在商业区街道上遭到挟持。
2、两个女人都是停车后在附近步行购物。
3、两人都被两名男子架走。
4、两次事件中，目击者均描述绑匪身高体重皆相似，且穿着一致。掳走戈特斯坎德的人都穿卡其布裤及深蓝色风衣。
5、两个女人都被货车载走。几位目击者描述伍德海芬那辆货车为淡蓝色厢型车。其中一位特别强调是福特牌，并提供了车牌号码中的几个数字，但该线索并没有导出任何结果。
6、几位目击者皆认为货车车身漆有某家电用品公司行号字样，有人说是PJ家电，有人说B＆J家电，还有其他说法。第二行写着“经销服务”。没有地址，但目击者声称有电话号码，但没有人能确定。经彻底调查后，确定与该区无数家家电用品经销及服务公司无关，结论显示车身上的公司名称与车牌号码皆系伪造。
7、玛丽·戈特斯坎德二十八岁，纽约市的小学代课老师。包括被挟持当天，共在里奇伍德小学担任了三天四年级的代课老师。她身高与弗朗辛·库利差不多，体重相差不过数磅。金发，淡色皮肤；而弗朗辛·库利则为黑发，橄榄色皮肤。档案里没有她的照片，只有在森林公园内拍到的现场照片，但根据认识她的人提供的证词，她看起来相当吸引人。
也有不同的地方。玛丽·戈特斯坎德未婚。她和上一次代课的学校里一位男老师约会过几次，但关系并未进一步发展，他在她死亡时间的不在场证明也无懈可击。
玛丽和父母住在一起，父亲曾是蒸汽机装配员，后来因公受伤，在家领取伤残抚恤金，并经营一家小型邮购公司。母亲帮忙经营，同时替邻近几家企业担任兼职记账员。玛丽本人及其父母看起来都和地下毒品世界毫无关联。他们也不是阿拉伯人，或腓尼基人。
验尸部分当然非常详尽，报告上也记了很多细节。死因是胸部及下腹部多处刀伤，其中有数刀皆为致命伤。有被轮奸的迹象，肛门、阴道、口腔及一处刀伤内皆有男性精子采样。法医检验报告显示凶刀至少有两把，而且两把都可能是菜刀，其中一把的刀锋比较长，也较宽。精子化验分析显示至少有两名行凶者。
除了刀伤之外，裸露的尸体上还有多处瘀伤，显示受害者曾经遭受殴打。最后，有一件事我在读第一遍的时候没注意，验尸报告显示，死者左手的拇指及食指遭到切除。两根指头后来找到了，食指在她阴道中，拇指在她直肠里。
天哪！
读那份档案令我麻木不仁，感觉迟钝，也许这正是我第一次读时错过拇指和食指细节的原因。那名女子的验尸报告以及它在我脑海中产生的她最后时刻情形想象，皆非正常人心智所愿意承受的。档案里的其他记录，如与她父母及同事的访谈，描绘出一幅玛丽·戈特斯坎德活着的时候的画面，而验尸报告却把这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一堆曾经遭受了可怕摧残的死肉。
我坐在那儿，为刚才读过的东西感到精疲力竭，这时电话响了。接听之后一个我熟悉的声音说：“怎么样，马修？”
“嘿，TJ。”
“你好不好？哇，你可真难找，永远不在家，到处跑，忙得很。”
“我收到你留的话了，可是你没留电话号码。”
“我没号码可留。我要是个毒贩，可能还有个寻呼机，那样你会比较高兴吗？”
“如果你是毒贩，你就会带手提电话了。”
“这还差不多。给我一辆长长的车，里面装有电话的，我就坐在里面想那些长长的想法，做些长长的事。大哥，说真的，你真难找！”
“你打了不只一次吧，TJ？我只收到一个口信。”
“这个嘛，我不太喜欢浪费二毛五的铜板。”
“怎么说？”
“你知道，我把你的电话摸清楚了。和应答机一样，响三四声就会自动接通的那种。柜台后面那只黑狗每次都在你的电话响四声后就插进来。你那里就一个房间大，响三声以前一定可以拿起电话，除非你在厕所。”
“所以你每次响三声就挂断。”
“这样还可以把我的铜板拿回来，除非我想留话。留一次就够了，干嘛再留？回家以后看到一大堆口信，你心里一定想：‘这个TJ，一定撬了停车计时收费器，身上太多铜板，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笑了。
“你有工作？”
“猜对了。”
“大项目的？”
“挺大的。”
“有没有TJ的份？”
“目前还没有。”
“大哥，你没有仔细看嘛！一定有我可以做的事，这样才可以把拼命打电话给你用掉的铜板补回来啊。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没有跟黑手党干上吧？”
“恐怕没有。”
“我很高兴，因为那些家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你看过《好家伙》吧？大哥，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噢，讨厌，我的硬币用完了。”
一个录音插进来，要求投币，每分钟五分钱。
我说：“把电话号码给我，我打给你。”
“不行。”
“就是你现在用的电话号码。”
“不行，”他又说了一遍，“上面没有号码。他们把公用电话上的号码全部涂掉了，免得玩家靠它们联络。没问题，我有零钱。”他丢了一个硬币，电话又接通了，“毒贩子还是知道号码的，不管电话上面有没有，他们生意还是照做。只有像你这样的人想打电话给像我这样的人的时候，才会没办法。”
“这东西还真棒。”
“酷！我们还是在通话啊，对不对？没有人能阻止我们做我们想做的事，那只会逼我们变得更有办法。”
“再投一个硬币就是你的办法。”
“没错，马修。我就用我的办法，这就叫做‘有办法’。”
“明天你要去哪里，TJ？”
“去哪里？噢，我不知道。也许我会乘协和超音速喷射客机飞去巴黎，现在没决定。”
我突然想到他可以用我的机票飞去爱尔兰，可是他大概没有护照。而且我看爱尔兰也许也不适合他，他也许还不适合爱尔兰。“我明天呢，”他很严肃的说，“会在他妈的杜斯，大哥！我还能去哪里？”
“我们可以一起吃个饭。”
“什么时候？”
“都行，十二点，十二点半？”
“到底几点？”
“十二点半。”
“中午十二点半还是晚上十二点半？”
“中午，我们吃午饭。”
“中午、晚上，什么时候不能吃午饭啊？”他说，“你要我去你旅馆吗？”
“不必，”我说，“因为我很可能会取消，又没办法通知你，我不想放你鸽子。你在杜斯挑个地方，我要是不出现，咱们可以再约时间。”
“酷！”他说，“你知道那家录相器材大卖场吧？往上城去的那一边，离第八大道拐角两三家店的地方，有一家橱窗里放把瑞士军刀的商店，大哥，我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过关的——”
“他们还一套一套地卖呢。”
“对，而且他们还用它作智商测试。不能组合？回去重念小学一年级！你知道我在讲哪家店吧？”
“当然知道。”
“隔壁就是地铁入口，沿着楼梯往下走，但别一直走到底，旁边就是录相器材卖场大门。你知道我说的地方吧？”
“我应该可以找得到。”
“你说十二点半？”
“就这么定了，TJ！”
“嘿，”他说：“你知道吗？你有长进哦！”
和TJ讲完电话之后我感觉好多了，通常他对我都有这种效果。我把我们的午餐约会记下，然后再一次拿起戈特斯坎德的档案。
凶手是同一帮人。肯定是！两件案子做案手法相似之处太多，不可能是巧合。而拇指与食指的切除与插入，更像是他们对弗朗辛·库利进行的大规模屠宰的预演。
但是，这段时间他们又在做什么呢？躲起来冬眠吗？一年都不动声色？
看起来不太可能。与性暴力有关的案件——连续强奸、杀人——似乎都是一种瘾，就像一种强力毒品，能够暂时让你从自我的牢狱中得到解脱。杀死玛丽·戈特斯坎德的凶手干了一桩排练完美的掳人案，一年之后又重新上演一遍，只在细节上做了些小小的改变，当然还加上贪图暴利的动机。为什么等这么久？这期间他们在干什么？
是否还有其他的绑架案，却没有人把它们和戈特斯坎德案件联系在一起？很有可能。现在纽约市五个区的谋杀加起来每天超过七起，很多媒体都懒得多作报道。不过，如果敢在一大堆目击证人眼前在大街上将一个女人掳走，还是会上报的。只要警方悬案记录里有类似的案例，把两件案子联想在一起是必然的。
不过换个角度来看，弗朗辛·库利也是当着大街上很多目击者前被掳走的，而报社和一一二区却没有一个人听到半点风声。
或许他们真的一年都没有行动，或许其中一个人、甚至不只一个人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牢里，或许强奸杀人的嗜好让他们犯下了更可怕的罪行，就像开空头支票一样。
也可能他们一直都很活跃，却一直没有引起任何注意。
不论是哪一种情况，现在我都可以确定我先前的一个疑点。他们曾经做过同样的事；就算不为图利，也为了快感。这么一来，找到他们的机率便提高了许多，但同时，这件事的危险性也提高很多。
因为他们还会再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