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找到我，坐下，低头一言不发，
就像她才是真的犯人。
我曾想这世上还有谁会惦念我，妈妈也许是唯一一个。我想她应该来看我，等了很久没等到，便想她已嫁至远方，忘记此事了。但在某天，看守却说她来了。我不想见，他说哪怕是透透风也好啊，我便由他拉着，叮叮当当地去了。
会见室屋顶很高，一块又长又厚的玻璃墙将囚犯隔离在狭长的这边。那边大门忽然拉开时，自由的人们张开双手，跌跌撞撞，像是从遥远的冰川拥来。妈妈愚蠢地跟在后头，双手撇在腿后，脑袋摇晃着，好像在说“不，不，不要打我”。我几乎不想见她了。
她找到我，坐下，将装着半个包子的塑料袋捉在膝间，低头一言不发，就像她才是真的犯人。我嗤了一声。此时大厅像候车室，声音此起彼伏，互相穿透，一起飘荡至半空，嗡嗡一片。妈妈几次欲言又止，我便说：“有什么快说吧。”她猛然打抖，抬起头。
“不说你来干吗？”
她展开手掌，偏过头让我看，眼泪汩汩而出。那里结满老茧，像石头一样又脏又硬，还沾着一根短小的草。“我去烧香拜佛了。”她说。
“有什么用？”
她又不说了，只是抬手臂擦泪。我说：“不卫生。”她便扯下头巾，这下我便看见她满头的白发，不久前那里还只有一两根白丝。“怎么搞的？”我问。
“一夜间急的。”
这大约是我的人生里最温情的一刻。我试图将手指从对话的小孔伸出去，未遂，便说：“你以后多照顾自己，找一个老公，想吃就吃，想喝就喝。你听我的。”她却是一个劲儿地摇头。不一会儿看守走来，她想起什么，匆匆说：“你要好好听话，认真交代，服从管教。”然后被领走了。准确地说，是她将人领走了。她匆匆消失在大厅，带走那半个包子。她就这样走了。她真不是个妈。
法院送来起诉书副本时，我才知自己坐了将近四个月的监。他们说：“如果你不请律师，我们会给你指定一个。”我说：“我要是不要呢？”
“一般说都要一个。”
我说那好吧。他们又问我有没有证据或证人需要列举，我说没有。不久律师来了，问了同样的问题，然后不停地接电话，没多久便走了。
审判日来临时，他们解下脚镣，将我押出看守所。我一下感觉脚步轻盈，人控制不住要飞到天上。看守所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招牌，铁门的门框上方安着琉璃瓦，四周是灰白色砖墙，墙内伸出无数白杨和一间瞭望哨，一名武警端着冲锋枪在哨上踱来踱去。我看到这些，也看到上午的阳光极其充足，天空深邃，像将碎的蓝色瓷瓶。我想唯在此时，它方显如此之辉煌。
妈妈躲在远处树后，不时偷窥。囚车开过时，我喊妈妈、妈妈，很快明白她听不见，倒是看见她面色惊恐，眼神痴愣，完全被镇压了。那悲哀的场景就像一个人看见自己的双手双腿被别人割下，用板车拖跑了。
到达中院后，两名法警将我带入一间小屋，端坐一旁，喉咙发出吞咽声。隔壁想来是大厅，有脚步的沙沙声，不一会儿静下来，有人规规矩矩念了一通规则，隆重地请公诉人、辩护人、审判长、审判员入席。那审判长敲下槌子，说：“传被告人到庭。”这边铁门便猛然拉开，法警架着我的胳膊，风一般蹿到被告席，看起来就像我的精神垮掉了。我站定后，挥舞手铐，以示不满。我的律师请求解除我的手铐，遭到公诉人强烈反对，他认为我极具危险性。
旁听席坐了不到十人，他们好像仍对我感到好奇，只有一位女子眼神狠毒。她穿黑裙，肩膀上搭条暗花巾，臂缠黑纱——整个人就像一只瘦长的乌鸦。可能因为上了年纪，她的皮肤松弛，挂在脸上，就像挂了一挂黑黄的面条。她此时紧抿嘴唇，巨大的鼻翼不停地扇开，又像一只壶盖随时要被冲开。我很奇怪这么丑的女人怎么会生下孔洁。钱钟书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在审理前，审判长问了一堆毫无意义的问题。比如我的姓名、出生日期、民族，我是否受过法律处分，什么时候收到起诉书副本，然后他说因为涉及被害人的隐私，案件不公开审理。我想人都死了，还要什么隐私？他又念出一通名单，被念到的有的站起身，有的点头嗯一声，他在告诉我享有什么权利后，问我需不需要谁回避，我说：“需要，全部都回避。”他说：“有什么理由吗？”我想不出来，就说：“好吧，不需要了。”
按照程序，公诉人站起来将起诉书逐字逐句读了一遍。有时为突出效果，他会在关键的话语上提高声音，就像往锅里添加味精，但从整体上看他是利索的。接着是孔洁的母亲走上前宣读一份附带民事诉状。她捧着纸的手不停地发抖，有些话读错了，便从头读过。她要求我赔偿三十二万元。从我的理解看，得到一笔钱和这种事是冲突的，人们会怀疑她是不是借女儿的死亡敛财——至少它对复仇的纯粹性造成了一定损害。她似乎清楚这点，念完补充道：“我就是想用这个来将你整破产，三十二万我一分钱不得，可以全捐了。”我还有什么破产不破产的。
审判长问我有什么说的。我说：“要说什么？”
“就是刚才宣读的起诉书，你有什么意见？”
“没有，完全属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