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新闻媒体热闹非凡。马蒂·麦格劳在报上刊登了威尔刚写来的信，外加头版上的《威尔—回—来—了！》的大标题，各路记者跑遍全市，访问被他列为目标的三个受害者，他们三个人好像都觉得此事比较像个侮辱，而非威胁。
彼得·塔利选择不把威尔当成个人的敌人，而是全工会的敌人。他发表一份声明，说那位匿名作者的出现，正是市长与州长再度镇压工会的例证。他的声明中带有老式左派修辞的铿锵韵律。你几乎可以听到合音天使在后面和谐地唱着《清洁女工大团结》和《保障矿工生命》，歌声将不满的火焰煽动得更加炽烈。
马文·罗梅法官则把威尔的抨击视为对市民选择自由与控告之权利的攻击。我看到他出现在电视新闻里，他把威尔跟检察官、警方联系在一起，说他们想终止权利法案，以便速审乱决，把“通常都很穷，而且往往是黑人”的被告送进监狱。他向新闻界保证，威尔的威胁不会逼他放弃原则，就如同过去多年来他饱受检察官、警方，还有这两者在新闻界的跟班的诋毁，也绝不能让他妥协。他会继续正义执法，同时不失慈悲。
里吉斯·基尔伯恩把这整件事变成一个言论自由的问题，哀叹这座城市让评论家无法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他继续表示，最糟的限制不是来自政府检查制度或报纸编辑政策，而是来自“种种与人为善的想法”，友谊、怜悯，以及要求公平的感觉，似乎扮演了最恶劣的犯罪者，促使人们做出较仁慈、温和的评论，而非被评者真正应得的评价。“如果我敢于承受痛苦，摧毁我珍惜的人际关系，毁掉或许是前途大好的事业，只为了更高的真理，那么区区的肉体威胁有可能使我让步吗？没错，不能，也不会。”
他们三个人都勇敢地接受挑战，但不表示他们愿意轻易让威尔得手。彼得·塔利拒绝了警方的保护，但从工会中选出几名杀气腾腾的壮汉，全副武装当他的贴身保镖。罗梅法官接受了纽约市警局所提供的保护，另外夜里还雇了几名保安公司的保镖。（此举引起大家的好奇，一名《邮报》的记者引述某未署名的消息来源说：“如果威尔真想杀掉他的话，除非他自己就是警察。”）里吉斯·基尔伯恩也接受了警方的保护，而且每逢出席首演戏预演仪式，他身边的同伴都不是他所喜爱那种眼睛亮亮嘴唇翘翘的年轻女郎，而是一个站在右后侧的高大便衣警察，一脸无聊呆滞的神情。
威尔的信把目标指向三个纽约名人，这件事就足以炒作了一个星期了。可是新闻热潮还没有机会冷却，麦格劳就在报端爆出惊人内幕，说警方侦查小组目前已经十分确定，大家所熟知的威尔前一个被害人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自己就是威尔。（《新闻日报》还没送出前，一个电视新闻节目抢先报道了这则新闻，但马蒂是第一个披露所有细节的记者。）
虽然没有人知道该如何继续跟踪这条新闻，但都一致决定要尽力炒作。我原本希望警方不要把我扯进去，他们可能也的确保守了秘密，可是这件事引起媒体太多的关注，任何人都可能无意间走漏消息。自从接到第一个采访电话后，我们就开始用应答机过滤所有的电话。我从后门离开大楼，这样可以避开大部分守候的记者。可是进门还是得经过楼下大厅，那些记者们就设法困住我，有时用麦克风和摄影机，有时用笔记本。可是我对任何记者都不予理会，只是一语不发的用肩膀挤开他们往前走，什么也不说，连个笑容或皱眉的表情都没有。
有天晚上我在电视上看到自己。我只露了一下脸，镜头外的声音指出我是曼哈顿的私家侦探，曾受雇于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在调查前任雇主的命案时，揭开了惠特菲尔德的身份。“了不起，”埃莱娜说，“一般人不想跟记者说话时，很容易会露出生气或不耐烦或内疚或困窘的表情。可是你没有，看起来一副被阻拦却不在意的表情，好像在地铁车厢里努力挤过人群，想在车门关上前赶下车似的。”
过去多年来，我也曾被聚光灯所照射，成为大众目光的焦点，可是以前打在我身上的灯光从没像这次这么亮，也从没这么久。以前我就不在乎，这次也不会更喜欢。幸好这事对我似乎没有太大的影响。几个匿名戒酒协会的人曾私下提到我最近大有名气。“我在报上看到你的消息了，”他们可能会说，或者是“前几天晚上在电视上看到你。”我会报以微笑或耸肩，也没人会继续追问这个话题。我在匿名戒酒协会里面的熟人，大半都无法将那位揭发威尔身份的私家侦探斯卡德和老坐在后排那个叫马修家伙连在一起。他们也许知道我的故事，但很少人知道我姓什么。匿名戒酒协会就是这样。
我没被媒体追逐太久，也许是因为我自己避免火上浇油的关系。新闻界不需要我帮忙他们指控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他的罪证已经一天比一天确凿。就算有任何漏洞，警方也都能随时找到一些有力的证据补充。航空公司和饭店的职员都已经指认了他的照片，NYNEX电话公司的通话记录中有几个也相当可疑，其中两个是打到上百老汇的一家住宿旅社。他通话的对象查不出来，但里奇·沃尔默曾用假名住在那儿，而那两个电话都是在里奇遇害之前一天打的。
阿德里安是原版威尔的事实越来越清楚，威尔二号的话题却越来越模糊。一连串的死亡都让第一个威尔具有不祥的可信度。毕竟，当一种威胁借着某人双手的鲜血来表达之时，就具有某种无可否认的权威性。
可是当这个威胁是来自一个模仿者，而且大家又都很清楚他是模仿的，这样的威胁能有几分可信度呢？这个问题不断在电视和报上被提起，我只能确定，警方自己也在问这个问题。任何人都知道，那个对塔利、罗梅和基尔伯恩这个奇异的组合发出死亡通缉令的人，从来没杀过什么，只会杀时间。事情就是这样，他能有什么危险？而你又会如何应付呢？
总得做点事情。某个小丑打电话威胁放炸弹时，你还是得把人全都撤离某个学校或办公大楼，甚至警方都知道那很可能是个骗局。警铃响起时，救火车还是会出动，尽管大部分的警铃声到头来都是假的。（纽约市警局已经开始拆除大部分的街角红色警铃箱，因为统计数字显示实际上大部分的来自那些警铃箱的报警，都是恶作剧。可是他们得拆除箱子，不能让箱子照样立在街角，却无视那些报案的警铃。）
同时，每个人都等着看接下来会如何。那三个列在威尔名单上的人，或许等得比其他人要焦急一些，可是连他们自己大概都发现，随着时日的消逝，没有任何不幸的事情发生，他们已经越来越松懈了。
就像手提箱班尼，他觉得每天早上替托尼·富里罗发动车子很烦。抱怨说从来没发生过任何事情。
有天我去参加花旗银行总部的一个中午聚会，然后花了一两个小时逛街，想提早买圣诞礼物。我没看到什么想买的东西，最后只是觉得被圣诞节的气氛给压垮了。
这种情形每年都会发生。甚至在救世军的圣诞老人上街跟流浪汉抢着讨钱之前，我就发现自己被过往的圣诞节鬼魂纠缠着。
我第一次婚姻的失败原因大半是因为我当丈夫和父亲的种种缺点。匿名戒酒协会里称这种仪式为“清理旧日残骸”，这是一种让你甩掉危险的方式。
这些仪式我都做过，悔过自新，原谅别人也原谅自己，有系统地把那些鬼魂留在我过去的历史中。我不像某些人那么急，但慢慢的、一直持续在努力。我跟我的辅导员做过一连串长谈，还有一些心灵探索，还有无数的思考与行动。如果说过去多年有些什么始终纠缠着我，现在都不见了。
只不过它们偶尔还会回来，尤其往往发生在十一月底。白昼越来越短，阳光越来越淡，我也开始回忆起我没买的每一件礼物，吵过的每一次架，讲过的每一句刻薄话，还有我找借口留在纽约而不肯拖着疲倦的身躯回长岛赛奥斯特的那些夜晚。
于是当我采购无功而返时，我没回凡登大厦，而是到对街的旅馆。我告诉自己，我无法面对凡登大厦大厅里的媒体轰炸，但其实我没有理由认为自己会在那儿遇到任何一个记者。他们都已经很体谅地对那个像是要挤出地铁车厢一样走过他们面前的家伙失去兴趣了。
我向柜台后头的雅各布打了招呼，又向一个醒着的时候大半时间都坐在西北旅馆破落大厅里的家伙点点头。那个可怜的混蛋比我早几年搬来这里，早晚也会死在这儿。我想他没什么机会娶到一个美女，然后搬到对街的大厦里。
我上楼进了自己的房间，打开电视，迅速搜寻了一遍频道，然后又关掉了。我拉了一张椅子坐在窗前，看着眼前一切，却视而不见。
过了一会儿，我拿起电话，拨了号。吉姆·费伯本人接的，从他说“费伯印刷公司”的那个沙哑的嗓音，我找到了多年来的那种巨大安全感。现在能听到他的声音真好，我这么想着，也告诉了他。
“其实，”我说，“光是拨你的电话号码，就让我觉得好过多了。”
“哦，真要命，”他说，“我记得以前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去酒吧，非去不可。你知道那种好像整个人要跳出这副臭皮囊的那种感觉吗？”
“我记得那种感觉。”
“一旦酒倒进酒杯里，我就放松了。我还没喝，它就已经在我的血管里头把和平与爱传送到我身上的每个细胞里了。不过是什么恶劣状况，会让你打电话找你的辅导员呢？”
“唔，圣诞节的愉快气氛。”
“是啊，每个人一年中最喜爱的时节。我想你最近大概都没去参加聚会吧。”
“我两小时前才参加过一个。”
“真不错。你最近除了内疚和自怜之外，还忙些什么？忙着追查威尔的代替品吗？”
“全纽约一半的警察，”我说，“外加所有的记者，都在找他。不差我一个。”
“真的？你没在查这个案子？”
“当然。我只是过自己的日子。”
“那你不办那个案子，在办什么案子？”
“其实什么也没办。”
“好吧，那我把答案告诉你，”他说，“抬起你的屁股去做点事情。”
他收了线，我也把电话挂上，望向窗外。纽约还在那儿，我出去再晃一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