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房名叫维克多，他的英文发音很小心，很刻意。是的，彼得·谢夫林先生住在这里，有一阵子没见到他了。他知道有个同事上去探望过，一切正常。
“我猜他是出门度假去了。”维克多说。
“有可能。”巴克伦附和说。“我记得有个房客很热心，好像问起过他。一个女的，姓麦克肯，是吧？”
“这个名字我没听过。”维克多说，还请他拼一遍，随后拿出房客名单，伸出食指，逐一清点，看了老半天，摇摇头。
巴克伦把房客名单拿过来自己看，找不到凯蒂，倒有个凯瑟琳·马碧太太。说不定凯蒂·麦克肯在离婚后，懒得改名，依旧沿用她前夫的姓，大家管她叫马碧太太是有可能的。应该就是这么回事，他想，不禁微笑。
“马碧太太，”他说，“可曾问起谢夫林先生？”
“她没问过。这个女的倒问过。”他指着海伦·玛莎琳太太。“每天都问。你要我打通电话给她吗？”
“我还是先从马碧太太开始吧。”他说。
凯蒂·马碧，闺姓麦克肯，是个身材矮小的老太太，顶多五英尺高。她一开口就强调，甚至还没叫他拿出身份证明之前，就赶紧跟巴克伦解释，她以前比较高。“我缩小了。”她很认真地说。“起码缩了三四英寸。我的身高又不是暗藏起来，等到有用的时候再拿出来，真是不公平。我有个小姑，应该说是我前夫的妹妹，在我把那个老不死的赶出去之后，跟她倒还是朋友。她保养得跟尊雕像似的，比我还老三岁呢，一英寸都没缩，照样摘得到树上的苹果。”
“你只要一亮相，”他说，“保证沉鱼落雁，苹果树上没半只小鸟站得住脚。”
“天啊，爱尔兰人，”她说，“既然我都让你进门了，你要不要拿点什么东西出来，证明你的身份？”他拿出一堆会员卡——侦探赞助协会、国际禁毒执法人员协会、全国警界首长联合会，还有他的驾照，上面有他的照片。
“我想起你是谁了，”她说，“你当过局长嘛。”
“当过几年。”
“现在你却问谢夫林先生的事情？天啊，他做了什么？卷款潜逃？至少得一百万才成，少过这个数目，就不够本了，我老爸常这么说。”
“我老爸也这么说。”
“这么早请你喝酒好像不怎么合适吧？”
他说，现在喝酒的确是早了点，不过，她自己想来一杯的话，请便。谢谢，这时候对她来说，也太早了些，她边笑边说。晚餐前来一小杯，她说，是她的极限，如果她继续缩小，就只好连这一小杯也放弃了。这两件事情其实没什么关联：她持续缩小是因为骨头里的钙质不断流失，但是，这个老太太老是觉得她缩得越矮，酒上头就越快，所以才会开始觉得少喝点酒比较好。
这个小老太婆挺风趣的，但却没有提供什么有力的线索。她说，谢夫林先生看起来是失踪了，她的朋友，海伦·玛莎琳，很热心地帮他奔走。她曾经找警察，警察发现她跟谢夫林先生没有亲戚关系，连女朋友都不是（“可不是说她不想”），进去公寓搜查，没有结果，谢夫林先生也没死在里面。他并没有罹患阿兹海默氏症，或是其他老年性痴呆疾病，警方最后告诉她，他们爱莫能助。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他们说，每个人都可以随意来去，爱离家多久，就离家多久。
过没多久，她又回去找警察，向他们描述她的所见所闻，主要是那艘船，“南西·蒂”号，有时停在码头，有时却不在。这次是另外一个警察，他同意受理，帮她填一份失踪人口协寻申请，但她的感觉只是警方想早点打发她走而已。
“你听到那艘船的事情吧。怎么可能这一分钟在，下一分钟就不见了？”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他想，不过，他点头称是，船的事情，他听过了。
“你应该去跟她聊聊。海伦·玛莎琳，她心地很好，但是，跟谢夫林先生之间，却是妹有意，郎无情，不过交浅言深是大忌，我也不方便挺身而出提醒她。她就住在这栋公寓里，你知道吗，上面两层，如果不想等电梯，走上去就成了。你要不要我先拨通电话给她，说你马上去找她？”
海伦·玛莎琳的头发是金黄色的，但却透出草莓般的红色，不过他总觉得那不是天生的。时间让她的腰围变粗、屁股变大，只是，到了这般年纪，还有这般体态，算是相当吸引人的了。从她打量他的眼神看来，她对这种追逐游戏，相当感兴趣。
对你来说，我太年轻了，他想。至少，你得找一个有毛的男人才行。
她领他进厨房，让他在餐桌前坐下，递给他一个搪瓷杯子（跟他妈妈以前厨房里的那个差不多），倒杯咖啡给他。“我很高兴发现他们终于把这起案件当一回事了。”她说，“我还以为，我前脚刚走，警察顺手就把申请书扔进垃圾筒。现在你来了，证明我是多心了。”
他跟她解释说，他已经退休了，只是非正式的访谈而已。“马碧太太的一个朋友认为我帮得上忙。”他说。她点点头，迫不及待讲起来，只要逮到耳朵，管他是谁，先倒出来再说。
她唠唠叨叨的事情，他多半听过。彼得·谢夫林不见了，或者比较精确一点来说，他没再出现过。这个人满随和的，常常有人找他聊天，说也不说一声，就这么消失了，连个影子都见不着，实在不像他的为人。一般来说，她每隔三五天，就会见到他一次，屈指算来，上次见到他，已经是两个星期以前的事情了。
至于那艘船，就真蹊跷了。你知道他多爱那艘船吗？“南西·蒂”号，纪念他故去的太太，南西·蒂莉雅·谢夫林，想到她死前受病魔摧残的那段时间，还真是让人鼻酸。她也到过船坞，以为他应该在那里，但船却不见了；下一次她再去看，船又回来了。是的，她非常确定那是他的船，名字就漆在船身上嘛，要怎么弄错？“南西·蒂”号，来来去去，尽管她并没亲眼看见这艘船驶进驶出。她经常到那里去探望，多半时间没有动静，但她可以指天发誓，有两次，她亲眼看见上面有人活动。
也许他真的出远门度长假，他解释说，把船借给朋友了。不可能，她异常笃定，绝对不是这么回事，他会这么说，是因为他不了解彼得。彼得把那艘船看得比生命还重，她曾经暗示过一两次，想上那艘船陪他出游，他都没有反应。有一次，她按捺不住，挑明了说，他只微微一笑，赶紧顾左右而言他。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强调，“南西·蒂”号是他一个人的禁地，不能让别人涉足，他的朋友连上船一个小时都办不到，怎么可能让一个陌生人趁他不在的时候上船肆虐？
他说，“你还记不记得第一次跟你谈话的警官，还有第二次帮你填失踪人口协寻申请的警官，叫什么名字？”
她说，她写下来了，得花点时间去找。他开始怀疑，为什么今天一早还觉得这个工作挺有意思的。别说是谢夫林先生，大概任何人都不会想招呼海伦·玛莎琳老太太上船。一旦被这位老太太纠缠上了，来个不辞而别，躲得远远的，让耳根清净几天，绝不是什么异常的举动。
为了这件事情，他起了个大早，换上西装、领带。他已经记不得有多久没这么衣冠楚楚了。更那个的是：他还在肩膀下面绑个手枪皮套，套上他服役时用的点三八左轮，史密斯-威森公司生产的警用手枪，五发装，早就落伍了。歹徒的武器也日渐精进，因此现在的警察也必须升级设备，都用上了点四五或是九〇自动手枪。他曾经签署过一道命令，更换制式手枪，但是他自己的配备，却没有同时升级。他是局长，换手枪干什么？既然用惯了，还是跟老搭档一起过日子吧。
他觉得佩戴枪套实在很蠢，卸了下来，放回到原先收藏的抽屉里，锁好抽屉，把钥匙放进另外一个抽屉，套回西装，赶紧出门，可结果还是改变心意，又回去拿枪。不知怎的，他老是觉得带枪一定派得上用场。
为了让自己的心情稳定些，他又把手机握在手上。他一向懒得带手机，根本不会有人打电话给他，这只手机的号码，他压根没跟人说过。不过，带着至少方便些，想打电话的时候，不用四处去找没坏的公用电话。
带手机比带枪有道理些。重量轻得多，用到的机会也比较大。
他还有一件卡维拉防弹背心。这在当时还惹出不小的风波。那时他规定警员不只在执行有危险性的任务时要穿，平时，也得套着防弹背心。谁知什么时候，会有歹徒掏出手枪暗中指着警察？如果你早知道会挨黑枪，你不会假装生病躲在家里吗？不管你有没有看见子弹飞来，危险性是一样的，所以，他坚持警员只要执勤，就一定要全程穿着防弹背心。当然不可能每个人都遵守这道规定，于是，他以身作则，只要有摄影机、照相机的场合，他一定会故意露出穿在里面的防弹背心。
他今天也一度动念，想穿防弹背心，但是，现在是夏天，拜托，他可能因为流汗过多脱水而死，这玩意儿有好几吨重，被它重死不是不可能。他只是出门找人聊聊天，应该不会吃枪子。万一他的运气差得惊人，万一命运突然来了个急转弯，万一他一向不怎么牢靠的预感这次居然奏效，神秘失踪案件真跟血手木匠有关，他也不认为威廉·波义斯·哈宾杰手上曾经拿过枪，或是现在就有一把。就算他有一把好了，看来血手木匠也弄不懂子弹到底是从哪一头飞出来的。如果你的对手用的是榔头、凿子，卡维拉防弹背心可帮不上忙，在遭受炸弹攻击的时候，背心的重量只会妨碍你逃命。
所以，那件背心还安安静静地放在衣柜里，这样比较好，他想，带枪已经够傻的了。
她递给他一张写了两个名字的小纸条，想再倒一杯咖啡给他，他连忙制止，接过纸条。第一个名字旁边，还有个星号，她解释说，这个人就是替她填了失踪人口协寻申请的那个；另外一个是第一次跟她谈话的人，她写下来只是为了当他万一想找这个人也谈谈时派上点用场。
如果有什么发现的话，可以尽快让她知道吗？请放心，一定会跟她说的。
谢夫林的公寓在八十六街的北边，在哥伦布大街与阿姆斯特丹大街之间。八十六街是辖区划分的界线，照理来说，谢夫林失踪案，应该归二十四分局受理，但是，海伦·玛莎琳却没有找距离西一百街有四分之三英里远的二十四分局，而是理所当然地走了四条街，来到西八十二街的二十分局。这里比较近，巴克伦跟随着她的足迹。
执勤的警员叫做巴特·贺迪格，有一张圆圆的红脸，头发所剩不多，经过他的精心打理，全部都服服帖帖地躺在他的脑门上。他马上就认出巴克伦，在他还没介绍自己之前，抢先叫他老局长，不知道什么风把他吹来了，太荣幸了，有什么他可以帮得上忙的地方吗？有傻瓜巡警在老局长的车窗上，放了一张违规停车的罚单，是不是？如果是的话，把罚单交给他就行了，剩下的事情他负责摆平。
“一个老太太几天前来过，填了一张失踪人口协寻申请表。”他说，“这位老太太姓玛莎琳，失踪的人名叫彼得·谢夫林。”
“住在八十六街。”贺迪格说，摸摸下巴，“您不是来告诉我们，这个可怜的老先生怎么了吧？”
“这就是问题了，他到现在还没回家。”
“如果他到波可诺山区打高尔夫球，没回家是应该的。”
“你觉得他是到那里去了？”
“那是我想去的地方。”贺迪格说，“如果我有时间，手头还算方便的话。老局长，恕我直言，您为什么这么关心？”
“一个朋友托我来问问。”
“这就是了，”贺迪格说，“谁都有朋友，他们早晚要找你帮忙的。您的朋友是玛莎琳太太吗？”
他摇摇头，“一个朋友的朋友。”
“啊，您见过那位老太太吗？”
“今早见过。”
“在我受理前，她已经来过一次了。”贺迪格说，“她没跟您提起吗？”
“提过。”
“她第一次来的时候，托尼·邓达克讲了一些有的没的，把她打发走了，因为并没有证据证明这个老先生遭到了意外。”
“但她还是又回来了。”
“是啊。为了让她安心，她第二次来的时候，我帮她填了一份失踪人口协寻申请，外加一份报告。”
“可是你没有帮她交上去。”
他摇头。“交上去也没什么用。谁会挨家挨户地敲门，看看那个老先生到底躲在哪里？他干他的私事，外人管那么多干嘛？我报上去只是自找麻烦，反而有人会问我，这个案例明明不符失踪人口标准，为什么还要受理？所以，我就让她高兴高兴，然后把申请书放进档案柜里。”
“就丢着不管了？”
“不。”贺迪格说，“我还打电话到他上班的地方，跟他的部门主管讲了半天。没错，谢夫林不知道为什么，的确有一个星期左右没有进办公室了。他们也接到过一个电话，说他这段时间会不在。他们好像压根不在乎似的，跟他们讲完之后，我自己也找不到什么理由穷紧张。”
“她有没有跟你提那艘船的事情？”
“跟您说老实话吧，”贺迪格说，“我有点听不懂她在说什么，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重要的线索？”
“应该没有。你跟他老板谈完之后，有没有做笔记？”
“您说他的部门主管啊，有，我有做笔记。”
“归档了没有？借我看一看。”
贺迪格面有难色。“这个嘛，”他说，“您知道我们的规矩，能帮的忙，我一定帮，老局长，但是，调档案需要官方身份，据我了解，您现在已经不具备公务人员的资格了。”
“好几年前就没有了……”
“所以您不是为了公事来查这个案子的？”
“不是。”他同意这种说法，“这样一来大家不就都方便了？是吧。我用不着打报告，你也可以省很多工夫，更不会有人板着脸孔，问你哪条规定说，你可以随随便便填一张失踪人口协寻申请，随随便便写个报告，而且还随随便便丢到不知哪个抽屉里去？”他很开心地笑了笑，“当然啦，”他说，“如果硬要我拿起电话，找你的上级，我想我也不是办不到，几分钟之内，就会有一个制服上满是勋章的家伙打电话给你。这个人的官位嘛，调动国民警卫队应该不是问题。”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贺迪格说，“给我一点时间，好吗？”
彼得·谢夫林在费兹莫利斯与雷博得公司上班，地址在第六大道，洛克菲勒中心附近。他的主管，也就是那个让贺迪格觉得情况没什么严重的人，叫做华莱士·温格纳。
巴克伦在附近的小摊上买了两个三明治，一瓶喜力，在中央公园的长条凳上吃午餐。那瓶啤酒，让他的行径在技术上触犯了“不得在公园内饮酒”的法律。为自由给法律一拳，他跟自己说，然后开始吃午餐。
他在露天野餐，所以觉得可以自在地使用手机，他一直认为在餐厅里打手机实在是万恶不赦的罪行，至少，打个比方，至少要比在公园里喝啤酒严重。他把垃圾放进纸袋，扔进垃圾筒，回到长条凳上，设法查出费兹莫利斯与雷博得的电话号码，今天星期六，又是劳动节连续假期，办公室里一定没人接。但你怎么知道这华莱士·温格纳不是工作狂？试一试又不会有什么损失。
办公室的电话果然没人接，但是语音告诉他几个选项，如果，他知道分机号码，可以直接拨，要不然，输入要查询的人英文姓氏前三个字母也成。他按下九-四-六，应该是W-I-N，只查到两个人，没有一个叫温格纳。他想回到前一个选项，但是乱按一阵的结果，却是迷失在复杂的语音系统里面，他只得放弃，挂掉电话，冷静一下，从头到尾再想一遍。这次他灵机一动，改按九-三-四，也就是W-E-I，很快就发现温格纳的分机是一六一。他按下一六一，电话响了四声，语音信箱接了起来，一个女人的声音一可能是温格纳的秘书吧，要不就是这家公司的语音信箱，灌的都是这个女人的声音——请他在“哔”声后留言。
他挂断电话，把手机收起来，他想放弃，但是，这样一来他就得等到星期二，星期天与星期一都不上班。星期二是三号，下个星期三就是九一一。
他不由得想起血手木匠正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废话，谁都知道他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但他总觉得谢夫林的失踪跟血手木匠有关。
没道理啊，如果他真觉得血手木匠有涉案，就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联络温格纳上面（你难道认为姓贺迪格的警察，会知道怎么拼温格纳这种德国名字吗？），而该赶紧打通电话，找人让他能直接联系上血手木匠专案组的头头才对。可是，他不能这么做，就算他找到警界高层，也没什么实质的消息可以透露。他脑子里的东西，连灵感都称不上，最多只是感觉而已。他越想，越觉得他的感觉禁不起考验。
他又摸出手机，拨了一-二一二-五五五-一二一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真人讲话，查了半天，告诉他，在曼哈顿区登记的电话号码中，找不到华莱士·温格纳先生。既然二一二行不通，他改试九一七，当地手机号码，如果查到的话，不管温格纳人在山上，还是泽西海边，管他人在哪里，只要手机带在身上，就可以联络上他。
没有登记。
他把手机放回口袋里，放弃。
维克多还在当班，听说他想进谢夫林先生的房间，一脸的不高兴。巴克伦好说歹说，他才解释，他是从乌克兰的敖德萨来的俄裔犹太人，其他的同事，上到管理员，下到门房、维修人员都是拉丁美洲来的。万一公寓里短少了什么东西，你觉得他们会赖在谁的身上？
“我当班到四点。下一班是马尔可斯。你跟他说，他一定会让你进去的，没问题。”
“如果，我要回来，大概不用到四点，”他说，“给我二十分钟就行了，你那时还在当班呢。我会带两个穿制服的警员过来，而且一定挑那些大嗓门的。”
维克多转身，脸更臭了，在抽屉里面找出一串钥匙。“拿着，”他说，“自个去，有人问起，你可得跟他们说，我一步都没踏进去。”
是没有，他想，但你让一个陌生人在没有人看着的情况下，跑到房客的房间里。单单这一点，就该颁个勋章给你。
他上楼，进门，闻闻空气，庆幸他没有闻到死尸的味道。谢夫林或许有可能死在别人找不到的角落，衣柜里、床底下，或是浴帘拉起来，别人没瞧见的澡盆里。也许上次门房上来探视的时候，谢夫林先生刚刚死掉，匆忙之间，的确有可能没发现谢夫林的尸体；但过了这么久，这个老头的气味一定很可怕。
问题是实际上这个可怜的家伙根本不在家里。巴克伦花了大半个小时，想找些有用的证据，甚至侵犯了谢夫林先生的隐私权。你知道警察是怎么干活的，他们翻抽屉、搜衣柜，眼睛连眨都不会眨，信件、日记，该翻就翻，绝不迟疑，甚至还有些兴奋，就跟偷窥狂，或是自认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间谍一样。
他找不到任何可以证明谢夫林又回来过的线索。他的支票簿上从那天之后就再也没有过记录，客厅椅子旁边有一叠报纸、咖啡桌上是乱七八糟的杂志，日期都在他莫名其妙消失之前。
屋里有很多女性的照片，巴克伦猜大概都是谢夫林太太的留影。其中有一张是她的结婚照，二十出头，洋溢着幸福的神采，旁边是一个瘦削的年轻人，笑容腼腆，看来是他这辈子头一回穿燕尾服。没有孩子的照片，也没听玛莎琳说谢夫林先生有孩子。年纪轻轻就结婚，没有孩子，过了一辈子，老婆撒手而去，留下先生一个人孤零零地过日子。
就跟两条街外，住在上西城的哈宾杰一样。只是哈宾杰住的地方没有这么光鲜亮丽——谢夫林公寓在八十六街，是本地装饰艺术的建筑精品之一，挑高天花板，豪华大厅；哈宾杰住的公寓，地段比较差，外表也朴素得多。不过，那可能是因为哈宾杰有孩子要养的缘故。
峰回路转，结果，这两个人都没有孩子。
他拿起结婚照片，希望它能告诉他一些消息。她死了之后，你买了一艘船，他跟照片里的谢夫林说。你现在七十二岁，也该退休了，你能有多少时间在纽约港开游艇呢？你还是每天上班，按时回家，只能在月白风清的晚上，开船出去透透气。你到底在哪里？
他希望能找到谢夫林的近照。结婚照派不上用场，总不能拿这张老古董给证人看，请他们加五十岁，揣摩一下现在的谢夫林是什么长相吧？他原本以为玛莎琳有谢夫林的照片，或许谢夫林有些心不甘、情不愿的，但是，拗不过玛莎琳的百般纠缠，两人留下了尴尬的一张合照。可是，玛莎琳竟然说她手上没有照片，她不大会照相，她说。
他刚进来的时候，什么东西都不敢碰，好希望手上有副薄膜手套，免得破坏现场，直到他的眼睛适应屋里的光线，发现公寓里并没有打斗、挣扎的痕迹，鼻子也没有闻到异状，这才放心下来。这里看起来很正常，不像是犯罪现场，就算留下几枚指纹，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虽说如此，他还是尽量避免接触屋内物品，移动过之后，立刻放回原位。
他想不到其他的事情可做，走到电话旁边，看了好几分钟，然后拿起电话，拨号。如果进入正式的调查程序，警方会调出通话记录，看看他到底打过哪些电话，以及他失踪之后，有没有电话从这里打出去。但看来警方是不会这么大费周章，对啦，他可以用自己的手机，但是，他一向讨厌这种科技产品。
他打电话到查号台问区号，看看有没有办法查出华莱士·温格纳。七一八，布鲁克林与皇后区；五一六、六三一，长岛；九一四，温彻斯特郡。结果在曼哈塞特找到一个W·温格纳；在贝福山有个W·B·温格纳。他分别打电话过去，第一个人叫汪达，第二个人是比尔。两个人都说他们还认识其他姓温格纳的——他不知道这两个人是不是朋友——可是其中没有叫华莱士的。
区号二〇一的查号台，帮他在河对岸的霍伯肯找到一个W·温格纳。他打电话过去，一个电脑声音请他留言。他根本不知道W后面接的是哪些字母，当然没有留言的理由。
他锁好门，下楼。原来四点已经过了，维克多下班了，一个年轻人接班，应该是个拉丁美洲人吧，应该就是马尔可斯吧。他不知道要怎么把钥匙还给他，才能让他了解事情的原委，会不会害维克多惹上麻烦？要怎么解释一个不相干的人，进到谢夫林的公寓有何贵干？如果他记得的话，明天早上，他会把钥匙还给维克多；要不，就是六个月后，他在五斗柜上面看到这把钥匙，搞不清楚它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他走过半条街，才想起他答应过向海伦·玛莎琳报告一下最新进展。他找到她的电话号码，用手机打了通电话给她。他的汇报基本上没有内容，只说他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线索，不过，他还是会再查查看。
船，她说，可到船坞那边查过？他跟她说，他回家的时候，会顺便过去绕绕。要不要她陪他去看？一点也不麻烦，她半分钟之内就可以出门。
他说，不客气了，那艘船应该很好找才是。船坞不大，码头里难道会有别的船叫做南西·蒂？谢谢她的热心，谢夫林的船应该一眼就瞧见了。
如果船不在呢？
这个嘛，他很有耐心地说，那就什么都没得看了，她来也是白来，是吧？他趁她还在考虑的空档，赶紧把电话挂了。
船停在码头里，一点也不难找。
连续三道斜坡，急转直下，才能走到船只停泊的码头，每一道斜坡都有一道门锁锁住，防范闲杂人等入侵。这些锁不难打开，绕过去还要更容易点。你只消跨过门边约大腿高的铁栏杆，沿着突出的水泥边缘小心地走上几步，找个合适的地方一跨，跳下斜坡，就可以来到船边。问题就是你不能鬼鬼祟祟的，否则的话，大家一看就知道你不是好东西。如果你是一副理所当然、满不在乎的样子（几乎所有警察都是这个调调），人家就会以为你忘了钥匙。
他走下斜坡，绕过像迷宫一样的码头，总算来到“南西·蒂”号的旁边，爬上去。他的第一印象是这艘船很舒服，开起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你当然不可能靠这种船横越大西洋，或是到南非好望角兜一圈再回来，但是，如果真有必要，把这艘船开到水面上，至少比码头上其他看来不只要整修，根本就该当报废垃圾处理掉的破铜烂铁，要强上太多了。
船舱的入口——他觉得用“门”这个字可能夸张了点——锁住了。从玻璃张望进去——同样的道理，“窗户”也不适用——并没有任何活动的迹象。他敲敲门，侧耳倾听，又敲了敲门。在他身后不远的地方有个人悄声靠近，问他要干什么。他转过身来，问话的是一个年纪四十几、矮矮胖胖的家伙，一头乱发，胡须纠结，不知道多久没有整理了。他这副造型，挺适合在海盗片里饰演反派角色。这个人问得理直气壮，但巴克伦还是庆幸自己带了枪。
“我找彼得·谢夫林先生。”他说，“你认识他吗？”
“我只知道这艘船上没人。”
“我刚刚敲过门了，答案跟你一样。你认识谢夫林吗？”
“我不记名字。”那个人说，“所以，我也不打算请教你贵姓大名。”
你也用不着知道我叫什么，这意思不必开口，够清楚的了。
“你知道这艘船的主人是谁吗？”
“你是什么他妈的警察吗？”
“我是来找彼得·谢夫林的。”他说。
“你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是吧？”
“我干嘛回答你的问题，你有回答我的问题吗？”
“我们这里的人，有别的事情可做，都懒得回答问题，特别是问话的不知是何方神圣的时候。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情：船主不邀请你，你就不该上他的船。你现在踩的是别人的甲板。”
这王八蛋讲的话，还真有道理，看来他得退到堤防。那个矮壮汉子懒洋洋地打个呵欠，露出好久没给牙医检查的牙齿。
他说，“回答我的问题，省得大家麻烦。最近两个星期，你见过谢夫林吗？”
“我没什么时间概念，见了谁，什么时候见过，一下子就忘了。”
“最近有人把这艘船开出去过吗？”
“关你什么事？”
他实在很想踹这个家伙的膝盖，让他站不住，再把他从码头上扫到河里。河水可不是什么澄清的山泉水，不过就算他湿淋淋地爬起来，也比现在干净。
然后，不知怎么，这家伙居然不情不愿地开始回答问题了。有的时候，这个老家伙晚上会上船，出去兜几个小时，再把船开回来。
不过，再怎么问，他也只能得到这些无关痛痒的答案，其实，这并没有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如果他真想知道什么，倒还不如到奥索卡高原，随便找个地方朝着暗处，问问有没有人在干非法勾当，还比较可能会有反应。乡下人，不管好人、坏人，待人都很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