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思考着同样的问题：
一名逃犯他会往哪里逃？对我来说，
它充满无限的可能性。
次日一早，我来到旧货市场，游荡很久，才挑好一位看来识货的店主。他面相清瘦，白发苍苍，戴着老花镜，与人对视时自有尊严。我想他说个差不多的价，就收钱走人，但他鉴别好后却不置一词。我问值多少，他嗯嗯啊啊地，好似要说，又不说，只是不舒服地看着我。我再三催促，他才说：“小兄弟，你认为它值多少呢？”
“这个要问你，你是专家。”
他用拇指划着玉佛，说：“玉倒是玉，就是太阴了。”
“那你觉得值多少？”
“五百。”
我取过玉佛，说：“五百你买方便面去吧。”
“那你认为它应该值多少？”
“一万。”
“怎么可能？”
“信不信我卖两万？”
他笑了，说：“小兄弟你很会开玩笑。”我觉得这是耻笑，拔腿要走，听到他说：“三千吧，大家都诚心点，三千是个合理的成交价。”
“一万。”
他沉吟再三，又报出五千。我直视这个老者，一字一字地说：“一万五。”他说：“你看，你开始说一万，现在又说一万五。”
“两万。”
他摊摊手，做出无能为力的样子。我便走掉，我听到他又嗯嗯啊啊起来，知道他在组织词语，便索性急走出门。我藏在树后，窥伺着店门。未过数秒，他果然像老鼠那样张望着走出来，看见我便拼命招手：“你来，你来。”
“想买了？”
“买，一万我买。”
“你当我是什么？”
我拔腿又走，我觉得自己这是在赌博，我也不知它到底值得多少。我想他要是不跟过来，我也不会输，还可以死皮赖脸回去。他的行动证明这是件无价之宝，他在跑，这个老东西就像链条生锈的自行车那样，咔嗒咔嗒，在艰难地跑——还没有我走得快。我停下来，说：“你真要买，去取钱，我在这儿等着。”他果然又毫无尊严地跑回去，到门口时回头一望，发现我没走，便堆出下作的笑容，比画出一根手指。我正义凛然地伸出两根，他表示明白。
他提钱来时，一定要先察看玉佛，确信没有掉包，方给出一捆一万。我推回去，他便补了一捆。我将一捆塞进包内，一捆塞进裤兜。他说：“你也不数数？”
“你不会少的，你怕我反悔。”
这时，一个跛脚的乞丐端着铁筒移过来，我见里边都是一毛五毛，索性将裤兜里的一万元放进去。乞丐低头看着，脖子僵直，欲哭无泪。我踢了他一脚，他想到什么，弃掉拐杖，风一般遁了。店主错愕不已。我想他明白了，我并不在乎玉佛能卖多少，我只需要一万。
吃饭时，我开始省着点花，去火车站坐的也是公交车。这是事情的原则。距离火车站很远，我便拆下手机电池。
火车站广场有一面孤墙，绘着巨大的中国地图，人群像鱼儿般拥来拥去，将它一遍遍经过。我站在它面前，像站在时间之河，一天之后公安局长也会站在这里。我们思考着同样的问题：一名逃犯他会往哪里逃？对我来说，它充满无限的可能性，而局长必须拿起奥卡姆剃刀，将目标削为两处：一、逃犯在那里有着重要的利益或情感约定；二、逃犯在那里有认识的人。
剩下的他只能听天由命。
我扪心自问，在这世界与谁也没有约定，如果非得算上一个，那就是自己。很早以来我就想去海拔很高的名山观看日出，我一度觉得这是治疗人心衰竭的唯一办法。而我在异地认识的人，妈妈、大多数的亲戚以及原来的同学都住在A县，只有一个姑妈家的表姐生活在遥远的T市。
我到售票大厅排队，准备买明天下午四点半离开的票，半小时后陡然想到它是过路车，可能晚点，便走出队伍重新盘算。最终买好的是明天下午四点十分从此地始发的票。售票员说只有软卧，我说不要，她说没有硬座，我说那就站票。此后，我找到一家离火车站很远的机票代售点，接通手机信号，当着摄像头拿出身份证，花几百元买到一张明天晚上九点出发的折扣票。
出来后我将机票塞进排水口。
下午，我找到曾经去过的那间服装店。店主穿着旧连衣裙，扑在收银台上打盹，嘴角流着口水，一丝眼白可怖地露出来，门口的喇叭则来回播放清仓的消息。我看见上次试过的衬衣、西裤、皮鞋和公文包还堆在那里，没有收拾。
我敲打着桌面，她从久远的地方醒来，“看中什么了？”我指着那四样。她看着它们，又看看我，记起来了，说：“二百你都不要。”
“不，我要，我要两套。”我从一沓钱里抽出四张。她狐疑地看着，笑容忽然像伞般打开，人飞将起来。这让我感觉自己像上帝，我是在将甘露洒向最困厄的女人，使她获得往下活的力量。
她给我倒茶，不停地说：“我就说你看起来不像不诚心的人。”我见如此，索性将单子交给她，她从自己店里拿，或者去隔壁店里借，将我需要的皮带、鞋油、香水、帽子整齐全，还将那半瓶啫喱水送给我。我让她将帽子换了个大号的。
她打好包后，搓着手，像孩子等待领赏那样。我又抽出两张，她说：“多谢叔，叔是大老板。”我真想凑过去亲她一下，手却抽回来一张。我眨眨眼，走了。我想她很开心。
我还买了老鼠药、压缩饼干和矿泉水。其中一袋饼干在家拆着吃了，吃不掉的倒进去老鼠药，就着塑料袋揉，直到它们被揉碎揉匀。然后我像任何即将远行的人那样，亢奋地收拾行李。我将钱塞到旅行包最里边，将内裤、鞋油、牙刷、牙膏、毛巾、洗发水、肥皂、饼干、矿泉水铺好，再在上边放置眼镜、公文包、衬衣、西裤、袜子、皮带、皮鞋、啫喱水、梳子、香水。火车票和两张身份证放在钱包里。有一张是假的，是蓄须之前出于好玩，花一百元找办证广告办的，在那上边我叫李明，北京人。
帽子拿在手里，我转动着它，又将它戴在头上。我在想还有什么遗漏的。我不相信自己，又打开旅行包，将东西倒出来检查，果然发现少了一把剃须刀。这并不致命，下楼买一把就是，但它还是提醒我，这是我人生中能主动做的最后几件事之一了。
此后我开始收拾房间，客厅本来就小，婶子居住时，往里又添出许多无用的东西。我关死两边的玻璃窗，拉上窗帘，将电视柜、沙发、鞋架、盆景以及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堆到一个角落，用拖把将空出的地方拖得一尘不染，随后将洗衣机从卫生间推出来，搁置在门边。那些弹簧刀、尼龙索和掺好老鼠药的饼干袋则放在屋角，透明胶撕开，粘挂在墙上。
我躺在地上，沉浸在将要离去的忧伤里，给妈妈打电话。这是我第一次主动给她打电话。我们经常吵架。
爸爸死时，妈妈一滴眼泪没流，也不觉得害怕，开始做生意。她将饮料卖给别人，自己则用热得快烧水，有时货物来了，为省搬运费，自己一箱箱搬回来。我要是吃点什么零食，她便说不卫生，都是臭油炸出来的。我说这么大的牌子怎么可能坑害顾客，她说，那也是钱，你吃掉一袋，我得卖出整整一百袋才能赚回来。
“你赚钱到底是为了什么？”我说。
“当然是为了你。”
“为了我你还不让我吃。”
“我还不是为了你的将来。”
“我将来要是得癌吃不下东西，你不是白搭？”我将东西扔了，听到她蛮横地说：“那你现在也不能吃。”我觉得她只爱钱。她每次看见我消耗它，眼神都会充满失去它的悲壮。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要在一千元和我之间作出选择，她会选前者。但后来我觉得并非如此，之所以经常发生这些可笑的争执，是因为我的成长让她害怕。这个文盲唯一懂得并且经过实践检验的道理是辛苦赚钱，这是她能控制我的唯一资本。
后来我很少与她纠缠，她爱怎样就怎样。但现在，当她的声音传来，一想及自己要永远滑向另一个世界，我便泪花翻滚。我想起一本书里说的，“人只有一个妈呀”。我静静地坐着，悲伤地听她严肃的说教，她说：“你的人生大事落实了，更加要听叔叔婶子的话，平时放勤快点。”
我说：“嗯。”
彼此又没什么好说的，我便问：“婶子去了吗？”
“来了，看得起我，给我带了好几件高级衣服呢。”
“什么时候走？”
“明天下午。”
我觉得就这样，便挂掉电话，然后给孔洁发短信。我说：“我实在受不了，真想杀掉我的婶子。”她回电话过来，说：“你别急，冷静点，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好不好？”她的声音像是自天而降的水瀑，缠绕在我身上，转瞬又消失掉。我顿在那里，冲动莫名。当它再度传来时，我听分明了，那是柔弱、真诚、焦灼和不离不弃，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爱，即便她爱的是所有人。我放声大哭。
我哭得那么伤心，以致很久都觉得不真实。我走来走去，终于就着悲伤，找出本子，记起日记来。我绞尽脑汁，只写出几个干巴巴的句子，后来便这样写：表姐表姐表姐表姐
表姐表姐表姐表姐
表姐表姐表姐表姐
表姐表姐表姐表姐
我写了一页又一页，直到再也写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