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板垣的宴会上，我的思想是紊乱而又矛盾的。我不知道对自己的命运是应该高兴，还是应该忧愁。那天晚上，板垣召来了一大批日本妓女，给每个赴宴者配上一名，佰酒取乐。他自己左拥右抱，把斯文正经丢得一干二净。他时而举杯豪饮，时而纵声大笑，毫不掩饰其得意的心情。起初，在他还能矜持的时候，曾十分恭敬地向我祝酒，脸上带着暗示的笑容，祝我“前途顺利，达成宿愿”，这时，我觉得似乎可以高兴一点。到后来，随着钦量的增加，他的脸色越来越发青，情形就不对了。有个日本妓女用生硬的中国话问了我一句：“你是做买卖的干活！”板垣听见了，突然怪声大笑起来。这时我又想，我实在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我这种忧喜不定、前途茫茫的心情，一直保持到胡嗣瑗、陈曾寿等人回到我身边的时候。这些老头子得到关东军的准许，能回到我的身边来，都是很高兴的。这种高兴与其说是由于君臣重聚，倒不如说是出于官爵财禄的热衷。他们一面因我纤尊降贵屈为执政而表示悲愤，一面向我列举历史故事，说明创业的君王每每有暂寄篱下，以求凭借之必要。有了这些教导，加上商衍瀛拿来的“老祖降坛训戒”，我的心情居然逐渐稳定下来。二月二十六日，我命随侍们给我准备香案，对祖宗祭告了一番，祭文如下：
之拥戴，邻邦之援助，情势交迫，不得不出任维持之责。事属创举，成败利钝，非所逆睹。惟念自昔创业之君，若晋文之于秦穆，汉光武之于更始，蜀先主之于刘表、袁绍，明太祖之于韩林儿，当其经纶未展，不能不有所凭借，以图大举。兹本忍辱负重之心，为屈蠖求仲之计，降。心迁就，志切救民；兢兢业业，若履虎尾。敢诉愚诚，昭告于我列祖列宗之灵，伏祈默佑。
二月的最末一天，在关东军第四课的导演下，沈阳的所谓“全满洲会议”通过决议，宣告东北独立，拥我出任“新国家执政”。上角利一和郑孝胥告诉我，这个会议的“代表”们就要来旅顺向我请愿，须先准备一下答词。答词要准备两个，第一个是表示拒绝，等“代表”们二次恳请，再拿出第二个来表示接受。三月一日，张燕卿、谢介石等九人到达旅顺。郑孝胥先代我接见，拿出了第一个答词：
然后由我接见。彼此说了一通全是事先别人已嘱咐好的话，无非是一方“恳请”，一方“婉辞”。历时不过二十分钟，各自退场。三月五日，按关东军第四课的计划，“代表”人数增到二十九名，二次出场“恳请”。这次“代表”们完成了任务。我的答词最后是这样的：
走完“过场”，我于次日和婉容以及郑孝胥等人回到汤岗子。张景惠、赵欣伯等人早已在此等候，表示“恭迎”。我们在此过了一夜，次日一同前往长春。
三月八日下午三时，火车到达长春站。车还未停，就听见站台上响起军乐声和人们的呼叫声。我在张景惠、熙洽、甘粕、上角等一帮人的簇拥下走上站台，看见到处是日本宪兵队和各色服装的队列。在队列里，有袍子马褂，有西服和日本和服，人人手中都有一面小旗。我不禁激动起来，心想我在营口码头上没盼到的场面，今日到底盼来了。我在队列前走着，熙洽忽然指着一队夹在太阳旗之间的黄龙旗给我看，并且说：“这都是旗人，他们盼皇上盼了二十年。”听了这话，我不禁热泪盈眶，越发觉得我是大有希望的。
我坐上了汽车，脑子里只顾想我的紫禁城，想我当年被冯玉祥的国民军赶出城的情形，也想到“东陵事件”和我发过的誓言，我的心又被仇恨和欲望燃烧着，全然没有注意到长春街道的景色是什么样子，被恐怖与另一种仇恨弄得沉默的市民们，在用什么样的眼色看我们。过了不多时间，车子驶进了一个古旧的院落。这就是我的“执政府”。
这所房子从前是道尹衙门，在长春算不上是最宽敞的地方，而且破旧不堪，据说因为时间过于仓猝，只好暂时将就着。第二天，在匆忙收拾起的一间大厅里，举行了我的就职典礼。东北的日本“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板垣等等重要人物都来了。参加典礼的“旧臣”除了郑、罗、胡、陈等人外；还有前盛京副都统三多，做过绍兴知府以杀害秋瑾出名的赵景祺，蒙古王公贵福和他的儿子凌升以及蒙古王公齐默特色木丕勒等等。此外还有旧奉系人物张景惠、臧式毅、熙洽、张海鹏，在天津给我办过离婚案件的律师林迁琛、林囗。曾给张宗昌做过参谋的金卓这时也跑来做了我的侍从武官。
那天我穿的是西式大礼服，行的是鞠躬礼。在日本要人的旁观下，众“元勋”们向我行了三鞠躬，我以一躬答之。臧式毅和张景惠二人代表“满洲民众”献上了用黄绫包裹着的“执政印”。郑孝胥代念了“执政宣言”，其文曰：
典礼完毕，接见外宾时，内田康哉致了“祝词”，罗振玉代读我的“答词”。然后到院子里升旗、照相。最后举行庆祝宴会。
当天下午，在“执政办公室”里，郑孝胥送上一件“公事”：
“本庄司令官已经推荐臣出任国务总理，组织内阁，”他微弓着身子，秃头发光，语音柔和，“这是特任状和各部总长名单，请签上御名。”
这原是在旅顺时日本人甘粕正彦早跟我说好了的。我默默地拿起笔，办了就职后的第一件公事。
我走出办公室，遇上了胡嗣瑗和陈曾寿。这两个老头脸色都不好看，因为知道了特任官名单里，根本没有他们的名字。我对他们说：我要把他们放在身边，让胡嗣瑗当我的秘书处长，陈曾寿当秘书。胡嗣瑗叹着气谢了恩，陈曾寿却说他天津家里有事，求我务必准他回去。
第二天，罗振玉来了。他在封官中得的官职是一名“参议”，他是来辞这个不称心的官职的。我表示了挽留，他却说：“皇上屈就执政，按说君辱就该臣死，臣万不能就参议之职。”后来他做了一任“监察院院长”，又跑回大连继续卖他的假古董，一直到死。
但是我的思想反而跟他们不同了。长春车站上的龙旗和军乐，就职典礼时的仪节、以及外宾接见时的颂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不禁有些飘飘然。另方面，我已公开露了头，上了台，退路是绝对没有了。即使板垣今天对我说，你不干就请便吧，我也回不去了。既然如此，就只好“降心迁就”到底。再说，如果对日本人应付得好，或许会支持我恢复皇帝尊号的。我现在既然是一国的元首，今后有了资本，就更好同日本人商量了。由于我专往称心如意的方面想，所以不仅不再觉着当“执政”是受委屈的事，而且把“执政”的位置看成了通往“皇帝宝座”的阶梯。
在这样自我安慰和充满幻想的思想支配下，如何好好地利用这个“阶梯”，顺利地登上“宝座”，就成了我进一步思索的中心问题。我想了几天之后，有一天晚上，把我思索的结果告诉了陈曾寿和胡嗣瑗：
“我现在有三个誓愿，告诉你们：第一，我要改掉过去的一切毛病，陈宝琛十多年前就说过我懒惰轻佻，我发誓从今永不再犯；第二，我将忍耐一切困苦，兢兢业业，发誓恢复祖业，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甘休；第三，求上天降一皇子，以承继大清基业。此三愿实现，我死亦瞑目。”
典礼后一个月左右，“执政府”迁到新修缮的前吉黑榷运局的房子。为表示决心，我亲自为每所建筑命名。我把居住楼命名为“缉熙”，系取自《诗经：大雅·文王》“于缉熙敬止”句。我更根据祖训“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以“勤民”命名我的办公楼。我从此真的每天早早起来，进办公室“办公”，一直到天晚，才从“勤民楼”回到“缉熙楼”来。为了誓愿，为了复辟，我一面听从着关东军的指挥，以求凭借，一面“宵衣旰食”，想把“元首”的职权使用起来。
然而，我的“宵衣旰食”没有维持多久，因为首先是无公可办，接着我便发现，“执政”的职权只是写在纸上的，并不在我手里。