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是星期四。礼拜一我吃完中餐回来，柜台给我一个口信，请打电话给彼得·咖喱，对方留了电话号码，地区代码是七一八，表示是从布鲁克林或皇后区打来的。我不记得认识一个住在布鲁克林或皇后区的叫彼得·咖喱的人，也不记得有这么个地方，不过素昧平生的人打电话给我也不是头一遭。我回到房间里拨了纸条上的号码，一个男人接的电话，我说：“咖喱先生吗？”
“哪一位？”
“我是马修·斯卡德，我接到一个口信，让我打电话给你。”
“你接到口信，叫你打电话给我？”
“正是，上面说你是十二点十五分打来的。”
“对方说他姓什么？”我重复了一次。他说：“噢，等一下，你是那个侦探，对不对？是我哥打给你的，我哥哥彼得。”
“上面说是彼得·咖喱。”
“等一下。”
我等着，过了一会儿另外一个声音来了，跟前一个很像，但比较低，也比较柔，“马修，我是彼得。”
“彼得，”我说：“我认识你吗？”
“嗯，我们认识，可是你不见得知道我的名字。我常去圣保罗教堂，有一次聚会还是我带领的，大概五六个星期以前吧。”
“彼得·咖喱。”我说。
“是库利，”他说：“我是黎巴嫩裔。让我想想该怎么描述我自己，我已经戒了差不多一年半了，住在五十一街很西边一个宽敞的房子里，一直在做快递和送货员，但本行是电影剪接，只不过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回去做……”
“你的故事常提到毒品。”
“没错，可是到头来真正摆脱不掉的却是酒精。你现在记起我了？”
“嗯，你主讲的那天我去了，只是我一直不知道你姓什么。”
“这会儿你知道了。”
“我能替你效劳吗，彼得？”
“我希望你可以过来跟我和我弟弟谈谈。你是私家侦探，我想我们需要的就是你。”
“你可不可以大概说一下是什么事情？”
“这个……”
“不方便在电话里说？”
“最好不要，马修。是件调查工作，非常重要，而且你开价多少我们都愿意付。”
“这样啊，”我说，“其实我不确定我现在是不是有空接案子，彼得。我才刚刚计划好要出国度假，就这个周末去。”
“去哪里？”
“爱尔兰。”
“听起来很棒，”他说。“不过，马修，你能不能还是过来一趟，让我们把经过告诉你，你只要听，就算你决定不替我们工作，大家也不伤感情，我们会付你钟点费和来回出租车费。”这时在后面的弟弟说了些话，我听不太清楚，然后彼得说：“我会告诉他。马修，凯南说我们可以开车进城去接你，可是我们还是得回这里，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直接坐出租车过来会比较快。”
我突然觉得一个干快递和送货员的人开口闭口都是出租车有点奇怪，而且他弟弟的名字听起来也很耳熟。我说：“你不只一个弟弟吧，彼得？”
“就一个。”
“我好像记得你演讲时提到过他，跟他的职业有关。”
一阵静默。然后，“马修，我只要求你过来听听。”
“你们在哪里？”
“你对布鲁克林熟不熟？”
“除非我死。”
“怎么说？”
“没什么，我只是想到就说出口了。有一个很有名的短篇小说，‘只有死者才熟悉布鲁克林’。以前我对那个区的某些地方还很熟的，你们在布鲁克林哪里？”
“湾脊区，殖民路。”
“那简单。”
他告诉我地址，我记了下来。
R线地铁，也就是大家说的BMT百老汇街慢车，从牙买加区一百七十九街一直开到布鲁克林西南角，离韦拉扎诺桥几个街区的地方。我在五十七街和第七大道车站上车，坐到终点前两站下了车。
很多人说一旦离开曼哈顿，就等于离开纽约市了。他们错了，你只是进入纽约的另一个部分罢了。无疑，其间的差别非常明显，闭上眼睛都可以感觉得出来。活力的程度很不一样，空气里没有那种嗡嗡作响的紧迫感。
我沿着第四大道走了一条街，经过一家中国餐厅、一家韩国蔬果店、一家外场赛马赌博场和两家爱尔兰酒吧，接着走到殖民路上，找到凯南·库利的家。它座落在一群各自独立的独户住宅之中，所有建筑都墩墩实实的，看起来像是两次大战之间盖的。他家前院有块小草坪，一条四分之一层楼高的木头阶梯通往前门。我走上阶梯，按响了门铃。
彼得开门让我进去，领我去厨房。他介绍他弟弟给我，后者起身跟我握了个手，然后作个手势请我坐下，自己仍然站着，踱到炉子旁，转过身来看着我。
“很感激你能赶来，”他说，“在开始之前，你不介意我问几个问题吧，斯卡德先生？”
“当然不会。”
“要不要先喝点什么？都是不含酒精的东西，我知道你是在匿名戒酒协会里认识彼得的。我们这里有现成的咖啡，也有软饮料。咖啡是黎巴嫩式的，就是一般说的土耳其咖啡或亚美尼亚咖啡，非常浓。如果你都不喜欢，我还有一罐尤本速溶咖啡。”
“黎巴嫩咖啡听起来很好。”
喝起来味道也很好。我啜了一口，他说：“你是私家侦探，对不对？”
“没执照的。”
“什么意思？”
“表示我没有正式的身份。偶尔我会接一些大介绍所安排给我按件计酬的案子，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会借用他们的执照行动，除此之外，我做的工作完全属于私人性质，非正式的。”
“你以前是警察？”
“没错，很多年以前。”
“哦，是警员还是便衣？”
“我是刑警。”
“有个金色警徽，对不对？”
“没错。我在格林威治村第六分局干了几年，在那以前还在布鲁克林做了很短一段时间，在七十八街分局，分管公园坡地和它以北一小块的地方，就是大家称作博洛姆希尔的那个区。”
“嗯，我知道那里，我就是在七十八街那一带长大的。你知道伯根街吧？就在邦德街和内文斯街之间。”
“当然知道。”
“我和彼得就是在那儿长大的。你会发现那里住了很多中东人，就在法院大道和大西洋街周围那几条街上，有黎巴嫩人、叙利亚人、也门人，巴勒斯坦人。我太太就是巴勒斯坦人，她的家人住在亨利街旁的总统街上。那里应该算是布鲁克林南区，可是现在大家好像都管那里叫卡罗尔公园了。咖啡味道如何？”
“很棒。”
“如果你还要，尽管说。”他又开始讲别的事，然后突然转过头去对他哥哥说：“我不知道，大哥，”他说，“我不知道这行得通行不通。”
“把情况告诉他，宝贝。”
“我真的不知道。”他转过来看我，将一把椅子转了个方向，抱着椅背跨坐在上面。“事情是这样的，马修。我可以叫你马修吧？”我说可以。“事情是这样的。我必须知道我能不能告诉你一些事情，而不必担心你会告诉别人。我想我担心的是，你身上到底还残留着多少警察的成份？”
好问题，我自己也时常思考这个问题。我说：“我干警察很多年，离职之后，每过一年，我就变得更不像警察一点。你其实要问的是，你告诉我的事情是否能保密。就法律上来说，我并不是律师，你对我说的话并不具有豁免权；而我也不是法庭里的官员，所以我和任何一位公民一样，并没有义务对外报告我所知道的事。”
“答案就是——”
“我不知道答案会是什么，答案似乎总有各种可能。我不可能给你太多承诺，因为我不知道你要告诉我的事情是什么。我这么大老远赶来，是因为彼得说电话里讲不方便，现在到了这里你好像也什么都不愿意讲，也许我该回家了。”
“也许。”
“宝贝……”
“不，”他说着便站起来，“这个主意不错，大哥，可是行不通。我们自己会找到他们的。”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卷百元大钞，抽出一张，隔着桌子递过来给我，“你的来回出租车费，还有占用你的时间，斯卡德先生。很抱歉老远把你拖过来，却没谈出个结果。”我没有伸手，他说：“或许你的钟点费比我想象得高。嗯，不伤感情吧？”他又加了一张，我还是没伸手去拿。
我把我的椅子往后一推，站起来。“你一毛钱也不欠我，”我说，“我不知道我的钟点费是多少，就算用咖啡交换吧。”
“看在老天的份上，把钱拿着好不好？出租车跑个单程至少也要二十五元。”
“我是乘地铁来的。”
他瞪着我。“你坐地铁来的？我哥哥不是叫你乘出租车来吗？你干嘛要省这些小钱，我不是说要付你钱吗？”
“把你的钱收起来，”我说：“我乘地铁，是因为这样比较简单，也比较快。我怎么往返是我的事，库利先生，我怎么办案也是我的事。你不必教我怎样出城进城，我也不会教你怎么样卖快克可卡因给小学生，明白吗？”
“天哪。”他说。
我对彼得说：“很抱歉，我们浪费了彼此的时间，谢谢你想到我。”他问我要不要送我进城，或至少送我去地铁车站。“不用了，”我说，“我想在湾脊区附近走走，好多年没回这里了。以前我办过一个案子，离这里只有几条街，也在殖民路上，不过要往北走一点，得穿过公园，那应该叫枭首公园吧。”
“离这里还有八到十个街区。”凯南·库利说。
“应该差不多。雇我的那个男人被控杀妻，我帮他洗脱了罪名。”
“他真的是无辜的？”
“不，是他杀的。”我说的时候，脑袋想起了整件事情。“本来我不知道，后来才发现。”
“可是你已经不能再做什么了。”
“我当然可以，”我说：“他叫汤米·蒂勒里，我忘了他太太叫什么名字，可是他女朋友叫卡罗琳·奇塔姆。等到她死的时候，他就为此入狱了。”
“也是他杀的？”
“不，她是自杀的。但经过我安排之后，看起来就像是谋杀。而且我安排得就像他杀的。我替他开脱了一次，他并不值得，所以我觉得陷害他一次似乎正好扯平。”
“他被判了多少年？”
“够久了。后来他死在监狱里，有人在他身上戳了一刀。”我叹了口气，“我想走回他家门前看看是否能唤回一些回忆，没想到回忆已经回来了。”
“让你觉得不自在吗？”
“回忆这件事？我并不觉得有什么，我做过很多更让我不自在的事。”我四下寻找我的大衣，这才想起我根本没穿大衣出来。外面是春天，是穿运动夹克的天气，不过听说今晚气温会降到华氏四十度。
我朝门口走去时他说：“等一下好吗，斯卡德先生？”
我看着他。
“刚才我太不客气了，”他说，“我道歉。”
“你不必道歉。”
“应该道歉，是我失控了。其实这不算什么，今天早上我还摔烂了一个电话。我打一个电话，对方占线，我突然怒不可遏，抓起电话就往墙上敲，敲到外壳碎掉才住手。”他摇摇头，“我从来不这样子，可是最近我压力很大。”
“很多人压力都很大。”
“嗯，大概吧。前几天有几个男人把我太太绑架了，然后把她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用塑料袋包着，放在一辆车的后车厢里送回给我。或许很多人都有着同样的压力吧，这我可就不知道了。”
彼得说：“别激动，宝贝……”
“我没事，”凯南说，“马修，你先坐下，听我把整件事从头到尾告诉你，然后你再决定要不要现在就走出去。刚才我说的话都别记在心上，其实我并不担心你是不是会告诉别人，我只是不想大声把这件事讲出来，因为这会让它变得太真实。可是它本来就是真的，对吗？”
他从头到尾讲给我听，基本上就和我前面叙述的一样，有些细节是我调查之后加上去的，可库利兄弟已经自行挖掘出不少情报。周五他们在大西洋街上找到她停在那里的那辆丰田凯美瑞，由此找到阿拉伯美食店，又根据后车厢里的购物袋推断出她曾经去过达戈斯蒂诺超市。
他讲完后，我谢绝了另一杯咖啡，要了一杯苏打水。我说：“我有几个问题。”
“你问。”
“你怎么是处理尸体的？”
兄弟俩先交换了一个眼神，然后彼得做了个让凯南说下去的手势。于是凯南吸了一口气说道：“我有个表兄是兽医
，他在……我想在哪里并不重要，反正是个旧社区，他开了一家兽医院，我打电话给他，说我需要借用他的地方，处理一些私人事务。”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我是在星期五下午打电话给他的，星期五晚上我就从他那儿拿到钥匙过去了。他有个煤气炉，应该可以说是个窑吧，用来焚化被他安眠后的宠物。我们把……呃……我们把……”
“放轻松，宝贝。”
他很不耐烦的摇摇头，“我没事，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你怎么说呢？我们把弗朗辛的碎块拿去焚化了。”
“你拆开了每一袋，呃……”
“没有，何必呢？胶带和塑料袋也会一起烧化的。”
“你确定那是她吗？”
“对，对，我们拆开了几袋，足以，呃，确定。”
“这些我都非问不可。”
“我了解。”
“重点是，现在尸体没有留下，对不对？”
他点点头，“只剩骨灰。骨灰和小碎骨头，就这么多了。说到焚化，你会以为最后除了粉末状的骨灰之外，什么都不会留下，就跟从火炉里拿出来的东西一样，但事实并非如此；有一种辅助工具，可以把碎骨头压成粉状，看起来不会那么碍眼。”他抬起眼来直视着我，“我上高中的时候在洛的医院打过工。我本来不想提他名字，操！其实这又有什么差别呢？我父亲希望我当医生，认为这是很好的训练，我不知道；我对那个地方很熟，尤其是那些设备。”
“你表兄知道你为什么要借他的地方吗？”
“人们都只知道自己想知道的事。他反正不会认为我晚上溜进去是想给自己注射狂犬病疫苗就是了。我们在那儿待了一整夜，他的煤气炉大小是给宠物用的，得分好几次烧，中间还得让炉子冷却。老天，让我谈这件事就好像要我死一样。”
“我很抱歉。”
“不是你的错。洛知道我用过焚化炉吗？我想他一定知道。他很清楚我正在从事的行业。他大概以为我把一个竞争对手给宰了，得消灭证据吧。大家整天在电视上看到这些狗屁情节，就以为世界就是这样的。”
“而他并不反对？”
“他是亲人。他知道情况紧急，也知道这是不能明讲的事情。而且我给了他一些钱，虽然他不想拿，可是那家伙有两个孩子在读大学，他怎么能不拿呢？况且也不多。”
“多少？”
“两千。办个丧礼花两千元，预算够低了，是不是？我是说连买个棺材可能都不止这个数。”他摇摇头，“我把骨灰装进锡罐，放地下室的保险箱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它，完全不知道她会希望我怎么做，我们从来没讨论过。老天，她才二十四岁，比我小九岁，九岁差一个月。我们结婚刚两年。”
“没有孩子？”
“没有。我们本来打算再等一年，然后……噢，老天，太可怕了。我喝一杯你介意吗？”
“不。”
“彼得也这么说。操！我就是不喝！礼拜四下午我跟他们通过电话之后灌了一杯，然后就再没碰过了。我会有那种冲动，可是我还是把酒推开，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我就是要这种感觉。你认为我做错了吗？我带她去洛的医院，把她给火化了？你认为这样做不对？”
“我认为这样做不合法。”
“嗯。那方面我并不是很在意。”
“我知道你不在意。你只是想做一件保住尊严的事，但同时你却毁灭了证据。尸体通常隐藏着很多信息，只要你懂得去找，但如果把一具尸体化成骨灰和碎骨头，所有的信息也跟着消失了。”
“这有关系吗？”
“这对于知道她是怎么死的，或许有帮助。”
“我不在乎她是怎么死的，我只想知道是谁干的。”
“这两件事情或许互有关联。”
“所以你认为我做错了。老天，我不能打电话报警，把满满一袋子肉块交给他们，说：‘这是我太太，请好好照顾她。’我从来没有找过警察，干我这一行不可能找警察。可是如果当时我打开那辆福特后车厢，看到的她是完完整整的。虽然死了，却是完整的，那么也许，也许，我会去报案。可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了解。”
“但你还是认为我做错了。”
“当时你不可能有别的选择。”彼得说。
每个人不都是这样吗？我说：“关于对与错，我知道的不多。或许换作我，如果我也有一个后院里有座焚化炉的表兄的话，也许我也会做同样的事。不过我会怎么做并不重要，现在木已成舟，问题是下面该怎么走？”
“走哪儿去？”
“这正是问题。”
那并不是唯一的问题。我问了很多问题，而且大部分都不止问一遍。我反覆询问他们两人故事中的细节，在我的记事本里作了很多笔记。在将事情的片段拼凑起来之后，我们发现似乎整件事情里唯一可以掌握的证据就是弗朗辛·库利，而她也已经化为一缕轻烟了。
我终于合上了记事本，库利兄弟坐在那里等着我吐出第一个字。“从表面上看来，”我说：“他们似乎很安全。他们全程排练过，执行得很彻底，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就算有留下蛛丝马迹，到目前为止也还看不见。或许在超市或大西洋街那家店里有人能够指认出其中一名歹徒，或碰巧瞄到一眼车牌号码，这很值得我们花力气去找出这位目击证人。不过目前这个证人只是我们假设的，很可能根本不存在，他所目击的东西可能并不能给我们提供任何头绪。”
“你是说我们一点机会都没有。”
“不，”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这件案子的调查工作要涉及的不仅仅是他们留下的这一点线索。起始点是他们拿着差不多五十万元逃之夭夭的事实，他们可能做两件事，两件事都可以引起人们的注意。”
凯南想了想。“花掉，”他说，“还有呢？”
“吹嘘。歹徒常常会自吹自擂，如果遇到值得夸耀的事情则更不得了，有时候他们会对那些很乐意转手出卖消息的人吹嘘，要诀在于你得把风声放出去，让大家知道买主是谁。”
“你有什么主意吗？”
“我的主意多得很，”我说老实话，“刚才你想知道我还保有多少警察的成分，我实在不知道，不过碰到这类问题，我的解决方式仍然和带警徽时一样，那就是反复琢磨，直到感觉可以掌握它为止。像这样的案子，我立刻会想到几条不同但都有可能性的调查途径，很可能到头来每一条都会走进死胡同，但仍值得一试。”
“所以你愿意试试看？”
我低头看看自己的笔记本，说：“嗯，我有两个问题：第一，我想我在电话里已经跟彼得提过了，这个周末我本来打算去爱尔兰的。”
“出差？”
“度假。今天早上我刚刚全部安排好。”
“你可以取消啊。”
“我是可以。”
“如果取消会让你在金钱上有任何损失，我一定会费用给予补偿。另一个问题是什么？”
“另一个问题是，不论我办出什么结果来，你会怎么处理？”
“答案你已经知道了。”
我点点头。“这就是问题。”
“你不可能控告他们绑架或谋杀，因为没有犯罪证据，有的只是一个女人失踪了。”
“没错。”
“所以你一定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这样问有什么意义？你真要我说出来吗？”
“但说无妨。”
“我要那些天杀的死！我要在现场，我要自己下手，我要看着他们死！”他说得很平静，很直率，声音里不带感情，“这就是我要的，”他说，“现在我想这件事想得发狂，其他的我一概不想要了，我无法想象自己还会想做任何别的事。跟你想的是不是差不多？”
“差不多。”
“抓走一个无辜的女人，把她剁成肉块，干出这种事情的人，你还会在乎他们的下场吗？”
我想了一下，并没有想太久。“不会。”我说。
“我跟我哥哥会做我们该做的事。你不必参与。”
“换句话说，我只是判他们死刑而已。”
他摇摇头，“是他们自己判自己死刑的，”他说，“就凭他们的所作所为。你只是从旁协助运作而已。怎么样？”
我犹豫了一下。
他说：“你还有疑问，对不对？有关我的职业。”
“那是因素之一。”我说。
“你说我卖可卡因给学生，我并不，呃，我没有在学校里交易。”
“我想你也没有。”
“更准确地说，我并不是卖货的人，我是所谓的贸易商；你知道其中的差别吧？”
“当然，”我说，“你是那条一直都能躲开鱼网的大鱼。”
他笑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特别大的那条。从某些方面来看，其实中间商才是最大的，交易量也最大。我做生意时以重量计，也就是说我要不就带大量的货进来，否则就向有货的人购买，转手给那些少量出售的人。我的顾客或许交易得比我多，因为他们永远都在买和卖，而我一年却只做两三笔生意。”
“不过你还是过得很不错。”
“我过得不错。吃这碗饭风险很大，你要担心法律，还要随时小心那些想坑你的人。通常如果风险大，利润就会高。而且生意就在那里，大家就是要那些货。”
“你所谓的货是可卡因？”
“其实我做可卡因的机会很少，大部分交易的都是海洛因，还有些大麻，不过这两年来差不多都是海洛因。听着，我老实对你说，我不会为此道歉。有人用它，上了瘾，他们会抢自己老妈的钱包，会闯进别人家去偷，会用因为药过量而死，死的时候手臂上还扎着针筒，他们会共用针筒，传染艾滋病，这些事我全都知道。还有人制造枪支，蒸馏烈酒，种烟草。每年死于酒精和尼古丁的人有多少？和死于毒品的人数比较起来又怎么样？”
“酒和烟是合法的。”
“有什么不同吗？”
“有一些差别，虽然我不确定有多大。”
“或许吧。就算有我也没看到。无论是哪一种，货本身都是肮脏的。它能够杀人，或是被人用来自杀或彼此杀戮。但有一点我至少比他们强，我不会去替我卖的东西作广告，不会派说客去国会，不会聘请公关去对大众鬼扯淡，说我卖的屎其实对他们有好处。哪一天人们不想要毒品了，就是我改行作别的买卖的时候了，我也不会到处去哭去嚎，要求政府发联邦补助金。”
彼得说：“但你卖的东西到底不是棒棒糖，宝贝。”
“确实不是。货本身是肮脏的，我从来没说过它不脏。可是我做的部分，是干干净净的去做，我不会去讹人，不会去杀人，我做的是童叟无欺的交易，而且我会谨慎地挑选交易对象。因为这样，我还活着，也是因为这样，我不在监狱里。”
“你曾经入过狱吗？”
“没有，我从来没被逮捕过。所以如果你考虑的是这一点，怕说出去难听，说你替一个人尽皆知的毒贩做事……”
“这并不是我考量的因素。”
“从官方的观点来看，我不是人尽皆知的交易商，不过我可不敢保证缉毒小组或毒品管制署没人知道我，但我没有前科，据我所知，我也从来不是官方调查的对象。我的房子没被监听过，电话没被窃听过。如果有，我一定会知道，刚才我已经告诉你了。”
“对。”
“你坐一会儿，我想给你看样东西。”他走进另一个房间，回来时手里拿着一张镶在银框里的五乘七寸大小的彩色照片。“我们结婚那天照的，”他说，“两年前的事，还不到两年，五月才满。”
他身穿燕尾服，她一身白。他笑得很开心，而她则没有露齿，我先前提过原因。不过她容光焕发，你知道她是从心底里洋溢着快乐。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不知道他们对她做了什么，”他说，“这是我不让自己去想的事情之一。他们杀了她，像屠夫一样剁了她，对着她开了些下流的玩笑，所以我非采取行动不可。因为如果我不做，我就会死！如果我能自己可以，我一定会自己行动，事实上我和彼得已经试过了。可是我们不知从何下手，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我们不谙步骤。你刚才问的那些问题，所要采取的途径，都让我见识到在这一方面我根本像个无头苍蝇，所以我要你帮我，再高的价钱我都会想办法付，钱不是问题，我有很多钱，只要有必要，我都愿意花。如果你说不，我要么就会去找别人，要么就自己再去试，否则我还能怎样呢？”他隔着桌子伸手把
那张照片拿过去，看着它说：“老天，那是多么完美的一天，”他说，“接下来的每一天也都如此，但最后搞得一团糟！”他看着我，“没错，我是个毒品经销商，是个毒贩子，你爱怎么叫怎么叫。没错，我就是打算宰了那几个天杀的人渣。一切都摆明了，你怎么说？是留下还是出去？”
我最好的朋友，那个我想去爱尔兰跟他会合的人，是个职业罪犯。据闻，有天晚上他手提一个保龄球袋，大摇大摆地走过“地狱厨房”的街道，然后从袋子拿出一颗人头。我虽不敢发誓真有其事，但不久前在马斯佩斯体育馆地下室，我就在他的身边，亲眼目睹他一刀斩下一名男子的一只手。当晚我的手里握了一把枪，而我也开了枪。
所以说，在某些方面我仍是个十足的警察，但在另一些方面，我已改变了不少。我早已吞下了骆驼，怎么会被蚊虫噎住？
“我留下。”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