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讯还在继续……
“这个记事本里写的这些字句，是三十号夜里，在火车上写的，我说的没错吧？”
“没错。”
“说说你写这些字句的先后顺序。”
“先写的是‘惊闻噩耗’之感想，然后写给‘X野X太郎、X本经理’的，最后是写给‘父亲、母亲、姐姐、弟弟、妹妹’的。”
“为什么要写惊闻噩耗之感想？”
“听说小笛等人死了，当时有那些感想，于是就写了下来。‘人要出生，人要受苦，人要死亡……’是大西猪之介所著《被囚禁的经济学》里的名言，我原封不动地写上去了。”
“就算你有什么感想，在那种情况下，有什么必要写下来呢？而且场合也不合适嘛！”
“我不是觉得有必要才写的。当时从心里涌上来那些感想，随手写下来而已。”广川条太郎不慌不忙地解释道。
“那是你悠然自得地写感想的地方吗？”检察官反驳道。
广川条太郎默默地看着检察官，没有说话。
“混蛋，我问你话呢！……那是你悠然自得地写感想的地方吗？”
广川依然默默地看着检察官，冷静地答道：“夜深人静，火车上没有几个乘客，我坐在摇摇晃晃的火车上，东想西想地想了很多，想到的就随手写了下来，仅此而已。”
“那么，你信里说：‘有恩不能报，乃人生最大不幸。’是什么意思？”
“我认为小笛一直照顾我，有恩于我，而我却没能报答她，所以就写了那样一句话。”
“小笛对你有什么恩德？她对你除了胁迫以外，不是什么都没有吗？”
“或许也可以那样说，不过我认为，长期以来，平松小笛还是非常照顾我的。虽然她也胁迫过我，但是，我并没有因此把她当做仇敌，而去憎恨她。听说她死了，怜悯之情油然而生，于是就写了那样一些文字。”
“连‘大正十五年六月三十日’都写了？理由呢？”
“因为写那样一些文字那天，是六月三十日，所以就那样写上了。时间是写完以后，又加上去的。”
“有什么必要再加上日期呢？”
“要说有什么必要，其实我也说不上来，只是随手就那么写上了。”
“说不上有什么必要，却把日期写上了。很明显，你是为了日后对你自己有利，才故意把日期写上的！”
检察官为什么如此重视日期问题呢？因为负责鉴定“惊闻噩耗之感想”与“写给X野、X本经理以及父母兄弟”的遗书的三位鉴定专家都说，“惊闻噩耗之感想”与另外两处文字，并非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所写，所以，检察官怀疑，“惊闻蛋耗之感想”及日期，是广川条太郎后来加上去的。
其实，在奔驰的列车上写的文字，与在安定的办公桌上写的文字之间的区别，就算是鉴定专家，也很难分得清楚吧。
“为什么要给X野、X本和你的父母写遗书？”
“当时我想：由于我跟小笛有关系，我的名字肯定要见报，那样的话，我觉得没有脸面再见父母和友人，也许我会选择自杀，万一自杀的话，应该对诸事有个交代，总之写那些文字，就是为了给自杀作准备。”
“只不过有那么一种并不确定的想法，就写下遗书，这也太不合情理了吧？”
“可是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就是那么想的。”广川条太郎坚持说道。
“又写‘惊闻噩耗之感想’，又写遗书，这不是自相矛盾？”
“现在看来也许有些自相矛盾，不过，我是先写的感想，写完感想以后，才想到了自杀。”
“听报社记者说，小笛等人己经死了之后，你就应该知道自己的事会见报。如果说心情烦闷想自杀，应该产生于那个时候，你却说产生于写完感想以后，这合乎情理吗？”
“我认为没有什么不合乎情理的。”
“因为自己犯了杀人罪，所以才决心自杀的吧？”
“不是。”
“就算你说一百个不是，人们也会认为人是你杀的。”
广川条太郎看着检察官的脸，没有说话。
“这个印章是你的吗？”检察官指着盖在小笛的遗书上的广川的印章问道。
“是我的。”广川点头答应。
“你说你不知道这封遗书？”
“是的，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为什么盖着你的印章？”
“这封遗书，可能是六月初，小笛在我那里，住了四、五天的那段时间里，写好以后，偷了我的印章盖上的。”
“你说是六月初写的，有证据吗？”
“证据？”广川用诧异的表情，看着检察官的脸，平静地回答说，“什么证据都没有。”
“只不过是想象？”
“正是如此！……”
“你的印章放在哪儿了？”
“在平时穿的坎肩的口袋里。”
“你平时又不怎么使用那个印章，为什么总是装在平时穿的坎肩的口袋里？”
“因为很珍贵，所以我愿意带在身上。”
“只因为珍贵，就随时带在身上？这个印章是去年三月刻的，直到今年六月，你还觉得珍贵，随时带在身上，这不是很奇怪吗？”
“我特别喜欢这个印章。我看见公司里的人，都随身带着很髙级的印章，就模仿他们，也随身带上了一个。”
“如果是那样的话，在公司里，应该经常使用吧？”
“用过几次。”
“既然你平时装在坎肩的口袋里，随身携带，小笛怎么能有机会，偷偷地拿出去盖呢？”
“天热起来以后，那个坎肩我就不穿了。我认为她是那时候，偷出去盖上的。”
“不是吧？……小笛逼着你殉情，你又没有办法拒绝，只好把章盖上，先稳住她。是不是这样？”
“不，我根本就不知道有这封遗书，更没在上面盖过什么印章。”
“那你认为小笛是怎么死的？”
“小笛是把另外三个人杀死以后自杀的。”
“但是，根据法医的鉴定，小笛不是自杀，是他杀！……小笛是你杀的！……”检察官突然严厉地说道。
“绝不是我杀的。而且，说小笛不是自杀，我不信。”
“为什么不信？”
“二十八号早晨五点半左右，我离开小笛家的时候，她还把我送到了门口。”
“这里有法医的鉴定，小笛不是自杀！”
“混蛋，就算小笛是他杀，也不是我杀的。”广川条太郎带着愤怒说。
“千岁尸体旁边，散落着你跟你熟人的名片，这一点，你又如何做解释？”
“那是小笛从我的名片夹里，偷走后扔在那里的。”
“小笛的遗书上写着，要跟你一起死，这你又怎么解释？”
“那是她想陷害我，所以就那样写了。”
“为什么要陷害你呢？”
“小笛跟我说，要跟我一起殉情，我当然没有答应，于是引起了她的怨恨。还有，小笛要求我常来京都，但我说我不能常来，她就恼羞成怒。”
“如果小笛有那样的想法，应该在二十七号晚上，趁你熟睡之机，将你杀害然后再自杀。”
“她毕竞是个女人，觉得杀不了我，所以就没敢下手。”
“关于这一点，你有什么证据吗？”
“我什么证据都没有，只希望你们认真调查，弄清楚事实真相！”
审讯完广川条太郎，检察官小西点燃一支烟，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前。
院子里的栽植的树丛，在午后的阳光下闪着绿光。小西聚精会神地思考着这个案子。
小笛的遗书里写着，要与广川一起去死。千岁的尸体旁边，散落着以前带在广川身上的名片。广川给父母和友人写的遗书。小笛死后，广川分别寄给小笛和大月的、很不自然的信。小笛与广川之间的关系变化。
广川条太郎的态度堂堂正正，他的供述也是可信的。但是，广川的供述，很难否定那些在搜査中得到的证据。
小西掐灭烟头扔到窗外，回到椅子上坐下，闭上了眼睛。
这个事件发生于广川还在小笛家的时候，法医的鉴定和广川的供述，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而小笛等四人均为他杀，法医的鉴定，和预审法官的现场勘验，都是这样认为的。
如果以上两点不能被推翻，小笛和广川的遗书、名片、信件等等，都可以成为把广川条太郎确定为犯罪嫌疑人的证据。
检察官小西把预审申请表，铺在办公桌上，拿起了笔。
当时，京大有个文科学生——佐藤道太郎，跟广川条太郎是同乡，毕业于同一所中学，后来一直是好朋友。
佐藤听说发生在北白川上池田町，四人被杀事件的犯罪嫌疑人是广川的时间，是七月一日。他惊得愕然无语，心想：那女人般纤细敏感的广川条太郎，绝对不可能杀人！广川跟小笛的关系很深，被怀疑也是没办法的事，相信警方很快就能找到真凶，广川很快就会被释放。没想到左等右等，就是不见广川从拘留所里出来。
佐藤忍不住了，自己去找警察打听情况，向警察详细地介绍广川的为人，还提出跟广川见面，结果没有被批准。
佐藤当时正在写毕业论文，忙得不亦乐乎，但是，为了昭雪朋友的冤案，他放下毕业论文，四处奔走起来。这时候，广川的父亲亦闻讯赶到京都。
广川的上司，了解广川的为人，对二十八号以后广川的举动，也看得很清楚，坚信广川条太郎的确是被冤枉了，可是没有想到，广川所受嫌疑越来越深。
佐藤和广川的父亲，知道除了找律师别无出路，就去大阪拜访京都帝国大学的校友，律师高山义三。
髙山律师接手这个案子之后，立刻跟佐藤和广川的父亲一起，到事件发生的现场——小笛家去做勘验。
那天是七月四日，距离预审法官勘验现场没过多久。小笛家大门上的便门，已经换上了一把新锁。高山律师站在大门前，用手轻轻一推门板，没费什么劲儿，就把大门给推开了。高山律师这样做，是为了试试这个家，在锁着便门的情况下，能否直接推开大门，自由出入。
“这是证明小笛是自杀的一个材料。”高山律师用天生的大嗓门，笑着对佐藤和广川的父亲说。
髙山律师进屋以后，先去看曾经吊着小笛尸体的门楣，目测了一下髙度以后问道：“佐藤先生，小笛是个胖女人吗？”
“啊，有点儿胖。”
“体重大约有多少？”
“这个嘛，没有准确的依据，估计有十三贯吧。”
“十三贯……哼……”高山律师习惯性地“哼”了一声。
“从那所房子的二楼，应该可以看到小笛家的一些情况吧？”高山律师抬起头来，指着侧后方的一所房子说。
在小笛家里，到处转着看的高山律师，在挨着那个四张半榻榻米的房间的楼梯柱子后边，发现了一张小纸片。捡起来一看，是平松小笛的名片。
髙山律师把那张名片翻过来看了看，默默地装进了口袋里。
这事件里名片真不少。这种地方，为何会有小笛的名片呢？
门口聚集着四、五个看热闹的女人，探头探脑地往里边看。
髙山律师装作很随意的样子走过去，跟那几个女人打了个招呼。
“请问，六月二十五号，小笛女士去神户之前，有谁见过她？”高山律师问道。
女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其中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说道：“你不是说小笛到你家借钱去了吗？”
“啊，那是二十四号那天的事。”答话的人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
高山律师闲聊似的，问那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小笛经常去您家借钱吗？”
“可不是嘛，经常来我家借钱呢。”
“是吗？……小笛这一死，您的损失可就大了。小笛二十四号，也去您家借钱了？”髙山律师为了消除对方的戒备，用轻松而和气的口吻问道。
女人看了看旁边一个女人的脸，犹豫着说：“去了……”
“哦……”髙山律师点燃了烟，“借了您多少钱啊？”
“十日元……”
“十日元啊？二十四号那天借的，是吗？”
女人们面面相觑，谁也没有说话。
髙山律师见女人们不肯痛快地回答，就指着站在他身边的广川的父亲说道：“你们认识广川先生吗？这位就是广川先生的父亲。”
广川条太郎的父亲向女人们点了点头。平时对广川印象不错的女人们，看到广川的父亲以后，立刻活跃
起来。
“二十二号中午，小笛到我家来，说是要去神户接广川，需要路费，想借十日元，还说去之前再来我家拿。二十五号早晨，千岁一个人来了，我就把准备好的十日元给了千岁。”
“那时候，千岁说了什么没有？”
“千岁接过十日元后，对我说：‘阿姨，我妈净说那些叫人害怕的话。昨天晚上还说什么要跟我一起死。我不想死，听了我妈说的那些话，我就哭了。我妈也哭了，说要是亲生女儿，肯定愿意跟她一起去死，说我跟她不亲。’孩子边说边哭，怪可怜的？”
“是吗？还有这种事啊？”髙山律师随声附和着。
“这种事情，还不止那一次呢。”
“我至少听千岁说过两、三次。”
“小笛本人也说过。”
“‘我死了以后，要把家产都变卖了，捐给知恩院。’几乎成了小笛的口头禅丨”
女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了起来。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了！……”
髙山律师向女人们道谢之后，再次来到那个六张榻榻米面积的房间，站在正中央，小声自语着：“为什么要杀害两个小孩，是解决此事的关键……”
厨房和后院，都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后院里有通向邻家的木门，邻家上了锁，打不开。
走出大门，来到邻居家的大门前，邻家的大门也挂着一把新换的锁。
髙山律师见女人们还没散去，就问：“这把锁，是以前就―直挂在这里的吗？”
“不，这把锁是两、三天以前才有的。”
“这么说，小笛活着的时候，这家的门没锁？”
“锁倒是没有，不过用铁丝绑着……”
“铁丝？……是吗？啊……谢谢！……”髙山律师再次谢过女人们，回头对佐藤说道，“这也是证明小笛是自杀的材料。”
此后，高山律师的事务所，简直就成了侦探事务所了。小笛平素的行动，情爱关系，借贷数额，怨恨情仇，都列入了高山律师的调查范围。调查是以佐藤为中心展开的，很多京都大学的同学，被佐藤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行为所感动，自动参加调查。
但是，那时候的广川条太郎，被禁止跟外界接触，任何记录都不允许阅览。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把小笛之死作为他杀，进而找出广川以外的犯罪嫌疑人，还是把小笛之死作为自杀，进而找出其自杀的证据，都是极其困难的。
警方已经就上述两方面，在职权范围内竭力展开调查，却未找到广川是完全清白的确凿证据。所以，不管佐藤和他的同学们的友情何等真诚，不管广川之父的父爱何等深厚，也不管高山律师对其职业何等热心，都不会得到比警方更多的材料。
但是，这些人全力以赴，收集到的所有材料，都可以证明小笛是自杀的，没有一件可以证明广川是有杀人动机的。
高山律师看着眼前那一大堆材料，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杀害两个小孩子？……
高山律师以及佐藤等人的目的，是要在检察官起诉之前，收集到足以证明广川条太郎不是杀人犯的材料，为广川昭雪冤案。但是，这个事件太微妙了，一直到检察官起诉，他们也没能收集到，足以证明广川不是杀人犯的材料。
与此同时，检察官的调查和审讯，也在不停顿地进行着。检察官小西把每一份材料，都要看上很多遍，非常慎重地分析了所有调查结果。然而，他最终还是放弃了不起诉广川的努力。
广川条太郎的嫌疑，实在太深了，起诉广川条太郎，成了小西唯一的选择。
“被告人广川条太郎，于大正十三年春，与京都市上京区北白川西町八十五番地九号之平松小笛，发生肉体关系，同年秋，更与平松小笛之长女千岁，发生肉体关系，持续至近日。广川之友人及父母，劝其择偶成婚，而平松小笛执拗纠缠，不许广川与其他女人结婚，广川遂决意将其杀害。
“大正十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夜，广川在小笛家中，将小笛、千岁，以及偶然在小笛家玩耍、过夜的大月多三郎之长女喜美代、次女田鹤子一并杀害。”
这就是小西检察官写的起诉书中的公诉事实。广川条太郎遂以杀人罪被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