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我没太多事情可做。只不过想着该去见什么人，又该问他们什么问题。
其他就得等到明天早上了。晚上我跟埃莱娜去赶了一场伍迪·艾伦的新电影，又去爱瑞厅听了一场钢琴三重奏。走回家时，我告诉她圣诞季节抓住了我。
“我不是酒鬼，”她说，“我甚至不是基督徒，可是我也一样被抓住了，每个人都被抓住了。为什么你应该例外？”
“我一开始被你吸引，”我说，“就是因为你那颗活泼敏锐的心。”
“讨厌。这么多年下来，我一直以为是因为我的屁股。”
“你的屁股，”我说。
“一定很令你难忘。”
“回家以后，”我说，“我再来温习一下。”
早晨我穿上西装打了领带，走到大通银行位于阿宾顿广场的分行，拜伦·利奥波德以前就把钱存在这儿。坐在我面前的银行职员是个活泼的年轻女郎，名叫南茜·张。开始她说：“这我帮不上忙，得请示一下。这件事跟那个写信的家伙有关吗？”我跟她保证无关，“因为我在报上看过你的名字。你就是破案的那个人。”
我说了些得体的谦虚话，不过这回我被认出来并不觉得难过。这绝对可以讨点便宜，结果我走出银行时，带着一张总额五万六千六百五十元付给拜伦·利奥波德的支票复印件。是从得州阿林顿汇过来的，账户是维亚特康公司。
“维亚特康，”我说，“你听过这家保险公司吗？”
“没有。”她说。“这张支票是保险支付吗？”
“他提领了他的保额，”我说，“不过这超出原来的现金总额，除非我的消息来源弄错了。我也没听过什么叫维亚特康的保险公司。”
“是啊，你知道听起来像什么？像哪个硅谷的软件公司。”
我说：“也许那家保险公司有个专门把保单兑换成现金的分公司。”
“也许。”
“你的口气好像很怀疑。”
“呃，这张支票看起来不像以前我所看过的保险公司支票，”她说，指指那个复印件，“现在保险公司的支票通常都是电脑打印出来的，而且都是用机器签名。这张却都是用原珠笔填写的。而且签名好像是同一个人用同一支笔签的。”
“维亚特康。”我说。
“不知道什么意思。没有地址，只写着得州阿林顿。”
“阿林顿不知道在哪里。”
“我只能告诉你，”她活泼地说，“阿林顿在达拉斯和沃思堡之间。游骑兵的主场在哪里？”
“噢，对了。”
“看吧，你本来就知道的，”她笑了，“你要飞去那里吗？或者打电话去查就行了？”
817查号台的接线生查到了维亚特康公司的资料。我本来想哄她告诉我地址和电话的，可是还没来得及问，她就把电话转到语音系统，把电话号码的数字逐一念给我听。
我把电话抄下来，拨过去，接电话的小姐一开口说：“维亚特康，早安。”我就确信她是个得州妞。她的声音里完全有那种味道——靴子，蓬发，衬衫上有珍珠纽扣。
“早安，”我说，“我想打听一些贵公司的资讯。你能不能告诉我——”
“请稍等，”她说，没等我讲完就让我等着。至少她没让我听罐头音乐。我等了一两分钟，然后一个男的说，“喂，我是加里。能为你效劳吗？”
“我姓斯卡德，”我说，“我想了解一些贵公司的事情。”
“你好，斯卡德先生，你想知道些什么？”
“首先，”我说，“不知道你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他沉默片刻，然后说：“先生，我很乐意回答你，但过去的经验让我学会不要接受电话采访。如果你愿意来这里，我很乐意接待你。你可以带笔记本或录音，我一定尽力回答，而且说不定除了你想知道的事情之外，我会额外说得更多。”他低声笑了，“你看，我们很欢迎有人替我们打知名度的，可是每次接受电话采访，到最后都成为一个不幸的经历，所以现在我们再也不接受电话采访了。”
“我明白了。”
“你过来拜访有任何困难吗？你知道我们在哪里吧？”
“从我这里过去远得很。”我说。
“那你在哪里？”
“纽约。”
“那倒是很远。你讲话的腔调没有得州口音，不过我知道记者常常跑来跑去的。前两天我跟一个小姐谈过，她在芝加哥出生，然后跑去俄勒冈州，替一家报纸当记者，最后才跑来得州替《星讯电子报》做事。你是纽约哪家地方报纸的记者吗？”
“不是。”
“那是商业报吗？不是《华尔街日报》？”
如果我知道自己要打听些什么，也许就会去那儿跑一趟。可是打电话对我来说，好像是最直接的方法。
“加里，”我说，“我不是记者。我是纽约的私家侦探。”
电话那端沉寂了很久，久得让我怀疑电话断了线。我说：“喂？”
“我还在。电话是你打的，你想知道什么？”
我单刀直入。“几个星期前，我们这里有个人被杀了。”我说，“坐在公园凳子上看报时，被开枪射杀。”
“印象中纽约常有这种事情。”
“也许其实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多，”我说，“当然，纽约也有很多人以为得州佬成天都在抢劫公共马车。”
“我们却不总是在想白杨事件。”他说，“好吧，我懂你的意思。自从中学那次旅行后，我就再也没去过纽约市了。老天，以前我以为我很时髦、很帅、很酷，可是你们那儿让我觉得自己只是个土得要死的乡巴佬。”他回忆着，低笑两声，“后来我再也没去过了，另外我也不是那种打领结或随身带把枪的得州佬，所以那家伙肯定不是我杀的。我们公司怎么会扯上那件事？”
“我正想查出来。死者名叫拜伦·利奥波德。他死前将近四个月，从贵公司领了一张五万多元的支票。这是他今年唯一的收入。我原先以为他是把保险单兑换成现金，可是这笔钱高得超出保险的范围。而且你们公司的支票看起来也不像保险公司的支票。”
“的确不太像。”
“所以，”我说，“我想请教一下。”
他又沉默许久。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不自觉地开始想着电话费账单。如果没有顾客付账，你对费用难免会特别警觉。我不在乎付钱打长途电话，可是我痛恨这种威胁性的沉默。
我现在是在打公用电话，用信用卡付账。在自家公寓打会比较省钱，或者就到我对街旅馆的房间打，还可以免费。几年前，我那对年轻的骇客朋友港家兄弟曾施展魔术，主动送给我一个我并不想要的礼物，让我可以免费打长途电话。（我不便拒绝，可是我告诉自己，反正我不随便从这里头占到便宜，所以也不必良心不安。）
过了好一会儿，他说：“斯卡德先生，恐怕我得挂电话了。最近我们跟媒体的关系不太好，我不想引起更多麻烦。我们只是提供人们一个有尊严地死去的机会，但你们把整件旅费交易的事情弄得好像我们是一群盘旋的秃鹰。”
“整件什么事情？你刚刚用的字眼是什么？”
“我只是表明我的态度而已。”
“可是——”
“祝你今天过得好。”他说，然后挂了电话。
几年前我跟卡尔·奥科特见面时，他有个习惯，老忙着弄他书桌前挂物架上的六个烟斗，时不时拿起一个凑在鼻子前闻一闻。我告诉他不必因为顾虑我而憋着不抽，结果他说他不抽烟，烟斗是一个死去爱人的遗物，烟斗的气味会触动他的记忆。
他的办公室在博爱中心，是一个艾滋病收容所，从拜伦·利奥波德的公寓走路到这里要不了五分钟。他办公室里的样子没什么改变，只不过那排烟斗不见了。卡尔看起来也没怎么变。那张脸也许棱角更为分明，头发和小胡子更灰，可是无须艾滋病毒辅助，光是岁月本身就能造成这些效果。
“旅费交易，”他说，“很有趣的字眼。”
“我不懂其中的含义。”
“我曾查过字典，跟旅行有关。viaticum，意思是给旅行者的津贴。”
我要他把字拼出来，然后说，“跟那家叫维亚特康（Viati）的公司只差一个字母。”
他点点头。“听起来不怎么像什么高科技产品公司。对投资人来说比较有吸引力。”
“投资人？”
“旅费交易是一种新的投资工具，像你查到的那家维亚特康就是这个新产业的一分子。如果你翻过同性恋刊物，比方《拥护者》和《纽约人》，你就会看到他们的广告，我想他们也会在财经杂志上登广告。”
“卖什么？”
“其实没有真正在卖什么，”他说，“他们是当交易的中间人。”
“什么样的交易。”
他往后靠在椅背上，双手在胸前交叠。“比方你得了绝症，”他说，“而且已经没法再工作了，所以再也没有收入。就算有保险，你的医疗费用也会渐渐花掉存款。你唯一的资产就是保险，可是要等你死了之后才会付给某人十万元。现在你是个同性恋者，所以也没有老婆和孩子需要这笔钱，而且你的爱人一年前就死了，最后这笔保险给付会落到住斯波坎乡下的老姑妈手里，让她付电费，还有给她的猫咪买些它爱死了的熏牡蛎，让格雷琴老姑妈有个优裕的黄金晚年。”
“所以你就会把保单兑换成现金。”
他摇摇头。“那些保险公司都是混蛋，”他说，“有些除了退保金之外，一毛钱都不肯多给你，那些退保金跟保单面额根本不能相比。其他公司如果碰到被保险人显然没多久可活，会愿意多付一点钱赎回保单，但即使如此，也还是个烂交易。从维亚特康这类公司能拿到的钱要优厚多了。”
我问他如何运作。他解释说，旅费交易可以使交易的双方都获利，一方是艾滋病患者，通过进步的医学，已经可以用某些特定的指数精确地预测他们最多能再活多久：另一方是投资人，他们希望能够获得比银行或政府债券更好的利润，而且有同等的可靠性。
通常来说，投资人每年报酬率保证在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之间。就像是无票面利息、折价购买的债券，到期后可以收到票面的总额一样，被保人死后，投资人就可以收到保险给付。当然，不同于债券的是，旅费交易没有固定期限。艾滋病患者可能比预期的活得更久，那么你每年的利润就会减少一些。或者反过来，他可能刚签下交易合同就暴死，那么就会让投资人得到超快的回收。
当然，投资人的梦魇难免会发生。“痊愈的可能性，”卡尔慢吞吞地说，“想象一下，你把小孩的大学教育基金赌在某个可怜家伙的寿命上，结果有一天医学告诉你，等到你的几个小鬼们都已经早拿到博士学位之时，这家伙还活得好好的呢。”他转转眼珠，“只不过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就算我们苦苦等到了科学奇迹也一样。你也许会发明一个牛痘疫苗预防未来的艾滋病，也许可以变出一种魔术子弹消灭或逮住病毒，可是如果你的免疫系统完全被毁掉了，要怎么活下去呢？好，医生逐渐能够延长你的生命，我们也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可是我们这些参与旅费交易的人，都已经踏上不归路。你的小孩最终可以上大学，这个投资是安全的。”
“某些投资是。”我说。
“你觉得很残忍，是吧？”
“我只是无法想象自己开了一张支票后，就坐等某个陌生人死掉，好让我得利。”
“我懂你的意思。曾经有些文章讨论过这点，而且你知道，不光是同性恋的媒体。”
“一定是我没看到。我谈过的那个人就提到了负面报道之类的。”
“有些记者认为这种事太可怕了，”他说，“从他人的不幸中获利，应该予以谴责，等等。只要想到任何人从艾滋病赚钱就很可怕。哦，宝贝儿，那你以为制药公司是在做什么？你以为那些研究员是在做什么？”他举起一只手，“不必你说，我知道那是不同的。我也知道有些患艾滋病的人并不讨厌旅费交易，因为对我们来说，这是个天赐好运。”
“真的。”
“一点也没错。马修，一旦你被诊断出已是艾滋病晚期，你就很明白自己快死了，而且这个病流行了这么些年，你也很清楚自己活下去的几率是多少。如果哪个得州佬能让你在仅存的时日中活得有尊严而且很舒服，你会怎么想他？是个吸血鬼还是恩人？”
“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
“但即使如此，你还是不免觉得一方是秃鹰，而另外一方是不幸横死。这是自然反应。有家公司甚至还设定了一种联合投资的形式，就像旅费交易的共同基金。不是由
某个人购买特定的一个保单，而是联合的投资基金，把风险分散到一整批的保单上头。”
“长寿的风险。”
他点点头，把玩着书桌上的钉书机，我想起他死去爱人的那些烟斗，不知道他怎么处理、又是什么时候处理掉的。“但大部分的保单都是分派给特定的投资者，”他说，“我想这样的话，文书工作会简单许多。而且没有太大的必要分散风险，因为也不是真有那么多风险好分散。‘旅费，就是给旅人的钱。’每个人都是一个旅人，你知道的。早晚，每个人都得踏上这趟旅程。”
回到大通分行，南茜·张又找了一次拜伦·利奥波德的档案，从他存入维亚特康那张支票的日期开始往前找。每三个月他都会付给伊利诺斯哨兵人寿公司的一张支票。他拿到维亚特康那张支票前两个月，就不再付支票给伊利诺斯那边了。
“他换保险公司了，”我说，“所以他就不再付保险费，而且变成另外一边在付保费。”
“那他死了之后——”
“保险公司会直接付钱给受益人。可是受益人是谁？又付了多少钱？”
“‘美丽的回答总会引出更美丽的问题，’”她说，对我的茫然表情报以一笑。“E.E.康明斯的诗。不过我想引用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诗句会比较恰当，对不？”
“他对于问题和回答应该有什么高明的意见吗？”
“我不确定他应该怎么说，”她说，“因为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想。不过他在保险公司当了一辈子经理。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的美国顶尖诗人。你能想象吗？”
我知道接下来我会打一些电话，于是决定回旅馆房间去打免费的，如果我可以义务工作，电话公司应该也可以。
我打到伊利诺斯哨兵人寿保险公司，他们的总部在春田市，电话被转接来转接去。我感觉不出任何一个跟我讲过话的人，会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国顶尖诗人，可是谁知道呢？
最后一个名叫路易斯·利兹的人在几度搪塞之后，终于告诉我，拜伦·利奥波德的确曾是伊利诺哨兵人寿的保户，保额是七万五千元，保单在某月某日转给了俄亥俄州湖林市的威廉·哈夫迈耶先生。
“不是得州？”
不是，他说，不是得州。湖林市在俄亥俄州，他不敢确定，但他记得是在克利夫兰市郊。所谓的湖，指的应该就是伊利湖，他说。
“那林呢？”
“什么？哦，那个林！真有意思，我想应该是橡树林或枫树林吧。说不定是多节松呢，哈哈哈。”
哈哈哈。那这项保单转移办妥了吗？是的。那么有一张给哈夫迈耶先生的支票吗？
“哦，他是受益人，所以我们也只能付钱给他。这个保单已经结束，上头注明已经全额付清了。”
我问哈夫迈耶是不是其他保单的受益人。他沉默了片刻，说他无从知道。
“问你的电脑嘛，”我说，“我敢说你的电脑知道。输入威廉·哈夫迈耶的名字，看看会有什么结果。”
“恐怕我办不到。”
“为什么？”
“因为这是公司机密。我们的记录并不是公开资讯。”
我深吸了一口气。“威廉·哈夫迈耶是拜伦·利奥波德保险的受益人。可是他并不是被保人的朋友或亲戚。利奥波德是把保单卖给他。”
“那是所谓的旅费交易，”他说，“完全合法。我们不完全赞成，但在大多数的州，非累积型保单可以合法转让持有权，赚取财务的报酬。”
他说，他们公司规定要先通知前一个受益人，而且手续很复杂，甚至必须将保险范围列在离婚协议书上头。“但我想这些都不适用于目前情况。”他说。
“假设威廉·哈夫迈耶不只参与一个旅费交易。”
“这听起来好像是个不当的牟利手法，”他说，“可是并没有什么违法的情况。”
“我了解。但如果他当受益人的其他被保人也死于暴力呢？”
这回他沉默的时间之长足以与阿林顿的加里匹敌。然后他慢慢地说，“你是否有理由相信……”
“我想排除这个可能，”我告诉他，“而且我想你也乐意排除这个可能。我了解你有你的职业操守，不过查查你自己的记录绝非不道德。你可以等查完了之后，再决定要不要把发现的结果告诉我。”
我又重复讲了两次，最后他决定，反正我又不在他身边，不能从他肩膀后头偷看，因此查询他电脑里的资讯很安全。他要我等一下，我听着电话里头的音乐，中间不时穿插着伊利诺斯哨兵人寿所提供的心灵宁静广告。
其中一段广告词讲到一半时，他回来了。他语气平静的向我保证，根据伊利诺斯人寿的记录，威廉·哈夫迈耶先生除了故去的拜伦·利奥波德先生外，没当过其他人的受益人。他自己没在这个公司投保，也不是该公司任何保单的持有者或受益人。
“我想告诉你没关系，”他说，“因为其实我没有透露任何资料。只不过是确定我们没有这个资料而已。”
的确，我谢了他，然后挂了电话。我没告诉他，如果反过来的话，那他就保密不成了。若是他查过之后拒绝告诉我任何事，那他就等于告诉我很多了。
美丽的问题总是……
“我不懂，”我告诉埃莱娜。
“旅费交易的诉求？从赚钱的角度来看，没那么难懂。”她在计算纸上涂写着，“那个住在湖林市的投机客只要付五万六干元，不到一年就收回七万元的保单。这样获利率是多少？”她算出了一堆数字，“几乎百分之四十。这样没错吗？没错。其实不只百分之四十，因为他根本没等上一年。”
“他付了不只五万六千元，”我指出，“维亚特康得替他们解决一些麻烦。他们是撮合的掮客。我猜他们在签支票给拜伦时，至少抽了五千元。”
“所以如果湖林先生——”
“是哈夫迈耶。”
“如果他付了六万元，拿回七万五，这样获利率是多少？每年百分之二十五？而且他花了不到一年，就算他足足等上两年，这样的利息也还是比银行高。”
“你要不要投资？”
“不要。”
“你回答得倒挺快。”
“噢，道德上我并不反对这个，”她说，“而且博爱中心里那个人说，这对艾滋病患者来说其实是个大恩惠。所以我想其他人投资这个也不坏。可是这玩意儿令我反胃。”
“坐等某个人死掉的那种想法。”
她点点头。“如果他们不死的话，努力不要因此焦躁；而如果他们死了，也尽量不要因此高兴雀跃。我是说，这一切真是够狗屎了。你不觉得吗？”
“嗯，我完全同意。”
“这种投资也许很不错，”她说，“可是不适合我。获利越高，我对整件事就越反感。我想我还是投资房地产，还有二手艺术商店。”
“我赞成，”我说，“可是我不懂的不是这个。比方你是哈夫迈耶。”
“好，我当哈夫迈耶。”
“你买了一张保单，被保人快死了。你付了大约六万元。根据现在的医学技术，你顶多只要等两年就能收到七万元了。”
“所以呢？”
“那有什么好急的？为什么要跑来纽约射杀一个坐在公园里的人？为什么只为了提早几个月、或一整年拿到钱，而花这么大的工夫？”
“除非你急着要拿到那笔钱……”
“还是说不通。如果你那么需要钱，保单就是一项资产。一定有办法可以拿去抵押借钱，或者拿去借给别的旅费交易投资人。如果你只是想增加利润，我也看不出这是个取人性命的动机。你照样拿到七万元，只不过提早一些罢了。”
“时间就是金钱。”
“没错，但这笔钱不是什么巨款。总之，如果急着要钱急得会去杀人，就不会投资在保单上。他们会去抢银行或买卖可卡因。”
“也许不是哈夫迈耶干的。”
我摇摇头。“不可能是巧合，”我说，“看起来太有可能是他了。我们对那桩谋杀知道多少？凶手是个业余的陌生人，他知道受害者的姓名，而且开枪之前还大声讲出来，好确定自己没杀错人。我觉得这一切都太符合了，甚至连动机都有。”
“你的意思是钱。”
“对。而且我一直觉得这个案子有财务的动机。”
“你的梦，”她说，“还记得吗？‘太多的钱。’”
“嗯。现在关键就在一开始，因为如果钱是动机的话，我觉得钱太少了，不足以因此杀人。”她想开口，我举起一只手阻止她，“我知道，每天都有人为了一点点零钱杀人。有两个家伙买了一瓶酒，为了找的零钱吵了起来，结果其中一个就用刀刺了另外一个。还有个抢匪枪杀了一个不肯交出皮夹的家伙，从他的尸体上搜出了五块钱。可是情况不同，犯下这类罪行的人没有六万元去投资。他们不会住在中西部郊区，专程搭飞机来纽约杀一个陌生人。”
“我不是要说这个。”
“哦。”
“我想说的是，如果只杀一个人，那的确不足以因此杀人。但如果你照这个程序，买另一张保单——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你静等他们自然死亡，就可以在一到二年之内得到百分之二十五的利润。可是如果你加快速度，在四五个月之内就收到钱，然后买另一张保单，继续这个程序——”
“那你钱滚钱的速度就很快了。”
“可是你还是无法证明。”
“不见得。”我说，“总之，先不管这张保单。伊利诺斯哨兵人寿公司从没听过湖林市的哈夫迈耶先生。所以如果他以前干过的话，一定是在别的公司，但我甚至不知道该从哪里寻找他的踪迹。全国有多少家保险公司？”
“太多了。”
“TJ会告诉我，这是办得到的，你可以坐在自己的书桌前面，侵入某个保险公司的电脑网络，就可以知道每件事情。也许吧，只要有港家兄弟的技术，还有价值数千元的电脑配备，另外还不怕犯下这个那个的重罪。同时——”
“他没买过伊利诺斯哨兵公司的保单，对不对？”
“对，所以呢？”
“可是他可能参与其他的旅费交易。难道他不会找同一个经纪人吗？”
“哦，老天啊，”我说，“我怎么会没想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